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聚會時， 當場勁舞，熱情奔放， 舞姿優美 ！ 讓人驚豔，其他同學紛紛視頻轉發。

中國習主席獨生女兒 席明澤，美國哈佛大學畢業 在聚會場勁舞，舞姿優美 熱情奔放，全場轟動！

中國主席女兒 習明澤於2010年至2014年間，進入哈佛大學讀書？習明澤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畢業後才被確認為習近平主席的女兒。 她的優點是唱歌，聲音優美。 在畢業典禮上，她唱了一首，（本是Connie Francis唱的歌）《Where The Boys Are》，確有着她母親彭麗媛的歌喉。🤼

習近平的女兒在哈佛大學宿舍為同學高歌－曲，人甜美.歌聲佳.學識好.遺傳了媽媽的基因。

https://youtu.be/3VPAfkHR9CY 天下最美，天地有情天，分享人文地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第一夫人，彭丽媛女士，的千金，女兒(習明澤，公主)，出生背景，有良好教育，尤其她的父母親、母親，從小到大對(習明澤，公主，慈愛嚴格調教，教導出這麼好的，第一千金女兒公主，(習明澤)公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為人處事低調，平易近人，不高傲。祝福天下的父母親們，生兒育女，真辛苦，對兒女從小到大要懂得教育，教導，方成才，長大貢獻國家社會。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江南小品文)，分享於十方群組。

馬友友的愛情故事！ 被西方媒體評為「最性感的古典音樂家」馬友友，居然沒有任何音樂學院的畢業文憑，雖然他已獲15個格萊美大獎，卻一直拒絕登上領獎台。 《時代》人物周刊的一篇文章認為：「馬友友是古典樂壇的寵兒，也是最受爭議的叛逆者，幾十年來，這位華裔音樂家走過了一條艱難的人生孤旅，而他的愛情也如他的大提琴曲一樣，如天籟之音，充滿夢幻般的色彩……」 一、「一吻之賭」失掉初戀！ 馬友友出生於音樂世家，父親是音樂教育家，母親是歌唱家，4歲時，父親把他領到了大提琴面前，把巴赫的樂譜交給他，馬友友對音樂的痴迷讓人吃驚，兩年時間，他練琴的地板上居然被壓出了一片坑凹。 6歲時，馬友友來到美國，跟著名指揮家斯坦恩同台演出，演奏完畢，觀眾把瘋狂的掌聲送給了這位音樂神童。 幾年後，在斯坦恩的勸導下，9歲的馬友友決定進入正規的音樂學院學習，那時馬友友已經跟許多名家合作演出過，出了個人專輯，上了暢銷排行榜，已頗負盛名，但是，正處在青春萌動期的他開始放縱自己：他蓄起了披肩長髮，開始曠課、抽煙、酗酒…… 一個週末，馬友友在百無聊賴時參加了一個同學的生日派對，朋友同他打賭，誰能在晚上12點時得到一個叫吉兒的女孩的吻，那麼第二天他就可以獲得兩張NBA的入場券和一整塊外賣海鮮比薩餅。 馬友友對吉兒一無所知，只聽說她是才女，從小在歐洲長大，還有她因為外型酷似「芭比娃娃」而有了「芭比小姐」的綽號，可是，當馬友友走到她面前的時候，手心卻開始冒汗，這是「派對王子」從來沒有過的，然而，漂亮的女孩卻主動向他伸出了手：「我叫吉兒，很高興認識你，YOYOMA（馬友友的英文名）。」 入夜，晚風有些清涼，吉兒給馬友友講起一個故事：「14歲生日的時候，我在維也納得到了一張音樂會的門票，那是一個大提琴獨奏會，大幕拉開後，是一個跟我年齡差不多的少年，在鋼琴的伴奏下，他老練地開始了演奏，所有的人都被他吸引，那天晚上我對父母說，這個才華橫溢的少年是我見過最性感的男人…… 「我搬到了美國，到了紐約，試圖再尋找那個少年，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再也沒有查到他音樂會的消息了，直到有一天我聽說了他在朱麗亞音樂學院就讀的消息，你可以想像我的興奮……」 聽了吉兒的一席話，馬友友良久無言，那個少年之所以銷聲匿跡，是因為他正沉湎於各色派對和酒會中的緣故，12點到了，幾個朋友在遠處叫馬友友的名字，他一下子回到了現實，他想都不想就吻了吉兒，轉身離去。 第二天，馬友友得到了NBA門票和比薩餅，可是他一點兒都不快樂，而吉兒知道那個晚上的內幕後覺得很受傷，她給馬友友送來一封信，信中夾著那張她14歲生日時馬友友的音樂會門票，她只寫了一句話：「我後悔回到美國，你摔碎了我的夢。」 吉兒的信讓馬友友深受震動，一番痛苦思考後，他決心重新調整自己的人生。 1972年春，17歲的馬友友決定從朱麗亞音樂學院輟學，院長握著他的手不解地問：「為什麼要讓自己的音樂理想湮滅？」 馬友友回答很簡單：「我覺得現在的自己沒有資格繼續做一個音樂人，我迷失了太久了。」 不久，吉兒要回歐洲了，馬友友聽說後趕到機場送行，卻沒有勇氣向她當面道別，飛機離去後，這個少年久久徘徊於機場外的草坪，眼中噙滿淚水。 說起這段經歷，馬友友的母親說：「那是他的初戀，吉兒走後，他痛苦了一大段時間，甚至有一次他問我：有沒有辦法讓時間倒流？我告訴他沒有，但是我們可以重新書寫未來，於是，他考上了哈佛。」 二、哈佛邂逅重拾琴弓！ 轉眼間，馬友友在哈佛已經進入了第4個年頭，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習慣低頭思索走路的馬友友不小心撞到了一個人，他抬起頭的一瞬間呆住了。 「你胖了高了，而且換了眼鏡。」 她平靜地看著他說，他張著嘴，什麼都說不出，他的手心又在出汗…… 她就是吉兒，他們分手4年後竟又重逢，吉兒還是那麼熱情和大方：「聽說你在修人類學，這似乎跟大提琴無關呢！我修數學，剛剛入學。」 與吉兒相遇後的那個晚上，馬友友一夜無眠，第二天一早，他打電話到吉兒的宿舍，吉兒的同室說她已回長島家中了。 吉兒到家後意外地收到了馬友友的信，裡面是那張被保存多年的音樂會門票，在吉兒當年的留言旁邊，貼了馬友友這樣的字條：「你離開我後，愛情和音樂似乎都從我的生命裡消失了，我放棄了大提琴已經快4年了，現在的我不知道還能否會拉琴，昨晚，我躊躇了一夜，我想要為你做一件事情，彌補我從前的荒唐和輕薄，我想了很久，覺得只有一個辦法：我要為你舉行一個獨奏會，請別拒絕我！」 馬友友為吉兒所舉行的獨奏會是在學院小禮堂舉行的，馬友友這輩子從沒有這樣怯場過，他調音許久，就是不敢拉出第一個音符。 吉兒在台下耐心等著，她發現馬友友的手抖得厲害，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溫柔地問道：「親愛的，你擔心什麼呢？」 馬友友憋紅了臉說道：「我擔心我演出失敗，你又跑回歐洲。」 吉兒在馬友友的臉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說道：「我哪也不去，你在哪裡，哪裡就是我的家。」 馬友友受到了鼓勵，第一個深沉的音符終於從他的手中滑出，同樣是巴赫的《熱情》，所不同的是現在的《熱情》裡飽含著男人深沉的渴望。 當音樂終於停下的時候，吉兒走上了台，俯身在馬友友的身邊說：「4年前的那個晚上，我曾經對父母說過你是我見過的最性感的少年，但是我隱瞞了一句話，現在我補充上，我要嫁給他！」 馬友友的臉紅了，激動地抱住他的夢中情人，拼命旋轉。 1974年，在哈佛大學生的反越戰集會上，馬友友在吉兒的鼓勵下，正式拾起了大提琴。 在那個上萬人的集會上，他那首優美動人的越南民歌《湄公河春望》和匈牙利作曲家柯達依的《悲慘世界》震撼了在場所有人。 演出結束後，會場裡一片寂靜，許久，大家才從他美妙的意境中甦醒過來，長久地歡呼著「YO-YO MA」的名字，如痴如醉。 那次集會使馬友友深刻感受到了音樂給人們帶來的震撼力，他決定重出江湖。 三、愛妻助他走出陰霾！ 1978年，馬友友與吉兒正式結婚，兩年內，他們的一雙寶貝兒女相繼出世，吉兒放棄了在哈佛繼續攻讀數學博士的機會，做了一個賢妻良母。 吉兒不僅是丈夫生活上的好伴侶，也是事業上的好幫手，她以自己旅行非洲時所見的叢林音樂卡爾哈利的節奏為靈感，建議丈夫大膽嘗試非洲音樂元素，一年後，承載著馬友友全新創作理念的《Meyer》獲得了該年度的格萊美大獎。 同年，馬友友的4張新專輯全部打入了世界古典音樂排行榜，尤其是他的《巴赫靈感》專輯，由於對巴赫的全新詮釋風靡世界，被譽為二十世紀古典音樂界一個偉大改革，為古老的經典曲目賦予了新的生命，許多現代音樂評論家指出，馬友友的大提琴穿越了國界、戰爭、宗教，琴聲裡飽含了生命的激情和愛情的震撼。 20世紀90年代初，正當馬友友處於事業頂峰之際，卻遭受了一場重大的危機，而在最艱難的時候，讓他重新站立起來的恰恰又是他的妻子吉兒。 由於馬友友從20世紀80年代起，不斷地把世界各地的民樂、通俗樂甚至邊緣樂器都融入了他的創作，觸怒了嚴肅音樂界的保守派。 1992年春，維也納國家劇院宣布取消與他簽訂的演出合約，同時，馬友友的恩師，也是他最依賴和崇敬的指揮家斯坦恩先生也拒絕與他同台演出，電話中，他對馬友友說：「孩子，你在自以為是的軌道上滑行得太遠了，難道你想把古典音樂變成兒歌秀？」 馬友友無聲地放下了電話，被迷茫和孤獨徹底地打倒，那天晚上，他給遠在美國的妻子打了一個電話，吉兒第一次聽到丈夫哭泣，心都碎了，她推掉手頭的工作，飛到了丈夫身邊。 吉兒像母親一樣地摸著馬友友的頭說：「貝多芬說過規則就是用來打破的，你認為所有的古典音樂都是當時的民歌和流行音樂的最佳組合，你不願意我們的孩子和孩子們的孩子只知道莫扎特和巴赫，而不知道在我們這個時代還有音樂存在過！你沒有錯，這不是一個妻子的看法，而是你最信賴的朋友的由衷感慨！」 1999年，馬友友醞釀了10年之久的《巴西之魂》專輯終於問世，經過曠日持久的論戰，格萊美第12次給他「加冕」，2000年，他為電影《臥虎藏龍》演奏主題曲，這首新古典提琴曲獲得了當年奧斯卡最佳音樂獎，2004年春，馬友友再次獲得第43屆格萊美大獎，迫於公眾和媒體強大的輿論壓力，維也納國家劇院再次向馬友友發出邀請。 2005年春，馬友友在回答美國《時代》周刊專訪時談到他和吉兒的婚姻：「我慶幸擁有了這樣一位集美麗、智慧和愛於一身的女性為伴侶，我們是大提琴上的弦和弓，誰離開誰都不是琴，都成不了音樂！」

人可以這麼浩蕩卻又如此樸實- 全世界最偉大的老師 2019-10-29 由 美美世界 發表于教育 這個不起眼的小伙子叫薩爾曼·可汗，今年39歲。他顛覆了美國教育，成為了數學教父，讓數學老師不再講課，比爾蓋茨都捧著他。 他成功登上了《福布斯》雜誌封面，但是他卻拒絕了10億美元！ 這傢伙是屌絲出身，家裡很窮，是孟加拉國到美國的移民。但他卻是個天才，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四年讀完了數學計算機科學，拿了兩個本科學位，後來還拿了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 1、無意中成為數學教父 故事是這麼開始的。 薩爾曼·可汗有個小侄女叫納迪亞，2004年她在紐奧良上七年級，數學成績一直不好，要求可汗給她輔導。對於當時28歲的可汗來說，數學是他的強項，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專業之一就是數學。 可汗和納迪亞不在同一個城市，可汗通過網際網路教納迪亞學數學，講得生動有趣，概念清晰，納迪亞的數學成績提高神速。 很快，他的朋友就知道了，也讓可汗給孩子輔導數學。經過可汗輔導的孩子，數學成績都直線上升。 可汗想，這樣輔導效率太低，不如做成視頻，放到網際網路上，讓大家免費觀看。結果回到家他就躲進衣帽間裡，把自己關起來，拿攝像頭開始錄製視頻。 他的視頻非常生動，能在十分鐘內把一個數學概念講完，在網際網路上引起了很大的關注。結果一發不可收拾，他把自己關在衣帽間錄製了一年的視頻，從小學數學，到高中的微積分，再到大學的高等數學，統統講了個遍，共計4800個視頻。 這些視頻在網際網路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點擊率接近5億，共有4800萬人觀看。 精通計算機的Kahan還設計了一款軟體，用於跟蹤學習者的進度，還可以評估學習效果。 在美國，有2萬多所學校，上數學課時老師已經不再講課，讓學生觀看可汗的視頻，老師只負責答疑。 就這樣，他一個人憑藉一根網線顛覆了美國的傳統教育，掀起了一場革命，他已然成為數學教父。 可汗還是一名計算機極客，他寫了數據挖掘程序，搭建了網站，叫汗學院。他把視頻放到他的免費網站上，讓孩子們像打遊戲一樣學習數學。 汗學院的月訪問量達到了500萬人次！相比之下，麻省理工學院的開放式課程網站，月均訪問量也不過150萬人次。 史丹福大學教育學博士生、高中數學教師丹·邁耶說：「如果你在美國教數學，你就不可能沒聽說過薩爾曼·可汗。」 2、拒絕10億美元 可汗的視頻獲得成功後，很多風險投資機構找到他，希望注資成立公司，將視頻收費，可汗可以立馬成為坐擁10美元的富豪！ 但是，這個窮屌絲卻拒絕了，他寧願做一個中產階級，只接受別人的捐助，也絕不收費。他說：我就是要做免費教育，一旦收費，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孩子不就看不起了嗎？我想像不到我的生命中有任何一種方式，能比我現在活得更有意義。 對可汗來說，他的人生價值 = 他為社會創造的價值 / 他所活得的收入，這個比值越大，人生價值就越大。 2012年，可汗成功登上《福布斯》雜誌封面。《福布斯》撰文稱這是一個一萬億美元的商業機會，而當今市值最高的公司是蘋果公司，也不過才7000億美元。 但是，這個窮屌絲偏偏就拒絕了，他就是要免費！ 3、比爾蓋茨是狂熱的粉絲 可汗成為美國數學教育的寵兒，受到許多科技領袖的熱捧。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美國的數學教育有多糟，而數學水平的高低對於美國的未來又有多重要。在2011年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結果中，美國的數學和科學教育質量排名全球第52位。 2011年3月，可汗在加州舉行的TED大會上發表演講。 演講結束，全體聽眾起立鼓掌。比爾·蓋茨還當場上台，和可汗討論他的教學項目。 蓋茨可謂是可汗最狂熱的粉絲之一。他曾經花費很多時間教3個孩子數學和科學的基本概念，可孩子們總是聽得懵懵懂懂。2010年初，有人向他推薦了可汗的網站。沒想到，那些他怎麼也解釋不清的知識點，汗通過短短12分鐘的視頻，就讓孩子融會貫通。蓋茨直言，「我真有些嫉妒他」。 後來，他在多個重要場合提到可汗，邀請可汗到微軟公司面談，並通過基金會向可汗捐款150萬美元。「我認為，薩爾曼·可汗是一個盡一切所能利用技術讓更多人學到知識的先鋒，」蓋茨說，「這是一場革命的開始。」 4、谷歌注資200萬美元 谷歌也是汗學院的支持者。2010年9月，谷歌發起「十項目」競賽，為5個「可能改變世界」的組織提供總額1000萬美元的獎勵。汗學院在眾多競爭者中勝出，贏得200萬美元注資。 美國最成功的風險投資人約翰·杜爾及其妻子安是汗學院最早的資助者。2010年春，可汗從在線支付平台發來的郵件得知，有人給他的帳戶注入了1萬美元，捐款人是安·杜爾。 他寫信致謝，稱這是他迄今收到的最大一筆捐款，並表示如果汗學院有校園，他樂意將第一座教學樓以安的名字命名。 安不相信區區1萬美元竟然是最大一筆捐款，旋即又慷慨地掏出一張10萬美元支票，堅持要給汗發工資。此後，她成為汗學院的「拉拉隊長」，並且經常拜訪汗的辦公室，「有時甚至會帶來蛋糕」。 有了資金支持，Khan立即開始了憋了很久的事：拓展教學科目、將課程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大批各領域專家的助力下，如今，可汗學院的課程包括歷史，健康護理，醫學，財經，物理，化學，生物，天文，美國公民教育，藝術史，經濟學，音樂，計算編程。 可汗學院 《中文房間》教學視頻 2013年，可汗學院發布了西班牙語版本，隨後發布巴西葡萄牙語、法語、土耳其語版本。目前，來自不同多家、有不同語言背景的志願者已參與進可汗學院課程的翻譯中，這些在線課程將有望被翻譯成的語言包括：漢語，德語，西班牙語，捷克語、印尼語、義大利語，斯瓦西里語，挪威語，波蘭語，俄語，土耳其語，葡萄牙語，保加利亞語，希臘語，烏克蘭語，波斯語，阿拉伯語，孟加拉語。 可汗學院《薛丁格的貓》教學視頻 福澤他人的Khan功成名就，但天才總有奇葩的一面。Khan在哈佛讀書期間遇到了如今的妻子Umaima Marvi，兩人育有一個6歲的兒子和3歲的女兒。 兒女雙全的人生大贏家，今天依然到處忙著演講，但很多次，還沒有回答完粉絲的問題就要趕忙立場：我得回家給孩子洗澡…… 隨後留下驚詫的眾人揚長而去。 Khan的理念很簡單：我是視頻背後的老師，也是一個爸爸，我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一樣，應該得到好的教育和陪伴。 對了，Khan創辦的可汗學院對全球網友免費開放，全程無任何廣告，介面美觀簡潔，堅決以不盈利為目的。 他，是這個世界上最牛的老師！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