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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都夜雨

一記述一段「太平輪」的故事。太平輪又稱「東方鐵達尼號」,知名導演吳宇森曾拍成電影,由中日港台韓著明影星金城武、章子怡、黃曉明、宋慧喬、長澤雅美、佟大為等人,共同演出三段淒美感人的愛情故事,貫穿整個電影的架構。我不談這些虛構的情節,只說一些鮮為人知的真實故事。一

今夜又是風雨微微 異鄉的都市

路燈青青 照著水滴 引阮心悲意

青春男兒不知自己 要行叨位去

啊~漂流萬里 港都夜雨寂寞暝

黃昏,微雨。來到基隆港東岸碼頭,這裡有一個太平輪紀念公園,園內有一方于右任題字的「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洗石子水泥牆面,密密麻麻的鐫刻著罹難者的名單,每一個名字,都訴說著一段悲慘的故事。

民國三十八年,風雲變色,大地驚雷,赤色洪流很快的就要席捲江南,戰鼓頻催,人心惶惶,逃難的人潮,瘋狂的湧向了黃浦江。那年的除夕夜,上千名乘客拼命擠上了駛往基隆港的太平輪,他們在甲板上驚魂甫定,正自慶幸虎口餘生,馬上就要到寶島台灣過新年。不料,船出港未久,就撞上了一艘由基隆開往上海的運煤船「建元輪」,船隻很快的就沉沒於舟山群島的外海,只有三十四人,被路過附近的澳大利亞軍艦幸運救起,其餘上千人都被大海吞噬,成了海底冤魂。

太平輪是上海中聯輪船公司租賃的一艘巨輪,由寧波商人集資經營,台灣知名演藝人員蔡康永,他的父親蔡天鐸就是船東之一。當時能登上太平輪的大多非富即貴或有特殊關係。罹難者名單有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人,遼寧省主席徐箴一家人,蔣經國的得力助手俞季虞,南京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香港小甜甜女富豪龔如心的父親龔雲龍等人。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位蘇北老鄉李浩民。

李浩民是江蘇如皋富商,民國三十七年,眼見大陸局勢動盪不安,他偕妻子和十三名兒女,先來到台灣,在桃園購地築魚塭,想發展養殖漁業。妻小安頓好後,他又返回上海,處理後續事宜。那年除夕夜,他透過關係,好不容易搭上了太平輪,要回台灣和家人共吃團圓飯。可憐倚閭長望的妻子,盼到的竟是太平輪沉沒的噩耗,兒女再也見不到朝思暮想的父親。

晴天霹靂,他的妻子王淑貞,擦乾了眼淚,在桃園偏鄉,含辛茹苦,獨立撫養五男八女。出生在富貴人家的王淑貞,原先不愁吃穿,一切有人代勞,不料,中年守寡,在台灣無依無靠,窮的無米可炊,掀不開鍋蓋來,她為人幫傭,沒日沒夜的幹活,終於將十三名小蘿蔔頭拉拔長大,各個都獲得博士學位,有的是學者,有的是設計師,有的是工程師,有的是藝術家。其中三位獲得美國「十大傑出青年獎」,連美國柯林頓總統和布希總統,每年母親節都會寫信讃譽她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這位偉大的母親,一百零六歲在美國紐約寓所,蒙主寵召,卸下塵世的勞苦,回歸天家,和她的夫婿李浩民長相伴。她的一位兒子,當年考上了大學,卻因繳不起學費,改讀公費的警官學校,後來赴美,奮發求學,榮任美國康乃狄克州的警政廳長,成了美國首位華裔探長。他始終不忘母親的教誨:「待人要好,做事要專心,少說話,多做事」。他就是名滿中外的刑事鑒識專家李昌鈺。

當年,有一位俗名李國深的小和尚,僥倖躲過一劫。他曾說:「我因為時間匆促,趕不及搭上那班輪船,而倖免一刧」。阿彌陀佛,小和尚後來搭上別的船,飄洋過海,來到台灣,四處弘揚佛法,成了佛教界人人景仰的一大宗師,他就是佛光山的星雲法師。

怒海餘生,獲救的人中,有一位是國民黨少校參謀葛克,他的家小悉數罹難,他僅以身免,大難不死後,他又回到軍中服役,隔年,他娶了同船獲救的袁家姞,袁小姐是袁世凱的孫女,一度在建中擔任英文老師,他們的女兒葛蕾是知名的演藝人員,曾兩度入圍金鐘獎。

基隆港又飄下小雨,牆上的名單上彷彿閃著點點淚光。我輕輕哼唱那首「港都夜雨」台語老歌:「啊~茫茫前程,港都夜雨那抹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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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死了,享年102歲——謹以此文“送別”李叔同的女兒春山油子。 悲欣交集,人生之感悟。當我們再回首時,沈澱的不只是記憶。那些如風的往事,那些如歌的歲月,都在冥冥的思索中飄然而去。 2020年7月初,春山油子(日文:はるやまゆうこ)死了,享年102歲。 油子(ゆうこ)死在日本最南端的沖繩島,死在母親的老屋裏,死在掛滿裸體女人油畫的中式四合院裏。 油畫,是父親畫的。畫上的裸體女人,是母親。 中式四合院,是母親買的,是母親賣掉父親的一副油畫,換了點錢買的。 春山油子,日本一基金的亞洲區官員。春山油子的名字,是母親起的。 春山的母親是一個日本人,叫春山淑子(日文:はるやまとしこ)。 油子,中文諧音“遊子”,因為遭受中國男人的拋棄,剛出生的女兒成了浪跡天涯的遊子。 1988年春天,春山油子剛滿70歲。她作為項目官員來中國考察,在杭州虎跑寺,終得知了父親已去世46年的消息。 2020年7月,春山油子死了,享年102 歲。24年前,她的母親也是在沖繩老屋去世的。 那一年是1996年,母親淑子(としこ)享年106歲。《江湖夜雨》第71、72章中,記錄了這段塵封的故事,……。 1994年的冬天,大雪紛飛的季節,二柱前往日本沖繩。 自東京起飛,約兩個多小時後,抵達沖繩那霸機場。沖繩由許多小島連接而成,是日本最南端的島嶼之一,位居日本與台灣之間,常年氣溫保持在24℃左右,屬於亞熱帶海洋性氣候,是一個世界級的旅遊天堂。 那霸,琉球群島中的最大的一個島嶼,也是日本沖繩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沖繩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血腥的戰場。 1945年4月至6月,美軍強行登陸,20萬日本軍人全部戰死。日本戰敗後,美軍在距離那霸機場很近的地方,設置了美軍嘉手納空軍基地。 距離那霸機場不遠處,有座小山,山頂上有個首裏城堡,曾是琉球君主的官邸,是琉球王國的標志。朱紅色的木質結構,完整地保持了中國唐朝建築風格。首裏城的城堡氣勢巍峨,沿山道上去有牌坊和城門,著名的“守禮之邦”大門是沖繩的金字招牌。 一天上午,二柱逛完城堡走出大門,踏上一條古樸幽靜的小路。 路邊,有一個古老民居中的日式小吃店,門口古樹參天,小店由夫妻兩人租房經營。吃了一碗清爽的沖繩拉麵後,二柱在庭院裏閑逛。 庭院角落,有一個花壇。花壇的後面,有一扇木制小門,推開小門,裏面是一個中式四合院的後院。 後院沒有人,正房房門虛掩,二柱推門進入室內,整潔優雅,牆壁上掛滿了幾十幅裸體油畫,一身穿著中國清朝服裝的老婦坐在藤椅上。 這是一個博物館,二柱想。 “你好”,二柱隨口用漢語問候。 老人很慈祥,看了看二柱,輕輕回句“你是中國來的?”一口並不標準的上海話,讓二柱吃了一驚。 沖繩島沒有中國人來,見到中國人,老人似乎有點興致,與二柱攀談起來。 原來,這是個百歲老人,已經104歲了。墻上的油畫是80年前一個中國留學生的習作,後來兩人相愛,老人與留學生曾在上海生活了六年。 老人離開上海時,留學生把油畫作為紀念送給了老人。老人蹣跚著走到牆角書櫃。從櫃子裏拿出一個小木箱,小木箱裏放著一只手表、一綹鬍鬚,和幾封書信。“你為何不在上海生活?”二柱好奇地問。 “他做了和尚,拋棄了我和孩子,生活無奈,我就回來了。”老人蚊聲說。 “學生還在上海嗎?”二柱接著問。 “他已去世50多年了”,老人滄桑的臉上略顯傷感。 空氣似乎窒息,沈默了一會兒,好奇心驅使,二柱進一步問道:“您是如何知道留學生去世50多年的?” “女兒六年前去中國,才知道的。”老人輕聲說著,眼角流出了悲傷的淚水。 二柱翻看著書信,突然一首熟悉的詩句映入眼簾。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這首手抄的《送別》讓二柱驚嘆,落款“叔同於戊午八月十八日。” “老奶奶,請問您是春山淑子嗎?”二柱激動地問道。 老人悲愴說:“先生稱呼我為淑子吧!” 淑子?春山淑子。 叔同?李叔同。 和尚?弘一法師。 一連串的疑問在二柱腦海裏閃現。 風流才子李叔同,與一代高僧弘一法師,二柱的心裏泛起了漣漪。 “你為何不在東京生活?” “父母希望我嫁給銀行家,而我選擇了中國留學生,家裏與我斷絕了關係。從上海回到東京,家人讓我滾得越遠越好。我只好帶著一兒一女,坐船來到沖繩。” 春山淑子平靜地說。 “你們如何生活呀?” “我在漁村小診所工作,有時也下海捕魚補貼家用。” “你的兒女在哪裏?”“兒子當兵,沖繩戰役時死了,女兒春山油子在銀行工作。”春山淑子說。 三天後,二柱返回東京。友人協助下,在東京銀座,距離日本海外協力基金不遠處的咖啡廳,二柱拜見了老人的女兒春山油子。 1988年,年邁的春山淑子告訴女兒春山油子,其親生父親是中國的李叔同。 當年,春山油子作為日本海外協力基金的項目官員來中國考察,並獨自前往杭州,終得知了李叔同已去世了46年的不幸消息。 1992年,李叔同去世後的第50年,春山淑子將一封家書《致淑子:請吞下這苦酒》,轉交給女兒珍藏。 “父親已作古,母親已年邁,半個多世紀前的事情不希望再提起,後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攪”,春山油子說。 淑子,李叔同的最後一個女人,李叔同的日本妻子春山淑子。 一場抉擇,李叔同擺脫塵念,拋棄愛情與親情,遁入佛門,成為弘一法師。俗世佛途,互成陌路,春山淑子被絕情地拋棄,抱著幼兒絕望地回到日本。 紅塵內外兩茫茫 他拋下的妻兒,那位深愛他的日本姑娘淑子與兒女,70餘年來,在孤島沖繩默默地度過悲情的歲月。 1942年10月10日晚上,62歲的弘一法師索來紙筆,書寫了“悲欣交集”四字絕筆,交給隨侍在側的妙蓮法師,說:“你在為我助念時,看到我眼裏流淚,這不是留戀人間,或者掛念親人,而是在回憶我一生的憾事。” 13日晚上八時正,福建泉州不二祠的晚晴室,弘一法師在佛聲中吉祥圓寂。那一刻,弘一法師的眼角流出晶瑩的淚花。 悲欣交集,一代高僧的絕筆。 悲欣交集,也是弘一法師對日本妻子淑子的致歉。 弘一法師,成為了佛界中唯一“流淚的高僧”。 幾天後,泉州不二祠禪寺為弘一法師舉行了荼毗法會(僧人火葬,佛界稱荼毗),化身窯(火葬爐,佛界稱化身窯)暴起猛烈火光,天空突然升起一朵蓮花。蓮花上坐著菩薩化身的弘一法師,慢慢升起。 事後,從化身窯裏檢出1,800餘顆舍利子,600多顆舍利塊。 律宗十一代祖——弘一法師功德圓滿。 弘一、虛雲、太虛和印光並稱“民國四大高僧”。 弘一法師,俗名李叔同。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1918年夏天,李叔同削髮為僧後,他的最後一個妻子春山淑子,一個日本女人,歷經千辛,終於在杭州虎跑寺找到了出家丈夫。 而這首感動數代人的《送別》,就是李叔同寫給她的永別信。 1905年秋,26歲的李叔同,東渡日本,在東京美術學院學習美術繪畫。裸體寫生,尋找女模特,困擾著李叔同。有一天,李叔同正在房中作畫,突然窗外一個姑娘飄然而過。他情不自禁地擱下畫筆,衝出畫室,原來是房東的女兒春山淑子,一個櫻花般的嬌羞女子。 淑子停下腳步,羞澀地看著他,他頷首展顏一笑,明眸皓齒,用日語夾帶手勢和她溝通,激動地邀請春山淑子做自己的模特。 “這,這……”她十分驚訝,滿臉羞澀。 李叔同,那溫文儒雅的氣質,像磁鐵一樣深深吸引了春山淑子。 幾天後,春山淑子成了他的專職裸體模特。 春山淑子笑容可掬地走進畫室,第一次在異性面前脫下衣衫,不好意思地閉上眼睛。 他示意她斜坐到床上,臉向後微側,作出半回首的姿態,左手自然地支撐,右手隨意地擺放。 她靜坐著一動不動,他定格了她的美。他陶醉於這樣的美,畫得屏聲靜氣,沒起絲毫雜念。 畫畢,他與她一起,談論一番。然後,他彈琴一曲,直抒胸臆,春山淑子情愫暗生。 面對柔情蜜意的女子,李叔同一次又一次心海潮湧。不久,兩人跨越了畫家與模特的界限。雲雨與作畫,讓李叔同如魚得水,油畫大為長進。 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李叔同在日本享受了愉悅的滋味。 淑子,春山淑子,房東的女兒,成了李叔同的第二位妻子。 李叔同以她為原型,創作了大量的女子裸體油畫。 六年後。1911年,李叔同攜淑子,與兩歲的兒子,一起回到上海。1912年,李叔同應聘到浙江師範學校,擔任繪畫與音樂老師,節假日從杭州趕回上海與淑子相聚。兩人恩愛有加,相濡以沫,一家人享受著平靜的生活。 這期間,李叔同每月的薪水是105元,分成四份:一份給上海的妻兒40元,一份給天津的妻兒25元,自己與在日本學習的弟子劉質平各20元。 1916年,李叔同與學校的同事閑聊,聽聞了辟穀(斷食)一事。第二年春節剛過,李叔同就到杭州虎跑寺辟谷穀了21天。 在這裏,他接觸了佛經以及僧侶的生活,感受到世間名利原是虛妄。返校後,他開始吃素、讀經、供佛。 1918年3月底,淑子生下了女兒。 1918年5月,李叔同又到杭州虎跑寺,辟穀一個月,並拜了悟法師為師。了悟法師給李叔同取名演音,號弘一。 1918年8月19日,38歲的李叔同,在虎跑寺正式剃度出家。 李叔同歸佛的消息,當天就傳遍了杭州。 3日後,傳遍了上海。這也成為民國以來,中國文教界哄動一時的新聞。李叔同出家,妻子淑子一無所知。 兩週後,淑子得知消息,攜帶幼女從上海趕到杭州。找了六天,跑了六個寺廟,最終在杭州虎跑寺找到了丈夫李叔同。 下午,在寺廟前臨湖的一個素食小吃店,李叔同與妻女見了面。吃著素飯,淑子淚流滿面。吃過飯,李叔同雇了一艘小船,把曾經刻骨愛戀的妻子淑子送上船。 “淑子,這是我三個月薪水,你們回日本吧。” 李叔同從衣衫裏掏出一沓錢,遞給了淑子。並把一只佩戴多年的手表、一綹鬍鬚、一封信和《送別》這首詩,交給妻子作為離別紀念。 “叔同,抱抱女兒吧。”淑子痛哭著,把幼女遞給叔同。 李叔同雙手合十,謝絕了妻子的要求。 傍晚,湖面泛起了薄霧。 “叔同”,妻子淑子抱著幼女,站在船頭,大聲哭泣著。 李叔同雙手合十:“阿彌陀佛,請叫我弘一。” 聽到這絕塵的聲音,妻子淑子悲傷地問道:“弘一,請你告訴我,什麽是愛?” 李叔同合上雙眼:“愛,就是慈悲。” “你慈悲對世人,為何獨獨傷我?”妻子淑子責問李叔同。 小船載著傷心欲絕的妻女離去,李叔同轉身進入廟門,剎那即是永恒,永恒亦是剎那。此次永訣,再無見面。 一念放下,萬般從容。 從此,世間再無李叔同,只有一代名僧弘一法師。 那一年,是他們兩人相識後的第11個年頭。李叔同38歲,淑子28歲。 妻子淑子回到上海,大病了一場。哀莫大於心死,淑子變賣了上海家中所有的物品。兩個月後,拉著9歲兒子,懷抱5個月的幼女,攜帶著李叔同的畫作和離別紀念物,離開中國。 1918年10月底,淑子返回日本東京。淑子因與李叔同相愛,遭到極力反對,與家人斷絕了關係。“滾,……滾遠點,……,有多遠滾多遠”,被中國男人拋棄的淑子,又被父母與兄弟拋棄。 舉目無親的淑子,受盡了屈辱。無奈之下,淑子帶著一雙兒女離開東京,乘坐漁船,於40天後來到日本最南部的沖繩島,以春山淑子的名字,到一家鄉村醫院從事醫護工作。 離別永不相見。 從此,春山淑子與中國的李叔同、弘一法師、日本家人等斷絕了所有聯繫。淑子隱姓埋名,孤兒寡母默默地生活,萬分艱辛。不管生活多艱難,丈夫李叔同贈予的所有畫作,春山淑子悉心珍藏,從沒有轉讓或賣出。 李叔同的一只手表、一綹鬍鬚、一封家書以及李叔同手寫的《送別》等離別紀念物,從未離身,與淑子終生相伴。 1996年,春山淑子在沖繩老屋謝世,享年106年。 淑子與弘一法師,自1918年離別,已經過去了88年了,或許在天堂裏再次交集。 春山淑子看著弘一法師,輕聲唸道:“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弘一法師腳踩蓮花,雙手合一,回應說:“一念心清靜,蓮花處處開。一花一凈土,一土一如來。” 只有深刻經歷過紅塵的人,才能如此堅決地捨棄紅塵。 弘一法師悲喜交織的一生,縱有遺憾,也總歸無悔。 “愛就是慈悲”,是丈夫李叔同對妻子春山淑子的最後一句話。 “悲欣交集”,一代高僧的最後絕筆。 人生是悲傷的積澱,生命是悲欣後的交集。 李叔同,經歷了年少時的才子風流、成年後的藝術熏陶,和中年後的宗教靈魂,三個階段後,深刻醒悟了人生猶如摁下葫蘆起來瓢,恰如這幽幽禪河不盡燈。 春山淑子,一段感情,廢了一生。 “愛就是慈悲”與“悲欣交集”遙相呼應,道出了李叔同弘一法師與春山淑子的悲愴人生。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這首名流千古的《送別》,或許飽含了“悲欣交集”四字絕筆的背後酸楚隱情。 悲欣交集,人生之感悟。 當我們再回首時,沈澱的不只是記憶。那些如風的往事,那些如歌的歲月,都在冥冥的思索中飄然而去。 擁有的就該要珍惜,畢竟,錯過了,是再也找不回的。 【附後】 據記載,1918年出家前,李叔同曾將他的油畫作品二、三十幅,寄贈於北京美術學校(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 很遺憾,遺失了。 1967年,偶然在堆放雜物的倉庫發現了李叔同的《出浴裸女》。作為僅存的一副畫作,《出浴裸女》成為中央美術學院鎮館之寶。 《出浴裸女》,一位浴後的半裸少女坐在椅子上,雙手扶把,袒胸露乳,眼睛微閉。神態靜美豐韻,氣質雅致纖素,聖潔如玉雕。 【はるやまゆうこ(春山油子)】 春山油子證實,台灣一作家(李敖)在沖繩旅遊期間,曾偶遇春山淑子,但並沒有獲贈弘一的畫作。 台灣學者李敖,曾自稱獲得弘一法師的真作,並在2013年拍賣弘一畫作。 ------ https://youtu.be/V1yIdpgq8W0 李叔同 著名音樂家、美術教育家、書法家、戲劇活動家,是中國話劇的開拓者之一。他從日本留學歸國後,擔任過教師、編輯,後剃髮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晚號晚晴老人,被人尊稱為弘一法師。 《送別》,曲調取自約翰·P·奧德威作曲的 美國歌曲《夢見家和母親》。《夢見家和母 親》是首“藝人歌曲”。 這種歌曲19世紀後期盛行於美國,由塗黑了臉扮演黑人的白人演員領唱,音樂也仿照黑人歌曲的格調創作而成。奧德威是“奧德威藝人團”的領導人,曾寫過不少藝人歌曲。 李叔同留日期間,日本歌詞作家-犬童球溪采用《夢見家和母親》的旋律填寫了一首名為《旅愁》的歌詞。 而李叔同作於1915年的《送別》,則取調於犬童球溪的《旅愁》。如今旅愁在日本傳唱不衰,而《送別》在中國則已成驪歌不二經典。 沈心工也曾根據《夢見家和母親》寫過《昨夜夢》,但始終未能抵得過《送別》的光芒。 「長亭」,是指古代供旅行休憩的驛站,也 是文人墨客筆下的常用詞。在古代送別詩詞 中,「十里長亭」不斷出現,蘊含著離情依依的惜別情愫。久而久之,「十里長亭」就 被用來泛指送別之處。 《送別》夢之旅 作詞:李叔同 作曲:John Pond Ordway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酒盡餘歡 今宵別夢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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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戰爭.關於難民》 梅克爾在下台前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主持人詢問「敍利亞難民危機」,她回答:「我不喜歡使用難民這個字眼,他們就是人。」 他們就是人,和你我一樣。只是戰火使他們失去家園,失去過去累積的種種,剛剛開始是炮火中逃命:逃出了,喘一口氣,人生的難題才開始。 死亡,在戰爭中是一具屍體。活下來,在戰爭後,是無盡的黑暗與卑微。 他們逃到了別人的國度,所以叫難民。苦難太多了,從逃亡過程,那裡落腳,如何開始生活,那來的錢養育下一代。 烏克蘭的難民現在逃離的方法是車隊,還有鐵路。他們能夠棲身之所大多都是東歐國家:這些國家普遍貧窮,他們到了當地,想當個基層勞動者,未必可得。歐盟給三年簽證,紐西蘭兩年,兩年、三年之後呢?「人」還是要活下去。 活下去的地方在那裡?出路是什麼?一個家就在這樣的飄搖下,面對未來。 世界各地為他們喊加油的人,也給不了答案。 1990柏林圍牆倒塌隔一年,一些東歐移民依親來了美國。他們沒有戰爭,但他們的處境很像難民。我曾經與一位至紐約的波蘭計程車司機有不少往來,搭乘他的計程車,乾淨,而且播放很美的蕭邦夜曲。問他原來在波蘭的工作是什麼?「電影導演」。 他介紹我妻子正在找工作,原來是波蘭的高中老師。我當時住在紐約Brooklyn 猶太人社區,巷弄約八十年老樹,房子有木頭有石頭,許多是Brownstone 的石頭老建築物。我和住在二、三樓的房東Laura説好,一起付一次50元美金,她從花園、陽台、室內、窗簾、地毯、窗戶⋯⋯打掃乾淨。她清晨七點多就來,我上午醒來,會聽到她洗刷陽台、沖洗欄桿的聲音。有時候我會做個日本泡飯,泡杯抹茶,請她一起吃早餐,她總是滿頭大汗時,才坐下來。 每回打掃時,穿著灰色制服,有一回我忍不住問,她説那是以前學校的制服。於是我問她,在波蘭高中教什麼?她安靜了一下,回答:「歷史」。 她的英文剛起步,我們無法聊什麼,但我聽到歷史兩個字時,心頭如刺椎痛。 她就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是嗎?她逃不過歷史的十字架,聖母瑪麗亞是她的依託,但歷史給她的是放棄過去種種,重生於一個又薄又小的希望之中。 當時住家附近突然出現一個評價出色,門窗潔淨的補鞋店。我那時還是一個老皮件收藏狂,經常去他的店裡逛逛,聊聊之後,原來他是來自捷克的牙醫。他的醫師証照不被承認,但細膩的手活功夫還在。 「有點希望,比絕望好。」 二次大戰、共產主義的幻想,埋葬了多少人的生命。死了,是死:活著呢?答案在空中比雲還浮動,不可捉摸。 來到別人的國家,就是卑微。 敘利亞難民逃到約旦,在難民營裡遇見已經待了18年的巴勒斯坦難民。人,窩在這裡,長期靠著國際組織救濟。白天不是白色的,黑夜的暗,不夠暗。它還是會搖醒你的知覺,這一生,就在這裡,完了。「我們只是活著的蟲。」 於是有些敍利亞的難民決心去了土耳其,在那裡他們被「慷慨」接納,至少不會因為回教徒身份先被懷疑是否為「恐怖分子」。 在土敍邊境,有一排廠房,外面圍著鐵絲網。另一端是沙漠,再遠一點是家園的炮火。廠房內都是14歲以下的童工,因為可打、可罵、服從性強。一天工作12小時,上廁所、吃飯的時間要扣錢。他們沒有工作簽證年份的限制,但當歐洲不再歡迎敍利亞難民,美國完全不接收時,這是他們惟一的選擇。 在這些工廠排列之前,有些「難民」度過愛琴海,一個充氣船搏上浪淘,就這樣吧!我們不怕賭上一切,反正後退,也是死。 我在比利時紅十字會總部見到這些來自中東各地等待審批的難民。小女孩的眼睛大大的,看著我手上的麵包,那是我從W Hotel飯店勾結主廚搞來的,我給他們食物時,他們的眼神好像我是聖母瑪麗亞。這使我很不安,和他們相比,我只是一個家園沒有破碎,戰爭離我很遠的普通人。 我沒有成為難民,純粹只是幸運。 台灣現在聲望最高的張忠謀先生,他的父親也是「難民」,但處境相對從容。張前董事長的父親26歲當上寧波財政局長,七七事變來了,他逃去香港,不到三十歳成為香港銀行經理。日本人打入了香港,張伯伯拒絕向他們敬禮,帶著張忠謀一家逃到大後方。中間黃土高原進入四川一帶,有個山谷中的鐵路,俗稱闖關車。過山谷時火車得放慢速度,熄燈,儘量避免出聲,全車屏息,防止遠方日本人開槍。 抗戰後回到上海,父親雖然買了一棟別墅,但知道時局不對勁。不到兩年,房子賣了一個普通價錢,跑不動了,不想逃了,舉家去了美國,父親入學哥倫比亞大學唸MBA。 畢業那年,父親太老了,42歳,能找到的工作都是美國小鎮的職位。父親告訴妻子:「我們這一代在戰火中,已經毀了,待在紐約,『我們認命』,把機會留給兒子Morris 。」 於是為了讓獨子上好一點的公立學校,張忠謀的父母親在紐約時代廣場,開了一家「雜貨店」。 一個26歲就已經是寧波財政局長的才子,成為美國小雜貨店老闆。 戰爭改變了他的一切。不管他的國家是戰勝還是戰敗國。 從人民的角度看,即使勝利者也一無所獲。 形成戰爭的因素往往是利益、自大又無知的好戰者、國族主義的瘋狂者組合成的複雜事件。但它一旦發生,就如千萬隻刀箭,刺向每一個人民的心臟。 無知的一代人的戰爭,恰恰由於各國人民相信自己這一方完全是正義的,才鑄成了戰爭的最大危險。 這是史蒂芬·茨威格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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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此佳人,誰堪匹配? 張幼儀 因為徐志摩 外遇与林徽因 小三入侵 被迫離婚 還答應婚條件是 不做徐志摩他的妻子 但是還要做他家的媳婦 養育兒子成年 自己也唸完德國的大學 最後也當了銀行家 1954年一位失婚32年、客居香港54歲婦人寫信給兒子:“母擬出嫁,兒意如何?”兒子回信飛快來到,令人動容:“母孀居守節逾三十年,生我、撫我,鞠我、育我,劬勞之恩,昊天罔極。今幸粗有樹立,且能自瞻。諸孫長成,全出母訓。母職已盡,母心宜慰,誰慰母氏?誰伴母氏?母如得人,兒請父事。” 這位婦人遂嫁與蘇姓醫生,兩人相守20年恩愛美滿,直至1974年蘇醫生去世,她便飛去美國與兒孫同住。此婦人就是名滿天下詩人徐志摩前妻張幼儀,回信的則是兒子徐積鍇。 無意中看到張幼儀與兒子如此對答不禁淚下。張幼儀不愧是張幼儀,除是中國第一位女銀行家,還是一位教導有方的好母親。張幼儀一生不曾對,被徐志摩遺棄口出怨言。七十多歲還令兒子在美國圖書館一篇篇複印查找徐志摩舊作,委託身在台灣的梁實秋編撰《徐志摩全集》。就如當年她為再婚後的徐志摩做衣裳。她和徐曾有七年婚姻,後來為了林徽因於1922年3月被迫離婚。 此前徐志摩從在倫敦租住的小屋不辭而別,遺下身懷六甲的張幼儀叫天天不應。她想過死!但《孝經》一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救了她。而後她向遠在德國的哥哥求助,於臨產前一個月來到柏林。生完孩子就見到失蹤多時的徐志摩,他來的唯一目的是逼她簽字離婚。此後張幼儀還經歷失去幼子之痛,但她還是在哥哥鼓勵下完成學業。 1927年張幼儀回國,先後在東南大學當德語教師、創辦雲裳服裝公司、擔任女子銀行董事、負責二哥創立的國家社會黨會計事務等等。此外還要侍奉前夫徐志摩雙親,撫養長子成人。許多人將她當成一無所長的棄婦,其實不然。除了事業有成,出身大家的她,氣質風度亦令人過目不忘。梁實秋等名人就曾稱贊她“極有風度”,大才子羅隆基曾對她一見傾心。追求她的人不少,但她恪守與徐志摩離婚時的約定:不做徐的妻子,仍做徐家媳婦!她拒絕所有的橄欖枝。 徐志摩1926年與陸小曼結婚後,同在上海的張幼儀反而成為徐的朋友。那時徐志摩為了供養陸小曼奢靡的生活,每天要幹三四份工作,賺一千大洋依然入不敷出。有次徐志摩去張幼儀處看父母(徐的父母與陸小曼無法相處,來上海便住張幼儀處),張幼儀見他精神委糜,連褲子有個破洞都渾然不覺,便為他定做兩套高級衣裝。徐拿到後感慨萬千。 但穿有破洞的褲子,對徐志摩來說似乎成了一種宿命。1931年11月7日在他與陸小曼結婚五週年後的一天,他勸陸小曼不要再吸鴉片、不要和紈絝子弟翁瑞午混在一起等等,被陸小曼怒擲煙槍打掉眼鏡。徐傷感地離家動身去北京,在江浙朋友處盤桓兩日後,搭乘一架免費的郵政飛機赴北京終於失事。 陸小曼事後回憶,徐志摩負氣離開家時,她看到他褲子上有個洞,她想招呼他停下,但因在氣頭上終於沒有。徐的友人事後回憶,徐在朋友家補那個洞,留下許多傷懷話語,然後登機遠逝。那個褲子上的破洞,如此定格在陸小曼記憶里。從此她謝絕繁華,努力做人做事,終在年老時成為上海畫院的專業畫家,並致力於編撰徐志摩的各類文章且有所成。 張幼儀待陸小曼不薄。張在徐逝後不久每月給陸寄生活費,一直持續到1950年她自己移居香港。這就是張幼儀,一個心中有大愛的女子。她晚年看到有關徐志摩和陸小曼婚後生活的記述,才發現徐的困頓遠在她瞭解之上,她不禁為徐當時的痛苦心境悄然哭泣。她們不都說愛他嗎?為什麼就由著他褲子上的破洞迎風招搖?還好她除了那些不可小覷的成就,還培育那樣忠孝的好兒子。在她八十多歲時終於開口向姪孫女張邦梅說出一些往事,令世間多了一種動人傳奇。 如此令人感佩的大女子,還會出現嗎?還是不要再出現好吧。善良且睿智的好女人,本應在最燦爛的年華里有更匹配的人生。 讀完不覺唏噓,一位難得的好女人....! 后記: 張幼儀語錄: 「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若不是離婚,我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找到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成長。他使我得到解脫,變成另外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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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 華裔教授感慨:中美貿易戰下“尷尬”的華裔處境——永遠的“外國人” 在中美打響貿易戰、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越發喧囂之際,華裔族群在美國的處境,以及他們在雙邊關係中的角色備受關注。敬請閱讀。 今天的文章是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的會長、加州大學黑斯廷法學院特聘教授吳華揚的演講。他為我們梳理了貿易戰陰影下華裔群體的新挑戰,並直言: 目前是美國國內社會人群被嚴重割裂,最緊張,最令人擔心的時刻。 例一). 我是吳華揚,一個華裔美國公民,美國百人會會長。我今天的演講將分享:有關華裔在美國的發展史,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我想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說起。 華裔在美國:永遠的“外國人” 1968年,我跟隨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時我剛1歲。我的父親是個工程師,和我母親一樣來自台灣。他拿著獎學金到美國讀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福特公司工作。 底特律不像舊金山、紐約這些華人較多的城市,我們家是我們居住的那個社區中唯一的亞裔麵孔。 作為一個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國人群,不希望與眾不同。 而1970年代的美國,多元文化、多元主義這類概念還沒出現,人們覺得,我們這樣的少數族裔就是應該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中被同化的。 如果你與眾不同,你會麵對各種各樣的嘲諷、惡意的玩笑,還有孩子之間頗為殘酷的捉弄。你會被起外號,會被喚作“chink”、“jap”或者“gook”。 人們會問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這麼小的眼睛怎麼看得見東西?在美國的所有少數族裔兒童中,華裔兒童受到的欺負是最多的。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認,我長大過程中,曾對有一雙華裔父母而感到尷尬。 所有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會對自己的父母感到尷尬,但移民子女的尷尬感更強烈,因為我們急於融入同齡人,急於擺脫父母親希望我們能夠傳承下去的少數族裔的身份,因為這些身份給我們帶來了太多不公平的、讓我們難堪的遭遇。 小時候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華人學校學習中文。今天當我來到中國,我終於明白我母親是正確的,那時我多該把中文學好。 但孩提時代的我們又知道些什麼呢?我們隻想待在電視前看卡通片,過得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不想要更多功課,或者做那個孝順的孩子。 一切華裔父母希望他們孩子做的,他們的孩子們無一例外地抵製。盡管我媽媽每晚會給全家人做五道菜的豐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條清蒸魚,我哥哥和我還是會嗤之以鼻,要求吃燉牛肉、披薩和熱狗。 但那時我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國朋友的父母,不會成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們終究和別人不一樣。 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與眾不同是不受歡迎的,不僅有公開的歧視,暗地裏同樣如此。 不管華人多麼勤奮、多麼努力地改善他們的英語發音,隻要他們去銀行申請貸款來買房,或者像我父親那樣打算創業時,他們就會立刻遭遇歧視。 我父母將一切歸咎於他們的口音。他們覺得,因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就一定會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是如此地篤信“美國夢”。 直到1982年,一起華人遇害事件徹底驚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開始寫作,開始為少數族裔的權利鼓與呼,最後成為了一名律師兼教授。 這起案件,在美國的亞裔人群中很出名,在這個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對大洋彼岸的中國人則幾乎完全陌生。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陳果仁)。我並不認識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離我家隻有幾英裏的距離。 他屬於比我家更早一批的華裔移民,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裏安家,多以開餐館、洗衣房來謀生。 陳果仁並不是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也就是說,他不是我父母會拿我與之比較的那種“別人家的孩子”。 他因為開車太快、愛喝酒,大學期間就輟學了。如果他是個白人,那在別人眼中會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夥子。 1982年,時年27歲的陳果仁正準備結婚,迎娶一位同樣是美籍華裔的姑娘。6月19日,一個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們去參加他婚禮前的單身派對。 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兩位白人——一位父親和他的繼子,他們都為美國車廠工作。在一場爭吵引發的打鬥中,陳果仁被這兩位白人活活打死。 我在這裏先暫停一下,講一講這起事件發生的背景。 底特律之所以被稱作“汽車之城”,是因為它彙集了當時美國所有主要的汽車製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它們象征著美國的偉大。時間點也很重要。 當時美國正經曆一場經濟衰退,比2008年的危機更糟,因為那場危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僅僅局限於美國。 當時美日關係十分緊張,原因今天聽上去很耳熟——因為貿易。 那時的日本經濟正處於蓬勃上升期——雖然現在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泡沫,以至於後來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時,美國人非常害怕日本。 他們害怕日本公司將占領美國經濟,以至於全體美國人都終將為日本人服務。 當時日本公司在美國瘋狂收購——這點聽上去也很耳熟——收購美國企業、房地產、球隊,等等。 美國國內的仇日情緒高漲,政客們叫囂著要和日本打貿易戰,還有人說日本在對美進行“經濟上的珍珠港襲擊”。 那時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受到日本進口車的嚴重衝擊。美國車廠的工人們對日本十分仇視,而仇視的對象很快涵蓋了華裔、甚至一切亞裔,因為在他們眼中,“你們長得都一樣”。 在1970年代的美國,如果你長著一張亞洲臉,那麼底特律絕對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讓我們再回到那個故事。就在陳果仁的單身派對上,那兩位白人看到了他,開始衝著他叫喊一連串充滿種族歧視的髒話,如“chink”、“jap”。 陳果仁告訴他們,自己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但無濟於事。 根據目擊者的報道,其中一個白人衝他喊:“就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們才會丟飯碗!”在雙方打鬥中,那兩個白人從車後備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陳文成的頭骨。 他鮮血和腦漿迸了一地,昏迷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粵語:“不公平。” 在醫院裏搶救四天之後,陳果仁不治身亡。 他的死震動了美國的亞裔群體。然而真正讓這個人群熱血沸騰,打破沉默走上街頭,或向媒體疾書表達抗議的,是美國法庭對那兩位白人的審判結果。 盡管這兩人從一開始就承認是他們殺害了陳果仁,但他們始終堅稱那隻是一場酒吧打鬥,否認是基於種族歧視的仇恨犯罪。最終他們被判緩刑三年,每人罰款3000美元,一天監獄也沒進。 這起案件,讓很多亞裔美國人悲哀地意識到,不管自己再怎麼努力工作,再怎麼盡力融入美國社會,自己還是無法被美國人接受,是一群“永遠的外國人”。 中美貿易戰:實為症狀,而非症結 接下來,談談我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 我認為現在中美關係的緊張,不僅僅是貿易上的緊張,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衝突和焦慮;導火索甚至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內政,包括幾個月後的中期選舉。 有兩個大趨勢,正在深刻影響當今中美關係。 第一個是中國堪稱奇跡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幾年每年來中國兩次,每次都會被中國的發展速度驚訝到。 無論以什麼樣的衡量標準,在人類曆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在擁有這樣規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時,發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續,使如此多的人口擺脫了貧困。 即使在美國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也無法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媲美。 中國經濟是個奇跡,但對於美國來說,則成了一種威脅。美國長期占據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國人習慣於把中國看作是第三世界裏仍與貧困作鬥爭的落後國家。 如今麵對這個強大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他們無所適從。 中國不僅開始展示雄厚的硬實力,在軟實力方麵,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國海、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影響力都在迅速上升。這都在刺激著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 我這幾年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課,用英語向中國學生講授美國的司法製度。 我住在校園裏,親眼看見我的中國學生有多用功。他們每天都學習到深夜,周末也不間斷。 我想象不出任何一個美國人,哪怕華裔美國人,能夠像這些中國學生一樣享受學習,把學習當成理所應當的事情。 “努力工作”聽起來應該是個褒義詞,但是中國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國人的眼中,被視作“不公平競爭”。 美國人擔心的是,亞洲人能吃苦,願意忍受更惡劣的環境,最終把美國人都比下去。 一個世紀前,一位名叫塞繆爾•岡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國勞工領袖,在一本政治小冊子上寫下一句當時非常著名的標語:“Meat vs Rice(肉食對大米)”。 他意思是,亞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亞洲人必然會不公平地擊敗美國男子,因此不能讓中國人進入美國。這聽起來真的很荒謬,但它真實發生過。 第二個大趨勢,就是當今在美國社會內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的主要族裔。 這種劇變在美國的某些地區已經引起了反彈。比如舊金山是美國華裔最多的城市,不僅出現過華裔市長,而且華裔正在形成這個城市裏的人口新主流。 這在白人當中激發起一種基於膚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把這看作是一種侵略,認為應該禁止中國學者入境。 甚至有人宣稱,每個中國人對美國來說都是一個威脅,每位華人——不管是新移民還是已經入籍的華裔美國公民——在他們眼裏都可能是間諜。 近幾年中,FBI曾兩次對美國華人發起間諜控告。坦普爾大學物理係主任郗小星,美國國家氣象局公務員陳霞芬,曆經苦難,終於證明自己的清白。 雖然最後這兩起控告都被證實為捕風捉影,然而“所有中國人都有可能是間諜”的言論不僅駭人聽聞,更從側麵說明了美國政府對華人的偏見和敵意。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發布的貿易之戰具有更多象征性,對中國的言辭其實更多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的分化與焦慮,以及中美的文化差異。 此外,中期選舉臨近,特朗普也在為獲得選民支持做準備。中美貿易戰隻是一個症狀,而不是症結,這隻是更大問題的一小部分。 正是在這樣的緊張時刻,持續的交流探討對於中美雙方都至關重要。CCG和百人會將盡全力搭建雙邊友好關係的橋梁,盡力消除誤會,防止衝突升級。 在這個時刻,有摩擦也有衝突,但在尋求解決方法的過程中,發展與機遇也將隨之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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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傳奇的故事! 高以翔本姓曹,曾祖父名叫曹振聲。       曹振聲與黃金榮兩人共同捕獲了刺殺宋教仁的主謀洪述祖,從此以後,法租界有了所謂一文一武的說法,文的是曹振聲,武的就是黃金榮。       而那個洪主謀有個曾孫,名叫洪金寶;曹振聲與黃金榮共同賞識並培養了一個姓杜的小弟,這個小杜是曹、黃兩家的心腹,獲得極大的信任,可以在兩家自由穿堂入室。這個小杜,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杜月笙。       一戰期間,在曹的聯絡下,中法政府在上海創立了中法國立通惠工商學校,現在這個學校叫上海理工大學;曹振聲還與蔡元培共同安排了83名留學生赴法,其中一位,叫鄧先賢的16歲小伙子後面改名叫小平,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作為杭州人,曹振聲在杭州聖塘路上還有個別墅,叫做來音小築,1928年, 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住在了這裡,而曹振聲不但對這所別墅幾乎不收租金,還為張省長找到了北山葛嶺一塊4.5畝的土地,在這裡建了這兩座西洋風格的兩層小樓,坐北朝南,面向西湖。兩樓東西分布,中間連以曲廊,取名「靜逸別墅」。這位張省長,是王國平之前對杭州影響最大的人物,不但開通了多條鐵路,還為杭州舉辦了「西湖博覽會」。張省長辦了「西湖博覽會",使杭州名聲大噪,吸引了一個姓馬的鄉下人馬悌蔡帶著7歲的兒子到杭州做生意,解放後,因為馬悌蔡曾在民國擔任保長,被打倒在地,他的兒子馬來法17歲就只能進圖片社當幫工,在混日子的空閒時間里,馬來法從事曲藝創作及表演活動,慢慢的竟然成了曲藝名家。       三年自然災害前後,陳雲同志受到了批判,身體也不太好,工作上有一些調整。陳雲同志出生的時候是江蘇人,但是等到解放後,他的出生地青浦已經划給上海了。所以陳雲同志回.上海就算是告老還鄉,一邊養病一邊發展個人愛好去了。杭州離上海不遠,陳雲每次到杭州都喜歡到大華書場和三元書場去聽評彈和評話,也喜歡散場後和演員們一起交流評彈有幾種唱法的問題,這裡面聊得最好的,就是馬來法。       文革期間陳雲同志不敢去杭州聽評彈,害怕自己萬一出了問題,可能會連累這些曲藝工作者,而馬來法就把評彈的磁帶送給他,讓他在家裡過癮。       80年代改革的春風吹來,陳雲同志的身體也逐漸硬朗了起來。他每年春天都要去杭州住幾個月,而1981年8月,人到中年的馬來法也正式調入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由於這段交往,1984年浙江省文藝聯合會召開的《學習陳雲同志評彈講話精神》會議,是由馬來法主持的。馬來法主持會議的時候,他的兒子馬雲正迎來人生中第三次高考,這次總算考上了杭州師範學院。而此時,那個亦黑亦白的曹振聲早已去世,他的孫子曹道成因為家學淵源,法語好,成了法國米其林公司台灣分公司的高管。道成的兒子曹志翔,則不想繼承父親的產業,改名高以翔,做了演員,並最終死於自己故鄉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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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父親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在大學期間讀了很多書,康德、黑格爾、列寧、易卜生、托爾斯泰,他都涉獵過。但他不盲信,他對各種理論有一種『消化力』,他想尋找一條救台灣的道路。」葉光毅說。 * * * * * * * * * * * 台籍共產黨員葉盛吉:以台灣為舞台的時代風雲兒 2017/06/29 來源:新華社 新華社台北6月29日電(記者查文曄 章利新)「天真可愛的光毅兒,見了你的照片,我的心中不知怎樣高興。在當天的夜裡我睡不著,我不信,毅兒,大漢(閩南語意指個子高),眼睛、鼻子、嘴都像我嗎?我很興奮。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我們雖然生活在兩個世界裡,但是我為了你,已在這不自由的鐵窗里得到了愛和希望……」 這是1950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台灣大學醫學院黨支部負責人、年僅27歲的葉盛吉在監獄中寫給剛滿月的兒子葉光毅的信。這一天,距離葉盛吉被槍殺只有17天。這封信當時並未寄出,而是由葉盛吉在走上刑場那天用領帶綁在腰上,留給了收殮遺體的家人。 67年過去,當年襁褓之中的嬰兒如今已是滿頭白髮的老人。儘管歷史的風煙幾番吹過,但父親葉盛吉的形象不僅從未在葉光毅心頭磨損黯淡,反而歷久彌新。父親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又是為了何種信仰而死?為了尋找、還原父親的生平,葉光毅幾乎用了一生的努力。他說,自己永遠為父親自豪。 作為被殖民者的台灣少年 1923年10月,葉盛吉出生於台北。由於母親早逝,他幼年時即過繼給叔父,後定居於祖輩世代居住的台南縣新營鎮。葉家是當地的大家族,葉盛吉祖父修建的「八角樓」至今仍留存於新營鎮鹽水港,往昔繁華可見一斑。 由於繼父在當地製糖公司工作,葉盛吉從小在公司宿舍中生活,在日式環境中長大。1936年,葉盛吉考入負有盛名的台南一中,同批考入的台灣學生只有4人。這是一所面向日本人招生的學校,葉盛吉在此掌握了日語,接受了日本式教育。 但在這一過程中,民族矛盾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葉盛吉。繼父總是諄諄告誡他,要知道自己作為被殖民者的本分,不惹是非,少說話。「我一條男子漢,為什麼就不能毫無顧忌地干自己要做的事情呢?把自己想的、相信的事情說出來,就會成為自己生存的威脅,因此絕不能說出來,這是從小父母就時常告誡的話。」葉盛吉曾這樣回憶。 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人,葉盛吉也受了日本人的種種侮辱。「日本人嘲笑台灣人愛吃腥膻的豬肉,洗臉時來回在臉上抹……貪財如命,特別小氣,仿佛說這些就是台灣人共有的性格。這種話也不知聽過多少遍,為之悲憤填膺,不知凡幾。」多年以後,葉盛吉在日記中還會為自己遭受的侮辱而氣憤不已。 儘管內心苦悶,葉盛吉仍舊選擇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態度,他甚至幻想著,只要沿著同化的道路走下去,一旦成為日本人,就能與他們成為同一個民族。1941年,他遞交了更改姓名申請,將名字改為「葉山達雄」。 「一方面受著壓迫,明白日本人並不把台灣人視作同類;一方面又想通過同化的道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反映出我父親那一代台灣青年的內心矛盾和認同掙扎,這是十分真實的心路歷程,不必諱言。」葉光毅說,正因為勇於袒露、解剖自己,葉盛吉留下的大量日記和手記,才會擁有感人的力量,成為研究者、讀者珍視的歷史見證。 1941年,葉盛吉以全校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但由於台灣學生在本地升讀高中受到極不公平的比例限制,葉盛吉只得赴日報考高中。1943年春,葉盛吉考上了仙台二高理科乙類。這裡畢業的學生,大多能升入帝國大學醫學系。在殖民地台灣,仕途之門是不向台灣人開放的。在葉盛吉腦海中,如果能當上醫生,開業後就可以不必仰仗日本人的鼻息而去過自己的一生。 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 1944年,日本社會已經從珍珠港事件時的狂熱轉為對戰爭的懷疑和失望,現實讓葉盛吉醒悟過來,漸漸識破右翼分子的虛偽面目。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將起而戰鬥,破一切欺騙、虛偽、利己主義及帝國主義之侵略!」 1944年8月,葉盛吉和同學們被派到日本宮城縣的軍需工廠做戰時勞動服務。在工廠,身為學生會幹部的葉盛吉一反常態,消極怠工起來。他已經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者鼓吹的「八紘一宇」,不過是為達到侵略目的而編造的謊言罷了。 1943年, 葉盛吉就讀仙台二高期間,與同學在農村打工 這一時期,葉盛吉開始向台灣同學楊威理學習中文。儘管兩人的發音都不太標準,但能學會自己國家的語言,他們非常興奮,這是重新尋回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開始。 兩人還根據雜誌上登載的曲譜學唱中國國歌,葉盛吉也開始閱讀《孫文傳》、《三民主義解說》、林語堂的小說等各種書籍。學了半年,葉盛吉的日記中開始出現用中文書寫的句子,他還準備閱讀《紅樓夢》。 1944年,從中國大陸起飛的轟炸機向日本北九州投下了炸彈。在工廠的一個角落裡,葉盛吉和楊威理談論起這個消息,彼此都興奮不已。他們認為日本就要完了,真想為此舉杯慶祝一番。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葉盛吉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還進而想到台灣同胞苦鬥50年的歷史,感慨萬端。榮枯盛衰,世間之常。誠此之謂乎!」 投向「紅色祖國」 1946年4月,葉盛吉在時隔五年之後,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鄉台灣。他也從東京帝國大學轉學到台灣大學醫學院就讀。 光復時,台灣同胞為復歸祖國感到由衷的喜悅。但光復後國民黨軍隊的軍紀敗壞,官僚貪污腐敗,工廠停工,社會無序,物價飆漲。為了維持生計,葉盛吉不得不到別的學校兼課,甚至和同學在課後上街擺攤賣襯衣。生活的困頓,時局的惡化,促使葉盛吉和他的朋友們思考、批判台灣的現實。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更震撼了葉盛吉的心靈,堅定了他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決心。 此時,中國共產黨在大陸領導的土地革命、解放戰爭以及城市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開展。從1948年起,國民黨軍隊逐漸土崩瓦解,「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得到越來越多台灣青年知識分子的認同。對「白色祖國」深深失望的他們,開始主動擁抱「紅色祖國」,迎接台灣解放的到來。 1948年9月,葉盛吉與胡秀山等5個醫學院的學生,訪問了上海、杭州、南京和蘇州。這是葉盛吉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 在三個星期的旅行中,葉盛吉看到了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但也看到了中國人民難以估量的力量,他大為震動。「中國社會的深層,正洶湧著一股我們無法一時察知的、深刻的潮流。」他在《內地歸來》中寫道,中國人民確實是充滿了活力的,強大的人民。這活力一旦停止了自我消耗,並且轉向外散發之時,便是我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大放異彩之日。 去大陸前後,經他在台大的學長劉沼光介紹,葉盛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二·二八」事件後,中共台灣工委的黨員人數擴大到900多人。不久,葉盛吉成為台大醫學院支部的負責人。他通過台大學生自治會舉辦的放電影、讀書會、出版刊物等公開活動,開展對學生的工作。 「我父親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在大學期間讀了很多書,康德、黑格爾、列寧、易卜生、托爾斯泰,他都涉獵過。但他不盲信,他對各種理論有一種『消化力』,他想尋找一條救台灣的道路。」葉光毅說。 1949年3月,葉盛吉與中學同學的妹妹郭淑姿訂婚。葉光毅回憶:「其實看我爸爸的日記,當時局勢逐漸緊張,他知道自己從事的工作時刻有生命危險。他對結婚曾很猶豫,因為這可能連累一個女人的一生。他當時對媽媽說,你雖然嫁了一個醫生,但是婚後不要立刻辭掉銀行的工作。這句話的意思,我媽媽後來才明白。」 堅守信仰 向死而生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國民黨製造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軍警開始在島內大肆搜捕共產黨員。5月29日下午,葉盛吉在屏東被捕,後被解到台北關押。 葉盛吉案只在9月3日開了一次庭,他以「意圖顛覆政府罪」被判死刑。在台灣進行白色恐怖的五六年中,有四五千人遭到殺害,判處徒刑的有八千到一萬人。 10月2日,妻子郭淑姿生了一個男孩。4日,妻妹到監獄送來了紅鴨蛋。葉盛吉一看,就知道生的是兒子。收到嬰兒照片的那天晚上,他高興得一夜未合眼,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死亡線上逡巡的人。祖父給孩子起名光毅,寓意「面向光明,毅然前進」。 「父親死時我剛出生,他也沒來得及親眼看看我,這是他畢生的遺憾。他對生也很留戀,但他絕不背叛信仰。他知道自己有了後代,可以少些牽掛,但同案的其他青年還未成家,所以他在審訊時都把罪名攬到自己身上,希望把生的機會留給別人。」葉光毅說。 在獄中,葉盛吉恪守自己的信念。10月23日,他給獄友顏世鴻寫了一封信。「有一件事情要請你牢牢記住。我現在的思想感情,和過去一年多來同你交談時的思想感情,沒有任何變化……我有一事相托,即來日請把我的這思想感情好好地轉告我的家屬,也好好地向我的朋友說明關於我的一切事況的始末。」 1952年11月,葉盛吉骨灰封厝前,葉光毅與父親訣別 11月29日,一個下著霏霏細雨的初冬清晨,在馬場町河灘旁,隨著一陣槍響劃破寂靜的天空,葉盛吉和他的戰友們倒臥在血泊之中。 讓歷史告訴未來 父親離世後,葉光毅遵照遺囑,潛心向學,後成為台南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教授,但他從來沒有忘記尋找父親的歷史。葉盛吉留下了用日文書寫的大量日記與筆記,為了讀懂這些材料,原本打算赴美留學的葉光毅於1975年改為赴日留學,從頭開始學習日語。 幾十年來,他遍訪父親當年的同學、同事,進行了300多人次的訪談。「我父親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了理想,為了正義,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賭上性命。這是人性光明面的展現,也是他生前就有的覺悟與氣概。」葉光毅說。 在葉光毅心中,父親是台灣的好子弟,中華的好兒女,是以台灣為舞台的中國近代史中當之無愧的「時代風雲兒」。他在從舊中國邁向新中國的轉折關頭,不計成敗,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中華民族邁入新的時代毅然獻出生命。 葉光毅認為,父親作為日據時代的台灣青年,其中華民族意識一開始是膚淺的、自發的,後來通過思考逐漸自覺,這過程是掙扎而曲折的。他是真實而純粹的人,所以擁有感人的力量。這不僅是某一個人生命的故事,背後還有一個民族積弱、落後、被欺凌的不幸,且悲劇至今仍繼續存在於台灣,餘波蕩漾。 「50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在台灣長期被湮滅,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的存在。『台獨』勢力興起後又將這段歷史扭曲,將一些犧牲的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塗上或濃或淡的『台獨』色彩,這都是對歷史的惡意扭曲,對當事人的二次甚至三次傷害。」葉光毅說,某些勢力如果要推所謂「轉型正義」,就應好好直面這段紅色歷史,而不是踏在先烈們的遺體上來謀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在今年3月舉行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追思紀念會上,葉光毅作為代表上台發言。為此,他穿上了父親當年在仙台二高的校服,戴上了白線帽,繫上了繡有校徽的領帶,還大聲唱了一段當年的校歌,以表達對父親的深切懷念,並再現當時年輕人雄壯豪邁的氣概。 「當時我還脫稿講了一句話:今天,葉盛吉的孩子用這條領帶把葉盛吉帶到追思會上來,葉盛吉們的靈魂還會再回來!」葉光毅說,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既是懷念過去,更是面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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