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

年金改革欠缺財政紀律思考｜王有康 英國《經濟學人》出版的《2017全球趨勢》，介紹蔡英文選前曾保證，將帶領台灣再次成為龍虎(Turning Taiwan into a tiger again)，但蔡政府上任後推動的年金改革方案，不僅欠缺財政紀律思考，也得罪了所有的公教軍警。 520以後的總統府年金改革小組有人提議，公教軍警延至65歲退休才能領取月退金。政府原意是希望改善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強迫所有人一律65歲退休才能領取月退金，這些工作年資數十年以上的高齡在職公教軍警，每月薪水平均是20多歲剛當軍公教的年輕人薪水的兩倍，從財政角度分析，強迫軍公教延退，雖然退休人數會變少，可暫時減緩軍公教退撫基金入不敷出的現象，但政府支付未退休資深高齡軍公教的薪資卻大幅增加。 每人的行業都由自己決定 換言之，政府總支出長期而言可能不減反增，使財政赤字更加惡化，說穿了，這只是零和的財政賽局而已，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各級政府財政支出浮濫，以及錢沒有花在刀口上的無效率問題。此外，試想20歲就擔任公職的軍警公教要跟可能60歲以前經商，60歲以後才考取高普考轉行擔任政府公務員的人，兩者一樣必須65歲退休才能領取月退金，這對20歲即擔任公職的軍警公教的人來說，不盡公平合理，更何況有少數軍公教人員根本活不到65歲，那原本可以領取的月退金變成家屬代領的撫恤金。 台灣的年金制度種類複雜，包括國民年金，勞工、農漁民及軍公教等，政府年金改革必須考慮制度設計之初的社會情境與條件，不能忽略歷史時空背景，否則會陷入昨是今非的盲點與失敗中，勞工與軍公教所適用的法令規定與當初立法提撥設計制度迥然不同，如今驟然拿勞工與軍公教退休制度直接比較，如何讓人心服？ 放眼全球各國，企業薪資都是由業主根據受雇者專業能力來決定薪資多寡，只給得起香蕉，當然就只能請到猴子，獅子是不肯來的，這也是近年來有能力的人才多數外流，或被挖角到新加坡等高薪資地區任職的主因。再說，台灣的軍警公教人員代表政府行使行政權與公權力，性質屬於公法人，這與私人企業以利潤優先，賺錢為主的導向完全不同，有些企業像台積電、鴻海或具規模的民營銀行，員工月薪加年終獎金，甚至超過政府部會首長，這又如何比較呢？事實上，在台灣，想從事任何行業或想擔任軍公教，都是自己選擇的，沒有人限制或強迫你不當警察、軍人或考當公務人員，因此，各行業與軍公教職業根本沒有衝突可言。 改革前需先檢討財政紀律 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近年來軍公教退撫支出只占當年度政府總支出的7.2%，政府應該檢討的是其他92.8%的支出是不是用在刀口上。坦白說，新政府上任後把「軍公教」族群視作為一整個群體來攻擊，卻模糊了這個群體內有高中低階級，高層的政務官與退將等高級軍公教享有高額月退金，但絕大多數中下階層的退休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其實並不優渥。 當然的確有坐享高官厚祿的高級軍公教，退休後轉任財團擔任重要職務，替其雇主拿取政府標案，擔任財團的「門神」。但這僅是少數官僚的惡行，並非大多數基層軍公教所為。有心人士不應該挑動社會對於軍公教的非理性仇視。何況，擔任哪一種行業都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有何理由要這樣挑起社會對於軍公教的仇視？ 稍有財經基礎的人都知道，面對政府舉債連年增加，國庫稅收赤字成長，當前的綠巨人政府刪減軍公教的退休保障，只是杯水車薪，並非治本之道；台灣財政真正的病因在於，數年前由25%降至17%的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降幅太大，加上租稅法規漏洞，富人們賺的錢很多，但可海外逃稅或以高額保險金方式避稅，有些企業獲利頗豐竟可以退稅，再加上稅捐機關查緝逃漏稅人力不足，導致整體稅收大多由中低收入的受薪階層負擔，如此一來，國家財政當然寅吃卯糧。 換言之，不檢討國家財政紀律缺失，不修改不合時宜的稅法陋規，不防堵政府退休高官轉任國營事業，繼續當肥貓爽領雙倍高薪，黨職併公職領高額退休金，以及早年擔任兩年政務官或縣市長就可以每月坐領數十萬退休金等，卻對退休小學老師、國稅局或區公所基層公務員，退休中低階士官開刀，他們並不是肥貓，這樣的年金改革有何意義？ 現政府一直想將大多數中下階層軍公教人員拉到跟低收入戶的待遇接近，跟難民一樣，難道大家要一起共貧嗎？如果只是減法而不是加法，任何人都可以勝任這個改革者的角色，不是嗎？如果政治人物對中低階層的現任與退休軍公教待遇與福利，輜銖必較，把退休金當作施捨的恩典，請問數十萬軍公教誰還會真心為政府賣命效勞呢？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應用商學系副教授)

巴菲特谢幕 留下4条人生建议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 95岁的沃伦巴菲特 发布了他最后一封股东信 以一句简单的“I'm going quiet” 为传奇生涯画上句号。这不仅是一位投资巨擘的退休宣告, 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那个崇尚长期主义、价值投资和人格完整的智者, 正悄然退场。 但比告别更震撼的, 是他在信中留下的4则人生建议。 它们与财富无关, 但比任何投资建议都更有持久价值。 一.与过去和解 (进步永远不怕晚) 别为过去的错误自责, 而是从中吸取教训, 然后继续前行, 因为进步永远不怕晚。 ——巴菲特 这位95岁的老者当然有资格说这句话。 他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 犯过的错误数不胜数。 比如错判科技股, 太早卖出沃尔玛, 错过亚马逊等等。 每一个都足以让普通人耿耿于怀, 但他选择了把错误转化为经验, 继续前行。 最有力的例子, 莫过于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 这被他称为最愚蠢的投资, 因为这是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 却成了他打造万亿帝国的载体。 他没有被困在 “我怎么会这么蠢”的自责中, 而是思考现在“我能用它做什么”。 这种向前看的能力, 或许比他选股的眼力更珍贵。 在急功近利的今天, 巴菲特提醒我们, 真正的竞赛不是短跑, 而是马拉松。 人生的精彩不在起跑多快, 而在于能坚持多久。 二.定义成功 (善行才真正伟大) 成功不在于财富和声名, 或者权力, 而在于善行。 ——巴菲特 从巴菲特口中听到这句话, 特别有分量。 这位曾常年位居世界首富的人告诉我们, 他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资产数字。 这不是富人的惺惺作态, 而是他一生实践的准则。 2006年, 他承诺将99%的个人财富捐给慈善机构, 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慈善捐款。 更令人钦佩的是, 他没有建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而是将资金交由盖茨基金会等专业机构运作, 因为他相信专业胜过相信自己的名声。 在巴菲特看来, 财富不是成功的标志, 而是责任的具体化。 真正的成功是你触动了多少生命, 改变了多少人的处境, 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价值观, 在崇尚快速致富、炫耀性消费的当下, 显得尤为珍贵。 三.人格平等 (清洁工和董事长一样) 请记住, 清洁工和董事长一样, 他们人格上是平等的。 ——巴菲特 这句话不是巴菲特的社交礼仪, 而是他管理哲学的基石。 在伯克希尔, 巴菲特创造了极其扁平的组织结构, 总部员工仅20多人。 他与管理层、普通员工之间的沟通, 直接而简单。 他曾在纪录片中分享过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他在公司加班, 一位清洁工正在打扫办公室。 巴菲特自然的走上前去帮忙收拾垃圾。 两人边干活, 边聊起了清洁工儿子的棒球比赛。 那一刻,没有董事长和清洁工的区别, 只有两个普通人的交流。 这种根植于内心的平等观, 在阶层日益固化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 巴菲特提醒我们, 职位高低只反映社会分工不同, 而非人格贵贱。 一个健康的社会, 既需要能干的董事长, 也需要尽责的清洁工。 两者人格尊严相同, 只是角色不同。 四.选择榜样 (不完美但能更好) 慎重选择你的榜样, 然后效仿他们, 你永远无法做到完美, 但你总能变得更好。 ——巴菲特 巴菲特是选择榜样的大师。 他的榜样名单上, 有他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 有长期合伙人查理芒格, 有他的第一任妻子苏珊巴菲特。 从每个人身上, 他都汲取了不同的养分。 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了价值投资的框架, 从芒格那里理解了品质的重要性, 从苏珊那里学会了共情。 但他从未成为任何人的复制品。 他吸收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念, 却超越了老师的局限。 他钦佩芒格的智慧, 却保持自己独特的幽默 和简朴生活方式。 这正是选择榜样的精髓: 借鉴而不复制, 学习而不盲从。 在这个意见领袖满天飞的时代, 巴菲特的话格外重要。 我们要警惕那些承诺快速成功的偶像, 而应寻找那些 品格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榜样。 当这位95岁的老人用自己的生涯证明, 他的时代从未真正谢幕, 他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 对他最好的致敬, 不是哀悼一个时代的结束, 而是将他留下的智慧, 带入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时代。 我是韦冲, 跟着我每日精进。

美国议员深刻反思：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必须刀刃向内 最近美国两党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委员会”，这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怎么对付中国 可意外的是，这个委员会开会第一天的主题，讨论的不是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中国，而是刀口向内，怎么改变美国 委员会的核心观点认为：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这三十年来糟糕透顶的战略路线，让中国成为最大对手 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里讨论怎么对付中国，核心不在中国，而在美国自身 我们要对付中国的前提是，彻底刀口向内，改变美国自己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发言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他说： “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中美日益激烈的竞争， 这是个历史性挑战，美国认识到这个挑战花了太多时间。” “但我认为当美国聚焦在中美竞争时，我们应该知道最核心的问题，根本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 “核心问题是，美国几十年来的两党共识，这种深入美国经济和政治，深信全球化会带来财富与和平的共识，几乎成了美国的国家信仰” “美国认为当人员、商品、资金在全球自由流动后，就能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 “这种深信全球化的观点，构筑了美国的政治体系，构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根基” “你别说，这套观点在二战后50年里还挺有用，基于这观点美国构建了一个二战后的西方自由市场。” “像是西欧，日本等国家，二战后从一片废墟中繁荣起来，全都仰赖于美国深信的这套自由市场理念。” “这些国家繁荣起来后，反过来会成为美国的重要市场，这也让美国持续繁荣，这是种良性循环。” “而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这种自由贸易的良性循环，塑造了这些国家的价值观，让这些国家拥有和美国一样的价值观，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 “总体来看，二战后50年，也就是1945-1995这段时间，美国的这套'自由贸易，传递价值观'的运转体系，是成功的。” “然后冷战结束了，苏联垮了，而总统们，我这里说‘总统们’，因为这是美国两党总统的共同问题。” “我们这些‘总统们’，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我记得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历史终结论’，美国战胜了苏联，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 “未来全世界都将是如美国这般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化必然改变社会主义。” “美国总统们相信，任何国家只要浸泡在资本主义里，不仅会变得繁荣，而且也会变成美国朋友” “所以狂妄自大的总统们，开始疯狂的支持全球化，因为他们相信全球化就是传播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美国就将持续繁荣，美国开始在世界签订大量的贸易协议，支持组建了大量国际贸易机构，制定各种自由贸易规则。” “美国疯狂邀请全世界各个国家参与到全球化来，即便那些国家和美国三观不合，也没有和美国相同的长期战略目标。” “而在美国支持的所有贸易协议里，没有哪个比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今天的影响更大了” “中国当时是人口第一大国，美国积极拥抱中国，总统这么做不是因为这对美国工人有好处，更不是因为美国能获得多大好处。” “当时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的唯一重要理由是，美国相信，资本主义能改变中国。” “苏联都被美国打败了，美国的体系已然称霸世界，改变中国也易如反掌，中国难道还会比苏联强吗？” “正是基于这种狂妄的认知，资本主义必然改变中国，美国大力支持中国加入全球化，总统相信，中国人吃着巨无霸喝着可口可乐，就会慢慢的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朋友。” “总统们深信，资本主义能改变中国，可现在怎么样了呢？过去整整23年，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反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 “我再重复一遍，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 “美国输了，我们输了，我们勇敢承认吧” “中国敞开大门，热烈欢迎美国，中国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制造成本吸引外资涌入，数百万美国工作，美国的重要产业，美国的工厂，大举进入中国。” “美国资金疯狂进入中国，以获取超高的回报，可美国的工人们得到了什么？” “美国工人们失业了，工厂倒闭了，城镇荒芜了，但美国总统们还在那信心十足的告诉我们，别担心，流失的不是什么好工作，都是底层工作，这些流失的底层岗位，会被更好的岗位取代。” “底层岗位就让它去中国吧，美国工人会有更好工作，而且你们要往远了想想，美国把底层工作送给中国后，中国人会比以前富有，然后中国人就会买美国的商品，他们会买美国手机，看美国电影，吃美国食物，他们会在方方面面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再然后，他们就会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式的美国朋友。” “这是当时总统们的幻想，可今天不用我多说大家也知道，这屁话根本没有实现” “中国制造高速发展，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很大成功，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世界产业链，根本离不开中国。” “再看看可悲的美国，我不用说别的，你们打开每年的中美贸易额，这还不清楚吗？” “2022年，中美贸易总额6926亿美元，其中美国买中国商品5388亿，中国买美国商品1538亿，逆差达到历史记录的3850亿。” “这不是一年，是每一年，每一年都这样，你告诉我说中国人会大买美国货，然后美国会改变中国？” “这明明是美国人大买中国货，然后中国改变美国啊。” “请问中美到底是谁改变谁呢？太失败了” “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历史性的速度增长，但美国中产阶级，完蛋了” “这就是此消彼长，数据触目惊心，如果你比较美国工人的岗位流失，和中国中产崛起，两者发生在同一时间，幅度几乎相当” “美国的衰落，成就了中国的繁荣，可这怪中国吗？这不怪中国，这全是那群冷战后狂妄自大的总统们的责任。” “现在中国富有了，很富有了，但中国人没用钱来买美国产品，他们用钱买中国制造，中国人对中国货的支持，要远大于美国人对美国货的支持” “有人说不对，中国人都买苹果，都买特斯拉，但是苹果和特斯拉是美国制造的吗？” “中国人买的每一部苹果，每一辆特斯拉，没有一个是美国制造的，全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美国工人们没有从中国人买的苹果或者特斯拉里，拿到任何一分的好处” “但苹果和特斯拉却为中国提供了庞大的岗位和强大的供应链，你要知道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上下游的所有供应链，全都是中国自己的，这让中国现在的电动车制造领先世界。” “这就是中国的策略，利用庞大市场和低廉成本，吸引美国制造业，帮助中国产业升级，构筑中国完整的产业链，然后中国再一脚把美国踢开。” “现在你看到一个富有的中国，他们有钱后开始走向世界，开始输出中国模式，这对美国模式构成巨大挑战。” “中国走遍世界，告诉其他国家，美国模式不能解决很多问题，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好用的多，有效得多。” “中国可以制定决策后快速行动，集中全力办一件事，而不像美国这般，一个政策要反复争论，反复扯皮，一条公路中国修一个月，美国修三年。” “中国告诉第三世界国家，这就是中美的区别，而这对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很有吸引力，第三世界国家想要的是快速发展，而不是整天在决策上虚耗时间。” “事实上美国正面临这一历史性灾难错误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资本主义没改变中国，中国却改变了资本主义。” “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被中国改变后的资本主义，不仅在我们身处的国会，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电视和媒体里” “美国内部已高度分裂，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吵不休，这种争吵已经不是观念之争，而是态度之争了，我们只针对不同党派，而不针对不同事” “只要是对手党提出的事，不管什么事，我们都反对，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破坏对手党的成绩，即便那破坏不会对本党带来好处，但我们就是要去破坏。” “美国的体系正在高度分裂，同样分裂的还有美国的上下阶层。” “中美合作三十年，美国工人输的一塌糊涂，可美国商人却赚的一塌糊涂，一边是企业利润屡创新高，一边是铁锈带成百万的蓝领工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 “曾经富有的美国蓝领阶层，现在每月领救济金，曾经充满活力的美国社区，现在一派萧条。” “美国已经成了一个瘾君子，我们对‘中国上瘾’，每天不抽两口中国的毒品，美国就会毒瘾发作，浑身难受。” “当然我指的是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商品上瘾，这不仅仅是廉价商品，你知道吗，大量中国的零部件已经充斥美国市场，没有中国零部件，美国制造寸步难行。” “中国更主导着全球供应链，从食品到药品，再到工业产品，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疫情时期美国的商品大缺货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美国离不开中国，美国对中国上瘾，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啊，你怎么可以对你最大的竞争对手上瘾呢？” “难道未来美国要像一个瘾君子一样，对中国摇尾乞怜，乞求中国再给美国一点毒品吗？” “这太可怕了，中美38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太可怕了，这意味着美国很脆弱，很容易被中国勒索和胁迫。” “当中国掌控世界供应链时，反观美国自己，今天美国的经济高度集中于两个领域，打开电视看看吧，所有财经媒体整天只讨论这两个领域。” “一个是金融，华尔街，期货，买空卖空，虚假的金钱游戏，不制造任何产品。” “一个是大型科技公司，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特斯拉，这些巨型跨国企业，同样不制造任何实物产品，就算制造也大多在中国制造。” “这些企业创造了最大的财富，却提供着美国工人最少的工作，更可怕的是，这些巨型跨国企业，拥有着比美国政府更多更大的权力。” “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都要听命于他们，而这些跨国企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人民，毫无忠诚可言。” “跨国企业的利益，不是美国国家利益，他们只在乎企业股东的利益，只要能为企业股东牟利，他们会毫不犹豫的牺牲美国国家利益。” “可中国呢？你告诉我哪个中国的大型企业不是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有吗？你告诉我一个？” “中国有庞大的国企，全都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还有数量繁多的民企，华为，抖音，也全都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差别太大了，美国难以集中力量和中国竞争。” “现在我们该认清了，所谓经济全球化能让美国更繁荣，完全是一个幻想，我们更该认清，和苏联相比，中国这个对手要强大得多，危险得多，也困难得多。” “哪怕是鼎盛时期的苏联，都不像中国这般对美国威胁这么大。” “苏联从来不是美国的产业竞争对手，但中国是。” “苏联从来不是美国的科技竞争对手，但中国是。” “苏联从来无法让美国成为一个上瘾的瘾君子，但中国能，” “美国对中国上瘾，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有很大制约，对美国的社会有很大影响，那些出卖美国利益的美国企业，更在华盛顿拥有一支免费的游说大军。” “这些免费游说大军，都不是中国花钱雇的，而是在和中国合作中能获得巨大好处，他们都心甘情愿的去替中国说话。” “他们从不关心美国人五年后还有没有工作，从不关心美国在竞争中会败给中国，他们只关心他们的钱包，他们的企业财富，他们无偿的帮助中国，削弱美国。” “这套模式有效而持久，让美国人反对美国政府，让美国企业反对美国政府，从内部瓦解我们，分裂我们，让我们自己打自己。” “但这怪中国吗？各位这是我今天演讲的核心，这怪中国吗？” “这不怪中国，是美国自己制造了这一系列的系统漏洞和政治沟壑，中国只是看到了我们的漏洞，然后利用。” “根本问题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体系本身，美国现在这个政治体系，不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而是为美国企业资本服务的，这才是关键。” “核心不是中国对我们做了什么，核心是我们要对自己做什么，美国想要赢得和中国的竞争，就必须改变如今国家为企业资本服务的本质。” “我们要管控那些不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企业，我们要改变主导我们经济政策和政治体系的运转模式。” “我天天在国会，天天听到那些话，噢你不能这样对中国，因为这会伤害美国的贸易，噢你不能那样对中国，因为这会伤害美国的利益。” “拜托，这不是美国的贸易，这是你们企业的贸易，这不是美国的利益，这是你们跨国企业的利益。” “我受够了这些，这是一整个美国体系的灾难，现在不是1991年，现在不是2000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而我们却沾沾自喜的对手。” “美国真的会赢吗？以美国现在灾难般的国家体系，和中国竞争越久，对美国越不利，和中国拖越久，美国优势越小。” “各位，我会在接下来几周的国会演讲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替代蓝图，这比我整天坐在国会争论要禁止中国这个，禁止中国那个要强得多。” “请你们记住，我们要做的不是禁止中国的哪个产品，或者打击中国的哪个产业，我们要做的是改变美国这运转了30年的全球化灾难体系” “打击中国产业，禁售中国产品，赢不了中国。” “但是彻底改变三十年来美国自身的灾难体系，可以。” “但我也要丑话说在前面，改变美国自身灾难体系，绝非易事，因为那些靠着旧模式混的风生水起的人，仍然在美国有着庞大权力，他们会想尽办法来阻挠我们改变美国，他们会用尽他们的权力来维护这个旧系统。” “但我的美国朋友们，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和旧势力的阻碍者斗争到底，因为这场中美竞争的胜败，将定义全世界整个二十一世纪”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

轉載》 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 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 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 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 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 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 執筆者： 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 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 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 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 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 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 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 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 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 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 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 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 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 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 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 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 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 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 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 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 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 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 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 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 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 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 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 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 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 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 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 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 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 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 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 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 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 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 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 「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 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 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 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 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 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 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 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 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 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 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 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 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 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 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 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 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 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 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 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 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 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 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 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 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 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 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 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 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 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 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 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 「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 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 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 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 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 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 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 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 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 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 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 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 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 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 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 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 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 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 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 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 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