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

台積電 1 最近台灣都看到，台積電工程師攜家帶眷，包機直飛美國。 源源不絕地把台灣台積電工程師輸送到美國去。 2 結果，一個台積電工程師爆料。 他憤憤不平的說，在亞利桑那州台積廠，對台灣工程師跟美國工程師，是不公平的待遇。 美國工程師21天假，台灣工程師只有14天。 半導體是必須24小時運作，一秒鐘都不能停的。 美國工程師不用輪班，結果還是台灣工程師三班制輪班，連管理職的副理都要輪大夜班。 連待遇薪水都差美國人一大截。 其實，這本來就會是這樣。 台灣本來就是次等待遇。 3 張忠謀證實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5奈米廠，12月要上線，也邀請拜登觀禮。 5奈米廠開出來的產能，蘋果通通吃下了。 那麼，如果台積電的廠在台灣，這些產能不就是在台灣嗎? 結果，現在在美國了。 那當然是台灣的損失。 4 另外，張忠謀也證實，台積電會在亞利桑那州蓋3奈米廠。 為什麼? 因為美國政府要求，要把先進製程放在美國。 帳面上，根據會計法，只要是台積電的營收， 當然都是台積電賺的錢。 可是，你是在台灣，還是在美國，當然影響很大。 不然美國幹嘛要逼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5 巴菲特跟索羅斯頭進場買了台積電。 這是什麼意思? 當然是因為台積電的技術能力是世界第一。 可是，台積電的得利，卻已經不是台灣的利益。 那是美國的利益，跟資本家的利益。 6 台積電75%是外資持有。 但是，台積電當年是蔣經國跟他一批非常優秀的財經幕僚創建的。 應該說，現在整個台灣的經濟架構，都沒有超過蔣經國時期的規劃。 當年他們建立了台灣的電子產業之後，認為下一步，必須建立半導體產業。 所以，在設了工業研究院以後，又創建新竹科學園區。 7 當年很多地方，都強力爭取要設科學園區。 那為什麼，科學園區最後設在新竹呢? 因為高速公路已經蓋好了。 距離桃園機場，開車只要半小時。 新竹台有新竹清華大學，新竹交通大學，這兩個理工非常強的大學。 工研院也在新竹。 最後，科學園區在新竹落腳。 8 台積電的廠區在科學園區。 土地是政府的，不用花錢買土地，而是用很便宜很便宜的資金，租給你。 當時又覺得很多行政留長，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把很多政府的窗口，專門設在科學園區，讓廠商可以一條龍服務。 蓋了很多宿舍、公寓跟別墅， 讓回台灣的工程師住得舒服。 9 我在科學園區裡的宿舍住了幾年。 裡面還有電影院、高爾夫球場。 連小孩...

晶圓十八廠…… 台積電技術領先世界的廠區，就是在台南科學園區的晶圓十八廠， 同時擁有3奈米及5奈米 的邏輯製程。 台積電在島內共有9座晶圓廠，其中12吋晶圓廠4座，8吋晶圓廠4座，6吋晶圓廠1座。 晶圓十八廠是12吋晶圓廠， 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同時擁有3奈米和5奈米製程的晶圓廠。 台灣人口中的 ‘’護國神山‘’講的就是晶圓十八廠。 現在晶圓十八廠被美國強迫，即將在美國亞歷桑那州複製出一模一樣的攣生兄弟 稱「晶圓21廠」，也是一座同時擁有3奈米和5奈米製程的12吋晶圓廠。 臺灣的晶圓十八廠將不再是世界的唯一擁有。 所以台積電內有能力蓋出晶圓十八廠的工程師們，在台灣人弱弱的眼神注視下， 都將舉家移民去美國 為美國蓋出晶圓十八廠的攣生兄弟。 沒有祝福、只有怨嘆！ 美國軍方也早已有了說法，必要的時候要炸毀臺灣的晶圓十八廠， 就像炸毀歐洲的北溪天燃氣管線， 讓他的美國攣生兄弟 成為這世界上的唯一先進的晶圓廠， ‘’也讓台灣失去傳說中的「護國神山」‘’ 美國廠落成後， 臺灣的晶圓十八廠就成為美國的可‘’割‘’可‘’棄‘’。 民進黨人也會俯首聽命於美國， 不敢違逆美國人的任何旨意， 或許美國早已許諾給民進黨的頭頭們， 未來方便逃命離開臺灣的一張張移民小卡片， 就像飛去亞歷桑那的工程師一樣。 有人說， 台積電還會在台灣蓋出 比晶圓十八廠， 更先進的1奈米和2奈米廠。 如果有這個更先進晶圓廠的話， 將來會蓋在台灣或美國 大家心知肚明。 就把這個江湖傳說， 當作綠色大官肚子餓跟欺騙臺灣人民的胡說吧！

《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的背後》 ​眾所周知，半導體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巔峰，支撐起現代科技、國防、民生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後盾和基石。從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即耳熟能詳的台積電）創立至今，30年的時間里，台灣半導體產業從落後中國，到超越日本、歐盟、韓國，與美國並駕齊驅，短短30年，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生根並茁壯成長，最終領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譜寫了一部台灣經濟轉型史。這一切僅僅是技術的轉移那麼簡單？為什麼與美國關係更密切的日本、韓國、歐盟反而被台灣甩開，是美國獨厚台灣，願將獨門技術只給台灣嗎？顯然，過去中國媒體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簡單的歸結於技術引進，設備引進，只是一種宣傳的說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何會反超中國，原因究竟在哪裡？本文將從歷史和研發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 一、從落後到領先：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所開發鍺晶體管。當年，中國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而此時的台灣在微電子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一片空白。 1959年，天津拉制出硅（Si）單晶。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鎵單晶（GaAs），為研究制備其他化合物半導體打下了基礎。同年，中國研究製成硅外延工藝，並開始研究採用照相製版，光刻工藝。這時候的台灣仍是一片空白。 1963年，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製成硅平面型晶體管。隔年，該單位又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1965年12月，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召開鑒定會，鑒定了第一批半導體管，並在中國首先鑒定了DTL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1966年底，在工廠範圍內上海元件五廠鑒定了TTL電路產品。這些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主要以與非門為主，還有與非驅動器、與門、或非門、或門、以及與或非電路等。標誌著中國已經製成了自己的小規模集成電路。 1966年，Microchip在高雄設立高雄電子，從事晶圓封裝，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半導體技術。此時，台灣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已嚴重落後於中國。唯一的半導體工業還是外商掌握著經營權與主導權。 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 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 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 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 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 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 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 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 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 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 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 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 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 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 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 ​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 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 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 三、引領未來發展： 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 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 圖十一、十二、 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 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 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 ​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 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 ​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 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 ​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 ​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 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 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 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 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吳思鍾 2023年5月7日 郭台銘應宣佈與比爾蓋茲合作，以小型核電解決台灣缺電隱憂 執筆者：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日前，郭台銘在高雄提出，以小型核電站解決台灣缺電的問題。雖然引起爭論，引起民進黨甚至國民黨內擁侯不分區立委的藉機攻訐，使問題失去焦點。 但是，郭台銘小型核電站的主張是正確的，只因他是科技人，能務實解決缺電問題，但少了政客的圓滑。 小型核電設施簡稱SMR，是第四代核電科技，採模組化設計，體積小，施工較容易。最重要的是，它的核反應堆能靠空氣冷卻，緊急時能自動關閉，沒有爐芯熔燬的安全風險。 此不同於福島的核電站，其災變的主要原因是傳統核電廠的核反應堆是利用海水冷卻，當地震引發海嘯，淹沒了抽水冷卻的電力設施，而核反應堆仍繼續產生熱能，終致熔燬爐芯，造成爆炸和核幅射外洩的重大災難！ 郭台銘之所以道歉，是因為他點名小型核電站可以在半屏山設置，恐得罪地方選民。其實，小型核電站除了安全，核廢料的安置，核電先進國都有標準模式，處理並不困難。只是台灣人民對小型核電科技的發展所知甚少，所以有疑慮。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2008年在美國華盛頓州創辦了泰拉能源（Terra Power），目前是西方世界小型核電的科技領先者。 韓國第二大財團SK集團，在2022年投資泰拉能源2.5億美元，成為其主要股東之一，SK計劃在南韓及東南亞各國推廣SMR，它認為零碳又安全的小型核電站是大勢所趨，市場前景看好。 而日前泰拉能源宣佈，將與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JAEA)和三菱重工共同集資40億美元，在美國懷俄明州興建全美第一座SMR核電廠，預計2028年啟用。 日本在歷經福島核電重創之後，仍然不放棄核電，因為只有核電能提供穩定乾淨零碳的能源，太陽能風電等綠能皆有其不足。日美合作發展SMR將是日本未來核電發展方向，目標是2030年，核電佔比超過30%以上，未來會超過40%甚至更高。 歐洲的小型核電站的發展，也不遑多讓。2023年1月，人口1000萬的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宣佈，瑞典準備將其6座核電廠擴充到12座，以SMR為主，且分佈各地，瑞典電力公司已計劃啟動兩個小型核電站。 今年3月，英国的勞斯萊斯公司，與瑞典、芬蘭電力公司簽定SMR的合作備忘錄，全力在北歐推廣其SMR設備，並且計劃以SMR介入烏克蘭的重建。 核電佔比70%的核電設備大國法國，在2月28日歐盟的能源和交通部長會議期間，召集了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等11國舉行了一場會外會，並發表聯合聲明，宣示各國將合作發展SMR等新核能科技和聯合處理核廢料等措施。 中國對SMR採兩手策略，一方面自我研發，同時採國際合作。中國的核工集團在2015年與泰拉能源簽定合作備忘錄。但因美中對抗，之後，被川普否決。 但大陸的華能集團與清華大學合作，在山東威海石島灣建立了世界第一座商用小型核電站，規模只有0.2兆瓦，已於2022年啟動試營運，之後，將擴建兩座4兆瓦的SMR。同時，中國也將在全國各地，以小型核電站取代燃煤電廠。大陸目前的火力發電佔比66%，核能發電佔比5%，其能源目標是火力降至20%，核能30%，水力20%，太陽能和風電各佔15%。太陽能主要建構在沙漠荒地。 綜合以上，可知世界各國的綠能規劃，都聚焦在小型核電站，因為水力、太陽能、風電都受環境及天候限制，只能做為輔助。 促成SMR的興起，還有一個原因，是歐盟在2026年開始分階段課徵碳稅，產品出口歐盟，依碳排放高低課碳税，各國也將逐步跟進，減少碳排放，以達到2050年全球碳中和的目標。 反觀台灣，台積電半導體製造世界第一，政府的能源政策卻遠遠落後美中日韓歐。政府不能幻想「非核家園」是世外桃源，而讓台灣人民用肺發電。 台灣白天80%以上的電力仍靠火力，夜間則超過90%。太陽能發電白天日照充足時佔比10%，這已是到處砍樹或搶佔魚池種電的結果，把南台灣搞得貪腐橫行、治安敗壞。夜晚或無日照時，發電歸零。台灣風力發電佔比3.5%，只能做為補充，不能做為電力主流。而穩定又清潔的核電，占比低於4%，政府還想再廢。這些百姓都不懂，但是政府必需誠實面對，能源是科學問題，不能靠口號或美化數字來欺騙台灣人民。 小英總統雖然關心半導體產業，但無法突破民進黨「非核家園」的意識形態，因此政府的能源政策進退失據，企業界和民間都擔心缺電！ 郭台銘是科技人，務實的提出小型核電的主張，直指缺電問題核心。其他藍綠白候選人，都避談核電，談到台灣的缺電危機都躲躲閃閃，或講空話把責任推給中央而毫無對策。忘了自己就是要解決問題的人。 但是，郭台銘太誠實，他告訴台灣人民，以後可能每一縣市都會有小型核電站，因此，被對小型核電無知的政客與名嘴，在政論節目釘得滿頭疱，認為他失言，犯衆怒。 其實，應看看瑞典的SMR在全國各地佈局，以及投資SMR的利益分析。中國形容SMR是核能印鈔機，SMR設備使用壽命超過40年，投資4年可以回收。泰拉能源成本較高，估計可能需10年，SMR是安全核能，佔地又遠小於太陽能，只要政府定出獎勵設置辦法，日後各縣市搶著設置是理所當然。都會區無法設置的，就得向那些SMR發電充裕的縣市買電或付費購買「碳權」。 郭台銘的主張，其實並沒有錯，只是台灣人民需要對小型核能站的認知教育。我之所以執筆，是基於知識份子的良知，並非受其所託。 我認為，郭台銘可以公開宣示，如果當選，將立即與比爾蓋茲的泰拉能源合作，把現有核電廠、未啟動的核四、火力發電廠逐步轉化為安全的SMR。政府未來的能源政策，也將透明合理。同時，提出民間投資小型核電站的設置配套方案，讓台灣產業和人民，不再擔心缺電。 孫運璿、李國鼎都是工程人，他們都沒有政治人的口才與圓融，當年設立科學園區和台積電，也少有人看好。但是，由於科技人的腳踏實地就事論事，40年後，半導體的護國群山雄起，給台灣經濟撐起一片天。 我們感謝經國先生識人之明。

短短20年來，海峽兩岸產生了莫大的歧異與差距，中國由一個貧困的國家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台灣卻由亞洲四小龍之首淪爲一個低薪的社會，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說大概跟兩岸的領導人有關。好吧，那我們首先來了解兩邊領導人的背景： 江澤民 - 交大電機系 胡錦濤 - 清華水利系 習近平 - 清華化工系 馬英九-台大法律系 陳水扁-台大法律系 蔡英文-台大法律系 目前台灣的行政團隊 行政院長蘇貞昌-法律系 駐日代表謝長廷-法律系 駐德代表謝志偉-法律系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法律系 經濟部部長王美花-法律系 前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法律系 內政部長徐國勇-法律系 我不是對法律系有什麼偏見，只是懷念那些工程師治國的日子！ 中華民國來台灣，曾經有段非常輝煌、由工程師治國的時代 (1980-1990) ，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台灣經濟奇蹟，更躍居了亞洲四小龍之首，那是個錢淹腳目的時代，也是個民風淳樸的時代。 什麼是工程師呢？ 務實、對症下藥和講究效率，有過實務下郷，也知道人間煙火，了解民生疾苦。 1） 前總統「嚴家淦」， 聖約翰大學理化學系畢業， 被尊稱「新台幣之父」。 當時民生凋敝、萬事俱頹， 用新台幣支付，金穩稅改， 是何等的貢獻！ 再細數早期幾位 財經和經濟首長： 2） 尹仲容， 電氣機械系畢業，經濟部長任內扶植私人企業，去世後還要張羅喪葬費用。 3） 民國 47 年的經濟部長「楊繼曾」，柏林工業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抗戰時期在後方建立的國防重工業基地，對打敗日本起了關鍵作用。 他還有一個發明「科學養豬系統」，把豬糞和尿導入系統，灌溉到種在豬舍旁邊的甘蔗田，使得台灣甘蔗又長又甜，就是後來的台糖。 4） 接任楊繼曾的是「李國鼎」，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到英國劍橋大學做低溫超導研究。到台灣後先造船，後創立加工出口區和科學園區，是台灣的「科技教父。」；他又創立「外貿協會」，把政府定位在在替企業服務，早早就提出企業是國家發展的主軸，張忠謀曾說過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2001 年，李國鼎逝世後， 記者訪問他的兒子，李永昌對父親的記憶，他只記得：「家裡很窮」…… 5） 李國鼎之後的經濟部長是「陶聲洋」，上海聖約翰大學土木工程系、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機械工程畢業，可惜接任不久即癌症過世。 6） 再來就是「孫運璿」，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系畢業，參加南京湘潭湘江電廠建設，抗戰期間到湖南參與興建湘潭電廠，又到西寧蓋了青海第一座電廠。 抗戰後，台灣電力在幾波大轟炸後幾乎全廢，他帶著技師和學生克服萬難，完成復電使命，又搶先蓋完日月潭發電所、烏來發電所、立霧發電所和德基水庫……。 使 40 年前的台灣，就有了 99.7% 的發電率。 之後，孫運璿搞十大建設， 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這才有張忠謀、曹興誠、蔡明介等人的脫穎而出。 台灣的經濟奇蹟，能成為亞洲四小龍，都和孫運璿有關係，他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推手。 7） 講到孫運璿不能不提「費驊」。 費驊畢業自交大土木系，是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在大陸造路造橋。 擔任行政院祕書長時，他邀來同學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美國 RCA 研究所所長潘文淵，和孫運璿，討論半導體(積體電路)作為台灣未來發展的目標。 8） 接費驊當行政院秘書長的張繼正，德國賜城大學土木系、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後來也當了財政部長。 9） 繼任孫運璿的經濟部長是 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的「張世光」。 10） 張世光之後就是「趙耀東」，武漢大學(北洋學院)機械系，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碩士，麥當勞是他不畏朝野聲勢浩大的反對，引進台灣的。 他重視國際企業最新的管理 和行銷技術，影響台灣甚深。 趙耀東曾拒絕蔣經國的指示，反對援助瀕臨倒閉的企業，中鋼能在短短幾年內成為全世界生產力最高的鋼鐵廠，即是因為趙耀東堅持要有「中鋼公司特別管理辦法」，要求人事權自主、會計權自主、採購權自主。 之後， 11） 「徐立德」/政治系， 12） 「蕭萬長」/外交系， 13） 「錢復」/政治系…。 近二十年來，法律人崛起，迄今，政權幾乎全被法律人包攬了，乃至國運變了，人運也變了！ 懷念那些工程師治國的日子！特別在此疫情嚴峻，人民受苦難的時刻！ （節錄自萬岳乘先生大作）　

俄烏背後：美國在打一場“根”的戰爭              魯不遜 量子學派 2022.05.10. 引言、 變異的戰爭 俄烏戰爭的第1天，可能與軍事有關。 俄烏戰爭的第10天，已經是科技的PK。 俄烏戰爭的第76天，這已經是“根”的較量。 前線的每一次爆炸，絕不僅僅與TNT當量有關，而是在科技之根、金融之根、文明之根、法律之根的全方位較量。 時代變了，不能再沉迷於冷熱兵器的“亮劍”。 大國之間的博弈，軍事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根”力量的綜合較量。 俄烏戰爭中，每一次“鳳凰幽靈”無人機的出擊，每一枚“縞瑪瑙”超音速巡航導彈的發射，後面是晶片製造、電子作業系統、電腦超算、衛星導航、雷達跟蹤、光學感應、軟體集成等多方面技術的PK。 如果不從底層邏輯來理性探討，僅僅逞口舌之快是看不到真相的。 01 看不到的“根”力量 俄烏戰爭剛一開打，有三件事值得思考： 第1件事：甲骨文Oracle用3個小時“遮罩”了俄羅斯的所有用戶，甲骨文擁有全球最大的關係型數據庫，佔據俄市場半壁江山。 第2件事：全球統一金融結算系統SWIFT系統將俄羅斯許多銀行從中移除，在金融上切斷俄羅斯對外貿易。 第3件事：SpaceX創辦人馬斯克宣稱啟動“星鏈”在烏克蘭的服務系統，烏克蘭可以通過“星鏈”衛星連接上因軍事行動而被中斷的互聯網。 這三件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根”力量展示。 資料庫是互聯網技術的“根”，SWIFT是金融系統的“根”，星鏈是通信系統的“根”。 在和平發展的時代，這些根被埋藏在“全球化”表像下，被包裹在城市的繁華夜色裡。但一旦出現戰爭情況：“根”的力量展露無遺。 從俄烏之間的這場戰爭，梳理美國的八種“根”力量。 看這些根，是如何影響戰爭的走向。 02 晶片製造：“技術之根”的對抗 先從根技術談起，以最熱門的晶片製造為例。 沒有晶片的現代武器，基本就是一堆廢鐵。 擁有高精晶片的武器，越是在戰爭中處於金字塔尖。 美國的“彈簧刀300”，電子系統集成化程度很高，使用了精密晶片和電容原件。 俄羅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導彈（Kh-47M2 Kinzhal），同樣也密佈微電子電路及超算晶片操控。 如果最後失去了精尖晶片的支援，戰爭怎麼打？ 誰是晶片技術之根，大多數人看到的只是幾家明星晶片企業，例如三星、台積電等。 美國的晶片企業有多少？包括英特爾、高通、博通、microchip、霍尼韋爾、IM Flash、IXYS、Skyworks、TowerJazz。還有Vishay、TSI、Skorpios、X-FAB、TowerJazz、TI、Kokomo、MACOM、Elmos、Skywater、Sanken、NXP等。 就算台積電這樣TOP1的全球晶片製造龍頭，基礎材料來自於美國AMAT、LAM公司，同樣操控於美國之手。 這也是中國科技企業在俄烏戰爭如此謹慎小心的原因，這是真正的現實困境，不是由鍵盤俠能夠改變的。 若沒有高能晶片補給，武器不過是移動的標靶，俄羅斯晶片一旦消耗太多，沒有根的支撐，戰爭越打到後面越被動。 所以晶片技術，一定是需要努力開拓的。 03 作業系統：現代科技的軟體基石 除了硬體基石，軟體基石同樣重要。 而軟體中最核心的技術，那就是作業系統。 每一個硬體後面，總有軟體代碼在後面支撐。 沒有優秀的軟體系統，再好的肉體也沒有靈魂。 以手機作業系統為例。美國的Android與蘋果的IOS系統，構成了現代手機應用平臺的兩大基石，它連接著整個代碼和資料終端。 優秀的作業系統可以讓軟體流暢的運行，流暢運行的軟體可以讓硬體多出1秒的打擊時間，這1秒的時間可能就決定某次戰術的成敗。 為什麼俄羅斯戰士的手機，在戰場上成為被對手定位的可怕機器，而烏克蘭的手機則是一個特別好用的分散式通信終端？這後面就是作業系統和各種軟體在共同作用，俄羅斯有些高級將領被清除，正是因為有AI軟體和計算終端協作完成。 作業系統的落後，軟體體系的缺乏，可謂錐心之痛。 當然，俄羅斯也有自己的極光Aurora OS 移動作業系統。 可誰又知道AuroraOS移動作業系統基於開源 Sailfish OS。Sailfish OS是哪裡的？它是俄羅斯此次的對手之一的芬蘭Jolla公司開發，真是悲哀且荒謬。 因為這裡涉及到另一個根——開源體系。 04 開源體系：構建統一的技術價值觀 毫無疑問，美國又是“開源世界”的中心。 開源軟體最重要的發起者並不是美國人，但這些組織將基金會設在美國，他們仍然將美國視為開源世界的“堡壘”。為什麼呢？ ❶美國在二戰後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將資料放在這裡是相對安全的； ❷美國政府必須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動，不能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❸美國有許多強大的技術公司，這有利於開源技術的實現； ❹美國有數量龐大的優秀程式師，這些人本身就是“開源運動”的參與者； ………… “開源”難以戰勝，因為“開源”是一個世界系統，大部分人都是建設者，這才是美國的強大之處。 俄羅斯有非常厲害的程式師，但沒有一次真正的“開源運動”，沒有一個強大的“開源項目”，沒有一個全球或者企業自己合作的“開源系統”。 開源體系設定了一個世界觀，全世界的技術員都來這裡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 不僅僅是技術的力量，它還在心靈上統一了技術員的價值觀。 它像巨人播下的種子，發芽開花結果，最後長成參天大樹。 嚴絲合縫，易守難攻。 而這背後，又是現代文明之根的力量。 05 文明之根：現代文明積累的百年底蘊 為什麼美國的開源專案能夠一呼百應，這也不完全是技術實力。 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這是近代以來國際對英文文明繼承權的認可。 這是文明積累的根力量，旦夕之間難以改變。 客觀回溯一下現代史上的技術之“根”，大部分都由歐美科學家接力而成，這些天才專注于科學世界，以無與倫比的智慧，將人類文明拓展到一個新高度。 歐洲數代積累，才催生了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巨匠。 近代科學的百年沉澱，才有了黃金時代的量子力學群星。 牛頓定律、電磁力學、薛定諤方程、香農定律、馮諾依曼架構這些根中的“根”，永遠是人類文明的前進之源。 技術誕生了文明，而世界性的開源社區，基本上都由英文在主導。 至少目前其它語言還做不到。這是現代文明的百年積累。 其實也不僅僅只是技術文明，包括人文哲學同樣如此。 康得、黑格爾、馬克思、尼采、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洛克、培根、斯賓塞、休漠等等。 雖然俄羅斯也出現了一些偉大人物，但俄語在現代已經被邊緣化了。 這種現代文明之根，還延伸出了以下更多的根。 06 認知之根：站在全球的道德高點 因為有了文明之根，所以就能站在道德的高點上。 這與中國唐代有相似之處，四夷之內無論對錯，王師都可以問責。 他什麼都是對的，你什麼都可能是錯的。 在認知作戰上，俄羅斯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沒有話語權，世界很難聽到俄羅斯發出的聲音。 沒有強媒體，幾乎看不到俄羅斯有說得上話的公共媒體。 沒有社交性，除了中文互聯網，世界性的互聯網只聽到澤連斯基的演講。 布查事件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案例，真相尚未調查，全世界已經群情洶湧問責俄羅斯。這樣的認知作戰實在太可怕，今天美國能夠組建40國盟軍與它握有話語權息息相關。 這也是為什麼俄烏戰爭發生後，美國在2月24日宣佈切斷俄羅斯高科技產品進口，包括晶片、電腦、電信設備、加密安全設備、鐳射和感測器。2月25日，台積電馬上跟進停止供貨給俄羅斯，隨後韓國和日本也開始共同制裁。 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思考，中國在國際上有發聲的管道嗎？ 你在國內再怎麼罵CNN和BBC，可人家在關鍵時刻就是能引領世界聲音，我們的媒體呢？不能只在國內當地頭蛇，更要建立世界性權威，這對國家才有意義。 這一次印度的阿納布·戈斯瓦米，就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 在認知層面的作戰，俄羅斯很弱。而我們也要思考，否則面臨同樣困境。 因為站在道德高點，又延伸出以下之根。 07 智慧之根：全球優秀人才收割機 文明之根，說到底是人才創造的。 誰能吸引更多的人才，這樣的國家才有希望。 誰的戰隊更具智慧，誰才會贏得最後勝利。 最終，仍然是人才之爭。 以英國的QS排名為例，美國依然穩坐榜首，排名前三的學校全都來自於美國，分別是MIT、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在QS今年前200的排名中，一共有46所美國大學上榜，其中5所進入前10，29所進入QS排名TOP100。 而這次俄烏戰爭中，俄羅斯3月移民超388萬人，民眾稱等局勢好轉再回！ 再舉一個例子，乙太坊創始人Vitalik Buterin，這位來自俄羅斯的優秀年青才俊，最終紮根於美加世界，這次就表態支持烏克蘭。 如果這樣的優秀人物都往歐美世界走，那俄羅斯未來讓人擔憂。 失去了最優秀的人才，那就失去了競爭的根本。 08 法律之根：長臂管制中的程式正義 文化之根，已是過往。 人才之爭，其中最重要的是讓人才擁有安全感。 所以，如何保證當權者不破壞規則，便涉及到法律之根。 制定嚴密的法規行為來約束當權者，才能保證自己立于文明高地。 只有讓更多人相信正義，相信法律存在的力量，才能擁有說服世界的邏輯。此次俄烏戰爭中，美國想方設法地針對俄羅斯，但仍然是需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動。 不能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此次聯合國五常一票否決權被限制，美國表態支持。 這一舉動美國不可能沒有在其中攪渾水，但即便如此，美國也不可能直接去廢除一票否決權，依然需要在聯合國的規則內進行。              美國在實施國際法中經常談到“長臂管制”，是要遵循自己的法律。 如果沒有了程序正義，那麼文明將面臨巨大災難。 09 經濟之根：SWIFT的金融威力 沒有經濟的支撐，別說打仗，吃飽肚子都難。 先不說全球經濟的供應鏈，它的主體還是掌握在歐美世界。 可以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SWIFT支付體系，便掌控在美國手中。 1977年SWIFT發佈，當年全世界就擁有會員國150多個，會員銀行5000多家，日處理SWIFT電訊300萬筆，高峰達330萬筆。現在日處理的金融電訊達到了三千多萬條，資金以萬億美元計算。 今天，幾乎所有金融機構都接入SWIFT平臺，SWIFT為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多家銀行、證券機構、企業與客戶提供交易服務。 而現在運行在SWIFT平臺上的主要貨幣是美元，美國可以通過截獲交易資金來控制SWIFT交易。             所以，當俄烏戰爭爆發時，美國一聲令下，就可以將俄羅斯銀行踢出SWIFT。 當美國扔下這枚金融核彈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時，俄羅斯儼然成為了一座金融孤島。 因為支付體系被切斷，便再無法與世界進行貿易。 所以這也能夠理解，為什麼其他國家在美國指揮下紛紛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 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命脈都掌控在美國手中，難道哪個國家願意閉關鎖國，成為金融孤島？ 這也是需要去思考的一大難題。 目前在SWIFT系統之中，如果想要擺脫經濟的控制，必須重構一張支付網路。 結語 透過俄烏戰爭 要構建自己的“根”力量 當俄烏戰爭剛剛打響時，不少人認為，俄羅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烏克蘭。 甚至於有人說出了1小時22分佔領基輔的“神話”。 然而當戰爭長線拉長後，俄烏戰爭背後，是美國打響的一場“根”的戰爭。 技術之根、開源之根、經濟之根、法律之根、文明之根…… 這哪裡是軍事的對抗，最終是“根”的較量。 簡單的敲擊鍵盤宣洩情緒是無能的顯示，戰爭的背後是什麼： 全球任何一架第五代戰機，都有數十萬行代碼； 任何一枚制導導彈，最終都由各種軟體在控制； 每一枚IC晶片背後，是全球頂尖人才的智慧； …… 現代戰爭，最終還是要回歸到鍵盤上。 當然，此鍵盤非彼鍵盤。 透過俄烏戰爭，必須時刻警惕：該如何構建屬於自己的“根”？ 成為更強的“根”的國度，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要擁有更多“根”。 這決不是靠嘴炮或者軍事可以戰勝的，靠的是什麼呢？ 一個智慧民族，一定會知道答案。 如果不知道，那你得反思一下。

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作者：杜震華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你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 這就可以說明我為何如此痛恨"岩里政男"之故了!

學術文化界支持民俗宗教自主發展之聲明連署 各位先進： 近來因政府積極投入管理金、香、炮議題，於臺灣民間社會引起不同程度之反應，並因去年（2016）由環保署提出「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大型民俗（宗教）活動空氣污染預防指引」等規範，引起零星陳抗；今年（2017）又於「空氣污染防制策略」中，標舉推動「改變風俗習慣管制」為防治空污要項之一，日前甚至由雲林縣環保局開始進行寺廟室內空氣品質調測，引起民間信仰社會恐慌。 事實上，晚近中央政府與數個地方政府，針對民間信仰活動經常性提出之管控政策，已有明顯矯枉過正之實，諸如針對燒金、放鞭炮開出重金罰單，或透過公文方式誘導寺廟封爐，乃至於以各類傳媒方式散布未經嚴謹證實之數據，先污名化民間信仰儀式，再搭配各種調查宮廟的騷擾行為，迫使寺廟管理人配合政策，意圖透過公權力「移風易俗」。 這些現有諸多名為「替代」或「鼓勵」之政策方式，往往缺乏文化脈絡之理解認識，或是未經嚴謹研究與對話討論，罔顧臺灣民間文化發展自主性。透過國家機器強行干預民俗發展之行為，絕非珍重國家民俗文化之作為。更何況諸多寺廟自1990年代起，即因古蹟維護、環保理由等，主動減爐、減香，時至今日已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政府單位從不重視民俗自理之可能，頻繁透過各種手段介入民間信仰，已造成民間社會嚴重反彈，並凝聚化成行動。 基於學者社會責任與尊重民俗社會發展自主性，我們實不願見臺灣本土民間價值觀因不當政策干預驟然消失，特發起本連署聲明，聲援民間社會行動，亦期待政府正視民間文化自主性之必要，以下為聲明內容： ▍公開聲明 ▍ 一、風俗變遷有其內在邏輯，需要較長時間社會變遷調適與變化，不應也不能由政府單位積極策動，目前諸多以環保之名的「改變風俗」施政，缺乏嚴謹學術對話基礎，與獨裁時期透過官方力量以迷信、鋪張、環保為理由的社會控制手段如出一轍，實非社稷之福。 二、民俗為社會累積之重要文化養分，在全球思潮重視在地文化生命力時刻，政府理應更為重視民俗發展、尊重民間文化，勿以污名化方式箝制民間信仰，乃至於以環保之名，施行宗教控制之實。 三、應即刻停止現有不當干預、汙名化民間信仰之操作，還給民間社會自主、自理之自由。 ------------- ＊若有名單疏漏請多包涵，欲參與聯署之學術文化界同好，請直接填表，將有專人不定時更新。 ＊本連署以從事學術研究、文化工作者或青年研究者，及學術文化團體為主。 ▍學術界 ▍ 柯若樸（Philip Clart）│國際漢學家、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李豐楙│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客座教授 林美容│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釋昭慧│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胡台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張　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淑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林明德│彰化師範大學退休教授、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彭瑞金│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暨臺灣研究中心主任 邱彥貴│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客座教授 陳益源│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代理中心主任 黃運喜│印尼金剛山佛教大學教授兼研修院副院長 林瑋嬪│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 蕭登福│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林正珍│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臺灣敘事學學會理事長 王志宇│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 謝聰輝│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楊玉君│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暨媽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黃聖松│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曾永寬│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兼系主任 池永歆│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 林翠鳳│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林茂賢│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王見川│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李世偉│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齊偉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 劉曜華│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陳　板│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兼任教授 李建緯│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副教授暨所長 黃季平│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兼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連瑞枝│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羅烈師│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呂玫鍰│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彭衍綸│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柯榮三│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副教授 黃文車│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高麗珍│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副教授 林饒惓│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副教授 張超然│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王鏡玲│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副教授 林培雅│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范純武│佛光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黃美英│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謝宗榮│耕研居宗教民俗研究室主持人、輔仁大學進修部宗教系兼任講師 林敬智│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黃貞燕│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助理教授 洪瑩發│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曾薰慧│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助理教授 裴光雄│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羅士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李翹宏│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羅景文│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高佑仁│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李淑如│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邱詩雯│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古佳峻│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謝瑞隆│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主任 林全洲│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戴榮冠│正修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郭璉謙│南臺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劉文星│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陳正雄│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張二文│東華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高雄市港埔國小校長 蔣馥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 鄭螢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林傳凱│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盧佳慧│美國賓州大學東亞研究暨民俗學博士候選人 林俊宏│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鍾秀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 江怡葳│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 温宗翰│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執行長、東華大學中文系民間文學博士候選人 周舜瑾│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莊仁誠│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班 邱于庭│臺灣藝術大學藝政所博士研究生 楊朝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邱延洲│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 山田明廣│日本奈良學園大學約聘講師 張家珩│輔仁大學宗教系兼任講師 姚伯勳│聯合大學建築系兼任教師 施晶琳│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臺灣的金銀紙錢作者 劉懷仁│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專任助理 陳志昌│空中大學、台南大學兼任講師 楊秀娟│臺北藝術大學戲劇所博士生 許瑞翔│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 李佳洲│中興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中學教師 黃健庭│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中心講師 葉晉彰│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專任講師 張景泓│長榮大學文化創意學程美術系兼任講師 林孟儒│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副教授 馮思明│夏威夷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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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 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 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 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 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 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 執筆者： 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 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 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 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 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 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 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 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 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 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 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 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 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 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 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 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 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 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 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 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 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 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 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 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 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 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 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 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 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 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 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 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 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 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 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 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 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 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 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 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 「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 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 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 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 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 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 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 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 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 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 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 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 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 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 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 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 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 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 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 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 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 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 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 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 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 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 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 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 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 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 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 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 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 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 「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 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 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 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 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 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 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 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 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 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 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 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 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 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 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 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 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 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 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 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 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