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𨍭貼➡️洛杉磯新增開往台北的航線 往返只要$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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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3-22 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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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tarlux航空公司,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日前,一家總部位於台北的豪華航空公司——星宇航空公司宣佈,將於2023年4月開始執飛從台北飛往洛杉磯國際機場的航班。

預計這家公司將在每周運營5班台北往返洛杉磯的航班,並計劃在6月份擴展到每日都有航班,首航將於4月26日進行。

這家公司的飛機配置位「高級四艙佈局」,即頭等艙有4個座位,商務艙有26個座位,優選經濟艙有36個座位,經濟艙有240個座位。

其中,頭等艙和商務艙的旅客將擁有帶推拉門的私人空間,和帶有完全平坦和零重力模式的座椅;豪華經濟艙將配備額外的可供伸腿的空間,和帶腿托和腳踏板的豪華座椅;經濟艙座位也將提供皮革頭枕和寬闊的座位間距。

而且飛機上的所有座位都將配備帶大型4K屏幕的椅背娛樂系統,星宇航空公司也將為所有乘客提供台灣菜餚,具體餐點可提前在線預訂。

不僅如此,這家公司的機票價格也較為美麗,從洛杉磯往返台北的經濟艙僅要$450美元左右。

現在,您可以通過星宇航空公司的網站預訂4月26日及以後的航班。

星宇航空的航班將於週二、週四、週五、週六、周日凌晨00:50從洛杉磯國際機場飛往台北;從週一、週三、週四、週五、週六晚上11:40從台北飛往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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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飛機機師的告白,原來在台灣當機師這麼血汗 作者Phil Wang 真的飛安至上嗎? 這趟仁川德里的飛行,去程飛時7:36 ,回程飛時6:18,來回都是三個飛行員派遣,原因很簡單: 飛安,因為韓國民航法規定,二人派遣飛時上限是八小時,但是在接近八小時的飛時,很容易會超過八小時,再加上又是夜間飛行,所以為了安全,就是三個飛行派遣,每個飛行員在中途都可以輪休一小段時間。韓國缺飛行員缺的很兇,但是韓國民航局不會因為航空公司缺飛行員,就任意修改飛時的上限。 我總是會回想起早期在台灣的飛行,在某個時間點,因為航空公司也缺飛行員,所以台灣的民航局就善體"人"意的,全力配合航空公司,把二個飛行員的飛時上限改成十小時,這一改就造成了我這輩子最難忘最痛苦的一次飛行。 台灣民航局和航空公司很巧妙的利用"日間"飛行這個字眼,但是時差停留在台灣的飛行員們,在美國的"日間"起飛時間,很可能是台灣的半夜,也是正常人生理時鐘最想睡覺的時候,再加上十小時的飛時,所以在某一趟:台北 - 成田 - 夏威夷 - 成田 - 台北的飛行,就讓我痛不欲生。 從台北起飛是下午,精神飽滿的飛到了日本,差不多是晚飯時間,隔天也差不多是晚飯時間起飛,飛到了夏威夷,都是兩個飛行員派遣(一個正機長,一個副機長),到了夏威夷已經算是台灣熬了個夜,過海關要花個一小時,到旅館也要花時間,進旅館就趕緊上床睡覺,這一覺醒來,正好是夏威夷時間的晚上,請注意時差和生理時鐘的問題,正常人的身體都還停留在台灣的時間,所以夏威夷醒來,雖然夏威夷是晚上,但是台灣時間還是中午,這時醒來正好覓食,但是夏威夷已經過了晚飯時間,等到吃完回到旅館,夏威夷已經是接近半夜,而這時身體處在最清醒的時候,明明知道夏威夷的早上要接車去機場執行任務,但是生理時鐘就是讓你睡不著,尤其是你才剛睡了一覺,所以認真的我,就認命的躺在床上煎魚,怎麼樣都睡不著,翻來翻去的好幾個小時,等到到了台灣時間的晚上,才入睡一小時,旅館叫床的電話響起,再一小時就要準備開車前往機場。 這時身體處在熬夜的狀態,到了機場要過海關,檢查各種飛行文件,上飛機準備各種飛行前的準備,等到快起飛時,正好是台灣時間約清晨四點,對於一個只睡了一小時的正常人類,我只能靠黑咖啡和泰國買的超涼薄荷油來提神,但是起飛之後才是最煎熬的時候。 一路向西飛行,其實就是正對著太陽飛行,規定不能拿任何東西遮陽,所以就一路頂著太陽,這時睡意不斷的上來,吃東西喝咖啡薄荷油不停的交錯使用,一路上要躲雷雨,注意油量的變化............終於我不小心打了個瞌睡,在突然驚醒的那一剎那,我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為我真的不知自已睡了多久,其實只是不到一分鐘,但是駕駛艙後面的空服員和乘客,一條條的人命,如果我進入了雷雨區,輕則空服員和乘客因亂流而摔傷,重則飛機受損故障........但是在我嚇醒之後,我的身體還是在極度的疲倦而且缺乏睡眠的狀態,接下來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在拷打招問情報員時,有一招就是不讓情報員睡覺,肉體的折磨是可以經由訓練而忍受痛苦,但是生理時鐘是人類數萬年來進化而來的,再怎麼樣的訓練都無法讓人在短時間來克服。 進入日本空域後變的更忙碌,滿天都是飛機,這時神智已經有點模糊的我,只能勉強的聽到航管的指示,我的意志只想趕緊落地休息,我的身體叫我休息,但是我卻在用時速超過每小時500公里的速度下降,我不能踩剎車停在路邊休息,唯一支持我的,只有我身體自然分沁的腎上腺素,如果這時飛機發生故障,我不知道我的身體狀況會不會叫我放棄救生的意志,因為我實在太疲憊。 很慶幸的是,那一天成田的飛機雖然很多,但是天氣狀況不錯,飛機也正常,所以我硬撐到落地,滑行到停機坪,下完乘客,過海關,等到進了旅館房間,卻可能因為我的腎上腺素分沁過多,反而躺在床上睡不著。 很多飛行員都有睡眠的問題,尤其是飛長程客機的飛行員,因為有時差的關係,而飛行員的壽命比一般人短,原因就在於過多的壓力和時差的問題,有些人就要靠吃喝來解放自已的壓力,特別是休息時間過短,身體無法恢復到正常狀態下,就要執行下一個飛行任務,身體負荷過大,壓力過大,休息時間就成了最重要的關鍵,飛安的把關,就只能靠民航局和航空公司的良心。我心知肚明的知道,如果我這趟飛行出了事,而我的報告寫我是因為過於疲憊,這時航空公司會告訴我,一切合法,而民航局也會告訴我,一切合法,最後倒楣的還是我。 中東的航空公司,飛行員可以合法的在駕駛艙睡覺,但是台灣沒有。 韓國的航空公司,韓國民航局把關之下,飛行員有嚴格的飛時和休時,但是台灣沒有。 當我在台灣飛行時,頭髮變白要靠染髮劑,睡眠出現障礙,我必須特定訂作了很高級的床墊,兩眼總是像熊貓一樣。但是到了韓國飛行之後,熊貓眼沒了,頭一沾到枕頭就可入睡,本來的白頭髮就這麼的消失,幾年都沒用過染髮劑,我就是個壓力釋放下活生生的例子。 想當初民航局將兩個飛行員的飛時上限改成十小時後,航空公司很開心的把台北新加坡航線改成兩個飛行員和一組空服員打來回班 (台北新加坡來回的飛時都接近四個半小時,台北飛行前準備二小時,新加坡地停一小時,總工時超過12小時),為什麼在大園空難後,馬上就改成台北飛到新加坡要住一天,而不是理直氣壯的還是維持打來回的班? 民航局是飛安把關的重要執法者? 當長榮的飛機,因為在那個很爛的桃園機場滑行道滑行時,被破碎的滑行道異物把直尾翅打爛後,民航局竟然還說:這不影響飛安,我也只能笑笑的看著新聞,然後笑笑的說,還好這架飛機不是在起飛時被打爛直尾翅,難道飛安是指機毀人亡,才是飛安的問題嗎? 把關飛安的,終究還是落在飛行員身上,在不合理但是合於那個把飛行員壓榨到極至的法上,飛行員只能賣命去維持飛安,所以當新聞上說,台灣民航修定的飛行員工時休時的法,是高於國際標準時,我還是一樣的只能笑笑的看著,當然我還沒告訴台灣的飛行員,在韓國只要飛行超過八小時,飛行加給是每超過一分鐘,每位飛行員就要增加30%,我也沒說,在韓國只要夜間飛行(韓國時間的晚上十點到早上六點,不是起飛的當地時間),飛行加給依法要增加50%。錢不重要,拿命還換不到錢,那不是很可悲嗎? 當看到今天的新聞,我笑不出來了,沒有人記取教訓,飛安只是一種口號,一種拿來當作宣傳的工具,一種在媒體上騙取社會大眾的廣告手段,至於是不是真的有飛安,who 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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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THEY WALK AMONG US, ARE IN POLITICS, AND THEY CONTINUE TO BREED. 有!這些人就在我們之中,還就在政治圈裡,而且他們還繼續的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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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 Times 的報導,華盛頓州的一個長老教會的詩班練習60人參加,導致45人染病,二人死亡。 大家吹瞭兩個半小時,真是病毒大飛散。 不能輕視這種情況。 https://www.yahoo.com/news/choir-decided-ahead-rehearsal-now-023414705.html 以下是Google的翻譯。 隨著3月初冠狀病毒在華盛頓州迅速蔓延,斯卡吉特山谷合唱團的領導人辯論是否繼續進行每週排練。 該病毒已經殺死了西雅圖地區,距南部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但是,斯卡吉特縣尚未報告任何案件,學校和企業仍然開放,而且尚未宣布禁止舉行大型聚會。 3月6日,合唱團的指揮亞當•伯迪克(Adam Burdick)在一封電子郵件中通知了121位成員,在“對病毒的壓力和擔憂”下,將如期在弗農長老會教堂進行練習。 他寫道:“我計劃在3月10日星期二到那裡,並希望你們中的許多人也能到那裡。” 六十位歌手出現了。一位迎賓員在門口提供洗手液,而成員則避免了通常的擁抱和握手。 伯迪克回憶說:“除了合唱團是一個僻靜的地方,這似乎是正常的排練。” “我們正在做音樂,並試圖彼此之間保持一定距離。” 2½小時後,歌手在晚上9點分開 將近三週後,有45名被診斷出患有COVID-19或有不適症狀,至少三名已住院,兩人死亡。 疫情使縣衛生官員震驚,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幾乎可以肯定該病毒是從一個或多個沒有症狀的人通過空氣傳播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能想到的,”縣傳染病和環境衛生經理波莉•杜伯爾(Polly Dubbel)說。 在接受《洛杉磯時報》採訪時,八名正在排練的人說,那裡沒有人咳嗽,打噴嚏或生病。 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樂譜,避免直接的身體接觸。一些成員幫助建立或拆除折疊椅。一些人幫助自己放回桌上的普通話。 專家說,合唱團的爆發與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該病毒可以通過氣溶膠傳播有關,這些氣溶膠小於5微米,可以在空氣中漂浮幾分鐘或更長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低估了氣溶膠傳播的可能性,強調病毒是通過更大的“呼吸飛沫”傳播的,當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並迅速跌落到地面時,這些飛沫就會散發出來。 但是3月17日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發現,當這種病毒在實驗室條件下懸浮在霧中時,它仍然具有“活力和傳染性”三個小時,儘管研究人員表示,這段時間可能不會超過在現實世界中需要半小時。 這項研究的作者之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傳染病研究人員傑米•勞埃德•史密斯(Jamie Lloyd-Smith)說,唱歌時散佈在教堂房間中的病毒顆粒的強力呼吸作用可能被廣泛吸入。 他說:“人們可以想像,真正嘗試發出聲音也會發出更多的飛沫和氣溶膠。” 他說,隨著四分之三的合唱團成員對該病毒呈陽性反應或顯示出感染症狀,這種爆發將被視為“超級傳播事件”。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環境工程師,病毒的空中傳播專家林西•馬爾說,有些人恰巧特別擅長呼出優質物質,其產量是其他人的1000倍。 馬爾說,合唱團的爆發應該被視為對公眾的有力警告。 她說:“這可能會幫助人們意識到,我們確實需要小心,” *** 斯卡吉特山谷合唱團從華盛頓西北部吸引其成員,並經常在位於弗農山的650個座位的麥金太爾音樂廳出售其冬季和春季音樂會。 對合唱音樂感興趣的業餘歌手年齡較大,但該群體包括一些年輕人。去年,伯迪克(Burdick)將一些嘻哈音樂融入其中。 樂隊日程安排的下一個重要演出是在旅遊旺季4月下旬,一年一度的斯卡吉特山谷鬱金香節吸引了超過100萬人觀看弗農山周圍草地的絢麗色調。 音樂節很快將被取消,但尚未宣布任何消息,合唱團仍在繼續做準備。 卡羅琳•康斯托克(Carolynn Comstock)和她的丈夫吉姆•歐文(Jim Owen)與他們的朋友露絲(Ruth)和馬克•巴克倫德(Mark Backlund)從附近的Anacortes市乘車前往3月10日的練習。 一起經營房屋改建業務的卡羅琳(Carolynn)和吉姆(Jim)與合唱團一起唱歌已經15年了,他們認為合唱團是他們生活中的核心力量。他們將Backlunds引入了合唱團。 兩對夫婦進入租用的教堂大廳(大約相當於排球場),並伸出雙手準備消毒劑。 帶緩衝的金屬椅子延伸六排,每排20個,椅子之間大約有一隻腳,中間有一個過道。席位是人數的兩倍。 女高音歌唱家康斯托克和男高音歐文坐在第三排他們通常的座位上。朝向前方和中央的行圍繞著行。 49歲的伯迪克(Burdick)面對著他的合唱團站著,伴奏者的右手坐在一架三角鋼琴上。 鑑於對冠狀病毒的焦慮,指揮決定決定以一個名為“唱歌”的歌曲作為出發點。 歌手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用熱情的歌聲唱了合唱:“唱歌!隨你怎麼走,唱歌!唱歌!” 合唱團轉到其他數字,包括福音傳奇人物托馬斯•A•多爾西(Thomas A. Dorsey)撰寫的受歡迎的精神作品:“如果我們以前曾經需要主,那麼我們現在肯定也需要他。” 成員們一度分成兩組,每組站在不同的鋼琴旁唱歌。 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伯迪克的妻子洛林(Lorraine)也是一個會唱歌的專業演奏家,她避免了她擁抱朋友的習慣。 相反,她屈膝告別。 *** 三天后,康斯托克感到發冷。一件毛衣沒有幫助。她的體溫是99.3。 她和歐文取消了當晚在Backlunds家裡吃晚飯的計劃。 晚上9點,她收到了露絲•巴倫德(Ruth Backlund)的短信。72歲的露絲和73歲的馬克發燒。 第二天,3月14日,伯迪克醒來發燒。當他的體溫升至103度時,他開始聽到其他合唱團歌手的聲音。 他們感到疲倦和疼痛。有些人發燒,咳嗽和呼吸急促,他們聽說這是COVID-19的明顯症狀。有些人有噁心和腹瀉。 3月15日,現年62歲的康斯托克(Comstock)製作意大利面時發現了些奇怪的東西。她不能品嚐醬汁,一種辣意大利香腸。她很快就會知道,味覺和嗅覺的喪失也是常見的症狀。 當天66歲的歐文(Owen)那天第一次感到不適,他發現自己的體溫低於正常水平,這種症狀持續存在。當天,Backlunds的流感呈陰性。 他們的診所將樣品送出進行冠狀病毒檢測,四天后又回來顯示他們都患有COVID-19。 3月17日,一名合唱團成員向斯卡吉特縣公共衛生部門發出了有關疫情的警報。 在合唱團的成員名單上工作,十幾名衛生人員爭奪了三天時間以控制疫情。他們打電話給每個成員,以確定誰參加了排練。 他們要求每個有症狀的人列出患病前24小時內的親密接觸者。然後他們打電話給那些人,告訴任何感到不適的人自己隔離。 縣衛生官員杜貝爾說:“我們認為那是一次非常不幸的高風險事件。” 馬克•巴克倫德(Mark Backlund)感到自己在滑倒,但不如年輕的跑步者朋友那麼嚴重,後者因肺炎被送往醫院。兩人最終都會康復。 3月18日,伯迪克收到了來自南希•尼基•漢密爾頓(Nancy“ Nicki” Hamilton)的信息,她是現年83歲的女高音,以其政治活動能力和國際旅行故事而聞名。她擔心一個成員。 三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個電話。漢密爾頓與她交談後不久便被送往醫院,現在她已經死亡。 消息迅速在合唱團成員中間傳開,其中許多人病了,獨自在家中感到悲傷。 衛生官員說,所有接受過COVID-19檢測的28名合唱團成員均被感染。其餘17位症狀沒有得到測試的人,要么是因為沒有測試,要么是因為沒有測試,或者像Comstock和Owen一樣,歌手的印像是只有處境艱難的人才有資格。 據衛生部門稱,患病者中最小的是31歲,但平均為67歲。 伯迪克和妻子在他們的錯層住宅中保持了一周的距離。但是洛林還是生病了。 伯迪克斯很高興聽到醫院的另一名女子-80多歲的女低音-似乎正在好轉。 但是這個星期五,指揮又接到了一個電話。她死了 另一名男高音女子被送往醫院。 其他人則覺得這種病正在減弱。排練十五天后,康斯托克將洗髮水噴在她的手中,並經歷了一種奇怪而令人愉悅的感覺。 聞到了 像椰子。 ***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研究人員瑪爾說,合唱團的爆發使她想起了關於傳染病傳播的經典案例研究。 1977年,一次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飛機在遇到發動機故障後返回阿拉斯加的荷馬,在停機坪上停機了四個小時,關閉了通風系統。 在機上的49位乘客中,有35位出現流感症狀,其中5位住院。研究人員最終將這次疫情追溯到一名婦女,該婦女登機後感覺很好,但後來生病。 此案使流行病學家震驚,使人們意識到流感可以在空中傳播。 研究已經表明,冠狀病毒的傳染性幾乎是流感的兩倍,而且致命性更高。 從病毒的原始來源開始,還有很多關於合唱團爆發的知識。 縣官員杜伯(Dubbel)說,她希望有一天進行一項研究,以確定感染的傳播方式。但是就目前而言,她的團隊忙於控制其他爆發。 馬爾說,研究人員將對合唱團成員提出很多問題。 歌手是否坐在慣常的座位上,以使他們能夠回憶起當晚的位置並幫助重建房間及其居住者的佈局? 沒生病的15個人可能坐在一起嗎? 到週日,斯卡吉特縣有99人呈陽性反應。 合唱團可能再過幾個月才能見面。不過,Backlunds已經重新開始唱歌-在他們的客廳裡同時演奏低音和低音。 這對夫婦,以及Comstock和Owen,想知道他們是否具有抗病毒的抗體,因此,隨著感染的傳播,對他們來說安全的做法是送餐和尋找其他幫助途徑。 康斯托克驚嘆於這一切的隨機性。 她說:“只是普通的隨機人在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突然之間有些人死了。這非常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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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天過後:武漢病毒大流行後的世界 想像一下,在武漢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後,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這並不容易做到,尤 其當你被關在家裡,苦惱著自己的小公司要怎麼發工資,或者試圖上網買點食物塞滿冰箱 的時候。也許更糟糕的是,你或你的家人正在生病。 危機終究會過去,但在彼岸等待我們的,將不會和知道武漢病毒是什麼之前的世界一樣。 這場大流行已經在重塑消費者、企業和政府的行為。過去的前提已經被捨棄,當決策者們 花費數兆美元來穩定經濟時,赤字鷹派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曾經被認為過於激進的全 民醫保和社會安全網,正在得到更多的主流關注;債務變成了詛咒,藥品和醫療用品的關 鍵原料短缺,正在考驗著全球多元化發展。 武漢病毒是真正意義上的黑天鵝,它既是不可預測的,也是一個具有巨大後果的事件。黑 天鵝決定了歷史,因為只有在這種時候,國家、社會和個人才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它改 變了一切,包括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公共財:如醫療和教育的本質。 投資者不會想等著看未來會變成怎樣,他們正試圖弄清楚什麼將是新常態,因為人們形成 了新的習慣,比如說全數網購、線上看病甚至拜訪客戶,以及重新評估債務、資本主義和 全球化,這類的趨勢將加速。 後武漢病毒世界的可能模樣,已經開始在亞洲浮現。在中國封鎖兩個半月以後,人們開始 重新出門。商場的銷售量已經恢復到去年的一半左右,房屋銷售也在反彈;在晚餐或看電 影時搶座位可能會變得更難,因為餐廳和電影院會設計成梅花座,以增加社交距離。 而通勤時間可能會變少,因為普遍的在家工作實驗,說服公司讓更多的人遠程辦公,並重 新考量他們龐大的原有辦公空間。 當然一切都還很模糊:包括美國什麼時候能解除緊急狀態。武漢病毒的疫苗或治療方法也 將改變現狀,全球約有140種實驗性藥物治療和疫苗正在開發中,但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 個月。 在此前,民眾將接受廣泛的測試和監測,政府也需要激勵民眾遵循各種限制。這和準備充 分的醫療系統已經幫助德國、韓國和台灣離恢復正常狀態更接近。 不過在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中,美國的檢測率一直是弱點。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檢測率 落後於香港、西班牙和義大利,僅為0.6%。而美國零星的限制措施,有可能會讓美國出現 滾動式爆發,或第二波疫情爆發。 如果沒有測試和追蹤,就必須關閉一切,而市場還沒有考慮到這有多昂貴,我們可能得在 谷底更久。 這也會影響民眾的心理。大流行破壞了人們的控制幻覺,觸發了杏仁核,大腦被恐懼刺激 ,會讓人產生一種高漲的情緒;但如果威脅持續下去,人們的理性思維能力會被壓抑,造 成恐慌,進一步的失望和再次崩跌,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只有莽撞的交易員才會雙倍下注;其餘的人可能會在第一次大跌時表現得興奮,但出現意 料之外的崩跌時,那才是真正的恐慌時刻。我們會變得非常保守。 未來保守主義可能會是普遍的主題,因為消費者、企業和政府會因為大流行重新調整。下 面是它可能的表現形式: 消費者 消費者的表現如何,將決定經濟復甦的範圍。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個人儲蓄率 從幾乎一無所有,飆升至創紀錄的28%,因為大蕭條時期的一代人專注於未雨綢繆。這場 大蕭條帶來的衝擊,再加上市場下跌和失業,可能會推動消費者增加儲蓄,包括那些仍在 工作的人。 美國的早期數據顯示,消費者已經在縮減開支。根據最新數據顯示,在所有因危機而面臨 收入減少的人中,約40%的人正在減少支出,甚至連必需品的支出也在減少。在本周發布 的另一項調查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已經勘使動用儲蓄或應急基金,63%的受訪者擔 心錢用完。 儘管如此,人們最期待的是再次外出用餐。 信任也將在他們花錢的地方發揮重要作用用。現在,人們正在期待同行和企業提供領導力 和可見的解決方案。這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來實現:包括那些已經站出來幫助社區或工人的 公司,或者採取明顯的措施來保護消費者的安全,比如在雜貨店的收銀臺上清洗購物車和 設置防護罩。 對各種通路的投資,讓公司與客戶能在線上和線下互動也有幫助。例如,NIKE在中國市場 上的業績已經提前復甦,通過保持門店的清潔,並通過其APP聯繫顧客,向顧客宣傳健身 知識,而不僅僅是向他們銷售運動鞋,對公司的發展大有幫助。 另一個例子是奢侈品品牌LVMH,該公司在購物者逛店時向顧客發放白手套,並讓售貨員戴 著時髦的口罩。 這場流行病使人們養成了新的習慣,因為人們被迫在網上購物。不僅僅是青少年,老年人 也開始在網上社交。人們開始在家工作,與客戶、業務夥伴和客戶打交道,這有可能徹底 改變工作場所,並重新評估商務旅行的無處不在。 這代表5G、無線技術和雲計算等基礎設施相關的長期機會,如網路設備和鐵塔公司,其估 值具有吸引力;網路安全類公司也應該更容易抵禦支出削減。 但商業地產和旅遊業可能會受到傷害,因為公司會重新評估他們需要多少辦公空間,並將 商務旅行換成視訊會議。進一步傷害旅遊行業的是休閒活動的可能轉變,因為人們選擇留 在當地,以避免旅行限制的麻煩,或可能對外國人產生的反彈。 自2月份以來,全球範圍內的航班數量下降了70%,而美國的酒店房間的入住率僅有20%。 目前還不清楚限制放寬後會有多大程度的復甦,但需求的降低會迫使航空公司、娛樂場所 和餐館減少稼動率。 這可能會使休閒消費變得更加昂貴,而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2/3的服務業也會因此受衝擊 ,如果服務得人數只有一半,就需要提高服務的價格。當然服務會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 如更少的員工。 企業 看到業務的蒸發,會讓企業重新考慮自己的雨天資金。取得多年的廉價債務後,企業很可 能會青睞於更多的現金。 就像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你會想起不負責任的駕駛,企業也會思考他們的運營和企業槓桿 率,並開始意識到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復原力,與盈利能力一樣重要。 強者可能會變得更強,因為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和定位,讓他們在較弱的競爭對手退出,或 現金緊張而無法創新的情況下,搶占市場份額,提高盈利能力。 這場大流行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營運挑戰,由於供應鏈距離較遠,企業無法獲得關鍵零組 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貿易戰已經迫使企業重新調整供應鏈,而且這種情況還將進 一步加劇。 高管們現在正在談論區域化和中心化,在一個地區生產商品,而不是全球化。隨著企業將 更多的生產遷回勞動力年齡較大的北美,自動化、機器人和數位公司的股票將有更多催化 劑,這些公司可以使製造商更有效率。 這也會給企業帶來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壓力,因為這種流行病在國內凸顯了不平等。在小企 業工作的低薪工人中,學歷低於高中的低薪工人是第一批失去工作的,這些職位通常缺乏 帶薪休假或退休福利。 這場危機所顯示的是,我們的經濟非常強大,但我們的社會結構和勞動力並不強大,社會 和經濟都有一種自我修正的方式。問題是它是否會變得更加平衡。 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加速推動企業將關注點從股東擴大到社區和員工,如果企業接受政府 救助,對企業如何向員工支付薪酬,以及是否削減高管薪酬或回購等方面的審查也會增加 。 這場危機可能是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轉折點,使其更加注重包容性增長,就像大蕭條時期 的情況一樣。在大蕭條期間,看到老年人無家可歸和貧困,導致了社會保險的建立,現在 社會保險已經成為大多數退休人員的主要收入來源。 這場危機可能會帶來類似的壓力,要求提供醫療服務和帶薪病假,以及更廣泛地重塑醫療 體系。這些都需要在下屆選舉中得到解決,政治給投資者帶來了另一個層面的不確定性。 政府 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個又一個前所未有的舉措。印度已經將13億人 全面封鎖了三周,而美國96%的人口都受到了某種限制。其他國家在幾乎沒有任何反對聲 量的狀況下,就關閉了邊境。 全球政策制定者已經打開了他們的錢包,並向經濟注入了數兆美元的資金,其中可能包括 美國的基礎設施法案,或向小企業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貨幣 和財政刺激措施相當於GDP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即便是赤字觀察家們也沒有多少抱怨 ,他們注意到了低利率,並稱支出是避免危機的必要手段。 這些支出聽起來很像現代貨幣理論,或稱MMT,許多經濟學家幾個月來一直在爭論:這不 是健全的長期經濟政策,但現在沒有人在乎,尤其是在大選僅剩7個月的情況下,政客們 更不會在乎。 對監管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在經歷了近年來的放鬆監管狂潮,支撐了市場的發展之後, 這場大流行可能會迎來一波監管熱潮,這可能包括在長期護理機構發生死亡事件後,增加 養老院的安全措施,更好地準備醫療系統,以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在戰略物資 上的依賴,包括藥品和醫療用品。 如果各國建立壁壘,進行指責遊戲,而不是共同應對這種不受國界限制的流行病,那麼這 場大流行病可能會比貿易戰更能破壞全球化,現在還不清楚會走向什麼局面。這些潛在的 變化,會影響到市場預期和投資者的情緒,憂慮的部分原因,是缺乏過去的案例。 有人研究14世紀以來的15次大流行病和武裝衝突,發現大流行病的主要後遺症持續了約40 年,實際收益率「大幅壓低」,而戰爭的後果對經濟影響不大,這可能是因為大流行病後 ,人們轉向了更多的預防性儲蓄。 投資者仍有金融危機帶來的傷痕。家庭擁有股票的比例從2007年的62%下降到2016年的51% ,就在金融危機之前。這個份額在過去三年裡才開始上升,2019年達到55%。再加上企業 行為帶來的變化和政府監管的可能性,估值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美國企業和民眾一樣,會用更低的槓桿來經營,這意味著市場會以更低的市盈率進行交易 。往好的方面想,許多投資者已經經歷了網路泡沫、911事件、金融海嘯和這次大流行的 考驗,這讓我們有了更理性的投資者。
    1 人回報1 則回應6 年前
  •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 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 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 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 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 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 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 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 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 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 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 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 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 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 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 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 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 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 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 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 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 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 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 吉布尼。 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 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 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 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 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 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 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 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 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 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 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 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 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 波特。 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 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 他搖頭。 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 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 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 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 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 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 夢想家的邏輯 接下去的情景。 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 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 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 他談比爾 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 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 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 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 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 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 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 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 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 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 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 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 後來他過世了。 我說。 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 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 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 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 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 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 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 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 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 中產階級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 約翰 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 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 再看本傑明 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 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 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 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 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 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 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 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 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 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 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 說完,我樂,他也樂。 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 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 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 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 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 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 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 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 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 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 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 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 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 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 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 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 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 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 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 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 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 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 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 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 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 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 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 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點吃驚。 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 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 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 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 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 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 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 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 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 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 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 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 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 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於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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