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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轉PO 我們大學同學群組裡留學旅居美國兩位同學的Po文,第一篇PO 時間是在發生空難之前。第二篇是空難之後另外一位同學PO文。請仔細耐心看完再說

波音這次大裁員背後有個很少人注意到的細節:印度裔高層被重點清理,其實和他們的教育背景有隱密聯繫。很多人不知道,印度理工學院的畢業生雖然數學底子紮實,但培養模式過度強調服從和流程,這種基因被帶進美國企業後,逐漸形成只看報表不問技術的管理風格。波音現任CEO凱利開會時氣得拍桌子,說這些高層能把PPT做得跟藝術品似的,三十頁全是圖表動畫,可問到737機型艙門焊接工藝的改進方案,一個個啞口無言。去年底公司內部搞了個技術測試,印度裔工程師在空氣動力學計算題的平均分數比華裔低了22%。這不是小事,航空這行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實打實的技術能力決定生死。

再說個更離譜的,波音當年為了省錢,把飛控系統開發外包給印度公司,合約上白紙黑字寫著得用五年以上經驗的工程師。結果呢?印度那邊直接把活兒轉包給剛從訓練班出來的大學畢業生,時薪壓到9美元,幹出來的代碼跟網上抄的開源程式段一個味兒。去年韓國那場空難,調查小組翻出起落架液壓閥的控制程式碼,愣是發現裡面有段從GitHub扒下來的東西,漏洞百出。這種偷工減料在印度外包圈早就不是秘密,業界都心知肚明。波音吃了大虧,去年在班加羅爾的分公司離職率高達47%,圖面傳丟了三次,連個備份都沒留。誰還敢把核心研發放那兒?

查了一下,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有個數據挺紮眼的:2015到2025年,印度裔主導的航空計畫平均超支38%,而華裔主導的只超12%。這不是偶然,印度工程師開會能把成本核算講得天花亂墜,Excel表格做得比誰都漂亮,可到了車間,連數控機床的參數都調不準。波音有個老員工私下吐槽,說印度裔領導做的風險評估報告跟寫言情小說似的,翻來覆去全是可能或許,具體數據一個不敢寫,生怕擔責任。這次裁員,波音直接把品質檢測崗的印度裔比例從35%砍到7%,結果呢?事故率立刻降了四成,比啥公關宣傳都有效。

其實這事吧,根子還在文化差異上。印度理工學院出來的學生,考試能力一流,數學模型玩得賊溜,但動手能力差了點。他們的教育體系講究聽話、照流程走,到了企業裡就成了PPT戰士。反觀美國本土或華裔工程師,多少有點軸的勁頭,喜歡鑽研技術細節,寧可通宵泡在車間裡調設備,也不願在會議室裡磨嘴皮子。波音這次裁員,表面上是清理冗餘,其實是想把研發重心拉回西雅圖,離了那些花俏的報表,回歸造飛機的本質。

還有個細節,還挺有趣的。波音內部有個不成文的習慣,印度裔高層在開會前總愛喝杯印度拉茶,覺得自己能鎮住場子。可有一次,研發會上討論新機型的抗風測試,某高管端著茶杯侃侃而談,講了半小時全是大詞兒,結果被一個車間老師傅當場問住:你說的那個參數,實際跑起來機翼會抖,咋整?那高層愣了,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會後那杯拉茶還灑在襯衫上了,場面別提多尷尬。這事兒在公司內部傳了好久,大家都說,裁員名單上這哥們兒肯定跑不了。

再說回外包的事,印度那邊的二次轉包真是讓人頭皮發麻。波音當初圖便宜,把不少非核心零件的設計和測試扔給班加羅爾的團隊,結果那邊直接把活兒拆包,層層外包,最後幹活的可能是剛畢業的小孩兒,代碼寫得跟拼樂高似的,漏洞多到數不過來。韓國空難後,調查小組還發現有液壓系統的測試報告,數據是直接從上一代機型抄過來的,連機型編號都沒改。這種低階錯誤,擱在西雅圖總部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那邊的工程師多少有點強迫症,報表數據不對,寧可加班到凌晨也得核對清楚。

波音這次裁員,也不是光盯著印度裔高階主管砍。內部消息說,凱利在一次閉門會上放話:我不管你是哪國人,拿不出真本事就給我走人。這話聽著狠,但挺實在。航空這行,不是靠嘴皮子能混的,飛機飛上天,差一個螺絲都可能是大事兒。裁員後,波音把研發重心往西雅圖集中,招了批新工程師,聽說不少是華裔和歐洲裔,技術測試成績都不錯。品質檢測崗的事故率降了四成,也不是隨便吹出來的,車間現在連夜加班都少了,效率反倒高了。

其實這事兒背後,還有個大背景。全球航空業競爭越來越狠,空中巴士那邊步步緊逼,波音再不把品質抓起來,市場佔有率還得丟。裁員只是第一步,後面估計還得有一堆整改。 聽說波音已經在西雅圖建了個新的測試中心,專門用來驗證外包件兒的質量,估計是怕再被印度那邊坑一把。這幾年,波音的股票跌得挺慘,投資人也盯著管理階層施壓,裁員這步棋,多少有點壯士斷腕的意思。

還聽說個小八卦,波音有個老工程師,幹了三十多年,私下裡跟人聊,說現在的高管開會,PPT頁數比他當年造飛機的圖紙還厚,偏偏沒幾頁講真問題。他退休前最後一次開會,特意帶了把老式遊標卡尺往桌上一放,說:造飛機靠這個,不是靠你們那堆花裡胡哨的表格。這話聽著有點刺耳,但想想還真有道理。航空這行,技術才是硬通貨,報表再好看,飛機飛不穩也沒用。

波音這次裁員,表面看是清理冗餘,其實是想把造飛機的初心找回來。印度裔高層被砍得多,不是因為種族歧視,而是因為工作的方式跟波音現在的目標不搭。未來幾年,估計波音得繼續折騰,把外包的坑填平,把科技抓牢。畢竟,飛機這東西,容不得半點馬虎。你說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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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回報1 則回應6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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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產業界的轉型是從2011年開始的。日本有一家電氣公司叫NEC,大家可能不怎麽了解它,日本人叫它“日本電氣公司”。1980年代,中國的四通打印機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我們從鉛字印刷開始進入了電子打字的時代。這項技術,就是NEC公司提供的。NEC是日本第一臺電腦的生產廠商、第一顆人造衛星制造公司。 2011年,家家戶戶還在購買電腦的時候,NEC公司突然決定拋棄電腦事業,這震驚了日本社會,因為NEC公司是日本電腦業的鼻祖。結果,誰買下了NEC公司的電腦事業呢?是中國的聯想集團。但是,時間過去了8年,我們發現現在電腦產業已經是夕陽產業。當時NEC要把電腦產業拋棄的時候,賣了一個好價錢。 但是,到後來索尼、東芝、富士通要把電腦產業賣給人家的時候,就沒有人接盤了。NEC拋售電腦,這就是日本制造產業的先見性。NEC公司早就認識到:傳統的電腦最終是要被淘汰的!現在我們來看,聯想買了NEC電腦產業後,業績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NEC公司興起了產業的轉型革命。 那麽,現在NEC公司在幹什麽呢?現在日本大部分的全自動駕駛汽車的系統就是NEC公司研發的。拋棄了電腦產業以後,NEC並沒有扔掉自己的半導體技術,而是繼續研發尖端的半導體技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產業的革命並不是政府引導的,而是企業的一種自我革命,是一種自我創新。 東芝和索尼拋棄電腦事業以後,索尼公司在2018年創下的利潤已經達到20年來的最高水平。索尼公司把電腦產業賣掉,電視機也做的很少,好像它的產業不太多,怎麽會有這麽高的利潤?對了,它不做殼,改做內件(關鍵零部件)了。比如,它的傳感器已經占到全球份額的70%。 東芝公司把白色家電扔了,扔給誰呢?中國的美的公司。把電視機扔了,扔給我們青島的海信。前幾年,中國媒體當中有一種很大的輿論,覺得我們中國把日本最牛的產業買下來了,日本制造業垮掉了。大家想一想,現在你的家裏還看電視嗎?已經不看了。電視機的制造廠商為了把電視機多賣幾臺,先告訴你客廳裏必須有一臺,你自己的房間裏必須有一臺,你孩子的房間也必須有一臺,一個家庭3臺電視機,現在一臺都不看。 日本人早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把它扔掉了。日本認為,包括電視機在內的白色家電已經是一個產業包袱,中韓等一些國家都已經做得很好了,沒有必要再維持這一產業。把這個產業扔掉,他們是輕裝上陣,再去開拓新的產業。這是日本電子產業的新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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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份,李總理去日本訪問,他在北海道參觀了豐田汽車公司,很認真的聽了1個多小時的介紹。豐田有款新能源車叫“未來”,它使用的是氫能源系統。中國現在拼命發展電動汽車,日本企業已經意識到,電動汽車的電池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容易老化,就像手機電池,過了一年,發現充電困難;二是電池處理過程會產生很大的汙染。豐田汽車公司從1992年開始研發氫能源技術,現在這個氫能源汽車已經銷售了6000輛,年產3000輛。 這個汽車有什麽特點?我去開了一次,這輛汽車充氣3分鐘,可以開650公裏。它跟充汽油一樣便捷,而且價格比汽油便宜。李總理看了以後,他就覺得我們電動汽車政策需要調整。中國現在就開始研究日本的氫能源的未來發展方向。 豐田汽車公司不僅僅是把氫能源裝在汽車上,而是把它開發成移動電源。當地震發生以後,當海嘯來的時候,或者當臺風來襲出現停電時,這輛汽車的氫能源可以接上家裏的電源,保證一戶家庭一個星期的正常電力供應。然後,把氫能源反應裝置搬到大樓裏,可以供這個大樓所有的供電所需。 日本政府現在宣布要進入氫能源社會,家家戶戶只需要安裝小小的氫能源反應裝置,就不再需要電力公司提供電網供電,氫能源反應裝置排放出來的是清水,對環境沒有汙染。氫能源是未來最清潔的能源,也是取之不盡的能源。豐田汽車公司已經宣布完全開放這一技術,造福人類。 大家還要關註軟銀和豐田汽車公司現在在做的一件事情。軟銀這幾年悄悄的幹了一件事,將全世界主要的AI技術公司,以出資或者收購的手段納入自己的旗下。現在的軟銀集團是全世界擁有AI技術最多的一家公司。軟銀控制了這些技術,想幹什麽呢?他去找了豐田汽車公司的社長豐田章男。 大家看到的PPT上的這輛汽車,是今年在美國家電展上展出的豐田概念車。這輛汽車是一個移動平臺,取名叫“E-調色板”,你想把它打扮成什麽角色都行。按照豐田社長的說法,買汽車的時候不是消費,是買了以後才消費。 這輛車是全自動駕駛汽車,早上上班的時候,你通過網約系統把它約上,車自動開到你家門口,把你載上開到上班的地方。過了上班高峰期以後,它把車開到物流公司的倉庫裏去做商品配送。然後,中午去辦公區賣盒飯。到了下午,再去送貨。到了傍晚,通過網約系統,再把你們一個個接上送回家。到了晚上,它裝上啤酒、各種小吃,開到一個熱鬧的街頭,成為一家移動商鋪。這不是一個夢想,它將於2021年全部公開上市。 日本的老齡化問題很嚴重,如何幫助這些老人?軟銀與豐田汽車公司的構想是,當農村的老太太生了病,怎麽辦?沒有子女在身邊,就委派一輛全自動駕駛的“調色板”去接她。車上可以量體溫和血壓,通過遠程問診,基本數據報給醫生以後,到了醫院,該手術的就手術,該吃藥的就吃藥,把基本問題解決在移動過程中。 軟銀公司和豐田公司,第一不缺錢,第二不缺技術,第三不缺智慧,兩家企業巨頭開始打造世界上第一個AI社區。日本的全自動駕駛汽車將於2020年東京奧運會上投入使用,出租車和選手村裏的所有巴士都要進入全自動駕駛系統,日本要把東京奧運會開成一個“科技奧運”。這就是日本的科技實力,而這一科技實力在於它的前瞻性,以及為了實現這一前瞻性所默默實施的周全的技術儲備。 日本現在很重視尖端醫學的研究。為什麽日本的諾貝爾獎這幾年會出現井噴現象?因為日本比較重視基礎研究,我們中國比較重視應用研究。馬雲先生把應用研究做得很好,一個技術拿來以後,做成了一家大電商。微信——一個交友信息軟件,被打造成百貨平臺和金融平臺。但是,日本人覺得技術應用雖然需要,但基礎研究更重要。所以,日本科研經費的55%用於基礎研究。 正因為有紮實的基礎研究,才會有諾貝爾獎。豐田的氫能源技術從1992年開始研究,到2014年才開始應用。中國哪一家民營企業願意花20多年的時間去研究一項技術?沒有。日本做到了,他們有這個耐心,也願意花這份錢。研發成功之後,還願意向全世界公開這項技術,提供免費利用,做得還很有情懷。 日本現在致力於徹底克服癌癥堡壘。2018年獲諾貝爾獎的本庶佑教授,他研究的成果很有意義。癌細胞和人體的正常細胞之間相互碰撞以後不會產生融合,也就是健康細胞無法消滅癌細胞。為什麽會出現這一問題,本庶佑教授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研究,終於發現癌細胞裹了一層蛋白質。他於是再與醫藥公司合作,發明一種藥,可以把這個蛋白質打掉,使健康細胞可以對癌細胞發動進攻,最終把癌細胞消滅掉。 現在這款新藥已經開始出售了。日本2萬多病人使用了這款新藥以後,總有效率達到30%。本庶佑教授自然不滿足,他希望今後人們可以像治療感冒一樣,吃幾片藥、打幾針就可以治愈癌癥。所以,本庶佑教授將自己未來的專利所得和諾貝爾獎獎金拿出來,湊了1000億日元,相當於60億人民幣,設立一個醫學研究基金,最終要攻克癌細胞。我想到了兩個字——“偉大”。 剛才中國商飛的郭博智先生介紹了我們大飛機研發制造情況,我們為中國開始擁有大飛機感到自豪。但是,我們也必須註意到一個事實,一架大飛機,500多萬個零部件,最初在中國只能找到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二找不到,所以我們C919客機需要海外200多家一級供應商。波音787是美國的,但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準國產飛機。 為什麽這麽講?我說兩個事實:第一,這個飛機的機體不是用鋁合金做的,而是用日本東麗公司研發的碳纖維,造這個機體的是三菱重工。你看波音787客機的翅膀像鯊魚翅膀一樣,是弧形的,鋁合金是做不出弧形的,只有碳纖維能做出弧形。碳纖維還有一個特點,它的室內溫度比鋁合金機體的室內溫度降低6度左右。 同時,它的重量比鋁合金的重量減少30%,意味著灌同樣的油,它可以多飛30%的航程。它的機頭是富士重工造的,它的電子系統是松下電器提供的。這就是日本航空工業的現狀。大家一定是第一次知道這一事情,因為日本企業做事不吭聲,不喜歡張揚。 日本如何扶持中小企業 上午在舉行中國前50家制造企業圓桌會議的時候,我就講到,我們中國的制造業如何做精益化、數字化、智能化問題。其實我們的政府和企業也想了許多點子,做的也很努力。我昨天去參觀天津的西門子弗萊德公司,他們的精益化做的很好,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完全可以把企業管好。但是,要做到精細化,要實現數字化和智能化,單靠企業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要解決好三大問題。 第一大問題,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職責就是要給制造業創造一個舒適的、通暢的行商環境。你鼓勵企業去搞數字化、智能化。我買機器人的錢哪裏來?沒錢。為什麽沒錢?納的稅太高了。能不能把稅減一點?政府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日本的法人稅已經從30%減到了23%,中小企業的法人稅已經從25%減到了15%。我們中國有沒有可努力的余地?我想絕對有的。因為我們的政府比日本政府富裕得多。 第二大問題是資本。一家企業發展需要資本,資本來自什麽地方? 第一,自身的積累; 第二,來自於銀行; 第三,來自於社會,也就是各種基金資本。 中國制造業現在依賴的資本,最大的不是自有資本,也不是銀行資本,而是社會資本。我們這裏在座的有投資公司的總裁,你們眼睛盯著的是,投下去以後,什麽時候能夠把這家企業做上市,我能獲得最大的利益。中國創新企業有一個綽號,叫“輪企業”,A輪、B輪、C輪投資結束後,企業還沒有實現盈利,但是號稱估值已經達到了幾百億美元,於是包裝上市,大家分錢。 投資基金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夠助推企業在初期飛速發展,但它也是一根上吊的繩子。為什麽這麽說?大家知道,投資基金,跟企業都有對賭協議,5年或者8年,你做不到他的期望值,你就死掉了。你上市以後,過了若幹年,它把資金一抽逃,你怎麽辦?就像火箭發射衛星,上去以後,還沒進入軌道,推動力沒了。所以,許多所謂的創新企業一上市就黃,原因就在這裏。大家是玩錢,而不是做實業。 日本企業有一句經營行話,叫“安全駕駛”,企業一定要有大量的自有資金的積累,這樣,不管遇到多大的風浪,什麽金融危機、泡沫經濟崩潰,企業都可以支撐3年、4年、5年。然後,我可以用充裕的時間和財力,慢慢的實行轉型,慢慢的提升自己的產業。特朗普再打壓,我也不會太害怕。 日本銀行協會調查了中小企業,問他們要不要銀行貸款?70%的中小企業告訴銀行一句話,我們不要你的貸款。日本的商業貸款的利率是1.5%。這麽低的利率大家還不要,說明日本企業真的有點錢,而且還沒有太多的野望! 東京股市從安倍上臺的2012年的8000點,已經上升到22000點。我們必須看到,日本企業這幾年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在走上坡路,而且始終是默默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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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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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 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 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 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 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 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 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 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 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 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 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 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 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 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 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 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 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 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 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 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 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 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 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 吉布尼。 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 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 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 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 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 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 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 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 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 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 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 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 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 波特。 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 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 他搖頭。 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 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 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 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 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 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 夢想家的邏輯 接下去的情景。 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 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 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 他談比爾 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 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 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 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 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 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 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 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 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 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 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 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 後來他過世了。 我說。 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 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 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 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 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 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 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 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 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 中產階級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 約翰 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 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 再看本傑明 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 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 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 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 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 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 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 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 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 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 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 說完,我樂,他也樂。 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 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 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 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 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 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 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 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 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 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 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 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 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 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 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 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 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 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 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 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 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 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 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 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 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 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 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 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點吃驚。 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 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 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 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 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 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 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 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 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 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 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 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 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 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於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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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文章是8/23友人傳來的,找不到出處,但其中的有些說法確實是楊渡所言,文章有點長,值得看看,轉貼~ #八二三炮戰這一天,來發一則歷史故事。文長,但值得一讀。 《八二三炮戰》/楊渡 1958年8月21日,蔣介石任命的第一位文人國防部長俞大維聽說有一師海軍陸戰隊的官兵要增援馬祖,他急得趕赴基隆海軍碼頭,果然有一師待命上船。他把負責的副參謀總長羅列找來問道:「金門現在非常危急,為什麼不增援金門,而增援馬祖?」 羅列無奈的說:「這不是我的決定。」 他再去問參謀總長王叔銘,答案竟是:「我怎麼有權做這個決定?」很顯然,這是最高層的決定。俞大維雖然文人性格濃厚,也不敢公然違抗蔣介石的命令,他想了一個兩全的辦法:叫陸戰隊官兵照計劃出海,但在基隆外海繞一圈後,即轉往金門。他負全責。 事實上這是一個大膽的決定。依照俞大維得到的情報,共軍不斷向福建集結,陸海空三軍的兵力,已遠達超出尋常。8月8日起,共軍的殲擊機成群在馬祖上空飛行,做出要解放馬祖的架勢。國軍的空軍也出動去攔截,雙方在馬祖上空交火,都號稱凱旋而歸。此時蔣介石派出海空軍向馬祖進軍,也是理所必然。 然而俞大維卻從金門前線觀察共軍大部隊的移動與炮火的佈署,判斷出共軍的主要目標是金門,馬祖只是聲東擊西的戰術攻擊。他決定把主要兵力佈署到金門。這是一場睹局。 同樣的,做出攻擊決策的毛澤東也不好過。發動攻擊前,他幾度和主要將領開會,一再詢問美國可能採取的態度,和可不可能造成美國人的傷亡。他平時總是把美國人說成「紙老虎」,不堪一擊的模樣,但內心裡,他真正的擔心是美國,他知道打起仗來,那是有高端武器、火力強大的「真老虎」。 事實上,毛澤東決定發動八二三炮戰,竟然是起因於中東黎巴嫩的一場革命。1958年黎巴嫩左翼發動武裝起義,反對親美的執政當局。這本是內戰,不料美國隨即從各地派大批兵力去支援政府軍,英國也出動鎮壓。毛澤東看不下去,在北京發動五十萬人大遊行,在中國各城市也發動學生遊行。但毛澤東認為遊行只是道義支援,得有實際行動才有力量,於是決定發動台海的戰事,用遠東戰爭來牽制美軍。但台灣與澎湖與美軍簽有協防條約,打台澎等於跟美國直接打;而金門馬祖不在協防範圍內,打這兩個地方,是中國內政,美國沒辦法反應。他決定發動金馬攻擊。7月18日,他在解放軍會議中作了明確的宣告。共軍的佈署移防,自此全面展開。8月8日開始依計劃先攻馬祖。 8 月23日下午。毛澤東召集將領,進行最後會議,決定依計劃發動炮擊。將領把毛的決定傳達到福建最前線,下午5時30分,金門炮擊開始了。幾萬發炮彈像雨一樣,落向金門。 這時台灣的國防部長俞大維正在金門。他是在前一天的半夜抵達金門,隔天一早,在金門防衛司令部所在的翠谷餐廳用早餐。他認為翠谷是一條狹長的谷地,不利防衛,因此開始遷移司令部。早餐後他去了大膽、二膽和小金門,下午五點回到金門本島。他向官兵說一些打氣的話之後,準備去參加司令官胡璉設在翠谷水上餐廳的晚宴。胡璉對他說:「今天晚上有美軍顧問離開金門,我們準備晚宴歡送,有部長參加會更熱烈。」 文人性格的俞大維想了想說:「如果我參加,美軍顧問反而拘謹,大家都不能開懷喝酒,我還是不參加的好。」 胡璉還力邀,卻說不過他,只好作罷,他回過頭要返回水上餐廳,俞大維不知道想起什麼事,突然叫住他說:「等一下,伯玉,我還有事。」 話聲剛落,翠谷方向突然有一陣一陣的白色煙柱炸開了。 「那是我們處理廢彈嗎?」俞大維訝異的問胡璉。 「不是啊!」胡璉心裡也感到納悶。 在還來不及回答的瞬間,巨量的炮彈像大雨一般,狂暴的落下了。 第一群炮彈有三千多發,全部落在翠谷附近,這顯示中共對金門防衛司令部的地形有充份掌握,目標明確。 在水上餐廳用餐的人,大多數在炮彈落下的剎那,第一時間就地掩蔽到桌子底下,而沒有經驗的人反而向外衝出去,卻正好迎上落下的炮彈,死傷慘重。空軍副司令官章傑、海軍副司令官趙家驤、另一副司令官吉星文皆中彈身亡。美軍死亡兩個。總計在四小時不到的時間裡,共軍對金門炮擊了五萬七千餘發炸彈。而國軍則因通訊中斷,無法指揮攻擊,只能由部份官兵自行發炮還擊,擊發了三千六百多發,雙方不成比例。金門官兵的傷亡,達到四百多人。 直到9點10分左右,共軍的炮彈終於停止。但更重要的是,共軍會不會隨之發動登陸作戰。愈大維判斷,如果共軍要登陸,一定會先發動「攻擊準備射擊」,以強大火力壓制第一灘頭。但顯然沒有。他更擔心,明天以後,炮擊還會繼續。 午夜時分,台灣派出的一艘軍艦駛抵金門,這是來接俞大維和其它受傷的美軍顧問前往澎湖。俞大維到醫院一檢查,才發現頭後枕部腦殼有一個米粒大小的彈片,因無大礙,醫生決定先不開刀,讓它留在原位。俞大維一想,這彈片雖小。力量稍稍大一點,進入腦部,大概也沒命了。 俞大維一回到台北,立即到美軍協防司令部與美國中將史慕德商談。他帶著彈傷去向史慕德證明,金門炮戰已經開打了,是共軍先動手破壞和平,道義上美國必須援助台灣,否則亞洲和平不保。 國防部長面臨共軍攻擊,回到台北沒向三軍統帥蔣介石報告,反而先去與美軍協防中將商談,這像話嗎?然而明白人都知道,這一定是蔣介石的授意。他要引起美國的同情,發動更強大的反擊。 美國協防中將史慕德在回憶錄中寫到:「此後的六個星期中我幾乎未回過家。炮擊極為猛烈,其目標既為軍事設施與外島補給作業。此種奇襲狀況,正是中國人要以使美國捲入直接對抗共黨的軍事行動中。」史慕德很清楚,美國的「共同防禦條約」中,如果「外島」遭到攻擊而威脅到台灣本島的安全,則「我們將協助防禦」,否則就是「顧問諮詢及後勤支援,無直接軍事支援」。 史慕德申請到第七艦隊的某些單位向他報到,調來日本的第十一海軍陸戰隊航空分隊,以及菲律賓第五航空司令部提供後勤飛機支援,這些都用於防衛台灣本島。他還提供這些飛行船艦為金門的運補船護航,但不許美國的機、艦向大陸射擊。 但蔣介石可不這麼想,他希望藉這次事件,引美國參戰。如果美國參戰,戰爭就會演變成美國與中共的戰爭,他便能藉由美軍的強大戰力「反攻大陸」。但這不能明說,因此他請俞大維向美國表達,由於金門炮擊嚴重,本島隨時有被攻擊的危險,因此請美國「以飛機和自備炸彈,去轟炸大陸,壓制大陸火炮」才能有效消滅對岸的攻擊火力。 史慕德認為壓制有理,但他必須請示華盛頓。不料華盛頓覆電是:「不。不要讓他們去做。但別說『不』,你只要說,如果他們要去做,則得不到支持和支援。因為那是他們所等待的──在大陸發展成某種大戰爭,使我們不得不去幫他們的忙。」 華盛頓顯然看穿了蔣介石的計謀。史慕德在回憶中說,八二三炮戰的幾星期內他瘦了十五磅,天天在午夜和華盛頓連絡後才能回家。而如果「誤用美國空軍去壓制大陸的火炮,那會是另一場國際大戰」。 事實上,8月24日開始,金門不僅繼續炮擊,幾萬顆炮彈把金門打得毫無還擊之力,更以魚雷快艇攻擊台灣過來的運輸艦,金門與週邊島嶼補給中斷,糧食與彈藥缺乏,要堅持下去非常困難。所幸美國調的艦隊陸續抵達。 9月7 日,美國軍艦護航的運輸大隊終於抵達金門海域,美軍艦隊在兩側,台灣運輸艦隊在中間。共軍在前線指揮的葉飛頭大了,他請示毛澤東:「打是不打?」 「 照打不誤」毛答。 葉再追問:「美艦一起打?」毛答:「打蔣艦,不打美艦。」 「那如果美艦對我們開火,要不要還擊?」葉問。 「沒有命令,不准還擊。」毛答。葉飛以為自己聽錯了,再問一次,答案相同。 毛還交待等艦隊到料羅灣港口再打。運輸船一到料羅灣,毛澤東就下令開火。沒想到,此時美軍艦隊竟不顧國軍艦隊,船一開,就往台灣的方向跑了。國軍正在港口下補給,來不及跑,損失了三艘軍艦,損傷數艘。 美軍艦隊的落跑行為,讓葉飛在望遠鏡中都看傻了眼。他向毛澤東報告,毛也大吃一驚,原本以為會引來大戰,所以小心翼翼,卻不料雙方都在玩「政治訛詐」。9月7 日這一場交鋒,讓蔣介石、毛澤東、美國都清楚了彼此的底限。美國的防禦條約,就是以冷戰圍堵防線為準,只到台灣澎湖,至於金門馬祖,是蔣介石要的,美國至多協助補給,連防守都說不上。 自此,美軍協助國軍,但只幫忙護送補給艦隊到金門外海,靠料羅灣那邊,國軍自己進去,風險自負。而中共也只選擇性的打國軍。 形勢至此很清楚,蔣介石要用金馬拖美國下水,美國不要金馬只保台澎,中共要金馬但不要美國來插手。這三方的糾纏矛盾中,為了避免被拉下水,美國想要解套了。 9月3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一場記者會中表示:「如台灣海峽獲得相當可靠的停火,國軍繼續駐紮在金門馬祖就是不明智的。」所以美國希望蔣介石從金馬撤軍,放棄金馬。蔣介石次日就毫不猶豫的回敬道:「我們毫無接受的義務」。而中共則回應說:「雙方並未開火,何來停火?」 至此,金門戰役變成一場政治角力了。毛澤東發動戰爭,是為了拿下金門,可一旦拿下,就中了美國的計;但不拿下,那發動戰爭所為何來? 蔣介石則不能放棄,因為一旦放棄,台灣澎湖的安全防衛全部聽命於美國,整個台灣真的成為美國的一個軍事基地,他連置啄的餘地都沒有。他沒忘記美國曾想拋棄他,運用吳國楨、孫立人來管理台灣、控制台灣的企圖。 美國企圖至為明顯,放棄金馬,保衛台灣,美國的防衛系統可以後退一百公里,且控制台灣更容易。 在此期間,蔣介石曾傳話給毛澤東、周恩來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根據喬石在1994年(時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告訴當時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負責人、著名華裔學者王冀的說法,在金門炮轟最猛烈之時,蔣介石派人傳話給周恩來說,如果解放軍再不停止炮擊,他(蔣介石)將不得不聽美國人的──撤出金門馬祖,屆時時間一旦拖久了,中國就有分裂之虞。 喬石在中國長期負責情報與安全部門,他的情報掌握比誰都準確,此言當然有事實根據。它透露出一個訊息:當時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已經警覺到金門是兩岸連結的關鍵樞紐。 10月5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自10月6日起,停止炮擊七天,讓金門軍民補給。他甚至明言:「你們領導人與美國人訂立軍事協定,是片面的,我們不承認,應予廢除。美國人總有一天肯定要拋棄你們的。你們不信嗎?歷史巨人會要出來作證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談話,端倪已見。站在你們的地位,能不寒心?歸根結底,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 一星期後共軍有幾天零星炮擊,10月13日,毛澤東再發表〈告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的信:「金門砲擊,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藉以觀察敵方動態,並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包括糧食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他們固守。……這是民族大義,必須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們這樣做,就全域說來,無損於己,有益於人。有益於什麼人呢?有益於台、澎、金、馬一千萬中國人,有益於全民族六億五千萬人,就是不利於美國人。有些共產黨人可能暫時還不理解這個道理,怎麼打出這樣一個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們,過一會兒,你們會懂的。…」 很快大家就懂了。10月21日,杜勒斯訪問台灣,依舊希望蔣介石自金門馬祖撤軍,固守台澎,讓兩岸停火,永久隔離。但蔣介石堅不同意,雙方爭執不休。最後蔣介石甚至說:「在我活著的時候,不會撤軍。」 據說,杜勒斯在此次訪台過程中,曾詢問蔣介石要不要使用核子彈,去摧毀福建的共軍。因為據後來解密的資料顯示,此時美國在台灣不僅佈署鬥牛士飛彈,也暗藏了核子彈,而杜勒斯從韓戰以來,一直是支持美國使用核子武器對付大陸的人。蔣介石詢問杜勒斯,那核子彈的威力多大。杜勒斯回說,大約等於廣島原子彈的威力。蔣介石認為殺傷力太大,會引起國際反應,加以拒絕了。無論國共內戰如何慘烈,蔣介石在激戰中,仍拒絕對中國人民使用核子彈,這一點還是值得肯定的。 10月25日,毛澤東又宣佈了金門的最新政策是「單打雙不打」,即雙日不炮擊,單日才打炮,但也不一定會打。 毛澤東的停火,讓蔣介石得以喘息,充份補給後,繼續再打。 這確實是一場非常「詭異」的戰爭,誰都看不懂。可以打敗對方而不打,停下來,讓對方休息夠了再來打。戰爭不是為了勝利, 而是為了延續內戰關係,為了讓美國人無法達到目的。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是暗助蔣介石的。但蔣介石也維護了自主自立的立場,沒有讓台灣變成另一個琉球。 毛蔣之間彷彿有一種默契,聯手起來對付美國,以阻止美國將台灣分裂出去,與中國永久分離的企圖。 這一場戰爭也讓當時的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完全看不懂。他問毛:「毛同志,你何以在即將達到勝利之際,停下腳步?」毛的回答是:「我們所要做的是顯示吾人之潛在能力,我們不要蔣介石距離我們太遠,我們要留他在我們勢力範圍之內。」赫宿雪夫仍不解,認為毛澤東把敵人放在隨時可以攻擊自己的身側,是非常離譜的事。 金門的炮戰就這樣打打停停,一直到1979年1 月1 日,由當時國防部長徐向前宣佈「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建交,自即日起停止對金門炮擊……」,才終於劃下句點。 然而,1990年,當台灣的紅十字會代表陳長文與大陸紅十字會代表樂美貞在金門會面,簽署兩岸分隔四十年之後,首度以兩岸為主體而簽署的協議時,樂美貞不禁想起當年八二三炮戰的時候,毛澤東沒有攻下金門,而是留下一個後路。他不禁讚嘆道:「智慧啊!真是太有智慧了。」 誰能想到當年為彼此留下的一條活路,會是打開歷史新頁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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