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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麽開放的國度,怎麽就容不下一間和服一所日本學校呢?
我來告訴你究竟為什麽。
黃埔軍校畢業二十萬,殉國十九萬。
川軍出川三百五十萬,返鄉只剩十三萬。
廣西六萬多人三天三夜全部打光。
這是中國第一代飛行員的合影。
相片裏吊著十字標的都已經殉過。
他們有的來自頂尖學府,有的是歸國華僑。
有的出身名門望族,然而他們最後的歸宿都是殉國。
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三歲。
閻海文在日軍包圍下,將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嘴裏高喊著中國無備服空軍。
犧牲十年級二十一歲,沈重慧家是顯赫的官宦子弟。
飛機突發鼓掌,卻毅然放棄跳傘。
照著航校校訓說的那樣,我和戰機就是射向敵人的最後一顆子彈。
跟日艦同歸於盡時,年僅二十六歲。
身陷五架敵機圍攻的陳懷民,寧死不跳傘。
他選擇與一架敵機粉身碎骨,殉國十年僅二十二歲。
而他才剛剛跟未婚妻商定好大喜日期。
突聞噩耗的未婚妻含淚跳江殉情。
這是一段日軍自己抓拍到的珍貴錄像。
他們的轟炸機長驅直入,以為中國的天空都是太陽起了。
就在日軍毫無心理防備的情況下,突然闖入一架中國空軍的雙翼飛機。
日軍錄製設備清晰的錄下了他們的震驚。
原來在所有學生都犧牲後,他們的教官李向陽毅然開啟一十五教練機。
奮不顧身地衝向日軍三十二架機群,他在戰前日記中曾留下絕筆。
我的學生都戰死了,現在該我這個老師上去了。
這所航空學校出來的每一個英雄,都將校訓上的大字深深刻進了骨子裡。
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如此霸氣而悲壯的校訓,前所未有,害人聽聞。
然而抗治舊國不只有成年人,還有可憐的孩子們。
1938年廣西組建了一支學生軍,他們臨死前曾寫下著名的竹林遺書,
終有一天將我們的青天白日旗飄揚在富士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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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毫悔意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 - Andrew Roberts/ 安德魯·羅伯茨 譯/陸大鵬 導讀 我多次發現,日本人用並不光明正大的措辭來暗示,其他國家 包括中國、英國和美國應當對發生的事情負責。而裕仁天皇的政府是清白無辜的。一個國家若不能看清自己的過去,就無法進步。在這方面,儘管日本擁有許多迷人之處和值得讚揚的職業道德,它卻明白無誤地拒絕面對自己沉重的歷史責任。 我和太太蘇珊最近剛從日本度假回來。我們之前從來沒去過日本。 這個國家包括友善的人民、美麗的神社、美食和豐富的文化, 給我們留下了極佳印象。但作為歷史學者,我對日本的博物館表現昭和時代(1931—1945)的可恥方式感到震驚和憤慨。從專業的角度來看, 日本博物館對中國以及我的祖國英國,還有1941—1945年間的美國的立場,簡直就是對這些民族的歹毒誹謗。 當然,每個國家對世界歷史那個恐怖時期的記憶是不同的。德國人對納粹歷史的態度是敏感而負責任的,這與德國作為一個模範現代國家的地位是相稱的。德國人能夠認識到,在他們的獨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統治下,德國曾給世界造成可怕的苦難。在法國,1940—1944年的納粹佔領時期,至今仍然是一個痛苦反思的主題。 對於普通法國人不得不做出的艱難抉擇,法國國內今天還有非常激烈的爭論。在英國和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得到讚頌,被譽為“正義戰勝邪惡的勝利”(當然它無疑確實如此)。英美人對地毯式轟炸德國與日本,以及向日本投擲兩枚原子彈沒有多少道德顧慮,畢竟在全面戰爭的環境裡,英美的這些行為是可以辯護的。在俄羅斯,人們不斷肅穆地、強有力地紀念在二戰中死去的2,700 萬人。 然而在日本, 有的人幾乎完全拒絕承認日本對昭和時代的事件負有任何責任。 我多次發現,日本人用並不光明正大的措辭來暗示,其他國家, 包括中國、英國和美國,應當對發生的事情負責; 而裕仁天皇的政府是清白無辜的。一個國家若不能看清自己的過去, 就無法進步。在這方面, 儘管日本擁有許多迷人之處和值得讚揚的職業道德, 它卻明白無誤地拒絕面對自己沉重的歷史責任。 位於東京的江戶東京博物館是一家很好的學術機構,介紹了許多個世紀以來的東京歷史。然而在這家博物館,從20世紀 30年代到1938年頒佈《國家總動員法》之間的歷史卻是一個空白,而且完全沒有提及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博物館裡講到“人民受到壓迫”,但說的只是日本人民受壓迫,而隻字不提中國人,就好像日本人民沒有全心全意地支持戰爭似的。博物館還用這樣毫無意義的言辭來逃避事實:“與此同時,組織了城鎮和社區協會,作為戰時行政管理的最基層單位。這些協會加強了集體責任,並維持監管,以執行戰爭計畫。”不管這話是什麼意思,都不能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那個時代。 江戶東京博物館 博物館裡完全不提盧溝橋事變,或日本入侵中國東三省,或南京大屠殺,或中國戰俘遭到的虐待,或任何能夠把展品置於恰當的歷史語境之下的事件。1942年4 月1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到一年之後,其中一個展品介紹寫道:“東京首次遭到美軍空襲。這是一次偷襲。”卻完全不提太平洋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日本偷襲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國艦隊。參觀展覽的日本平民或者剛剛下飛船的火星人, 都會覺得美國人無緣無故轟炸了東京。 展覽裡還說“為預防此類空襲,1937年4月頒佈了《防空法》” ,而隻字不提日本已經無端地野蠻侵略中國6年之久。 展覽裡花了很多篇幅來描寫美國B-29轟炸機(博物館準確地說它是 “美國波音公司製造的重型轟炸機”)“將東京化為灰燼”。 美國轟炸機確實把東京化為灰燼了,及“城市遭到徹底摧毀,市民受到戰爭的殘酷蹂躪”,卻沒有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展覽中唯一提到中國的地方是,“1944年6月, 日本本土遭到的第一次大規模空襲是由從位於中國的軍事基地起飛的 B-29轟炸機執行的”。不瞭解這個歷史時期的人,比如參觀博物館的許多日本學童(沒有人誠實地給他們講述日本那個時期的歷史),或許會得出結論: 中國是侵略者,日本是受害者。 廣島於1945年8月6日被盟軍投擲的原子彈摧毀。 如今廣島也有一座非常震撼人心的博物館, 但那裡也不曾努力將原子彈襲擊置於歷史背景之下。訪客快要離開展覽的地方,才有一個展板,只用一句話說日本應對此負責。但即便在這裡,博物館方面也試圖歪曲史料,稱“美國人相信原子彈能夠結束戰爭、遏制蘇聯人在戰後的影響力,並且研發原子彈的巨額開支在美國國內也能得到接受”。 日本人居然以為,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其顧問的腦子裡會想到這後兩個方面(而事實上他們在焦急地渴望儘快結束二戰),真是對杜魯門等人的污蔑,是沒有事實依據的陰謀論。杜魯門做出嚴峻的決定,把廣島的14萬日本平民化為灰燼,背後真正的原因絕對不是對俄政策和在國會為研發原子彈的開支辯解 。他這麼做,是為了拯救25萬正在準備進攻日本本土島嶼的美軍士兵的生命,並結束漫長的屠戮歲月。現代日本政府竟然允許在公共場合傳達這樣毫無根據的陰謀論,實在觸目驚心。 我在這次旅行中目睹的毫無悔改之意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和拒絕為1931 — 1945年事件負責的最惡劣例子, 是東京臭名昭著的靖國神社。日本人建立它是為了“撫慰為國捐軀的英靈,並將其成就流傳後世”。在靖國神社,無端侵略中國(在1 931—1945年間導致超過1,500萬人死亡) 的行徑被簡單地稱為“中國事變”,入侵東三省被輕描淡寫為“滿洲事變”,而日本在朝鮮的所作所為被概括為“朝鮮問題”,仿佛日本在朝鮮只不過是在解決一個問題,而不是蹂躪這個國度,將其很大一部分女性變成慰安婦。 珍珠港遇襲及其後續事件—日本向緬甸、菲律賓(最終導致菲律賓人口的17%死亡)、澳大利亞、新幾內亞、 印度支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其他和平國家發動了類似的無端侵略 —被日本人歸咎英美。更糟糕的是,在靖國神社, 除了展出大量軍事物品(神風特攻隊的“櫻花”飛機、單人潛艇、零式戰鬥機等等,這些都可以接受,因為這畢竟是個軍事博物館)之外,還展出了一台來自臭名遠揚的泰緬鐵路的火車頭。泰緬鐵路是由戰俘在最不人道、最殘暴的條件下修建的。爪哇人、 印度裔馬來泰米爾人、緬甸人、中國人、 泰國人和其他東南亞民族的人,以及英美和澳大利亞戰俘,被強迫在鐵路上做苦力。據估計,死者多達20萬人。 然而日本人卻在靖國神社的博物館中央大廳展出了這樣一台火車頭。 我去過泰國的北碧府戰爭公墓,泰緬鐵路的許多西方受害者被埋葬在那裡。在這座公墓,我受到了極大觸動。而在靖國神社,看到那樣一台火車頭被展出,我大感震驚。我們參觀波蘭的奧斯維辛時,可以看到除了屠殺猶太人的歷史資料,還有現代德國對此懺悔的表達。在靖國神社絕對看不到這樣的懺悔。那裡隻字不提戰俘遭到日軍摧殘的事情。 同樣,神風特攻隊(日本人絕望地投入神風特攻隊,企圖扭轉太平洋戰局)的狂熱飛行員得到謳歌,仿佛“神風”這個詞能夠賦予他們一種真正的精神權威。而事實上這些人和9·11事件摧毀曼哈頓雙子塔的自殺襲擊者是一丘之貉。 比這還要糟糕的是,日本人刻意地努力將責任推到中國和西方國家身上。日本侵略軍於1 932年3月1日建立的親日傀儡“滿洲國”被描述為一個真正的獨立自主國家。靖國神社的展覽裡寫道:“五個民族的聯盟在滿洲建立了一個新國家。”旁邊懸掛著“滿洲國”的四色旗。事實上,“滿洲國”是東京政府強加於當地人民的,日軍於1945年離開之後,“ 滿洲國”立刻垮臺了。 整個日本歷史被描述為,無辜的日本人民遭受了一連串侮辱和剝削,不管是多麼微不足道或者古舊的事情,都絕對不能忘懷或者原諒。例如,日本人告訴我們,1807年在庫頁島,“俄國人偷竊了糧食和其他物品,並縱火燒毀日本民宅”。高潮是1937年11月7 日日軍第7步兵團一名少校的信,他寫道:“中國平民和中國軍隊對日本人的輕蔑到了極端強烈的程度,這讓我不僅作為軍官,還作為一名日本國民,感到莫大的憤慨和悲傷……我還聽說有日本婦女被中國人強暴。” 在這封信的僅僅5個星期之後,1937年12月13日,就發生了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長達6周,導致約30萬無辜中國平民死亡。日本博物館選擇展出這封信,就是要把南京大屠殺的罪責推到中國人身上,而不是日本人。作為歷史學家,我在過去30年裡寫了19本書,包括好幾本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我對日本人如此變態地歪曲事實感到無比震驚。 日本博物館展覽中還提到“中國恐怖主義的復興”和淞滬會戰,“又是中國方面挑釁”。唯一一次提到所謂“南京事件”是這樣的概括:“松井石根將軍告訴他的部下, 他們要維持嚴格的軍事紀律,任何違反法律的人都將受到嚴懲……中國軍人用平民服裝偽裝自己,受到了嚴厲懲罰。”真相—一連六周,日軍燒殺姦淫,到處強姦城內婦女和女童—被完全無視。關於武漢戰役,展覽中說:“日軍特別小心地注意保護平民與歷史文化建築的安全。” 1941年12月7日,日軍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 日本人將此事的責任完全推到美國總統羅斯福身上,因為他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這引發了戰爭”。博物館的館長顯然沒有考慮到,日本當時完全有辦法讓美國解除禁運 —日本撤出他們侵略的法屬印度支那即可。甚至有一個叫作“日本努力避免戰爭”的展品,是1943年11月6日的一份聲明, 其中寫道:“大東亞各國將與全世界所有國家友好相處,並努力奮鬥,以消除種族歧視、推動文化交流、促進全世界資源流通,並通過這些途徑為人類做貢獻。”而日本人玩世不恭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與這些聽起來高尚的理想迥然不同。 日本偷襲珍珠港 據說,一名日本教師向學生提問:“日本為何進攻珍珠港?”學生答道:“為了給美國摧毀廣島報仇。”這可能是個笑話, 但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我也不會驚訝。 因為日本博物館和神社裡的歷史敘述非常歪曲而缺乏歷史依據。一個偉大民族不會覺得需要為自己的過去撒謊,而應當對他們導致的 1,500萬中國人死亡的慘劇和其他民族(包括我們英國人) 的苦難更尊重一些。而這種得到官方認可的極端民族主義、 顧影自憐、狡猾影射(比如說中國人強姦日本婦女,而不是日本人強姦中國婦女)和厚顏無恥的造假,都是糟糕的外交政策,在歷史上也是令人不齒的醜行。 毫無悔意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 -- Andrew Roberts http://dajia.qq.com/original/ category/roberts2016111601. html 中文翻譯 http://xw.qq.com/iphone/m/ category/ 24c386cd9c503780b1b219e9aa0631 36.html?from=groupmessage& isappinstalled=0 Andrew Roberts https://en.m. wikipedia.org/wiki/Andrew_ Roberts_(histo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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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全世界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場疫情給人類帶來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時間到底有多長。到今天為止,對於眼下的這場疫情,全世界估計還沒有多少人來得及做一次深刻、全面而又富有前瞻性的理性分析,事態的發展,已經在各個方面無數次擊穿了我們的想像力,由此並沒有多少人意識到,全世界正在面對一個人類踏進文明門檻以後從未遇到過的全球性大毀滅。 現在,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從美國、歐洲回來躲避瘟疫,他們以為躲完風頭之後就可以再回歐美去繼續求學、工作,可是他們哪裡想得到,他們這次回到中國,很可能就是一次單程旅行,之後他們可能再也不能返回歐美去了,也許要幾年、十幾年過後,歐美的那些著名的大學才會重新打開塵封的大門。 然而,2020年年初的這場疫情,對中國來說,卻有著自1840年以來非同一般的意義。 目前,依照新冠病毒COVID-19兇殘而狡詐的特性來看,人類在短時間內根本不可能將其徹底消滅,可以預料,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整個地球都會在COVID-19及其各級變異後代的輪番進攻的滾滾狼煙之中瑟瑟發抖。 未來幾年或者十幾年,人類的生存很可能會進入這樣一個模式: 1、病毒以「候鳥模式」在南北半球之間來回流行傳播。 第一年的10月、11月——第二年4月、5月,病毒(冬瘟和春瘟)在北半球肆虐,而第二年的4月、5月——第二年的10月、11月,病毒(夏瘟和秋瘟)在南半球流行,到第二年的10月、11月——第三年4月、5月,病毒又回到北半球蹂躪,之後再去到南半球,整個地球就在這種週期性的痙攣中痛苦呻吟。 2、「斷航、封國、封城」與「蟄居」將成常態。 這些極端的抗疫方式,將會成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在生活中隨時可能遇到的常態,全人類的生活都退縮到了只滿足于生存基本需求的底線,人類的社會活動受到了嚴重的壓縮,人類的發展空間萎縮到了最小程度。 3、人類的生存品質、總人口數量,將會斷崖式地急劇下降。 第三產業將會遭受重創,金融業、文娛體育額產業、旅遊業、餐飲業將會慘不忍睹,跨區域投資陷入全面停滯,國際貿易下降到最低程度,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中國的經濟存在著短暫時間的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風險,而許多發達國家以第三產業為主的GDP將會出現腰斬,全球化1.0正式解體,社會平均生產力水準大幅度下降,人類的科技文化水準將會大幅度倒退。 4、全球政治經濟將重新洗牌。 在愈演愈烈的疫情背景下,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將出現一輪又一輪的重新洗牌,大範圍內硬殺傷戰爭爆發的幾率將會大幅下降,但小規模的高烈度局部戰爭爆發的頻度將急劇增高,其中,以人類生命為攻擊目標的生化戰爭將成為戰爭的重要形態,甚至是主要手段。 5、大自然將淘汰十億以上人口。 相對於世界範圍的生產總量來看,77億的全球總人口顯得絕對過剩,因此,大自然將以它自有的殘酷方式直接或者間接地淘汰十億、二十億甚至更多的人口。 人類是否可以通過研發疫苗和新藥來戰勝COVID-19病毒? 目前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COVID—19病毒堪稱一個完美的傑作,就像一首宏大的交響詩一樣精妙複雜而又巧奪天工。人類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強大的全能型的納米級對手。 從能得到的公開信息來看,新冠病毒並不像是一個自然產生的病毒,它所具備的許多特性讓它更像是一個極微小(125納米)的智慧型機器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人體的細胞內穿梭巡遊,人類的肺臟、肝臟、腎臟、大腦、免疫系統、排泄系統、生殖系統,統統都是它的攻擊目標。而在發起攻擊的同時,它還可以輕鬆躲過藥物對它的追殺,直到和宿主一起同歸於盡。 第一,病毒有超強的耐心,它可以在人體內無症狀潛伏14天甚至更長時間,目的就是要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最大程度地傳染給它能接觸到的人。 第二,病毒有驚人的謀略,它的病死率不高不低,與超長潛伏期結合得恰到好處,既不能讓宿主很快病死,又能在被發現之前盡可能傳染更多的人。 第三,病毒有神鬼莫測的傳播途徑,它可以通過空氣、觸摸、飲食、糞便傳播,甚至根據上海瑞金醫院的解剖報告來看,病毒完全有可能通過大面積暴露和有損傷的皮膚傳播。 第四,病毒有閃展騰挪的攻擊路徑,科學家原來以為新冠病毒主要是通過血管緊張素轉化酶(ACE-2)來建立對人體的攻擊路徑,但是其後病毒出現變異,又發展出三條新的攻擊路徑FURIN、GRP78和 CD 147。 第五,一些研究人員認為,病毒實際上具備了乙肝病毒和愛滋病病毒的特性與功能,又能以流感的方式大範圍內傳播,即使是宿主通過治療恢復了健康,病毒可能還會終身寄生在宿主體內,等到各種條件具備的時候,它將再度生機萌發、興風作浪。這就像是原本就十分兇惡無比的老虎,現在又突然長出了翅膀,而且還成了隱身,由此,各種現代化武器武裝到了牙齒的人類,才會在第一時間被打得潰不成軍,狼狽不堪。 病毒的神奇之處還不僅在於此。 病毒是一個單鏈的RAN冠狀病毒,極不穩定,非常容易出現變異(病毒的設計者在一開始看中的就是冠狀病毒這個特性),僅僅是在2020年2月12日之前,病毒的進化樹上最少就已經有了5個單倍型。 今後,在世界範圍內的大流行過程中,病毒必然會產生越來越多的變異,繁衍出越來越多的亞型,甚至可能與別的病毒形成重組,突變演化出一些全新的超級病毒出來。 另外,近來在網上出現一個資料,有人發現3月8號之前,美國華盛頓州的一個病毒毒株已經有了26步突變,在法國境內的毒株有了18步突變,而在中國境內,最早的毒株突變只有香港的一例,為10步。 人類在與病毒對抗的鬥爭中,一種被動的但可以最廣泛使用的手段,就是生產出對付病毒的特定疫苗。然而,疫苗的研製週期最少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這個速度遠遠小於病毒的變異速度,這也就是說,如果在沒有中醫藥等有效藥物介入的情況下,人類實際上就是在騎著自行車追趕病毒的高速列車,只會越追越遠,越死越多。 退一步說,即使半年或者一年後,能夠對付病毒的疫苗和藥物研製出來了,但是,這些疫苗和藥物能夠對付病毒各個家族中不斷形成的新的亞型嗎?如果那時病毒又產生了更大程度的突變,那人類又該怎麼樣來應對呢? 據冰島媒體“雷克雅維克秘聞(The Reykjavík Grapevine)”3月25日消息,冰島國內一名新冠肺炎患者被檢測出同時被兩種新冠病毒的感染的情況,其中第二種為原始新冠病毒的變體,這是冰島第一次發現受雙重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並且,冰島科學家已在國內發現40個病毒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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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篇文章分析了今日阿富汗 塔利班 和蘇聯 美國多年的千絲萬縷及歷史的必然 阿富汗老百姓為何選擇塔利班,#真相比你想像的更殘酷 #細說阿富汗政經及歷史演變 #塔利班回來了。 美軍一撤,他們扶植了20年的阿富汗政府軍立刻如鳥獸散。 無數新聞工作者發現,平時可以跑得很快,但現在,連他們的報道發出來的速度,都跟不上塔利班推進的速度。 8月6日,塔利班佔領阿富汗第一個省會,8月15日,就圍住了首都喀布爾,開始和政府進行權力交接談判。 沒有任何抵抗,總統逃了,首都被塔利班佔領。65.23萬平方公里的阿富汗,不到十天全部淪陷。 許多媒體想不明白了:這個炸燬大佛、摧毀學校、要求女性全部穿罩袍的政權,根本就是反人類的,為什麼一路高歌猛進、勢如破竹? 塔利班的推進速度,哪怕遇到最輕微的抵抗,都不可能這麼快。 阿富汗老百姓面對塔利班,真的很像中國人在書上看到過的一個詞: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如果塔利班背後有大國角力還好說。問題是:並沒有! 這塊被戰火反覆蹂躪,又在美國鉅額軍力和美元下好容易維持了二十年的土地,幾乎是外國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那麼問題來了——阿富汗的老百姓,到底是怎麼想的? 如果多看看阿富汗的過去與現在,就會發現,和我們大多數人震驚、嘆息的態度相反。 塔利班這種組織,說不定還真是“阿富汗人民的選擇”。 01 2021年了,阿富汗的人均GDP是500美元,連軍人都有90%是文盲。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鴉片戰爭前的中國,GDP大概也有人均600美元。 同樣是沒點亮科技樹的農業國家,阿富汗到現在,還沒趕上積貧積弱的晚清。 阿富汗這個國家,從一開始,抓到的就是一把爛牌。 它是一個完全被山地覆蓋的內陸國家,周圍是一圈鄰國:伊朗、烏茲別克、塔吉克、巴基斯坦、伊朗。跟中國其實只有茫茫雪原上的一個山谷接壤。 作為中亞和南亞之間的戰略要地,阿富汗不可避免地被捲入戰火。阿富汗一開始就是英國和俄國的角力場,先後打過幾場戰爭,首都毀於一旦。 然而,兩個國家先後不約而同地做出一個決定: 不要佔領這個國家,留著它作為一個緩衝國,足矣。 為什麼兩大列強如此一致,就是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難統治了。還不如留著它,給競爭對手一塊絆腳石。 山地割裂了這個國家。 不同族群、不同的教派聚居在山間的峽谷地帶,交往非常困難,各部族之間想要互通有無,跟西天取經一樣難。 何況它們之間還有深深的矛盾,動不動就你死我活。 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中,許多學者會把國家是否多山作為一個變數:山地意味著交通困難,再強大的政府也很難有效管理。無數的峽谷和山洞,也給叛軍提供了絕佳的藏身之地。 因此,阿富汗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大一統的中央政府。 唐僧經過阿富汗的時候,親眼看到了後來被塔利班炸燬的巴米揚大佛。可是直到1747年也就是中國的乾隆年間,阿富汗王國建立,這片土地才終於有了一個國家的雛形。 這時候,中國幾千年的中央專制政權已經沒剩多少壽命。而阿富汗在這條路上還剛剛起步。 又過了整整一百八十年,到1927年,阿富汗才第一次發行全國性的貨幣。 所以,阿富汗居然憑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躲過了兩場世界大戰。 02 二戰之後,阿富汗有過繁榮而穩定的幾十年。 那時候,喀布爾有不少高樓,西化的白領在喝咖啡,街上的小姐姐都穿著短裙。 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這個國家十年間有100萬人死於戰火,600萬難民逃到國外。直到現在,這場戰爭留下的陰影,仍然籠罩這個國家。 隨便一個牧羊人都可能是AK47和毒刺導彈的操作高手。 1989年蘇聯走了,1994年,被美國扶植起來對付蘇聯的塔利班來了,2001年,美國又因為塔利班收容賓拉登,派出飛機對阿富汗的山洞投擲炸彈…… 現在的阿富汗政府,是美國驅逐塔利班之後,扶植起來的民主政府。但在這樣一個沒有工業、到處都是文盲的前現代國家,談三權分立顯得有點可笑。 政府的基層治理能力極差,到處都是低效和腐敗。 在阿富汗,所有服務業從業者,包括開業的店主,街道商販,出租汽車司機,大巴司機和替人扛行李的苦役,都必須支付“行業費”,其實就是一筆稅款。 可是,這些收費的絕大部分並沒有流入國庫,都被層層貪汙掉了。 有權力的公職人員中飽私囊,基層公職人員拿不到太多工資,只能靠貪汙和索賄養家餬口。 由於連年戰亂,再加上許多人用假證件出售國有土地,阿富汗幾乎所有土地的所有權都是存在爭議的,想買地就得打官司。 阿富汗的法院大門不知道朝哪兒開,但肯定是有理無錢莫進來。法官不認檔案,只認錢。 首都喀布爾稍微“文明”一點,向法官行賄需要找中介人,而在地方省份,直接拿著現金找法官就行了。 在喀布爾,行賄用美元;南部省份通用巴基斯坦的盧比,阿富汗本國的紙幣沒有任何信用。 愧是首都,果然是首善之區。 在這種地方,你跟老百姓去說“I have a dream”,他是聽不懂的,他們只懂“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 塔利班扮演的,正是替天行道的“闖王”角色。 “塔利班”的意思是“學生們”,這些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就是阿富汗難民營宗教學校的學生。 在無休無止的政變和內戰中,少年們在難民營裡接受教育,那裡唯一的老師就是宗教人士,唯一的課本就是《古蘭經》。 1994年,抗蘇老兵奧馬爾帶著塔利班C位出道。 有一天當地軍閥搶走了幾個女學生,奧馬爾聽說這件事後,帶著手下,扛上槍就打了過去,把女學生解救回來了。 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農民心中的樸素正義感。 塔利班打著消除軍閥、懲治腐敗的旗號,飛速崛起。直到今天,這些口號在阿富汗還十分具有影響力。 對很多人來說,他們就是替天行道、維護正義的真主使者。 雖然這些人要求男人留大鬍子,女人全身包裹在罩袍裡,不讓女性上學,偷東西直接剁手,但讓阿富汗農村的老百姓接受這一套,他們並不會太過抗拒。 畢竟千百年來,他們也就是按照這一套規矩生活的。只不過現在執行得更嚴酷一點兒。 然而,塔利班只會建立一個想象中純正的伊斯蘭教國家,並不會搞經濟。他們當政的五六年裡,阿富汗陷入了極度貧困。 而且,他們同樣搞不定各地的部族勢力、教派紛爭、長老和軍閥。 2001年,美國趕走塔利班之後,這個組織並沒有消失,而是蟄伏在那些政府管不到的山溝裡,慢慢地滿血復活,並發展壯大。 現在,美國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又回來了。 二十年,阿富汗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原點。 03 曾經,阿富汗這個國家在中國的存在感不低。 2001年,塔利班倒台後,阿富汗人看到了重建世俗化政府的希望。許多知識分子紛紛回到國內,希望在美國人的支援下建立新政府。 現在逃到塔吉克的總統加尼,就是那時候回國的。 他當時正在世界銀行工作,一聽說塔利班撤退的訊息,連工資都沒領,就辭了職,回到祖國。 加尼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了碩士。90年代蘇聯解體後,他在俄羅斯參與過一些國有企業改革工作,還來過中國考察和指導。 2003年,加尼擔任阿富汗財政部長,主持阿富汗的經濟重建工作,整頓了腐敗的阿富汗海關,被稱為亞洲最好的財政部長。 2014年,他被選為阿富汗總統。 一些文化界的精英也回到國內,試圖重建這個幾乎被摧毀的國家。 從小生活在伊朗的女導演薩赫拉·卡里米回到了故鄉,拿著攝像機,開始記錄那些阿富汗女性的故事。 2009年,卡里米拍攝了紀錄片《方向盤背後的阿富汗女人》,記錄阿富汗第一位女司機的故事。 從塔利班倒台開始,女性重新獲得了工作的權利,這位女司機開出租車,每天賺10-20美元,養活家裡的15個親人。 為了搭載乘客進入塔利班佔領區,女司機在車上放了一把步槍。 卡里米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多次受到層層阻撓,乃至塔利班的死亡威脅。這部電影的素材量只有100小時,她卻拍了三年。 2015年8月,中國旅行探險家張昕宇、樑紅夫婦到達阿富汗,帶著《侶行》攝製組採訪了卡里米。 卡里米的辦公室掛著奧黛麗·赫本的照片,儘管隨時遭到塔利班和其他極端保守勢力的恐嚇,但她表現得十分樂觀。 張昕宇對她說,你是我們在阿富汗見到的最快樂的女人。 卡里米說了一句讓這對中國夫妻永遠不會忘記的話: 我得快樂,才能在這樣的國家活著啊。 那時,阿富汗還有一點希望。然而現在,事實給了所有人一記耳光。 經濟學、文學和電影,改變不了近4000萬人口的,貧窮落後的阿富汗。 加尼總統上臺之後,他金燦燦的人設很快就繃不住了。 民眾發現,他名下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企業,這個家族企業從事運輸等業務,專門為阿富汗政府提供服務,由他的侄子擔任總裁。 從70年代到現在,阿富汗把各種政體試了一遍,從君主立憲到軍人執政,從極左專制到民選政府,統統無效。 這塊土地頑固地拒絕現代化。 各派精英輪流登場,但唯有政府的腐敗和民眾的貧困愚昧沒變。 這次塔利班捲土重來,卡米拉導演發了一篇字字泣血的公開信,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在社交媒體上刷屏。 她充滿了痛苦與恐懼,擔心塔利班上臺後,近二十年的建設成果化為烏有,女性再次被禁錮在家庭裡,失去學習和工作的機會,阿富汗再次變得一片死寂。 這二十年裡,美國扶植起來的,是一個虛弱無力的傀儡政權。 過去的十年裡,美國給阿富汗投入了1200億美元的援助,大城市裡建立起了交通、電力、電信設施,喀布爾的4G訊號很好,然而農村依然凋敝。 阿富汗至今沒有像樣的工業。由於恐怖襲擊頻發,旅遊業和服務業也不可能發展起來。 現在的產業支柱仍然是農業,然而農村多數人沒有耕地與農具,任何一口能抽水的機井都是奢侈品。 農民只能選擇一種來錢快的作物,就是罌粟。阿富汗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鴉片出產地。 一位美國女兵回憶: 無論是軍隊還是慈善組織,所有人都拿罌粟束手無策。 如果放任不管,塔利班遊擊隊會拿走農民種罌粟換來的錢,去買武器。但如果燒掉罌粟,農民就會加入塔利班。 有人試過給農民化肥去種糧食,但農民只會把化肥賣給塔利班做炸彈。 對這些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的農民來說,他們不理解民主是什麼,無法與城裡的知識分子共情,也無法接受西方人扶植起來的這個腐敗政府。 城市裡建立起了“文明”的政府,在搞選舉;老百姓依然過著和一千年前同樣貧苦的日子,依然被腐敗的基層官員欺壓,穿著軍裝的美國大兵在阿富汗晃來晃去。 這樣的日子讓他們越來越愚昧,越來越暴戾。 而美國扶植起來的不靠譜的政府和腐敗的地方官員,讓他們更加仇恨西方,擁抱塔利班。 好歹,這些人有信仰,生活樸素,不說空話。 04 一直以來,阿富汗被稱為“帝國的墳場”,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現代文明的墳場。 因為它特殊的地形條件,這個國家充滿了貧瘠和匱乏,先天不足,沒有什麼利益可言。 但它的地理位置,給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使它成為了大國博弈的焦點。 阿富汗位於西亞、南亞、中亞交匯處,像一個十字路口,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根據傳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誰控制了阿富汗,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進而控制世界。 想過控制阿富汗的國家有三個: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蘇聯和21世紀的美國,他們稱霸歐亞大陸的雄心壯志,先後被埋在了這片“墳場”裡。 現在,美國終於看明白了,繼續在阿富汗駐軍,就是燒納稅人的錢,去填一個食之無味、棄之不可惜的無底洞。 阿富汗依舊是一個部族林立的叢林社會,很難凝聚共識,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 在廣大的山區,機槍和炸彈說了算。各個部族的武器越來越先進,社會卻越來越倒退,漸漸回到蠻荒的部族時代。 僅有的幾個大城市如同孤島,同樣經受著動盪、戰亂與貧窮,三天兩頭有槍擊案和炸彈襲擊,一顆炸彈就可以摧毀所有的財產,奪走一家人的生命。 四十年來,城市裡的居民一直在用腳投票,想方設法離開這個國家。 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德勒·胡賽尼是逃離阿富汗的第一代知識分子,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在巴黎做外交官的父親匆忙帶全家逃往美國。 搞外交的父親去工廠流水線打工,當過小學校長的母親在餐廳裡當女招待,胡賽尼像所有新移民的孩子一樣,為了穩定的收入去學醫。 2002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追風箏的人》,講述阿富汗人逃離家園的故事,隨後成了現象級暢銷書作家。 能看到胡賽尼作品的阿富汗人,對他相當不滿意:他在安全的美國,消費著阿富汗人的苦難,販賣阿富汗人的痛苦謀利。 然而,罵歸罵,這些罵他的阿富汗人,還是在努力逃出去。 這些年,喀布爾街頭最多的是英語培訓班,有點積蓄的家庭都會送孩子去學英語,即使沒法去美國,至少可以去相對穩定的巴基斯坦。 大家已經想明白了,接觸了現代文明的人,想保住命、過上好日子,最好一走了之,剩下的人,就在這片沒有希望的土地上繼續待著吧。 那麼,阿富汗的未來該怎麼辦呢? 恐怕還是得一步一步走,補上一個必不可少的歷史發展程序。 也許塔利班會吸取教訓,變得逐步文明起來;也許塔利班最終仍然會被推翻,但最重要的是,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 #一個民族的命運,#只有自己才能拯救。 簡單地說,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與世界和解的必要性,等外部的通訊和交通技術逐漸提高,逐步改變大多數阿富汗人的內在思維,加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讓國家現代化。 就像那些後發的國家一樣。 這條路,有的國家走了上百年。而阿富汗要走多久,能不能走,還都是未知數。 對那些阿富汗學者、導演、作家來說,也許在他們有生之年,阿富汗都無法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這一兩天,網上流傳著許多視訊:喀布爾的機場裡,擠滿了想要離開的人,人們不顧一切地想衝上飛機。 在一架飛機的機艙裡,密密麻麻擠滿了成百上千人。 有人抱著美軍運輸機的起落架一同起飛,結果從空中墜落身亡。 …… 阿富汗的現狀令人感到無奈,但也是殘酷的現實。 人類的發展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先有後,有快有慢,還不時倒退兩下。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為阿富汗人祈禱。 就像我的一個中國大陸朋友今天感嘆的: 無論離開還是留下的,被捲入時代洪流的平民,能活下來就是幸運。 只要活下來,在這片歷經苦難的土地上,也許總有一線渺茫的希望,值得人們去期待。 ~Am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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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稱台灣人的你,應該好好的閱讀下述全文 《我的老師許介鱗教授》 ~高金素梅/台獨脈絡記 序文 『吉娃斯!你要把被歪曲的歷史翻轉回來…』 2016年5月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後,大力推行「轉型正義」。在我看來,他們所謂的正義,毫無正義可言,這一點我們原住民最清楚。為了用最簡單的方法,突顯民進黨觀點的荒繆,我特別去請教前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台灣史權威學者許介鱗教授,以及他的夫人、專研日據時期理蕃政策的傅琪貽教授。他們特別為我講解了1900~9年的大豹社事件。 1900年,台灣總督府開放樟腦業者進入山地開採資源,大量業者進入部落領域,擁有豐富樟腦資源的泰雅族大嵙崁地區首當其衝。六月,鄰近大嵙崁製腦地區的大豹社因不肖腦丁強姦部落婦女,引起族人反抗,爆發衝突。八月,總督府派軍隊鎮壓,大豹社頭目瓦旦·燮促率族人與日軍血戰,日軍因死傷慘重而停戰,對大豹社改採「嚴密監控、游擊出擊」的戰術。 1906年,總督府調集數千軍隊進攻大豹社,激戰數日,泰雅族人不敵日軍的優勢武力,頭目瓦旦·燮促被迫率領族人遷離家園,退往角板山現今桃園復興區境內。1909年,頭目瓦旦·燮促為保族人命脈,忍辱向日本殖民政府投降,並以長子樂信·瓦旦為人質,附帶條件是要求日方讓長子接受現代教育。 大豹社的祖居地被日軍攻下後,殖民當局將其中部份土地交給「三井合名會社」,蓋了當時東亞第一大茶廠「大豹茶廠」,粗煉紅茶後送到現今台北市的「三井倉庫」精煉出口,日本昭和時期的太子行館也建立於此地。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了這些大豹社的土地,拒絕返還給大豹社的族人,卻交給了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屬下的「台灣農林公司」,後來轉給私有的「海山樂園」,再轉給私有的「逍遙遊森林樂園」,然後又更名為現在的「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當年泰雅族大豹社族人以鮮血捍衛的祖居地,現在成為財團的私有財產,贓物被漂白了,還漂白了五次。我請教前行政院長林全及相關官員,大豹社族人被侵佔的土地至今並未歸還他們,算不算轉型正義應該處理的問題,他們無以回答。 還有,192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為了紀念「攻打大豹社而死傷的日本軍警」,設置了一座「大豹忠魂碑」。我請教林全院長,「大豹忠魂碑」聽起來是不是怪怪的?如果,為掠奪資源以武力血洗大豹社的日本軍警是「忠魂」,那浴血捍衛土地的的大豹社戰士豈不變成「奸匪」?台灣,到處充斥著這種荒誕怪異的現象。 我當時說:「今天,本席要探討的不是具體的政策,而是『轉型正義』的指導思想是什麼?執政團隊是站在殖民者的位置?還是站在被殖民者的位置?轉型正義不能淪為「轉盤正義」,不能只有輪盤轉到你家的才是正義。」 我的質詢影片上了我的網站以後,無數人點閱,許多人按讚,都認為我的學問很好,其實我愧不敢當,這一切都是我跟許教授、傅教授請教、討論以後,以簡明的方式歸納出來的。 我的另一次質詢也非常轟動,當時黃煌雄先生被提名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我一向尊敬黃煌雄先生,表達支持提名,但我希望他能真正落實轉型正義。 我首先在原則上反對民進黨的「促轉條例」,那一條例在立法院審查過程一直有很大的爭議,我始終堅持,日據時期殖民統治政權的不法行為與結果應納入促轉條例的範圍。我對黃先生說:「您對台灣史有深入的研究,應該也清楚原住民族土地被日本軍警武力掠奪的歷史過程,但是,在執政黨的多數暴力下,原住民族在日據時期所遭受的不公不義對待,被排除在法外了。本席只能說:政黨輪替,政權轉型,但不正義仍持續中⋯。」 我接著說,「促轉條例」第一款指明,其適用時間為「威權統治時期,指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之時期」。我提醒黃先生,自民國34年8月15日起至10月25日止,台灣仍在日本殖民政權的有效威權統治中,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國民政府才從日本殖民政權手中接收台灣。所以,就威權統治時期的時間定義,「促轉條例」當然應該包括日本殖民政權的最後一段威權統治時期。 然後我舉出一個很具體的案例:日本8月15日宣布投降,8月19日即著手印製一億元的台灣銀行券紙鈔(千元券與百元券),並於9月9日用飛機運到台灣,發給日籍軍警公務員搜購糧食物資運回日本,當時在台灣的貨幣發行量才2.38億台灣銀行券,加印一億台灣銀行券搜購糧食物資造成物價飛漲,也成為爆發228事件的重要經濟因素。日本殖民政權以武力掠奪台灣資源,宣布投降後趁接收前又以白紙印鈔票掠奪台灣物資,不管武力掠奪或白紙印鈔票掠奪,都沒有因為日皇的宣布投降而失去「有效的威權統治」。 這一次質詢的錄影,點閱人數甚到超過上一次,大家都沒想到,我竟然可以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至10月25日陳儀接收這一段空檔,找出日本殖民統治最後這一段的重大惡跡,因此對我刮目相看。我也必須坦白承認,沒有許介鱗教授的指導,我不可能有這些具歷史意義的質詢。 上面所說的這兩件事,都是我特別找時間去請教許教授的。有時候我們沒有目的的聊天,許教授常常會很感嘆。他說,從來殖民者都是受到被殖民者嚴厲批判的,不管他們在殖民地有什麼建設,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掠奪殖民地的資源,並不是要為當地的人民謀福利。但我們台灣的台獨派卻是世界上少見的例外,他們根本忘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做了多少壞事,只記得日本在台灣做的每一件「好事」。譬如,他們只知道日本在阿里山建了一條小鐵路,卻忘了說,這是為了把阿里山上的神木群砍下來,運到日本去。他們說,日本對台灣的現代化貢獻非常巨大,卻不記得日本統治台灣的前二十年,屠殺抗日的台灣人約達四十萬人。 有一次許教授很感慨的說,台獨派完全不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日本的帝國主義是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模仿。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才成為十九世紀那種充滿了暴力、獨佔市場與資源的帝國主義。日本模仿這種帝國主義時,卻想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花了四百年才達到的「成就」。日本沒有長期的累積,本身的自然資源又極為欠缺,所以它的暴力和殘酷遠遠超過西方的帝國主義。 許教授特別跟我舉了兩個例子。日本人大力倡導「大東亞共榮圈」,說他們進入東南亞,是為了幫東南亞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控制,讓東南亞國家獨立,其實這完全是謊言。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對東南亞地區資源的刼奪,其貪婪程度令人震驚。美國有兩位西格雷夫(Sterling &Peggy Seagrave),費時 18 年調查研究,寫成《黃金武士》(Gold Warriors)一書,估計日本在南洋掠奪的金塊,總重量約 14 萬 1000 噸。因為海路已被美國控制,只好就近運到菲律賓埋藏,共有 175 個地點。埋藏後將所有的工人(菲律賓人及華人)及工程師(日本人)分梯次全部炸死於洞窟中。日本武士急著想要建立大帝國,不惜當搶刼黃金的武士,這就是日本帝國貪婪本質的來源。到現在,還沒有人仔細統計過,日本在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總共搶刼了多少物資、文化寶藏和黃金。 許教授又舉例說,二戰期間,法國很快就被德國打敗,向德國投降,日本趁火打刼,派兵強佔法國的殖民地越南。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缺糧食,就從越南搶刼,造成越南人前後餓死兩百萬人。1945年日本投降時,稻米欠收,產量只有戰前的一半,日本農林當局算出,日本可能餓死一百萬人。於是日本印製了大量紙鈔,到台灣大量收刮米糧,台灣因此缺糧,又造成通貨膨脹,這才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這些都可以看出,日本帝國的殘暴性。 這樣惡貫滿盈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獨派眼中,卻是仁慈而照顧台灣人民的,他們的心肝不知道生在哪裡?講到這裡,許教授感慨萬千,長長吐了一口氣,突然對我說,「吉娃斯啊,台灣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天理了,我對你寄望甚深,你要把被歪曲的歷史翻轉回來。」 許教授專研日本近代史,二戰後日本寫的回憶錄他都讀過,台灣跟日本的關係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李登輝當政之初尊他為國師,常向他請益。但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以後,他立即堅決不再跟他往來。許教授不但博學多聞,而且極富正義感。他近年來身體不好,行動、寫作都很不方便,但仍然下定決心把這本書寫完,可見他的使命感之強。作為他的學生,我把我十幾年來受教的一些淺薄的心得寫出來,除了表達祝賀,主要還是要說出我對他的感激之情。因為他的教導,我的從政之路才能越走越穩定,並且知道,還有很多重大的責任需要我去完成,我會加倍的努力,希望不辜負他對我的期待。 編按:高金素梅委員在文中說,1945年9月9日尚未將統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之前,總督府從日本運了一億元的台灣銀行券紙鈔,而當時在台灣的貨幣發行量才2.38億台灣銀行券。這兩個數字,許介鱗教授在書中說是6 億日圓和14 億 3319 萬日圓,兩者並沒有矛盾,因為當時台灣銀行券的一元等於日幣6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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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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