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全家族都是傳奇 金庸原名查良鏞 天堯 他有一表哥叫徐志摩 金庸小說中的惡人雲中鶴 就是徐志摩的筆名 他有一表妹叫陳喆,筆名瓊瑤 他又一堂兄叫查良錚,筆名穆旦 他有一表姐叫蔣英 是著名軍事家蔣百里的女兒 表姐夫錢學森是中國航天之父 中國導彈之父。 http://www.sohu.com/a/272302273_168089

馬友友的愛情故事！ 被西方媒體評為「最性感的古典音樂家」馬友友，居然沒有任何音樂學院的畢業文憑，雖然他已獲15個格萊美大獎，卻一直拒絕登上領獎台。 《時代》人物周刊的一篇文章認為：「馬友友是古典樂壇的寵兒，也是最受爭議的叛逆者，幾十年來，這位華裔音樂家走過了一條艱難的人生孤旅，而他的愛情也如他的大提琴曲一樣，如天籟之音，充滿夢幻般的色彩……」 一、「一吻之賭」失掉初戀！ 馬友友出生於音樂世家，父親是音樂教育家，母親是歌唱家，4歲時，父親把他領到了大提琴面前，把巴赫的樂譜交給他，馬友友對音樂的痴迷讓人吃驚，兩年時間，他練琴的地板上居然被壓出了一片坑凹。 6歲時，馬友友來到美國，跟著名指揮家斯坦恩同台演出，演奏完畢，觀眾把瘋狂的掌聲送給了這位音樂神童。 幾年後，在斯坦恩的勸導下，9歲的馬友友決定進入正規的音樂學院學習，那時馬友友已經跟許多名家合作演出過，出了個人專輯，上了暢銷排行榜，已頗負盛名，但是，正處在青春萌動期的他開始放縱自己：他蓄起了披肩長髮，開始曠課、抽煙、酗酒…… 一個週末，馬友友在百無聊賴時參加了一個同學的生日派對，朋友同他打賭，誰能在晚上12點時得到一個叫吉兒的女孩的吻，那麼第二天他就可以獲得兩張NBA的入場券和一整塊外賣海鮮比薩餅。 馬友友對吉兒一無所知，只聽說她是才女，從小在歐洲長大，還有她因為外型酷似「芭比娃娃」而有了「芭比小姐」的綽號，可是，當馬友友走到她面前的時候，手心卻開始冒汗，這是「派對王子」從來沒有過的，然而，漂亮的女孩卻主動向他伸出了手：「我叫吉兒，很高興認識你，YOYOMA（馬友友的英文名）。」 入夜，晚風有些清涼，吉兒給馬友友講起一個故事：「14歲生日的時候，我在維也納得到了一張音樂會的門票，那是一個大提琴獨奏會，大幕拉開後，是一個跟我年齡差不多的少年，在鋼琴的伴奏下，他老練地開始了演奏，所有的人都被他吸引，那天晚上我對父母說，這個才華橫溢的少年是我見過最性感的男人…… 「我搬到了美國，到了紐約，試圖再尋找那個少年，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再也沒有查到他音樂會的消息了，直到有一天我聽說了他在朱麗亞音樂學院就讀的消息，你可以想像我的興奮……」 聽了吉兒的一席話，馬友友良久無言，那個少年之所以銷聲匿跡，是因為他正沉湎於各色派對和酒會中的緣故，12點到了，幾個朋友在遠處叫馬友友的名字，他一下子回到了現實，他想都不想就吻了吉兒，轉身離去。 第二天，馬友友得到了NBA門票和比薩餅，可是他一點兒都不快樂，而吉兒知道那個晚上的內幕後覺得很受傷，她給馬友友送來一封信，信中夾著那張她14歲生日時馬友友的音樂會門票，她只寫了一句話：「我後悔回到美國，你摔碎了我的夢。」 吉兒的信讓馬友友深受震動，一番痛苦思考後，他決心重新調整自己的人生。 1972年春，17歲的馬友友決定從朱麗亞音樂學院輟學，院長握著他的手不解地問：「為什麼要讓自己的音樂理想湮滅？」 馬友友回答很簡單：「我覺得現在的自己沒有資格繼續做一個音樂人，我迷失了太久了。」 不久，吉兒要回歐洲了，馬友友聽說後趕到機場送行，卻沒有勇氣向她當面道別，飛機離去後，這個少年久久徘徊於機場外的草坪，眼中噙滿淚水。 說起這段經歷，馬友友的母親說：「那是他的初戀，吉兒走後，他痛苦了一大段時間，甚至有一次他問我：有沒有辦法讓時間倒流？我告訴他沒有，但是我們可以重新書寫未來，於是，他考上了哈佛。」 二、哈佛邂逅重拾琴弓！ 轉眼間，馬友友在哈佛已經進入了第4個年頭，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習慣低頭思索走路的馬友友不小心撞到了一個人，他抬起頭的一瞬間呆住了。 「你胖了高了，而且換了眼鏡。」 她平靜地看著他說，他張著嘴，什麼都說不出，他的手心又在出汗…… 她就是吉兒，他們分手4年後竟又重逢，吉兒還是那麼熱情和大方：「聽說你在修人類學，這似乎跟大提琴無關呢！我修數學，剛剛入學。」 與吉兒相遇後的那個晚上，馬友友一夜無眠，第二天一早，他打電話到吉兒的宿舍，吉兒的同室說她已回長島家中了。 吉兒到家後意外地收到了馬友友的信，裡面是那張被保存多年的音樂會門票，在吉兒當年的留言旁邊，貼了馬友友這樣的字條：「你離開我後，愛情和音樂似乎都從我的生命裡消失了，我放棄了大提琴已經快4年了，現在的我不知道還能否會拉琴，昨晚，我躊躇了一夜，我想要為你做一件事情，彌補我從前的荒唐和輕薄，我想了很久，覺得只有一個辦法：我要為你舉行一個獨奏會，請別拒絕我！」 馬友友為吉兒所舉行的獨奏會是在學院小禮堂舉行的，馬友友這輩子從沒有這樣怯場過，他調音許久，就是不敢拉出第一個音符。 吉兒在台下耐心等著，她發現馬友友的手抖得厲害，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溫柔地問道：「親愛的，你擔心什麼呢？」 馬友友憋紅了臉說道：「我擔心我演出失敗，你又跑回歐洲。」 吉兒在馬友友的臉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說道：「我哪也不去，你在哪裡，哪裡就是我的家。」 馬友友受到了鼓勵，第一個深沉的音符終於從他的手中滑出，同樣是巴赫的《熱情》，所不同的是現在的《熱情》裡飽含著男人深沉的渴望。 當音樂終於停下的時候，吉兒走上了台，俯身在馬友友的身邊說：「4年前的那個晚上，我曾經對父母說過你是我見過的最性感的少年，但是我隱瞞了一句話，現在我補充上，我要嫁給他！」 馬友友的臉紅了，激動地抱住他的夢中情人，拼命旋轉。 1974年，在哈佛大學生的反越戰集會上，馬友友在吉兒的鼓勵下，正式拾起了大提琴。 在那個上萬人的集會上，他那首優美動人的越南民歌《湄公河春望》和匈牙利作曲家柯達依的《悲慘世界》震撼了在場所有人。 演出結束後，會場裡一片寂靜，許久，大家才從他美妙的意境中甦醒過來，長久地歡呼著「YO-YO MA」的名字，如痴如醉。 那次集會使馬友友深刻感受到了音樂給人們帶來的震撼力，他決定重出江湖。 三、愛妻助他走出陰霾！ 1978年，馬友友與吉兒正式結婚，兩年內，他們的一雙寶貝兒女相繼出世，吉兒放棄了在哈佛繼續攻讀數學博士的機會，做了一個賢妻良母。 吉兒不僅是丈夫生活上的好伴侶，也是事業上的好幫手，她以自己旅行非洲時所見的叢林音樂卡爾哈利的節奏為靈感，建議丈夫大膽嘗試非洲音樂元素，一年後，承載著馬友友全新創作理念的《Meyer》獲得了該年度的格萊美大獎。 同年，馬友友的4張新專輯全部打入了世界古典音樂排行榜，尤其是他的《巴赫靈感》專輯，由於對巴赫的全新詮釋風靡世界，被譽為二十世紀古典音樂界一個偉大改革，為古老的經典曲目賦予了新的生命，許多現代音樂評論家指出，馬友友的大提琴穿越了國界、戰爭、宗教，琴聲裡飽含了生命的激情和愛情的震撼。 20世紀90年代初，正當馬友友處於事業頂峰之際，卻遭受了一場重大的危機，而在最艱難的時候，讓他重新站立起來的恰恰又是他的妻子吉兒。 由於馬友友從20世紀80年代起，不斷地把世界各地的民樂、通俗樂甚至邊緣樂器都融入了他的創作，觸怒了嚴肅音樂界的保守派。 1992年春，維也納國家劇院宣布取消與他簽訂的演出合約，同時，馬友友的恩師，也是他最依賴和崇敬的指揮家斯坦恩先生也拒絕與他同台演出，電話中，他對馬友友說：「孩子，你在自以為是的軌道上滑行得太遠了，難道你想把古典音樂變成兒歌秀？」 馬友友無聲地放下了電話，被迷茫和孤獨徹底地打倒，那天晚上，他給遠在美國的妻子打了一個電話，吉兒第一次聽到丈夫哭泣，心都碎了，她推掉手頭的工作，飛到了丈夫身邊。 吉兒像母親一樣地摸著馬友友的頭說：「貝多芬說過規則就是用來打破的，你認為所有的古典音樂都是當時的民歌和流行音樂的最佳組合，你不願意我們的孩子和孩子們的孩子只知道莫扎特和巴赫，而不知道在我們這個時代還有音樂存在過！你沒有錯，這不是一個妻子的看法，而是你最信賴的朋友的由衷感慨！」 1999年，馬友友醞釀了10年之久的《巴西之魂》專輯終於問世，經過曠日持久的論戰，格萊美第12次給他「加冕」，2000年，他為電影《臥虎藏龍》演奏主題曲，這首新古典提琴曲獲得了當年奧斯卡最佳音樂獎，2004年春，馬友友再次獲得第43屆格萊美大獎，迫於公眾和媒體強大的輿論壓力，維也納國家劇院再次向馬友友發出邀請。 2005年春，馬友友在回答美國《時代》周刊專訪時談到他和吉兒的婚姻：「我慶幸擁有了這樣一位集美麗、智慧和愛於一身的女性為伴侶，我們是大提琴上的弦和弓，誰離開誰都不是琴，都成不了音樂！」

這個中國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 作為一名中國人，會講33種漢語方言，以及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拉丁、古希臘等多國語言。 他曾先後任教於： 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密执安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美國各大名校； 回到清華後的他，又教授：數學、物理、 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 西洋音樂欣賞、心理學等課程。 他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 哲學家、語言學家、音樂家......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 他是中國百年，都難再遇的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他就是趙元任 1892年11月3日，趙元任在天津出生了，剛一落地，還沒來得及哭上幾聲，他就差點被當做女孩紮了耳朵眼兒，原來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前請了算命的，算命的說肯定生的是個女孩，於是他的父母提前備好了針，就等着他出生。 他的母親擅長詩詞及崑曲，他的父親中過舉人，擅長吹笛，被稱為 “晚清公子”。 書香門第出才子， 他從小就“異於常人”，對各種社會和自然現象充滿好奇， 喜歡觀察、比較、琢磨背後的規律，還愛跟保姆、親戚、同學學各種方言，曾經他祖父從常州請來，一位姓陸的先生教他唸書，用的是地道的常州音。於是他學會了用常州方言背誦四書五經。 他的聽覺特別靈敏，能在短時間內，就學會一種方言，此後終生不忘。 9歲時，他的祖父病逝，他隨着全家回到了老家常州青果巷， 在家塾二中讀書。 他又從大姨媽那兒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裡學會了福州話。 一般人語言能力最厲害的時候，就是幼兒時期，學什麼都快， 一旦年齡增長就沒那麼容易了。 但是他的語言能力， 從小到大都一直處於巔峰無敵的狀態。 1907年，15歲的他已會講8種方言，那時他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班，當時全校270名學生中， 只有3個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從這3位同學那兒，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 有一次，他和同學們在同一桌就餐，這些同學來自五湖四海， 一頓飯下來，他就用八種方言，跟同學們挨個兒交流！ 那時的他就把學習當做趣味，因而產生了純粹的求知慾。上學對他來說，不是一件“苦差事”，反而是一項令人身心愉悅的探索之旅。 用他的話說：“最緊要好玩。 那時3年預科還沒讀完，他就報考了清華的留學官費生，考試前還自修了拉丁文。1910年7月21日， 他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留美考試。這次考試一共錄取了70名學生，他名列第二，比同批考取的胡適、竺可楨等人，都要靠前許多（胡適第55名） 自然地，他就和胡適等人，一同坐船奔赴去了美國，從此，他和胡適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到了美國後，進入了康奈爾大學。可是究競選擇什麼專業讓他很頭疼。老師瞭解到他語言天賦極高，推薦他選擇語言專業。 而他卻選擇主修了數學，還選修了物理學、哲學、邏輯學、音樂…… 完全和語言不沾邊。 作為一個中國留學生，他在該校的數學成績，獲得過兩個100分，一個98分， 保持了多年來，康奈爾大學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1914年，他順理成章獲得了數學學士學位。到了大學四年級，教授告知他，他同時具備申請數學， 和哲學研究生獎學金的水平，結果從數學系畢業的他，又改行成為了康奈爾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 他能在文理兩科之間隨便轉換，最終玩成了大師！ 胡適對他極為欣賞： “每與人平（評）論留美人物，輒常推常州趙君元任為第一。” 而趙元任和胡適共同的朋友，韋蓮司則說：“趙元任無論在任何困境，都不會令人覺得他可憐，因為他能隨時以嬉戲的心態，從中獲得樂趣。” 留學期間的他還和周仁、秉志等人，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創辦了科學社（後改名為中國科學社） 他們認為祖國之所以孱弱，莫過於科學不發達，並出版《科學》月刊，旨在“提倡科學，宣揚實業， 審定名詞，傳播知識” 後來他們以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 及其科學雜誌為模版，創辦了中國的《科學》雜誌。 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在1915年，還給他們的科學社，發來了親筆簽名的祝賀信。 23歲時，他又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哲學、選修語言學和音樂。 1918年，又獲得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用圓規畫出哲學思想的半徑，用數學公式算出吉他的音準，用各國語言學習相對論。這就是他當時的生活寫照，同學們知道後，只能佩服不已！ 他真是無所不能，以至於他完成學業後， 康奈爾大學給他這位哲學博士，提供的教職竟是“物理學講師”！ 雖然他什麼都玩，但是唯一沒玩過的，就是愛情。 1920年，他決意回國，目的之一就是要回老家退婚。 14歲那年，他大姑婆告訴他，他就要和一個姓陳的女孩訂婚了，他很傷心，不願意婚姻就這樣被安排。 這一次回國，他終於退了這門婚事，拒絶的理由是“女方大兩歲”。而不久後，他就去追求比他大三歲、性格迥異的楊步偉了…… 這段婚姻可謂相當傳奇！ 楊步偉出生於南京望族，祖父是鼎鼎大名的，中國佛教協會創始人楊仁山，而她是首位留日的醫學女博士。正如她不凡的名字一樣，趙元任被她的“大丈夫”氣質所折服，他認定楊步偉就是意中人兒。 “我脾氣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橫，我比你更橫；你講理，我就比你更講理。” 這句可以做QQ簽名的話，就是出自她口，這樣的宣言，在當時可是相當地驚世駭俗啊！ 同年，趙元任開始在清華工作，教授物理、數學和心理學課程。 適逢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演講，他擔任羅素及其女友竇拉•勃拉克的翻譯， 間或也為約翰•杜威翻譯。 羅素的演講比杜威的難得多，內容涉及高等數學、邏輯學、哲學和教育，相當廣泛，多少精通英語的才子，都無法勝任這樣的翻譯工作。 而他卻遊刃有餘， 甚至連羅素的笑話， 都能翻譯得不走樣。 而且每到一個地方， 他甚至都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 在杭州演講時，他便以杭州方言來翻譯； 去長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學會了長沙話， 等到了長沙，就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 演講結束後，還有長沙人跑去找他攀老鄉。 他給羅素做翻譯時，總拉上楊步偉。 一天，他約她一起吃飯，一見到楊步偉，就兩眼放愛心，把工作的事情忘到了火星上。猛然間一回神，不對勁，還有正事要做！便飛快地趕回了課堂。 這時的羅素一人在台上呆看著，沒法開口，惹得全體哄堂大笑，看到趙元任竟然拉著，一個女子回到教室裡。 羅素自然明白為什麼他會遲到。 只好低聲跟他抱怨：“壞人，壞人！” 為羅素當翻譯任務繁重，他乾脆就與羅素一起住。 結果，演講途中羅素忽然病倒了，需要靜養，他也就忙中偷閒，翻譯童話《阿麗絲漫遊奇境記》，一不小心就成了一部經典。在全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的中國女孩們，都搶着用“阿麗絲”做英文名。 一邊當教授，一邊當羅素的翻譯，還要談戀愛，靈感來了再創作幾首小曲，竟然還能翻譯出一部經典， 真不知道他哪來的這麼多時間。 1921年6月1日，他和楊步偉步入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一起到公園照相，再向親友發一份結婚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再電請胡適和朱征到新家吃飯。胡、朱到後，完全不明就裡， 知道他們就是那天結的婚。晚飯後，趙元任拿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兩位做證人簽字，這就算正式完婚了。 吃完飯後，胡適一出門，就把這個消息傳給了《晨報》。 這一新式婚禮，在當時也是轟動一時。 趙元任碰到楊步偉，可謂是兩個高級玩家湊在了一起，整個世界在他們眼裡都是場遊戲。 兩人新婚後，趙元任要去美國，在哈佛哲學系做講師，開設哲學和中國語言兩門課程。 他們乘船去美國的途中，十分無聊，便決定下圍棋解悶。 因船上沒有棋子，他們就向船伕要了兩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麥子，可以分黑白二色，當棋子用。 看來天性好玩之人，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找得到樂趣。 而一個嘻嘻哈哈的爹、一個大大咧咧的媽，他們一共生了四個女兒。 並且四個女兒全部名校畢業，成了教授： 大女兒趙如蘭，拉德克利夫學院中國音樂博士，哈佛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女兒趙新那，畢業於哈佛大學化學系， 後成為長沙中南礦冶學院教授； 三女兒趙來思，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研究所，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出版過包括兒童讀物在內的23本書； 四女兒趙小中，畢業於康奈爾大學，主修物理，後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而三個女婿也是教授（四女離異）： 大女婿卞學鐄是麻省理工的終身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 二女婿黃培雲是中南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 三女婿波岡維作是華盛頓大學教授。 趙元任自己在玩中學成了大家，教育孩子自然也嘻嘻哈哈，他經常和女兒們打鬧玩耍，還會根據遊戲場景隨口編歌、譜曲，邊唱邊鬧。他為女兒們寫了很多歌，一有機會就聚在一起，組成一個家庭合唱團，分聲部地練習演唱他的音樂作品。 除了音樂，他還每晚都給女兒讀英文小說，一天一段。 對此，朋友韋蓮司總結說：“說到孩子，我總覺得世間，最忽略的資源就是嬉戲， 要能夠在社會上撐得住，沒有比嬉戲更重要了。不是指聲色犬馬，或神經兮兮的尋樂，而是真正輕鬆忘我地，讓想像力奔馳，表現自己另外的一面。”快樂父母勝於模範父母，你是誰你的孩子就是誰。 所以，趙家“一門四鳳”絶不是偶然， 而是教育的成果。 而他雖是大學問家，卻和他的好朋友胡適一樣，都是出了名地怕老婆。 他不否認自己懼內， 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回答道：“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有一次胡適直接問楊步偉，平時在家裡誰說了算？她很謙虛地說：“我在小家庭裡有權，可是大事情還是讓我丈夫決定。” 但馬上又補充了一句：不過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最後一句才是重點啊！ 在美國待了四年後， 趙元任還是最終決定回清華，要幫助祖國去培養優秀人才。 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看到他的簡歷後，二話不說，就給他安排了：數學、物理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和西洋音樂欣賞等課程。 光聽到這些課程名， 很多人一定已經頭疼到不行了，而他卻能隨時切換大腦模式。 他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 後來他四處亂跑：當了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耶魯大學訪問教授、還編了《漢英大辭典》、被選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又去密执安大學當了語言學教授。 55歲的時候，終於跑不動了，就一直留在加大伯克利分校當語言學教授。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 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終身事業， 他說：“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他都好”。 他很早就彰顯過許多過人的絶活。 他的絶活之一， 就是表演口技“全國旅行”： 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從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由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 最後入山海關返京。 這趟“旅行”遍及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他便用當地方言土語，介紹當地名勝和土貨特產。一口氣能說上近一小時， 聽者無不捧腹不止。 他最“好玩兒”的演講之一，就是把英文完全倒着發音朗讀，並錄下音來，等到把這段錄音再倒過來放時，聽眾聽到的是純正的英語發音，這足以讓人目瞪口呆。 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認為他是自己的老鄉。 二戰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在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 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後來，他到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 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 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雖然他選擇了自己的終身事業，但是也沒有放棄其他的愛好，比如說：音樂。他精通多種樂器，畢生與鋼琴為伴。一生創作過百餘件音樂作品， 包括聲樂和器樂。 而作為中國現代音樂學的先驅，他留下了許多流傳至今的歌曲。 1926年創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已成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寶庫中，一首經典的藝術歌曲。 他也是近現代身體力行、系統研究中國傳統吟誦第一人， 對中國傳統吟誦文化的保存，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著名音樂家蕭友梅盛讚他：“替我國音樂界開了一個新的紀元”，並說：“趙先生的這本歌集出世之後，教我們不能不稱呼他‘中國的舒伯特’。” 他常隨手取身邊的小東西作樂器。一次，趙家宴客，飯罷，他拿起一根筷子，敲擊盤子和碗，分別敲出do、re、mi、fa、so…的音來，可敲來敲去，就是差一個音敲不出，後來抬頭看見玻璃燈罩，靈機一動，取下來敲了一下，正好補上了這個缺的音，大家全樂了。 以後每逢家宴，他就給大家表演這一手。 1945年，抗戰勝利， 身在美國的趙元任一家，從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 二戰結束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們開始做回國的準備。 但是，1946年夏，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發電報催趙元任從美國回國，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 這個請求把趙元任給嚇着了，趙元任回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 不僅南京中央大學， 清華大學等名校在這期間，都先後找他當校長。 他一再推辭無效，便不敢回國了。 他說：“我生平最怕做行政的事！ 他是個純粹的學者， 安身立命之所是學問，而不是官職。 他深知自己的性格不適合當校長，也害怕繁雜的行政事。 愛玩的趙元任夫婦，不願意被官職束縛， 也不喜歡長居一地 ， 不光做好學問，遊山玩水，賞星看月，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光黃山，他們就去了好幾次，歐美大陸，也漫遊了四次。楊步偉八十歲的時候，夫妻倆還駕車去歐洲遊玩呢。 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趙元任教過物理學、數學、哲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語言、漢語語法、理論語言學、邏輯學等課程。幾乎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文化融合得如此嫻熟。僅僅給他冠以數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哲學家、邏輯學家、音樂家等頭銜，都不足以涵蓋他的成就。 人們只能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 語言學家王力評價他：“趙元任可以稱為中國第一代語言學家，我學語言學是跟他學的，我後來到法國去，也是受他的影響。” 美國語言學界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趙先生永遠不會錯”。 語言學家陳原說： “趙元任，趙元任， 在我青少年時代， 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 1981年，楊步偉先他而去，趙元任悲痛萬分。摯愛已去，他對人間便再無眷戀，次年2月24日，趙元任就追隨夫人楊步偉，也離開了人世間，飛往天國尋日思夜想的她去了，天生快活之人，就連離去也是瀟灑俐落，而這一天，竟是二十年前胡適辭世的日子。 趙元任一生會講33種方言，會說英、法、德、日、俄、西班牙語等多種外語。 他自己說：“在應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沒有問題。 至於一般用法，則日本、古希臘、拉丁、俄羅斯等文字，都不成問題。” 他曾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 好玩兒，僅僅三個字，背後卻藏着說不完的深意。 專注喜歡的東西，並且能不斷為之探索的人就是強者。有興趣沒才能的堅持是孤擲痴迷，有興趣有才能的堅持是天賜使命。 而趙元任就是後者， 他窮極一生，快活地做着自己喜歡的事， 活得無牽無掛，不悔不恨，最終因“好玩兒”三個字，顛覆了整個世界。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 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 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 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 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 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 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 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 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 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 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 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 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 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 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 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 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 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 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 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 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 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 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 吉布尼。 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 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 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 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 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 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 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 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 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 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 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 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 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 波特。 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 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 他搖頭。 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 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 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 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 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 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 夢想家的邏輯 接下去的情景。 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 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 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 他談比爾 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 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 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 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 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 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 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 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 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 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 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 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 後來他過世了。 我說。 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 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 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 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 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 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 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 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 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 中產階級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 約翰 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 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 再看本傑明 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 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 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 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 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 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 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 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 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 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 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 說完，我樂，他也樂。 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 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 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 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 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 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 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 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 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 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 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 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 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 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 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 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 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 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 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 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 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 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 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 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 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 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 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 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點吃驚。 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 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 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 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 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 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 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 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 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 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 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 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 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 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於洛杉磯

梁啓超的二房 今天，講一位中國媽媽的故事，她出身卑賤，一生苦命，尤其到了人生終點，她孤獨而淒涼地離去，可她為中華民族留下的，卻是最寶貴的財富！她，就是王桂荃。 1886年出生的她，一生都是一個苦命女人。自幼家境貧寒，生活坎坷，她出生不久，便失去了母親。父親續弦不久，竟又不幸暴病身亡，那一年她只有4歲，繼母相信算命先生胡謅，覺得她命硬克父母，因此對她愈加百般虐待，失去雙親的她，就此過著寄人籬下的淒涼生活。 6歲，王桂荃不幸被人販子拐賣，5年里，輾轉了四戶人家，吃盡了被打罵的苦頭。最後，她成為禮部尚書府中的丫頭，尚書有個堂妹叫李蕙仙，在尚書主持下嫁給了一書生，王桂荃成為陪嫁丫頭。她不知道，這將是她一生命運的轉折，因為小姐李蕙仙嫁的這個人，叫做梁啓超。 李蕙仙和梁啓超成婚17年，生下二女一男，這唯一的男丁便是梁思成，可是自小身子孱弱，家裡人瞧著，並不像能長大成人的樣。李蕙仙看在眼裡，愁在心裡，唯恐不能維繫梁家香火，而她自己因多次生產身子受損無法生育，於是，李蕙仙便想到，按封建社會那一套，讓陪嫁丫頭王桂荃，為梁啓超做通房丫頭。 那時的王桂荃，早就在多年顛沛流離中，被磨練的聰明勤快。李蕙仙體弱，梁家裡裡外外都是王桂荃操持，一家老小的飲食起居，都是王桂荃一力支撐。所以在李蕙仙的安排下，王桂荃和梁啓超有了夫妻之實，並且，她為梁啓超接連生下了6個兒女。但，她一直未能得到梁啓超的承認。 因為，梁啓超不能違背他倡議的「一夫一妻」，一直不肯將王桂荃納為妾室。多少年里，王桂荃不光不能得到妾室名分，梁啓超還要求孩子們，只能喊王桂荃為「王姑娘」或者「王姨」，包括王桂荃生養的6個孩子。 多年勤勤懇懇為梁家卻不能有名分，對一個女人來說，這是最大的隱痛。自己親生的孩子，卻不能叫自己一聲「娘」，對於一個母親來說，這是最大的殘忍。做女人，她命苦，當母親，同樣苦。 可不管自己如何苦，王桂荃不會苦家人，更不會苦孩子！她未曾提及過一句要名分的事，對此毫無怨言，孩子不叫自己娘，她以一個「保姆」的身份存在著，卻不辭勞苦，伺候梁啓超雙親、妻子，還有全部的9個孩子。 梁啓超14年流亡時期，梁家最淒涼的時候，大大小小的家務，無一不是她咬著牙扛下來。在艱難的境地裡，她的堅強獨立，深深地影響了梁家每一個孩子。 梁啓超不讓孩子叫王桂荃母親，可因為她對兒女們太好，他們總是偷偷地叫王桂荃「娘」，叫李惠仙「媽」。梁思成是李惠仙的親生兒子，可他小時候對生母感情不深，對王桂荃這個「娘」卻是十分尊重關心。 他常常說：「娘是個很不尋常的女人。」小時候，梁思成考試成績不好，李蕙仙氣急了，要抽他。一旁的王桂荃急壞了，沒多想就一把將梁思成摟到懷裡，正在氣頭上的李惠仙沒收住手，綁了鐵絲的雞毛撣子，一下下狠狠抽到王桂荃瘦弱的身上。 這番「護子情深」，讓梁思成記住一輩子，更讓他銘記的是「娘」的諄諄教誨。王桂荃雖然沒有讀過書，卻深知學問品性對一個人的重要。這件事後，她拉著梁思成，用很溫暖的話循循善誘：「成龍上天，成蛇鑽草，你看哪樣好？不怕笨，就怕懶，人家學一遍，我學十遍，馬馬虎虎不刻苦讀書，將來一事無成，看你爹已經足夠有學問，一有時間，還不停地讀書。」 為了引導梁思成好好讀書，王桂荃還以身作則，從目不識丁到學會一口流利東京話，用自己親身下的苦功夫告訴梁思成，孩子，好好努力。從這後，梁思成再也沒有馬馬虎虎，多年後他在中國建築界取得巨大建樹。 李蕙仙的兒女，是梁思順、梁思成、梁思莊，王桂荃的兒女，則是梁思永、梁思忠、梁思達、梁思懿、梁思寧、梁思禮。無論是否親生，王桂荃對每個孩子視如己出地愛，看梁家子女回憶錄，最讓人動容的，就是對「娘」的溫情。 梁思成講到「娘」在這個家裡不容易：「她對我媽和我爹的照顧無微不至，對我媽更是處處委曲求全，媽對傭人很苛刻，動不動就打罵罰跪，娘總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間。她是一個頭腦清醒、有見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 梁思莊並非王桂荃親生，從小卻總是牽著「娘」的衣角走路，洗澡一定要「娘」給洗，不然就哇哇大哭。十歲梁思莊染病住院，嗓子發炎嚴重，是「娘」在身邊日夜守著。後來，在「娘」無微不至的照顧下，梁思莊活了下來。但因傳染病太凶，「娘」不到九歲的親生女兒，病逝了。 這是王桂荃一生中最大的打擊，可她白天仍盡心盡力地伺候一家人，只在夜裡躲在廁所偷偷抹眼淚。甚至，她將更多的愛傾注給梁思莊，梁思莊生女兒時難產，生死難料，王桂荃急火攻心，從天津冒著三伏酷熱，一路坐火車奔波到廣州守護，在產房外等了十幾個小時，直到醫生用產鉗夾出外孫女。這就是王桂荃為人母，帶給梁家所有孩子的愛。 李惠仙逝世後，1929年梁家遭逢巨大變故：梁啓超病重逝世。臨終前，梁啓超拉著王桂荃的手：「對不起，這輩子，我讓你受苦了，孩子們就拜託你了。」王桂荃堅定地說：「先生放心，孩子們有我呢！」 梁啓超這一走，梁家所有人的生計，全都壓在王桂荃一人肩頭，因為他沒有給王桂荃留下多少財產，卻給她留下了9個需要照顧的兒女，這是一份沈甸甸的責任，年長的剛剛成家不少地方還需「娘」幫助，成年的還尚在讀書進修，最小的梁思禮才4歲，生活費學費都需要依賴王桂荃，她是梁家所有人的唯一後盾。 而王桂荃沒有辱沒梁家書香門第的名聲，她千方百計拼盡全力供子女們上學，把家裡所有的錢，都用在子女教育上，她還接各種髒活累活，就這樣一分分積攢， 最後編織成讓子女飛翔的翅膀：她將梁思莊送去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將梁思忠、梁思永送去哈佛，將梁思寧、梁思達送去南開，接著她變賣家產，又不惜放下自尊借貸，為梁思禮、梁思懿湊足去美國讀書的費用。 這個神奇的女人，把9個子女的大家庭承擔下來，她給中國的教育史上，寫下了最濃墨重彩的一筆：梁家六子三女，個個成龍成鳳，思順，詩詞研究專家，中央文史館館長；思成，著名建築學家、中科院院士；思永，中央研究院院士；思忠，抗日英烈；思莊，著名圖書館學家；思達，著名經濟學家；思懿，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思寧，革命家；思禮，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科院院士。 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這大概是中國最精英的家庭，這大概是中國最成功的母親，因為古往今來，世間僅此一家！ 是王桂荃，繼承梁啓超的家訓遺志，她以迎接生活磨難和考驗的勇敢，為子女們帶去獨立自強的精神；是她以溫和樸素的話語循循善誘，讓孩子們發奮苦讀，走向一條精英之路；更是她，以無堅不摧的母性和堅強胸懷，帶著孩子們度過了，令人無法想象的艱難歲月，成就了這段絕無僅有的中國教育傳奇！ 而隨著孩子們一個個離家成才，家裡只剩王桂荃孤零零的身影，送最小的孩子梁思禮去美國時，已經鬢染白霜的她叮囑：「記住，學成報國。」家國情懷，就這樣傳遞到梁思禮的身上。 1949年梁思禮回國，王桂荃已然白髮蒼蒼，親自到天津碼頭迎接，因為沒有確切歸期，她在寒風凜冽的碼頭整整守候半個月。再後來，梁思禮，成為東風系列導彈的主要研發者，一位國家巨星，鑄就護國重器，這位母親，留給中華民族的太多太多...... 生於舊社會，她是傳統的女子，卻沒有因傳統觀念，將任何一個孩子束縛在身邊：孩子為我所生，並非為我而來。雖然圍著丈夫和孩子一生，可王桂荃並不是沒有自我、趣味和眼界。 她75歲，還能興致勃勃從北京隻身去杭州旅行，80歲，她讀書看報聽廣播，和已經成棟梁之材的子女們，交談國家大事，思路清晰一點都不落伍。活到老，學到老，言傳身教，以身作則，這就是王桂荃的教子之道。 為中國貢獻9位棟梁，而她卻苦了一輩子，直到生命的終點。1968年，已經82歲的她，迎來自己人生的最後一道考驗，因為是「梁啓超的老婆」，風燭殘年的她受到無數批鬥和羞辱，82歲高齡被驅趕在陰暗小屋，每天出來掃街，沒有醫護，只有謾罵和折磨。 這一年的某一天，這位飽嘗世間疾苦的偉大母親，孤零零離開了人世，因為全家被分離的原因，她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孩子最後一眼。後來據鄰居回憶，老太太不管掃大街還是乾髒活，她始終平靜，祥和。這是一個踏過無數風霜雨雪，走來的女人啊，這俗世的苦難和折磨，早就沒什麼是她不能承受！ 一切都平息後，孩子們在梁啓超和李蕙仙陵墓旁，給王桂荃立了碑，並種下一棵「母親樹」，來紀念這位，培養出了多位國之棟梁的偉大母親，梁思成之女梁再冰寫下碑文：願夫人精神風貌長留此園，與樹同在，待到枝繁葉茂之日，後人見樹，如見其人。 以一弱女子之力，成一門九位龍鳳，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的言傳身教，所有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比不過父母的以身作則。尤其是母親的影響，比爾蓋茨就說過，自己在母親那裡受教良多，得到的是「虔誠和善良」；著名作家金庸也說過，他對小說的人物內心深處探索，很多受母親的文化影響。 而王桂荃，從舊社會走來，卻沒有被舊思想束縛，以超凡堅毅和魄力，將兒女一個個送離身邊磨練成材。她用自己的一生告訴了世界，什麼是母親，什麼是教育，什麼是平凡能成就偉大！ 她自己雖卑微，卻盡展莊嚴，舉目皓皓明月，垂首莽莽大地，她讓孩子們成為中華民族的驕傲，九位英才，是她給全中國留下的最寶貴財富。向這位偉大的中國母親：王桂荃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