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聲抗疫情 #兩萬億經濟援助 🔶問：我會得到多少補助金？ 🔹如果您在2019年的收入少於$ 75,000，您將有資格全額支付$ 1,200。 🔹共同申報且年收入不足150,000美元的夫婦將獲得2,400美元。 🔹申請為“戶主”且收入不超過$ 112,500的人可獲得$ 1,200。 🔹每個家庭可因每個孩子額外獲得$ 500。 🔹如果您是一家四口，則有資格獲得最高$ 3,400的補貼。 如果您的收入超過$ 75,000，則超出限額的每$ 100收入而減少$ 5補助。因此，年收入 $80,000，可獲$950補助；年收入$99,000或以上的個人 (夫婦二人 $198,000) 則不符合領現金補助。 🔶問：什麼時候會收到此現金補助？ 三週內。 🔶問：會有多次付款嗎？ 不會，這將會是一次性付款。 🔶問：我在哪裡註冊？ 您不需要註冊，政府會跟據國稅局 (IRS) 資料。 🔶問：此現金補助會如何匯款？ 🔹如果您在過去兩年中通過直接存款獲得退稅，那麼這就是匯款的方式。 🔹如果沒有，美國國稅局可以將支票郵寄到您的“最後已知地址”，並且有15天的時間將付款的方式和金額通知您。他們會發送電話號碼和適當的聯繫人，以便您可以告訴他們您是否未收到補助金。 🔹如果您最近搬家，最好盡快通知IRS。如果您尚未提交2018年或2019年的納稅申報單，請盡快申報。 🔶問：政府如何計算我的收入？ 如果您已經報了2019年的稅，補助金額將以此資料計算。若沒有，則以您2018年的資料計算。 🔶問：現金付款是否應納稅？ 不。 🔶問：我必須還補助金嗎？ 無需償還。 🔶問：我在2019年賺了太多錢，沒有資格得到補助金。但是現在我已經被解雇了，我還可以獲得補助金嗎？ 如果您在上次報稅時的收入太高，那麼您可能失去立即獲得現金補助的資格。但是，如果今年個人收入低於$99,000（夫妻成倍增加）以下，您可以在提交2020年報稅表時申請。美國國稅局將會創建一個系統，以確保為有這種情況的人提供幫助。 🔶問：我不是美國公民。我有資格得到補助金嗎？ 是的。只要您使用有效的社會安全號碼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其中包括綠卡持有人，並且通常包括持有工作簽證的人，例如H-1B和H-2A。但這通常不包括訪客和非法入境美國的人。 🔶問：我正在使用社會保障，或者收入低而不需要報稅，我會得到補助金嗎？ 如果您有收到2019年的SSA-1099表格 (這是社會安全管理局每年發送給獲得社會保障福利，包括退休和殘障，的人的表格) ，即使您沒有在2018或2019年報稅或當年未繳稅，您也將有資格獲得補助金。 🔶問：我是一位殘疾退伍軍人，但不報稅。我有資格得到補助金嗎？ 是的，儘管某些細節仍需要解決，IRS將會建立一個系統，以使殘障退伍軍人不會陷入困境。 🔶問：我是一名大學生。我有資格得到補助金嗎？ 如果您的父母在報稅表上聲稱您是被撫養人，那麼您就沒有資格。但是，如果您最近幾年一直在獨立工作和報稅，那麼您就可能有資格。 🔶問：如果我無家可歸或剛出獄怎麼辦？我會得到幫助嗎？ 只要您有社會安全號碼，您就符合在IRS建立的新系統下申請救濟金的資格。 🔶問：我欠稅。國稅局會不付我補助金嗎？ 不，您的補助金付款還是不會受到影響。 🔶問：我有逾期未付的子女撫養費。這會影響我嗎？ 是的，這是一個問題。如果您被財政部紀錄有逾期的子女撫養費，則國稅局可能會減少您收到的補助金。

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 華裔教授感慨：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在中美打響貿易戰、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越發喧囂之際，華裔族群在美國的處境，以及他們在雙邊關係中的角色備受關注。敬請閱讀。 今天的文章是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的會長、加州大學黑斯廷法學院特聘教授吳華揚的演講。他為我們梳理了貿易戰陰影下華裔群體的新挑戰，並直言： 目前是美國國內社會人群被嚴重割裂，最緊張，最令人擔心的時刻。 例一). 我是吳華揚，一個華裔美國公民，美國百人會會長。我今天的演講將分享：有關華裔在美國的發展史，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我想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說起。 華裔在美國：永遠的“外國人” 1968年，我跟隨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時我剛1歲。我的父親是個工程師，和我母親一樣來自台灣。他拿著獎學金到美國讀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福特公司工作。 底特律不像舊金山、紐約這些華人較多的城市，我們家是我們居住的那個社區中唯一的亞裔麵孔。 作為一個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國人群，不希望與眾不同。 而1970年代的美國，多元文化、多元主義這類概念還沒出現，人們覺得，我們這樣的少數族裔就是應該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中被同化的。 如果你與眾不同，你會麵對各種各樣的嘲諷、惡意的玩笑，還有孩子之間頗為殘酷的捉弄。你會被起外號，會被喚作“chink”、“jap”或者“gook”。 人們會問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這麼小的眼睛怎麼看得見東西？在美國的所有少數族裔兒童中，華裔兒童受到的欺負是最多的。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認，我長大過程中，曾對有一雙華裔父母而感到尷尬。 所有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會對自己的父母感到尷尬，但移民子女的尷尬感更強烈，因為我們急於融入同齡人，急於擺脫父母親希望我們能夠傳承下去的少數族裔的身份，因為這些身份給我們帶來了太多不公平的、讓我們難堪的遭遇。 小時候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華人學校學習中文。今天當我來到中國，我終於明白我母親是正確的，那時我多該把中文學好。 但孩提時代的我們又知道些什麼呢？我們隻想待在電視前看卡通片，過得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不想要更多功課，或者做那個孝順的孩子。 一切華裔父母希望他們孩子做的，他們的孩子們無一例外地抵製。盡管我媽媽每晚會給全家人做五道菜的豐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條清蒸魚，我哥哥和我還是會嗤之以鼻，要求吃燉牛肉、披薩和熱狗。 但那時我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國朋友的父母，不會成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們終究和別人不一樣。 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與眾不同是不受歡迎的，不僅有公開的歧視，暗地裏同樣如此。 不管華人多麼勤奮、多麼努力地改善他們的英語發音，隻要他們去銀行申請貸款來買房，或者像我父親那樣打算創業時，他們就會立刻遭遇歧視。 我父母將一切歸咎於他們的口音。他們覺得，因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就一定會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是如此地篤信“美國夢”。 直到1982年，一起華人遇害事件徹底驚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開始寫作，開始為少數族裔的權利鼓與呼，最後成為了一名律師兼教授。 這起案件，在美國的亞裔人群中很出名，在這個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對大洋彼岸的中國人則幾乎完全陌生。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陳果仁）。我並不認識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離我家隻有幾英裏的距離。 他屬於比我家更早一批的華裔移民，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裏安家，多以開餐館、洗衣房來謀生。 陳果仁並不是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也就是說，他不是我父母會拿我與之比較的那種“別人家的孩子”。 他因為開車太快、愛喝酒，大學期間就輟學了。如果他是個白人，那在別人眼中會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夥子。 1982年，時年27歲的陳果仁正準備結婚，迎娶一位同樣是美籍華裔的姑娘。6月19日，一個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們去參加他婚禮前的單身派對。 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兩位白人——一位父親和他的繼子，他們都為美國車廠工作。在一場爭吵引發的打鬥中，陳果仁被這兩位白人活活打死。 我在這裏先暫停一下，講一講這起事件發生的背景。 底特律之所以被稱作“汽車之城”，是因為它彙集了當時美國所有主要的汽車製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它們象征著美國的偉大。時間點也很重要。 當時美國正經曆一場經濟衰退，比2008年的危機更糟，因為那場危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僅僅局限於美國。 當時美日關係十分緊張，原因今天聽上去很耳熟——因為貿易。 那時的日本經濟正處於蓬勃上升期——雖然現在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泡沫，以至於後來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時，美國人非常害怕日本。 他們害怕日本公司將占領美國經濟，以至於全體美國人都終將為日本人服務。 當時日本公司在美國瘋狂收購——這點聽上去也很耳熟——收購美國企業、房地產、球隊，等等。 美國國內的仇日情緒高漲，政客們叫囂著要和日本打貿易戰，還有人說日本在對美進行“經濟上的珍珠港襲擊”。 那時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受到日本進口車的嚴重衝擊。美國車廠的工人們對日本十分仇視，而仇視的對象很快涵蓋了華裔、甚至一切亞裔，因為在他們眼中，“你們長得都一樣”。 在1970年代的美國，如果你長著一張亞洲臉，那麼底特律絕對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讓我們再回到那個故事。就在陳果仁的單身派對上，那兩位白人看到了他，開始衝著他叫喊一連串充滿種族歧視的髒話，如“chink”、“jap”。 陳果仁告訴他們，自己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但無濟於事。 根據目擊者的報道，其中一個白人衝他喊：“就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們才會丟飯碗！”在雙方打鬥中，那兩個白人從車後備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陳文成的頭骨。 他鮮血和腦漿迸了一地，昏迷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粵語：“不公平。” 在醫院裏搶救四天之後，陳果仁不治身亡。 他的死震動了美國的亞裔群體。然而真正讓這個人群熱血沸騰，打破沉默走上街頭，或向媒體疾書表達抗議的，是美國法庭對那兩位白人的審判結果。 盡管這兩人從一開始就承認是他們殺害了陳果仁，但他們始終堅稱那隻是一場酒吧打鬥，否認是基於種族歧視的仇恨犯罪。最終他們被判緩刑三年，每人罰款3000美元，一天監獄也沒進。 這起案件，讓很多亞裔美國人悲哀地意識到，不管自己再怎麼努力工作，再怎麼盡力融入美國社會，自己還是無法被美國人接受，是一群“永遠的外國人”。 中美貿易戰：實為症狀，而非症結 接下來，談談我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 我認為現在中美關係的緊張，不僅僅是貿易上的緊張，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衝突和焦慮；導火索甚至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內政，包括幾個月後的中期選舉。 有兩個大趨勢，正在深刻影響當今中美關係。 第一個是中國堪稱奇跡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幾年每年來中國兩次，每次都會被中國的發展速度驚訝到。 無論以什麼樣的衡量標準，在人類曆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在擁有這樣規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時，發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續，使如此多的人口擺脫了貧困。 即使在美國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也無法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媲美。 中國經濟是個奇跡，但對於美國來說，則成了一種威脅。美國長期占據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國人習慣於把中國看作是第三世界裏仍與貧困作鬥爭的落後國家。 如今麵對這個強大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他們無所適從。 中國不僅開始展示雄厚的硬實力，在軟實力方麵，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國海、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影響力都在迅速上升。這都在刺激著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 我這幾年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課，用英語向中國學生講授美國的司法製度。 我住在校園裏，親眼看見我的中國學生有多用功。他們每天都學習到深夜，周末也不間斷。 我想象不出任何一個美國人，哪怕華裔美國人，能夠像這些中國學生一樣享受學習，把學習當成理所應當的事情。 “努力工作”聽起來應該是個褒義詞，但是中國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國人的眼中，被視作“不公平競爭”。 美國人擔心的是，亞洲人能吃苦，願意忍受更惡劣的環境，最終把美國人都比下去。 一個世紀前，一位名叫塞繆爾•岡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國勞工領袖，在一本政治小冊子上寫下一句當時非常著名的標語：“Meat vs Rice（肉食對大米）”。 他意思是，亞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亞洲人必然會不公平地擊敗美國男子，因此不能讓中國人進入美國。這聽起來真的很荒謬，但它真實發生過。 第二個大趨勢，就是當今在美國社會內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的主要族裔。 這種劇變在美國的某些地區已經引起了反彈。比如舊金山是美國華裔最多的城市，不僅出現過華裔市長，而且華裔正在形成這個城市裏的人口新主流。 這在白人當中激發起一種基於膚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把這看作是一種侵略，認為應該禁止中國學者入境。 甚至有人宣稱，每個中國人對美國來說都是一個威脅，每位華人——不管是新移民還是已經入籍的華裔美國公民——在他們眼裏都可能是間諜。 近幾年中，FBI曾兩次對美國華人發起間諜控告。坦普爾大學物理係主任郗小星，美國國家氣象局公務員陳霞芬，曆經苦難，終於證明自己的清白。 雖然最後這兩起控告都被證實為捕風捉影，然而“所有中國人都有可能是間諜”的言論不僅駭人聽聞，更從側麵說明了美國政府對華人的偏見和敵意。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發布的貿易之戰具有更多象征性，對中國的言辭其實更多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的分化與焦慮，以及中美的文化差異。 此外，中期選舉臨近，特朗普也在為獲得選民支持做準備。中美貿易戰隻是一個症狀，而不是症結，這隻是更大問題的一小部分。 正是在這樣的緊張時刻，持續的交流探討對於中美雙方都至關重要。CCG和百人會將盡全力搭建雙邊友好關係的橋梁，盡力消除誤會，防止衝突升級。 在這個時刻，有摩擦也有衝突，但在尋求解決方法的過程中，發展與機遇也將隨之到來

國寶銀行 - 美國欺凌實例 74歲華裔老人在美國無辜被抓，莫名其妙成了政府的替罪羊，結局卻出乎所有人意料！ 孟晚舟被捕案，震驚全球，而距離現在的10年前，其實也發生了一件同樣驚動世界的抓捕“大案”！ 然而“案子”的被告，只是一個無辜的華裔老人，他在美國突然被抓，成了替美國政府背鍋的替罪羊，面臨“182項指控，240條罪狀”，然而萬萬沒想到，他的結局，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就是孫啟誠。1935年，他生於上海，其父孫瑞麟是著名企業家，更是一個慈善家，曾在重慶南山創辦大型孤兒院，解救了成千上萬，因日寇侵華而流離失所的孩子。 在父親的影響下，一顆民族大義的種子，在他幼小的心裡就種下了，直至日後生長成參天大樹！16歲那年，他家移民美國，在大學裡，他拿下經濟學碩士，還獲得法學博士，這樣通學博覽的優異成績在當時，無論是在華人中還是美國人中，都是鳳毛麟角的存在。而完成學業後，他本可以順利步入美國上流社會，可他，卻在那時，做出一個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決定。 那時在美國，聚集最多華人的地方，莫過於紐約唐人街。家鄉味十足的理髮館、街邊做生意的華人小攤販、簡陋的華人修鞋攤、戲劇表演，這裡的一切，都讓他感到無比親切，他說：每當我在唐人街走一走，我就覺得，很有家的感覺...我想融入這裡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一輩子。 然而，在華人美國求生的背後，其實充滿了無盡的辛酸和不公。 在唐人街擺攤的華人小販，會由於地攤超出了一點點道路，員警就氣勢洶洶找上門，不過短短一米的距離，就會被罰走1000美元，這可是她們辛辛苦苦幾個月的血汗錢！美國警車還會在唐人街隨意停車，擠佔攤販的經營空間，不受任何約束...... 這一切都被他看在眼裡，於是1964年剛畢業的他，毅然放棄了高薪工作，放棄了走入美國上流社會的機會，就在唐人街，修鞋鋪、菜攤、肉店林立的地方，成立了一間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他所要做的就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要為華人同胞們，所受到的不公待遇，提供最及時的幫助！ 之後十多年，他充分發揮所學之長，為華人同胞解決法律上的困難。在接觸了大量華人的困難後，他發現了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很多在唐人街做小生意的華人，薪水是日結或周結，而美國幾家銀行，吸收了華人幾千萬的存款，獲利無數。 可當華裔要向這些銀行借錢、貸款之時，卻是：“對不起，因為拿不出有說服力的收入來源，一分都不借。”造成的結果是：在唐人街生活的中國人，很難買房、更難投資擴大生意，可以說是永遠在美國難以立足。他曾嘗試去幫助同胞們，向美國主流銀行進行遊說，可卻是一次次無功而返。 他感到非常的不公平，為了最大限度的幫助同胞們，他決定，再次放棄了，從事了大半輩子的律師行業，自己去開銀行！他說：“是時候了，我要回饋社會，回饋華人。” “ Abacus意為算盤，在中國人心中，它是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瑰寶，所以他決定，把銀行叫作：Abacus(算盤) Bank（國寶銀行）。他的算盤，是要為同胞謀福祉。就這樣，為了開能為華人謀福祉的銀行，他投入了全部身家，再東拼西湊，終於在1980年，國寶銀行成立了。 國寶銀行的開設，為當地華人從無助與艱難中，帶來了巨大的生機，他克服重重苦難，向美國政府申請了低息貸款，幫助成千上萬低收入的華僑，在美國安家、謀生。 之後又經過20年的不懈努力，無數華人家庭因此重獲新生，不管是賣花的阿姨，還是賣菜的老伯，都是在他的幫助下，終於能買得起房，並擁有了自己的事業，有了立足之地。當地的華人常說：有困難找“國寶”，要借款找“國寶”，要發財找“國寶”。 “國寶”一時名聲遐邇，成了在美僑胞們家喻戶曉的華僑銀行，甚至連帝國大廈的所有者，皮特·瑪律金也成了國寶銀行的客戶。他說：“中國人在國外，團結，應當是融入血液的東西。”“國寶銀行，為的就是要讓同胞，能在異國他鄉生活得體面有尊嚴。” 他將銀行開在了紐約，更開在了華僑心裡！而他在事業成功之際，始終念念不忘生他養他的中國，他深知人才對於祖國的重要，2000年他宣導籌建了“美中教育基金會”，聯絡和組織美國多所大學，與中國的教育部門合作辦校，為中國輸送了，律師、會計、電腦、金融、企業管理等，各方面源源不斷的人才，更加深了中美兩國交流，他的巨大貢獻，受到美國和華僑一致讚譽，他被稱為“中美兩國的親善大使”、“中美友好橋樑的建築師”。 一切原本向著美好前行，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巨大風暴，他，頃刻陷入了萬劫不復！2008年，美國突然爆發嚴重次貸危機，所有的主流銀行徹底慌了，失業、貧困、破產，成為巨大的社會災難，為了挽救幾近崩潰的國家經濟，10月，布希簽署《緊急經濟穩定法案》，決定動用納稅人高達7000億美元的稅金，救助那些金融巨鱷。但這時候，已經飽受折磨的美國人，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花納稅人的錢拯救美國銀行，那誰又來為這次危機背鍋呢？ 政府當然知道，次貸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就是華爾街那些極富盛名的金融大佬，把風險極高的貸款進行包裝，瘋狂向民眾拋售，這樣的惡性循環，最後觸發了這場史無前例的金融震盪！但也因為這些人實力太過雄厚，得罪不起，於是，美國政府就把矛頭，對準了他和國寶銀行！國寶銀行，竟莫名其妙成了當時唯一一個，被美國國家政府，指控貸款欺詐而起訴的金融機構。美國警方去銀行瘋狂抓人，當時的場景令人震驚！工作人員被用鐵鍊拴在一起，一個挨著一個抱頭走了出來，這種逮捕方式，連美國當地律師都看不下去了，“像是趕牛一樣被趕下長廊，這種抓人方式，此前根本沒有先例......”更有人說道：“這太不公平了，這簡直是恥辱！” “如果是一群非裔工作人員，他們就不會這樣！”就因為他們是華裔，住在唐人街，就要遭受如此的歧視與不公？！ 這一年，他已經74歲，萬沒想到，一場美國人釀成的金融風暴，竟讓自己成了替罪羔羊，更沒想到，法庭上他竟整整被定了182條指控，240條罰狀！“大銀行大到不倒，國寶銀行小而進牢”的鬧劇，就此在美國上演。他一家，被媒體曝光在美國民眾眼中，一下子成了“全美罪人”，而這個罪名，不知有多麼荒謬！要知道，當時美國平均房貸壞賬率在5%，而國寶銀行3000多筆貸款，只有9人不履行借貸，壞賬率僅為0.3%，有著全美最低的不履行借貸率。讓這樣一家信譽極佳的銀行，去背美國金融危機的鍋，任誰也無法接受。 可那時美國新聞報導中，卻對華人進行了巨大羞辱，看到自己的父親受到這麼大委屈，他的小女兒憤然辭去政府公職， “美國政府讓我看不到他所宣揚的正義，和公平。相反的，我只看到了他們的無能與狂妄。我真是太失望了。” 她堅決站在父親一邊。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政府地檢署有上百位律師，此後他們對國寶銀行進行調查，可隨後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政府竟主動提出：只要孫啟誠願意交600萬美金罰款，這事就可以過去。 但是為了家人的尊嚴，為了華人的尊嚴，他堅決不妥協：“我們華人做事乾乾淨淨，我們沒做的事，永遠不會認！” “這是一個國家在施威，這是一種天大的恥辱，我不能讓華人臉上無光，我也要給自己一份尊嚴！” 他決定，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要把公平和正義奪回來，就這樣，一個華人家庭，對抗整個政府的戰爭，打響了！面對強大的政府機構，他僅有的優勢是，四個女兒當中，有三個曾是律師，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相當熟悉，“政府不知道我不是那麼好欺負的，而我的女兒們，她們也都是堅強，有智慧，有能力的女人...”而美國檢查院根本並沒有想到，他如此固執，如此頑強，182項指控，本以為勝券在握，卻沒想到由於物證並不確鑿，檢方難度越來越大，最後竟然不惜動用了上百名知名大律師，把國寶銀行的檔案調查了個底朝天，為的就是他一家認罪！ 而這段最困難的時期，支撐他的，是熟悉的唐人街，是最親的同胞們。 每天，面店老闆為他的女兒，送上一份熱乎乎的雲吞面，在店裡，她們一呆就是一整天，討論案件只為“還給爸爸一份清白！”很多華人，一直等待著他洗刷冤屈的那一天，他說：“在我困難時，我的同胞沒有棄我而去，他們給我鼓勵，支持，告訴我一定能打勝這場官司。” 無論什麼時候，華人在海外永遠都團結起來的！這場官司打了整整五年，遞交60多萬張檔，這場力量懸殊的較量中，他以超乎尋常的勇氣，終於贏來了正義！最終，關於他的182項罪名，240條罪狀，無一成立！ 在得知官司勝利後，許多華人紛紛前來，“你為我們出了口氣！”“讓我們相信我們還是有機會反抗的”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勝利，是為捍衛全體海外華人尊嚴的勝利！ 孫啟誠一家人後來，他一家對抗美國政府的故事，還被拍成描述華人抵抗不公的紀錄片：《國寶銀行 小到可以進監獄》獲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長片提名。 尊嚴，從來不靠別人施與，它是自強與抗爭！這是孫啟誠老人的精神，更是所有中國人的精神，我們愛好和平，以和為貴，但這並不代表著我們害怕，更不代表著，我們可以如同魚肉一般任人宰割！中國人的脊樑，永遠打不斷，中國人的信念，永遠撕不碎，不屈的中國，終將贏得勝利！ 視頻：國寶銀行的故事 【看電影了沒】這家華人銀行為何被美國政府盯上？紀錄片《國寶銀行：小到可入獄》👇 (國寶銀行)紀錄片2017--一個華人家庭歷時5年對抗美國政府。 ——————————— https://youtu.be/JkscvUEUnJA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