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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回報・4 年前
題外話~
我一星期前去了一趟台東鹿野見一個農民朋友（種茶和鳯梨）
您們會相信這兩種大小外觀長相極端不同的鳯梨都是~
同一個品種（金鑽）
同一個時間栽種
同一個管理者（農民）
同一個時間採收

卻有不同的市場導向而有不同的管理方法
（僅供參考）

大的，供應台北市場所需，他種了一萬多顆，各個碩大甜美賣相極好，施肥，打藥+生長激素（植物賀爾蒙）一樣都不能少，他特別的強調他家的鳯梨只打一次賀爾蒙，別人的都兩次😭

小的，種了400顆，什麼都不給，放其自然生長，要收割時，雜草比人還高，要彎身在草叢中摘鳯梨，為何呢？因為這400顆是要給自己和親友吃的？
我是為了這點“樂透”鳯梨直接去台東取回，下次要再等一年半的時間才會再有收成！
坊間傳說的“賀爾蒙”，是千真萬確的事，
放在架上您會買那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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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路好文，分享善知識 🙏 楊振寧當眾挖苦莫言：「你是農夫的兒子……」莫言的反擊讓人佩服不已！ 曾經莫言與楊振寧，同台參加央視主辦的訪談節目，《科學與文學的對話》，同時擔任嘉賓，輪到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發言時，提出了一個讓人尷尬的問題。 楊振寧說：“我要問莫言一個問題，你跟我走了不同的道路，我們的出生也是完全不一樣的，你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我是一個大學教授的兒子。” 楊振寧這番話一出口，現場瞬間安靜。 所有人都聽出了話裡的刺，農民的兒子，再怎麼拿諾貝爾獎，骨子裡還是土。 莫言緩緩拿起麥克風，臉上還是那標誌性的憨厚笑容：“感謝楊先生提到我的出身。沒錯，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父母至今不識字。”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台下：「但正因為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才懂得土地不會嫌棄任何一顆種子。楊先生的父親是大學教授，給了你最好的書房；我的父親是農民，給了我整片田野當課堂。 你讀的是精裝書本，我讀的是泥土裡長出的故事。 你計算宇宙規律，我記錄人間冷暖。 我們確實走了不同的路，你從書齋走向頒獎台，而我從高粱地走向頒獎台。 但我想問，莫言突然轉向楊振寧，“當夜幕降臨，我們仰望同一片星空時，那顆諾貝爾獎章在月光下反射的光，會因為我來自農村就黯淡幾分嗎？” 台下爆發出熱烈掌聲。 楊振寧愣住了，隨即真誠地說：“我為我剛才的冒犯道歉。你說得對，科學和文學，城市和鄉村，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真理。” 莫言最後輕聲補充：“楊先生，別忘了，在您研究原子物理時，是無數農民的兒子在田埂上，用他們皸裂的手，種出了養活所有科學家的糧食。” 這一刻，所有身分標籤都被擊得粉碎。 楊振寧沉默了，他扶了扶眼鏡，再次開口時語氣裡充滿了敬重：“我想我犯了一個典型的‘早慧’的錯誤，習慣於用固有的框架去衡量價值。而您，莫言先生，您和您的作品，讓我看到了另一種偉大的維度。” 莫言聽到這裡，眼睛亮了起來，他接過話頭，彷彿終於等到了最契合的註腳： 「楊先生，您說的早慧和我的晚熟，正好是我們兩條路的寫照。您是天資過人的物理天才，很早就抵達了巔峰，洞悉了宇宙的奧秘。 而我，就像我在《晚熟的人》裡寫的角色。 我們這種人，不是不開花，而是花期很長，長得讓所有人都覺得我們不過是地裡的一棵雜草。 」 我們浸泡在生活的苦水里，在泥土裡打滾，被人輕視，經歷著看似毫無意義的漫長生長。 但正是這些被浪費的、看似落後的年月，讓我們把根扎得比誰都深，把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都嚐了個透。 當我們終於結出果實時，那果實裡包裹的，是整整一個時代的風霜雨雪。 所以，早熟的人改變世界，而晚熟的人，理解並承載世界。 」 話音剛落，全場肅靜，隨後爆發出當晚最持久、最熱烈的掌聲。 原來，高貴從來與出身無關，只與靈魂的厚度有關。 一個催生了進步，一個守護了靈魂；而一個真正強大的民族，既尊重早慧的鋒芒，也珍惜晚熟的力量。
    31 人回報・1 則回應・1 個月前
  • 於很多面對健康挑戰的人，健康似乎是遙不可及，面對氣候、社會、人與人之間不和諧，似乎和諧的世界也只是理想而已。如果我們依舊有的思維方式想要解決當今的問題是很困難的，我們需要快速的成長提升自己，才能尋找到解救的方法。當我們想幫助地球生命整體的時候，靈感會源源不斷的來，反而我們自己獲益。 最近我不斷的介紹自我保護的方法，每個人可判斷是哪個適合自己的，那個可以跟朋友們分享的。我也鼓勵大家做實驗，不同的方法如何搭配，哪個最有效，那個方法已被新的替代了？這是一個讓我們快速成長的時代，我們也需快速的跟上腳步。 要快速成長最關鍵是加強對所有生命的關懷，愛會使我們的腦波和諧，面對生命難題時才能聽到答案，才能創造更美好的現實。不管問題是身體上、家庭的、社會的、經濟上的、環境上的，第一步是認識自己的身心，這樣當解決方法出現時，我們才認得出，才會認真的實踐。 梅博士四十多年前，從非常嚴重的車禍活下來，七十個醫生的醫療團認為他不可能再走路，他的骨頭斷了四十處，他進出昏迷狀態，有三次死了到靈界見到他靈界的老師。他的疼痛是西藥無法止住的，在加護病房住了三個月，之後他的老師出現了，梅爾博士第一次見到他，覺得他沒有什麼獨特的地方，衣著是普通的便服，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醫療器具，他每天在看完他的其他病人之後，才來到他的病床，一來就是整晚，但第三天晚上奇蹟出現了，他的疼痛止住了，這是一個醫學史無前例的。在他康復的過程中也拜「救他一命」的這位為「老師」。他從狹窄的三度空間的觀點跳出來，看到更寬闊的大自然。二○○三年5月的琉璃光雜誌有介紹梅爾博士對人的五體的認識，「覺悟生命的真諦創造醫學奇蹟」。這篇文章在這個時代需要再看，才能把握解救的方法，保護自己、家人、親朋好友和整個地球。 專家們早就提醒我們地球空間的電磁波、微波已大大超出地球上生命所能負荷的，加上市面上的食物幾乎都有基因工程所遺留下的汙染—病毒基因，癌症已像流行感冒一樣。 我們的基因能吸收和釋放光波，其中紫外線的光波380nm對生命是關鍵性的，致癌物一致干擾這個頻率的光波。只有自然生長的植物才能吸收所有的光波，用化肥農藥所生長的植物光波的吸收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吃了沒有色彩的食物，也得不到所需要的光波，細胞的基因沒有光的溝通，生長就會混亂，後果就是癌，癌症是不和諧的指標。 我們的身體和心靈是一體的，身心的和諧來自愛、關懷心，因而感受和分享愛是健康的要訣。恐懼、擔憂、憤怒、貪執、自私和惡意都是不和諧的信息，干擾到我們自己和整體的和諧，風調雨順是和諧的結果，中國文字將天災人禍連貫在一起用，因為人心的不和諧干擾到氣候。人製造的電磁波和微波也干擾到氣候（二○○一年11月創辦人的話—回歸自然風調雨順）人際關係和社會。 電磁波、微波會傷腦波和人的微細體，與微細體有關的光輪在頭頂上一、二、三個頭的位置，往往這些光輪也被關掉，緊跟著是情緒和心念的問題。 我是用一個針灸用的「銅人」代表一個人，然後在頭頂上用能量管測，如果需要平衡，會先逆時鐘轉一會，再順時鐘轉，不動時是平衡狀態。 電磁波、微波傷到的是微細體，因此防護和修補的方法是針對微細體，與保護肉體的方法是很不一樣的。效果則是很神奇。「神奇」是因為我們不認識大自然，不認識自己。 梅博士在加護病房所用的方法是針對微細體的修補，肉體的修補自然跟隨著，他觀想讓自己身體充滿了光，伸出十八隻手到太陽吸取太陽的光彩，然後將陽光帶回來按摩自己的骨頭，這個方法可以用在身體的任何部分。梅爾博士強調光的滋補是非常重要的，比吃東西更重要。 Harold McCoy 也介紹一個光的觀想，讓身體恢復年輕，方法如下：觀想兩眉之間有一個七彩的光球，讓光球擴大到兩個眼睛的中心點，然後進入腦部，將腦下垂體、松果體都包在光中。讓腦下垂體和松果體所分泌的荷爾蒙與自己年輕時一樣，年齡隨自己選：24、18、16等等，這也要每天做。 這幾年我所介紹的許多方法是保護微細體的，現在這兒提幾個：觀音慈悲真言六字大明咒、生命之花、琉璃色、卐字、和諧平衡圖等等。單獨使用時我們的能量都會被提升。如果一起用則需知道先後次序。好比六字真言和卐字一起用，真言一定要放在最上面，能量比單獨用時多十倍。如果卐字的下面再放和諧平衡圖能量增加一百倍。 最近我又發現了幾個新方法，能量都超過前面介紹的方法，這些最好單獨使用。 1. 來自俄國的一位科學家和有特異功能的康復師介紹用數字 4812453（下載圖一） 來防輻射的傷害，特別是慢性長期的傷害，當我們關注在這個數字時自己能量已增加，可以寫在紙上五次，放在照片、頭髮上或口袋裡。如果寫9次到36次可以放在手機、電腦、電器、電錶上，也可以將自己房子、辦公室畫下貼在圖上。我們每一個人都受輻射的傷害，所以用這個數字能量會大大提升。如果被電療過後可以將數字放在一個觀想的球內，將球縮小到火柴頭大小，然後觀想放進自己身體電療的部位。也可放在器官內如肝、腎、脾、肺等，也可放在腦內。這個數字可放在地圖上、發射台的照片上和一棟樓的照片上等。 2. 將有特別加持的轉經輪照片（ 下載圖二 ）放在電錶，和往生者的照片上，對整體都有很大的提升作用。這一個轉經輪是位在加州藥師淨土，內裝有 microfilm 拍下億兆真言，不僅是觀音真言，還有其他很有加持力的真言以及五部大藏經。一般往生者的照片能量是逆時鐘轉的，佛像和大修行者、聖者的照片例外。一旦將一個小轉經輪的照片面對照片放著，所有同一個往生者的照片都馬上有提升能量的作用，也就是只要提升一張照片，所有那一個人的照片都被提升。可以一起提升整個相片簿的照片，只要在相片簿的最上面放一張有許多轉經輪的圖（一共462個），宇宙是一個整體，每一小部分都會影響整體。 3. 金字塔（ 下載圖三）的幾何形狀產生非常和諧的能量場，對所有地球上的生命和地球本身有很和諧的作用。古埃及的金字塔是如何建成的到今日還是一個謎，古人所用的技術不是現代人會的。三十年來有一群科學家研究金字塔，是以黃金段的比率建的，全世界有一百五十個，在九十年代俄國的科學家 Alexander Golod 和一些善心的俄國有錢人開始建最高的一個四十四米高的塔，花費一百萬。位在莫斯科近郊的這個金字塔吸引很多人參觀，科學家們在這些金字塔內做了上千項研究。他們發現建築材料不能有任何金屬，最高的這一個是用玻璃纖維建的。實驗證明金字塔對環境，動植物和人都有很和諧的作用，水在金字塔內到攝氏零下四十度都不結冰，如果輕輕碰一下會立刻結成冰。動物實驗發現喝金字塔處理過的水的小老鼠在注射致癌物後，得癌的機率少一些。一位美國女士去參訪這些金字塔後，覺得最高的這一座能量最強，回來後白髮開始變黑。最有意思的是如果將鹽和胡椒放在金字塔內一到五天，再給五千犯人食用，三個月後犯罪行為消失。種子放在金字塔內一到五天後再播種，生產量都提升百分二十到百分之一百倍。以小麥做的研究生產量提升百分之四百。作物沒有病蟲害，也耐旱。花崗石放在金字塔內後再放在農田，作物生產量都提高。原有地震的區域建了金字塔後地震變的很小，甚至於沒有。 俄國的金字塔開放給公眾的，裡面裝了很多瓶水供大眾飲用。塔中都有一個地球儀，這是對地球的祝福和提升。當然有機會親自去參訪這些金字塔很好，但也可從照片上去體會。有一張是在四十四米高的塔內從下往上看的角度，能量最強。網站是 www.gizapyramid.com/russian/picture-tour1.htm 金字塔的照片印出來放在家裡會大大提升家裡的能量，注意有圖片的一面才有能量，反面沒有。可以在房子內的牆上貼，或透明的照片框內放兩張，背對背如此兩面都有能量。貼在水管上會提升整棟樓的能量。水是有擴大作用，好的壞的能量都擴大。數字 4812453 也可貼在水管上，數字朝水管。 金字塔（從下往上看的）縮小到一英寸左右可以貼在身體重要部位如丹田、腳心等等，可用膠紙保護後再用。 金字塔是來提升地球上和諧的能量，希望更多地方的善心人士會仿照俄國的善心人士建金字塔，塔愈高愈好，但小一點的金字塔也有功效。建在一個湖附近的二十二米高的金字塔，為附近增加了小河和小溪，已絕種的花又出現了，金字塔的尺寸，網上有資訊，也有書。我相信這群科學家們也會很樂意協助。 和諧的建築物對人心和地球都有很大的貢獻，讓我們共同為創造和諧的地球出力
    1 人回報・1 則回應・8 年前
  • ▓中國的國運，還能持續多久？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先講一件小事吧。這件小事前幾天刷屏了：為了確保在阿曼的2000多中國人，能夠一個不落地打上疫苗，中國向阿曼捐贈了十萬支疫苗，條件只有一個：必須中國人先打。好多網友感嘆：「為了兩千中國人能打上疫苗，再附送98000支疫苗，1：49的配贈量，中國政府真是太牛了。」其實不只是在阿曼，在越南，在泰國，在盧旺達，在馬來西亞，在厄瓜多爾，也一樣，中國政府都捐贈了不少疫苗，條件只有一個：中國人先打。中國政府保護海外公民的這個行為，叫做「春苗行動」。 「如果沒有多種疫苗，如果沒有足夠產能，一個國家即使想，也絕不可能有力量照顧到，那些海外小國的零星子民。更不可能為了保障這些人的健康，以幾十倍的好處回饋東道國。」連美國都做不到。在中國開展「春苗行動」的同時，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發佈公告：「美國政府沒有計劃，向海外個人美國公民提供新冠疫苗，請遵循東道國接種情況和接種指南。」 在講中國的國運之前，我為什麼要說「春苗行動」？因為我想讓大家瞭解幾件事情： 「中國新冠疫苗是怎麼誕生的？」「新冠疫苗的誕生有多麼不容易？」「中國新冠疫苗產能為何這麼大？」徹底瞭解這幾個問題後，你也就知道了中國之國運。 2020年1月21日，武漢封城之前兩天，科技部召開了一個會議。當時可能沒人留意這個會議，但現在回頭看，這個會議真是太重要了。因為這次會議決定：全力研發新冠疫苗。研發新冠疫苗有五大路線： ●滅活疫苗 ●核酸疫苗 ●重組蛋白疫苗 ●腺病毒載體疫苗 ●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 歐美國家基本選擇的是核酸疫苗，核酸疫苗有兩大優點：流程簡單，有效性高。但也有兩大缺點：無成功先例，運輸儲存難。中國也選此方向嗎，還是別的？會議最終決定：五條路線同時推進。當時也有不少人反對，覺得五路並進太燒錢，「疫苗研發非常燒錢，而且失敗率非常高，同時並進，會浪費大量資源和資金。」為什麼最終還是決定五路並進呢？ 第一，正因為疫苗研發失敗率高，所以才需要五路並進。不知道哪條路線會成功，但目標是確保成功。」 第二，疫苗種類越多，好處越多。每種疫苗都有自己的優缺點，不同年齡不同身體狀況的人，可能需要接種不同的疫苗。而且，病毒可能發生變異，一旦一種疫苗不適用，另一種疫苗可以做為後手。」 五路並進非常燒錢，但中央指示說，「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我們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為什麼要不惜一切代價研發疫苗？因為最近這些年，中國吃的「卡制之虧」太多了。別的且不說，單就一個芯片，因為美國的封殺和卡制，中國好多企業受盡了屈辱和折磨。如果中國不能研發自己的新冠疫苗，將可能面臨以下幾種後果。 1、買不到疫苗。 2021年6月4日，全球健康與發展論壇發佈公告：「全球75%的疫苗流向了10個富裕國家，有些窮國直到現在還沒收到第一批疫苗。新冠疫苗的分配不均，可能導致死亡人數翻番。」加拿大只有3700萬人，但訂購了4億多劑疫苗。歐盟只有4.5億人，但訂購了23億劑疫苗。世衛組織覺得不公平，就找疫苗生產國 —— 美國和英國商量，建議他們考慮一下貧窮國家，結果得到的回復是：「目前考慮重新分配還為時過早」連一般國家購買英美疫苗都這麼困難，一直被視為對手的中國就更不用說了。 2、只能買高價疫苗。 等自己都打完了，等盟友都打完了，等一般國家都打得差不多了，美英應該還是會考慮賣給我們，但價格絕對低不了。價格再高也得買，因為世界各國都接種了，我們不接種不免疫，就沒辦法完全開放，經濟必然大受影響。 3、賣給你還會附加條件。 巴西，算是美國的鐵桿小弟，但巴西向美國訂購疫苗時，美國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條件，「將巴西海外資產作為抵押，如果輝瑞延遲交貨，巴西不能罰款，如果疫苗發生嚴重副作用，巴西也不能罰款。」巴西官員眼淚都氣出了。 阿根廷也一樣，他們向美國訂購疫苗時，也被附加了侮辱性條約，「把冰川和捕魚許可證等國家自然資源抵押給美國。」阿根廷、巴西尚且如此，何況是「 眼中釘、肉中刺 」的中國。鑒於以上三點，中國必須研發自己的疫苗。 路線一定，科技部立馬領頭成立了「科研攻關應急項目組」。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小組，這個至今連名字都不為人知的小組，為疫苗的誕生真的付出太多太多了。這個小組肩負兩大任務。 第一：組建研發團隊。「5條疫苗研發路線，每條至少要保證有2～3個科研團隊進行攻關。」這個任務看起來簡單。但其實超難。小組在春節之前，連夜致電46家疫苗生產企業，結果只有幾家有研發意願。 為什麼不願？因為研發疫苗風險太大，「2003年的時候，就有企業投入巨資研發 SARS疫苗，結果疫情很快結束，投入了這麼多錢，連個水漂都沒打出來。」這次儘管有國家資金支援，但自己畢竟也要猛掏腰包，所以很多企業還是心有餘悸。但在小組的遊說下，很多企業最後都選擇了民族大義，「就算投資打水漂，也義不容辭。」 第二個任務：統籌協調。每條路線都有多個科研單位參與，有高校，有科研院所，有高科技企業，有頂級國家學術機構，有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這麼多單位要想形成合力，統籌協調極其關鍵，「有什麼問題，就得解決什麼問題。需要什麼服務，就得提供什麼服務。」 所以從1月23號開始，連續七個月，這個小組沒有休息過一天，小組組長趙振東，每天掛在嘴邊的總是那句話：「太慢了，應該再快一點！」2020年9月16日，因為勞累過度，在北京首都機場，53歲的趙振東，倒下去就沒有醒來。這般付出的，也不只是科研攻關應急項目組，還有各科研單位。 大年初二，中國生物集團董事長楊曉明，指示子公司北京生研所：「選擇一個現存的車間，升級改造成滅活疫苗生產車間。」北京生研所所長王輝請示：「是否馬上將原有東西拆掉？」楊曉明：「等一天再說。」為啥要等一天？因為反對聲音太多，「建一個P3車間，投資上10億，如果疫苗研發不成功，或者疫情像SARS那樣很快結束，這麼大的投資打水漂，誰負責？」楊曉明想了一夜決定自己來負責。他致電王輝：「拆」僅用了60天時間，北京生物就建成了中國第一個新冠病毒疫苗生產車間。 兩個月後，北京生物終於成功研發出了滅活疫苗。疫苗出來了，必須找到足夠願意接種的人，才能通過疫苗的測試。誰敢冒生命之危充當第一批小白鼠呢？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武漢生研所所長段凱，武漢血制副總李策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院士，站了出來。這四個被稱為「新冠疫苗四君子」的人，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們自己研制的疫苗，自己都不敢接種，讓別人怎麼敢放心接種？我們不當小白鼠，難道要別人來當？」 在「四君子」帶動之下，中國生物138名幹部，接著加入了試驗團。其實不只是中國生物，其他研究團隊都一樣，幾乎都是領頭人和董事長打了第一針。比如院士陳薇，她也是第一個接種自己研發疫苗的人，她說了這麼一句話：「雖然大量實驗證明疫苗是安全的，但面對未知的第一次，我覺得我還是應該先上，如果犧牲了，也就我一個人。」 正是有中央的不惜代價，正是有部委的前瞻規劃，正是有企業的民族大義，正是有科研單位的不捨晝夜，正是有很多人的捨生試藥，中國才有了多款疫苗的誕生。 滅活疫苗路線，走出了生物和科興。腺病毒載體疫苗路線，走出了康希諾。重組蛋白疫苗路線，走出了智飛。核酸疫苗路線，也有兩款mRNA疫苗，進入了2期3期臨床試驗。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擁有全路線新冠疫苗的國家。這是浪費麼？不。全路線不是多餘，而是協同和互補。目前，新冠病毒已出現多種變異，擁有全路線疫苗的國家，將成為一種獨特的優勢。 講完疫苗的誕生。我再來說國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國運為何會這麼好？其實並不是中國的國運好，中國的國運之所以好，都是像研發疫苗一樣，是從上到下，是從政府到企業到民眾，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的結果。 有些國家的國運是靠撿來的，有些國家的國運是靠等來的，但我們中國的國運，都是靠自己一點點拼出來的。我們遭遇了多少次大災大難，地震、洪水、寒潮、疫情……哪一次不是大家一起拼出來的？我們遭遇了多少次封鎖圍堵，核武器、北斗導航、空間站……哪一次不是大家一起拼出來的？所以無所謂國運，一個國家的國運，取決於他的決策者、執行者，取決於他的科學家、企業家，取決於他的絕大多數老百姓，能不能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 截至目前，中國已經接種了近11億劑疫苗，這些劑量佔了全世界注射的40%。與此同時，中國還向國外提供了4億劑疫苗。在很多國家買不到疫苗的時候，中國人卻有5款疫苗可以選擇。不僅有五種疫苗可以選擇，而且還是全免費的。一針疫苗的成本大概要200元，每人打兩針才能有效，也就是得花400元。想要有效阻斷病毒傳播，接種人口最少要達到70%，也就是9.8億人。那麼國家的支出就是：400×9.8 = 3920億元。 接種還需要大量醫護人士，人力成本也是國家承擔，這個大概需要1600億元。而且，還不止這些，為了讓身在海外的中國公民有疫苗可打，中國還向100多個國家捐贈了大量疫苗，這也是一筆巨額支出。中國政府真正做到了那句話：「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我們不惜成本，不計代價。」 身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在免費接種疫苗以後，一邊流淚一邊自豪：「儘管中國是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但並沒有因為人口眾多而忽視少數個體。連身處阿曼如此小國的我們，都被祖國時刻惦記著保護著。我們國家的政府，真正做到了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拋棄任何一個中國人，這怎能不叫我們熱淚盈眶？」「作為身在海外的中國人，真的覺得太自豪了，有幸生在中國真好，有幸做中國人真好，因為我們的背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2020年7月22日，全球知名公關咨詢公司愛德曼，發佈了全球主要國家信任度報告，即各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報告顯示：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信任度高達95%，連續第三年蟬聯第一，而美國只有48%。為什麼中國人如此信任政府？此數據一出，這條提問就出現在「美國知乎」Quora上。還輪不到中國人回答，外國網友就回答上了：「比如救災，中國政府可靠得多！」「中國政府不是為了少數特權階層，而是為了民眾的最大利益行動。」「中國政府幫助幾億人擺脫了貧困和飢餓，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住房和教育。」………… 確實如此，在這個世界上，真的找不到第二個「如此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府了。這也是中國民眾越來越愛國，越來越信任中國政府之所在。很多讀者問我：中國的好運還能持續多久？我想你已經知道答案了。國運是一種勢、是一種氛圍，他需要營造。中國未來的國運會怎麼樣，既取決於決策者、執行者，也取決於每一個你和每一個我，取決於我們大家能不能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縱向疊加起來，便是一個國家的歷史。橫向交織起來，便是一個國家的國運。所以，只要我們，都能像過去的40年那樣，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中國的國運必會一直昌隆。
    15 人回報・1 則回應・5 年前
  • ☆☆☆☆☆☆☆☆☆☆ 商業周刊 為何吃牛肉會奪命？揭開美國牛飼養秘辛撰文者：楊少強 美國牛不是吃草的，而是吃大量玉米、及抗生素養出來的，這種違反自然的飼養方式，造成了許多禍患。 這是去年十月初，《紐約時報》（NewYorkTimes）所披露的真實故事： 二十二歲的史蒂芬妮（StephanieSmith）是位美國的兒童舞蹈老師，正值荳蔻年華的她，有天突然覺得胃痛，一開始這股疼痛和痙攣還能忍受，她不以為意。 然而沒多久，她開始出現「出血性腹瀉」，之後，腎臟失去功能。身體無時無刻的抽搐，使得醫生在接下來九週不得不讓她昏迷。史蒂芬妮醒來後，發現她再也不能走路，她的神經系統已受損，下半身癱瘓。 美國明尼蘇達州官員追查史蒂芬妮的病源，發現是來自一種學名叫O157:H7的「出血性大腸桿菌」，而這種大腸桿菌，則是來自史蒂芬妮某次晚餐，吃的漢堡裡的牛絞肉。 史蒂芬妮吃的牛絞肉，是美國四大肉品商之一的「嘉吉」（Cargill）所製造的，這份牛絞肉還被選為「美國廚師牛肉餐首選」，據《紐約時報》調查發現，「嘉吉」只仰賴供應商做細菌檢測，自己並未進行檢驗。 這個故事，與你無關？那麼接下來的事實，或許會大大拉近身在台灣的你我和史蒂芬妮間的距離。 十月底，台灣政府決定，開放進口史蒂芬妮吃的美國牛絞肉，而且在開放進口的美國肉商裡，很巧，也有「嘉吉」！ 當然，「嘉吉」不是黑心廠商，故意製造有毒食品來害人，但「嘉吉」與史蒂芬妮的案例，卻是美國牛肉令人心有疑慮的縮影。 危機一：大量餵食玉米飼料養殖牛免疫系統差，引發肝膿腫 看看最近的例子──今年十一月二日，美國疾病預防暨管制中心（CDC）證實，已有兩人可能因食用「帶有大腸桿菌的牛絞肉」死亡，美國肉商宣布回收五十四萬磅的牛絞肉。從一九九○年代至今，美國也出現過好幾次因民眾吃下牛絞肉，感染O157:H7（出血性大腸桿菌）而致病、甚至送命的案例。 為什麼吃個美國牛肉也會吃到身體癱瘓，甚至送命？這一切都要從美國獨步全球的大規模飼養畜牧業說起。 從一九五○年代中期起，美國在堪薩斯州的西部，建立起第一座大型養殖場，此後，這些大規模動物養殖場不斷在美國中西部蔓延。這種養殖場被稱為「集中型動物飼養經營」（CAFO），和傳統的農莊或牧場完全不同。 「牛」，就是這些「集中型動物飼養經營」的主角，這些牛不像人們過去印象中，漫步在藍天白雲下，優閒的吃著牧草的天然動物──牠們全是用各種人工飼料，在牛槽裡養出來的，而這些牛最主要的食物，就是玉米。 玉米，則是自然界裡，將陽光、化學肥料轉化成碳水化合物效率最高的轉換器。包括愛荷華州的美國中西部大平原一帶，都大量種植這類作物，一九二○年代時，美國玉米平均單位產量是每公頃五十蒲式耳（一蒲式耳約三十五公升），如今平均產量是當時的十倍，原因除了耕地引進機械化外，也和美國政府鼓勵農民多種玉米，提供補貼有關。 然而，因為供過於求，玉米價格始終低於生產成本，這些過剩玉米在人類市場無法消化，卻在動物的胃裡找到了自己的出路──美國大規模飼養的牛隻，就這樣開始吃起了玉米。牛，天生是吃草的，但吃草的牛，卻完全不適合美國大規模養殖的畜牧業，原因就是「效率」：以牧草養出的「天然牛」，比起吃玉米的「人工牛」，要花更久時間，才能達到宰殺製成肉品的重量標準。 美國柏克萊大學新聞學教授波倫（MichaelPollan），在他被《紐約時報》評為「二○○六年十大好書」的著作《到底要吃什麼？》（TheOmnivore'sDilemma）中寫著：一九五○年代時，美國養殖場剛出生的牛要兩到三年才能宰殺，如今讓一頭剛出生的牛達到同樣重量標準可屠宰，只要花十四到十六個月。 要怎麼讓一頭牛在十四到十六個月內，就從出生時的三十多公斤，迅速成長到五百多公斤可供宰殺呢？答案就是大量餵食玉米飼料。因為玉米是一種密集的熱量來源，讓牛大量吃玉米，可以讓牠們快速增重，也會讓肉質上的油花分布更佳、更有風味。 但這種吃起來美味的牛肉，卻明顯的不利於人體健康，因為和其他用牧草為食的畜牧動物比起來，這種牛肉含有太多的飽和脂肪（心血管疾病的原凶)，及太少的非飽和脂肪（omega-3，這是人體健康必需的）。 更重要的是，天生吃草的牛，牠的胃和人類不同：「天然牛」的胃，酸鹼值本是中性的，不像人的胃是酸性的。但在被密集餵食玉米後的「人工牛」，胃卻開始變酸，牛隻也會出現心絞痛，或是免疫系統減弱等徵兆，牛群也很容易受到各種疾病侵襲。 隨著時間經過，這種酸性會腐蝕牛的胃壁，細菌會因此進入牛的血液中，這些細菌最後會囤積在牛的肝臟，造成膿腫，肝臟的功能也因此被破壞。根據波倫所引述的數據：有一五％至三○％的美國養殖場肉牛有肝膿腫，某些養殖場甚至高達七○％。 危機二：飼料裡添加抗生素牛隻腸道內產生致命抗藥性細菌 要怎麼讓這些病懨懨的牛增加對疾病的抵抗力呢？很簡單──餵牠們吃抗生素！ 美國出售的抗生素裡，絕大多數最終用途都是加在動物飼料裡。造成的結果，如《到底要吃什麼？》一書稱，就是養出各種新型具抗藥性的細菌。 這些隨著玉米吃下牛肚的抗生素，如果有些細菌沒被殺死，就會演化出具抗藥性的細菌，它們會在牛的腸道中，或是存在死亡時身上任何一塊部位。波倫寫道：「總有一天，我們（吃下這些牛肉）會感染到這些細菌，而它們也將可以抵抗我們用來治療感染的藥物。」 這些細菌當中，就包括了史蒂芬妮故事裡的主角──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這種大腸桿菌在一九八○年代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如今美國養殖場的牛隻裡，有四○％其腸道中有這種細菌。這種細菌只要十隻細菌進入人體內，就會造成致命感染。它們製造出的毒素，可以破壞人的腎臟。 本來在牛腸道中的那些細菌，即使進入人體的胃裡，也會耐不住強酸而死亡，因為這些細菌原本的演化環境，是酸鹼值為中性的牛胃。但是以玉米餵養的牛隻，胃已經變酸，和人的胃差不多，因此在這種新環境下演化出的新型大腸桿菌──包括讓史蒂芬妮癱瘓的O157:H7，就可安然穿過人類的胃酸，置人類於死地。 這種美式養殖場培育出的美國牛，其威脅還不只是出血性大腸桿菌而已，還有近來台灣人耳熟能詳的狂牛病。 危機三：用動物性蛋白質餵食從雞隻萃取羽毛粉，讓牛快速成長 美國養殖場餵食牛隻，除了玉米外，還大量餵食動物性蛋白質，以期讓牛快速成長，過去甚至還把從別的牛身上萃取出的蛋白質，再用來餵養牛。 這種「牛吃牛」的餵養方式，本來沒人覺得有問題，直到科學家發現這種餵養方式會傳染「牛海綿狀腦病」（BSE），也就是一般人所知的「狂牛病」，而人們在吃下這些牛後，很有可能會出現和牛一樣的大腦病變──俗稱「新型庫賈氏病」（vCJD）後，才發覺這種餵食方式事態嚴重。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已在一九九七年明令規定，不得再用牛骨粉（bonemeal）等從牛萃取出的蛋白質用來餵食養殖場的牛，可是法律規定「牛」雖然不能吃「牛」，卻沒規定「牛」不能吃「雞」，只要不是從牛身上萃取的蛋白質──例如，從雞萃取出的羽毛粉（feathermeal），就可以避開官方規定，用來餵食牛。 而從牛身上萃取出的牛骨粉，也可以用來養雞、豬或魚。所以繞了一圈：用牛骨粉餵出來的雞或魚，再用來餵牛，最後還是「牛吃牛」。 危機四：人工屠宰增加感染風險檢測如杯水車薪，九五％肉品沒抽檢 這種餵食方式的危險性在於：導致牛隻罹患「狂牛病」、人類罹患「新型庫賈氏病」的病源──異常普利昂蛋白（PrPsc），可能會這樣從牛──雞（或是豬或魚）──牛身上繼續流傳，最後還是可能被人類吃下肚去。 不過學界的研究顯示，「異常普利昂蛋白」會殘留在牛的大腦、神經組織、脊髓及迴腸中，但肉品是否會受到污染，卻要看屠宰時這些殘渣是否會濺到肉品上。如果能夠把這些屠宰器具用蒸氣或高壓水柱清除掉，是可以降低肉品感染的風險，因此屠宰場的清潔是相當重要的。 然而美國的屠宰場中，牛的內臟主要還是以人工方式取出，據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西洛瑟（EricSchlosser），在他的調查著作《速食的恐怖真相》（ChewOnThis）一書所述：在生產線上，工人每小時要清除六十頭牛的內臟，技術不純熟的工人可能會讓有大量細菌的胃液噴到肉品上。而且刀子原本幾分鐘都要消毒一次，但因為生產速度過快，許多工人都省略這個步驟，「想想看，一把污染的刀子會散播多少細菌。」 如果美國官方單位對這些可能引起風險的牛肉嚴格監測，或許問題還不大，但實際上官方單位對這些檢測卻是杯水車薪──據今年十一月四日《自由時報》引述，曾經任職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的台北醫學大學國際衛生講座教授陳重信的說法，他在FDA時就是擔任肉品檢查工作，由於市面上肉品來源太多，「只能抽檢五％」，其他九五％都沒有抽檢。 危機五：牛絞肉品來源難管控一頭牛染病，恐污染幾百萬公斤牛肉 史蒂芬妮的案例，和不久之前，有兩個人因吃下含有O157:H7出血性大腸桿菌的牛絞肉而死亡的案例，並非美國首見。一九九三年一月，西雅圖一家醫院發現，許多就診兒童出現腹瀉，且排泄物有血絲，有些兒童的腎臟甚至已受損，衛生管理人員發現這些兒童都在同一家速食店吃過漢堡，而漢堡裡的牛肉餅正是元凶，檢驗後發現牛肉餅裡正是含有「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 雖然該連鎖店立刻回收所有牛絞肉，但已有四個州、約七百名消費者因此而生病，其中有兩百名住院，絕大多數是兒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時，一名六歲孩童吃了漢堡而感染O157:H7，不到一個月就喪命。 過去美國製造這種漢堡中的牛絞肉，是用肉商賣剩的碎肉所製成，牛肉取自當地，絞肉也只賣給當地消費者，但如今一家大型的美國現代化絞肉工廠，一天可生產四十五萬公斤以上的牛絞肉，其製造方法則是混合好幾隻來源不同的牛，來製造出大量牛絞肉。 西洛瑟形容：「只要一頭牛感染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就可能污染幾百萬公斤的牛肉。」 史蒂芬妮案例中的肉商「嘉吉」，就是用這種方式製造牛絞肉，據《紐約時報》調查，該肉商所用的肉源來自各地不同屠宰場，從美國的內布拉斯加州、德州，到南美洲的烏拉圭等，用這種不同來源的肉所製成的牛絞肉，會比用整塊牛肉的生產成本少二五％。 《紐約時報》稱，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遭到出血性大腸桿菌侵襲，最大禍首就是漢堡。光過去三年，美國就有十六起吃下被污染的牛絞肉，感染這種出血性大腸桿菌的案例──包括腰部以下癱瘓、如今只能躺在床上的史蒂芬妮。 或許你要問，難道全世界只有美國牛是這樣養的嗎？ 前財政部關稅總局長俞邵武，就曾比較過澳洲牛與美國牛的差距：「澳洲牛吃的食物是牧草；美國牛吃的食物是玉米。」此外，澳洲牛多是用放牧方式，不像美國是用圈養方式：一個圍欄擠了許多牛。另外，像阿根廷的牛，也多是吃牧草。至於美國仍餵食牛隻抗生素，美國每年有七○％的抗生素用在包括牛等農場動物身上，歐盟則已經明令禁止餵牛時在飼料中添加抗生素。 史蒂芬妮如今住在母親家裡，正在接受物理治療，其中醫藥費用由「嘉吉」負責支付──這是該公司預期會有法律賠償所採取的對策。 史蒂芬妮的腎臟仍極有可能保不住，她還在重新學習基本的生活技能，而且還得努力調適自己的憤怒情緒，醫生說史蒂芬妮此生「很有可能再也無法走路了。」 雖然史蒂芬妮對這種出血性大腸桿菌的反應屬於極端案例，但《紐約時報》仍稱，美國的牛肉檢驗系統及肉品本身，都沒有消費者所想像的那麼安全，吃牛絞肉「仍然像是一場豪賭」。 如今，美國牛絞肉就要大舉登台了！台灣人，準備好要來「賭」一把了嗎？ 延伸閱讀》台灣開放，美州長笑稱：賺很大！ 要知道台灣對美國牛肉的「貢獻」，以下這個例子最清楚。 今年十月下旬，全美國第三大肉品出口州──堪薩斯州（Kansas）州長帕金森（MarkParkinson），來台與總統馬英九會面。十月二十八日，帕金森對美國媒體稱，由於美方提供的「投入」（input）很有幫助，馬總統將開放牛肉；他還說，這不只對堪薩斯州，「對全美國來說，這都是筆巨大（terrific）的利益。」 去年，台灣總共向美國採購了約一億三千萬美元的牛肉產品，以每人平均消費的農產品數量來看，台灣是美國農產品第二大消費市場。最近台灣才剛同意向美國採購價值四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小麥──其中大部分來自堪薩斯州。 包括全美肉品出口聯盟（U.SMeatExportFederation）等三大肉品商協會的主席森（PhilipM.Seng）等人，也在台灣宣布對美國牛肉解禁後，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美國農業部部長，信中宣稱，美國牛肉出口商出口年齡三十個月以下牛肉到台灣，「只是一個過渡性措施」「這是為確保未來有秩序的完全開放市場。」而且「美國牛肉出口商都深信，不管牛年齡大小，所有美國牛肉及產品全都是安全的。」 在另一封美國肉品協會（AmericanMeatInstitute）主席寫給美國農業部部長的信中，更宣稱他們的目標是「台灣對美國牛肉及產品完全開放。」「我們將和美國及台灣當局密切合作，以盡快達成此目標。」 對照起台灣的衛生署長楊志良說，美國賣牛肉給台灣，還得「委屈」被台灣「挑三揀四」，誰說台灣不是美國最堅強的盟友呢？ 延伸閱讀：官方回應（文／林瑩秋） 美國肉類出口協會駐華辦事處長吳秋衡指出，美國一年生產一千三百萬噸的牛肉，其中自己吃掉一千二百萬噸，賣到台灣來的，只有二．七萬噸，所以美國吃的牛和台灣吃的牛沒有不同。 除了有一種精挑的「價值牛」，專做高級料理用，這種牛在第六個月到八個月換奶，然後在第十二個月到二十四個月給牠們吃玉米穀物，都是為了改變體質，讓肉質更鮮美，變成頂級食材。 對這種「價值牛」，台灣展現極高消費能力，很受美國重視。 針對美國女孩吃了被出血性大腸桿菌污染的漢堡，從此癱瘓一事，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彭明興科長表示，牛肉在加工過程中很容易被大腸桿菌污染，美國每年都有很多個案，一出事就整批牛肉退回，官方很頭痛，全因美國人吃牛肉不完全煮熟的習慣。彭明興說，只要把牛肉煮熟，就能殺死大腸桿菌，台灣人多吃熟食，應該可以放心。 至於肉商「嘉吉」，至本刊截稿為止，對此事沒有任何回應。
    5 人回報・1 則回應・6 年前
  •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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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最感人的一個真實故事（薦讀） 國學與智慧文化 10月10日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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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連續三篇醫療雜誌不約而同地都報導Vit D與COVID-19的關係： 一.WebMD. 更多維生素D，降低嚴重COVID-19的風險？ 這個故事於2020年10月27日更新，其中包含有關維生素D和COVID-19的新研究。 2020年5月18日-如果您感染了COVID-19 ，那麼健康的血液中維生素D的含量是否可以幫助您避免重症監護病房和死亡？ 更多研究表明，“陽光維生素”可能在您的病情嚴重程度中起作用。 芝加哥西北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和醫學教授瓦迪姆•貝克曼（Vadim Backman）博士說，儘管這些研究並不能證明因果關係，但“這些研究支持維生素D可能預防COVID並發症的觀點。”維生素D缺乏與不同國家死亡率差異之間的聯繫。 最新研究中： ．在住院的200例COVID-19患者中，有80％以上患有維生素D缺乏症。維生素D水平較低的患者血液中的炎症標誌物水平也較高。但是研究人員發現低D水平與疾病嚴重程度之間沒有聯繫。 ．西班牙研究人員 測試了維生素D處方藥如何影響COVID住院患者。在接受該治療的50名患者中，只有一名需要重症監護病房（ICU），並且沒有人死亡。在26位未服用維生素的患者中，有13位需要加護病房，其中2例死亡。 ．美國研究人員評估了235例因COVID入院的患者的血液樣本，然後對其進行跟踪以了解其進展情況。維生素D水平適當的患者不太可能失去知覺或死於COVID。（該研究發表後，期刊編輯發表了“擔憂的表情”，質疑樣本量是否足夠大以及如何對數據進行分析。該研究的作者，波士頓大學維生素D研究人員Michael Holick，醫學博士以促進維生素而聞名，並確認需要進行更大的研究。） 將會有更多的研究。倫敦瑪麗皇后大學的研究人員正在啟動Coronavit（為期6個月的研究），該研究將招募5,000人，看看高劑量維生素D是否可以減少冬季呼吸道感染，包括COVID-19。 臨床試驗Trial.gov上列出了其他31項研究。並不是所有人都在招募。 專家說，當免疫系統反應過度並開始攻擊人體自身的細胞和組織時，健康的血液中維生素D的水平可以通過幫助COVID-19的人避免細胞因子風暴來提供生存優勢。 同時，有人說服用維生素作為預防措施沒有害處。 波士頓附近的馬薩諸塞州紐伯里波特市38歲的傑基•威爾科克斯（Jackie Wilcox）說：“我覺得如果現在有什麼事情可以支持我們的身體，我將全力以赴。” 她的家人，包括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每天都在補充營養。 研究人員如何開始研究維生素D？ 當陽光照射到您的皮膚時產生的維生素D具有許多其他好處，例如骨骼健康。在某些食品和補品中也可以找到它。 當COVID-19大流行開始升級時，西北研究人員Backman說他想提供幫助，但不確定如何做。他說：“還有幾個謎團尚未解決。” 一個是國家之間死亡率的差異。 因此，他的團隊在研究了COVID死亡率差異的可能解釋後，對中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伊朗，韓國，西班牙，瑞士，英國和美國的醫院和診所的數據進行了統計分析。 -19，例如衛生保健質量，人口年齡，測試率和不同病毒株的變化，沒有任何變化。 維生素D在調節免疫系統中的作用，包括其抑制危險的細胞因子產生的潛在能力，是眾所周知的。在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中，陽光和維生素D與降低死亡率有關。 因此，當有關細胞因子風暴在COVID-19中的作用的研究出現時，Backman的研究小組將更多精力集中在維生素D水平的作用上。 他們根據維生素D缺乏症與C反應蛋白或CRP（嚴重COVID-19的替代標誌物）之間的潛在聯繫，估算了維生素D與嚴重COVID-19之間的關聯。他說，這些蛋白質是肝臟響應炎症而產生的，以減輕感染的損害。 他們估計，維生素D缺乏的患者中約有17％會感染嚴重的COVID-19，但維生素D水平健康的患者中只有約14％。Backman說，差異具有統計意義。他說：“實際上多少會降低死亡率，我們不知道。”因為這些數字是基於統計模型得出的。 尋找維生素D鏈接的其他研究 在最近的研究中，發現維生素D水平與COVID-19的嚴重程度之間存在聯繫： ．英國的研究人員評估了20個歐洲國家的平均維生素D水平和COVID-19病例數以及死亡率。英國國王伊麗莎白女王醫院基金會信託基金研究和創新負責人彼得•克里斯蒂安•伊利醫學博士說，人口中平均維生素D血液平均水平較低的國家的COVID-19病例和死亡人數更高。 ．在西北大學，研究人員使用建模方法估算出，維生素D缺乏者中有17％會發展為嚴重的COVID-19感染，而維生素D水平卻只有14％。他們根據維生素D缺乏症與C反應蛋白或CRP（嚴重COVID-19的替代標誌物）之間的潛在聯繫，估算了維生素D與嚴重COVID-19之間的關聯 ．在一項小型研究中，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薩斯州的研究人員評估了20例因COVID-19住院的患者，發現入住ICU的患者中有11名維生素D缺乏，但是只有4名不需要ICU的患者。 ．印尼研究人員評估了780例記錄在案的COVID-19病例，發現大多數死亡的患者維生素D水平低於正常水平。 ．愛爾蘭研究人員分析了歐洲人口研究和維生素D含量，發現維生素D缺乏症高發國家的COVID-19死亡率也更高。這些研究人員要求政府提高維生素D的建議。 COVID-19之前研究 維生素D的益處 儘管關於維生素D和COVID-19的早期研究才剛剛開始，但其他研究發現維生素D補充劑可以幫助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風險。研究人員回顧了1918-1919年的流感 大流行後，發現具有健康維生素D血液水平的患者死亡的可能性較小。 加利福尼亞杜阿特癌症中心希望之城糖尿病免疫學系主任巴特•羅普博士說，將維生素D水平與COVID-19細胞因子風暴聯繫起來的研究尚處於初期階段，但這並不令人驚訝。他說，維生素D是“談判者”，因為“它不抑制免疫系統，而是調節免疫系統。維生素D使免疫細胞的炎症減少。” 雖然研究發現低維生素D可能會影響COVID-19的嚴重程度，但尚不知道將維生素D恢復至正常水平是否會有助於治療。沒有人可以肯定地說擁有健康的維生素D水平可以幫助您避免這種病毒。 菲律賓東南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評估了212名被診斷為COVID-19的人的維生素D血液水平，發現處於危急狀況的人維生素D最低，而感染較輕的人維生素D最高。他的論文的結論（未經同行評審）是，補充劑“可能會改善感染COVID-19的患者的臨床結局”。 英國研究員Ilie說：“我們已經知道，骨骼健康需要它。” “正在等待有關維生素D和COVID-19的證據-我怎麼說-證據來不及提供幫助可能太遲了。”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同意維生素D可能對馴服COVID-19有用。循證醫學中心的研究人員於5月1日對證據進行了“快速審查”，得出結論：“沒有證據表明維生素D缺乏會誘發COVID-19，也沒有補充預防或預防維生素的研究。治療COVID-19。” 研究人員還說，儘管某些人群中維生素D含量低的風險與高風險人群中獲得COVID-19的風險存在“重疊”，包括老年人，有色人種和慢性病患者，但這些關聯沒有證明。 在最近的一項同行評審研究中，研究人員對超過348,000人（包括449名確診COVID-19的人）進行了評估，他們發現維生素D水平與感染風險之間沒有聯繫，也沒有解釋種族感染差異的聯繫。 有關維生素D的更多信息 簡單的驗血可以檢測您的維生素D水平是否健康或不足。甲水平需要的每毫升20納克或以上，以保持骨健康; 低於12毫微克/毫升稱為缺陷。 維生素D還有助於調節細胞生長和減輕炎症。一些研究表明它可以幫助預防和治療糖尿病，高血壓和血糖問題，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認為這項研究並不明確。 為了維持健康的血液中維生素D水平，醫學研究所建議1歲以下的兒童每天攝入400國際單位（IU）的維生素D，1至70歲的人們則攝入600 IU。70歲以上的人每天應獲得800 IU。 很少有食物中天然存在維生素D ，但可以將其添加到其他食物中，也可以作為補充食品。三盎司煮熟的鮭魚有570 IUs，而三盎司虹鱒魚有645 IU。一杯2％維生素D強化的牛奶有120 IU。 但是，在大流行期間，採取更多措施可能是明智的選擇，馬里蘭大學醫學院教授，布萊根婦女醫院預防醫學科主任喬安•曼森（JoAnn Manson）博士說。她在今年早些時候告訴Medscape： “建議的維生素D的飲食津貼為每天600-800 IU，但在此期間，每天含有1,000-2,000 IU的維生素或多種維生素的補充是合理的。” 現在，曼森（Manson）正在啟動一項臨床試驗，以觀察每天補充4周維生素D是否會減少新診斷出COVID的患者住院和/或死亡的風險。她還在研究服用這種藥物是否會減少他們最親密的家庭接觸者的感染風險。參與者在2天之內每天需要9600 IU，然後在第3到28天要花費3200 IU。 專家說，每天服用50,000至60,000 IU可能會發生維生素D毒性。過多會導致血液中鈣的積聚，並伴有嘔吐，虛弱，排尿頻繁和心律不齊。 隨著COVID-19案件的增多，現年45歲的洛杉磯的Tracy A. Pearson是一名博士生和大學僱員，同時擁有法學學位，她開始研究除社交疏散和親身幫助外，還有哪些方法可以降低她的風險-洗滌。 她患有哮喘，正在接受藥物治療。她的肺部可能很脆弱。她說：“當我感冒時，我經常會得肺炎。” 她很快找到了維生素D-COVID-19研究，並與醫生討論了一下。 她過去的維生素D水平較低，並且每週服用50,000 IU即可恢復到健康水平，因此她的醫生在對她進行評估後，同意再次這樣做。因此，她每天開始服用比平常多的4,000 IU。她還採取其他預防措施，例如在丈夫處理外事時留在家裡。而且他每天還需要4,000 IU。 他們在整個大流行中都繼續這樣做。 皮爾森說：“我天生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人。” “我試圖弄清楚如何減輕[風險]。這並不是我進入研究時就想到了'維生素D'。” 二.Healthline. 新研究發現80％的COVID-19患者維生素D缺乏 ．一項針對216名COVID-19患者的新研究發現，其中80％的血液中維生素D水平不足。 ．該研究還發現，同時具有COVID-19和較低維生素D水平的人也具有較高的炎症標記物，如鐵蛋白和D-二聚體，這與較差的COVID-19結果有關。 ．另一項研究發現，維生素D水平充足的COVID-19患者死於疾病的風險降低了51.5％，並且並發症的風險顯著降低。 ．醫學專家的理論認為，儘管需要更多的測試，但對於某些人來說，維持足夠的維生素D水平可能有助於降低風險或從嚴重的COVID-19中恢復。 最近的研究可信來源發現維生素D缺乏與較高的COVID-19風險之間存在相關性。現在，另一項新研究發現了相同的現象-指出超過80％的COVID-19患者血液中沒有足夠的“陽光維生素”水平。 作為《臨床內分泌與代謝雜誌》上這項新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員對西班牙一家醫院的216名COVID-19患者進行了研究。科學家將患者與另一個數據集的對照進行匹配。 所有的患者中，82.2％的人維生素d缺乏。 在這項研究中，男性的維生素D水平低於女性。 COVID-19和維生素D含量較低的人也具有較高的炎症標記，例如鐵蛋白和D-二聚體。那些已經已連結可信來源 COVID-19結果差。 維生素D缺乏者的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更高。研究表明，他們還因COVID-19而住院時間更長。 霍恩海姆大學教授Hans Konrad Biesalski博士說，高血壓，糖尿病和肥胖症等合併症與低維生素D狀態有關，他評估了維生素D和COVID-19。 他告訴Healthline：“看來維生素D狀況不佳的患者可能患有更嚴重的COVID-19”。但是新的研究沒有發現這種關係。 維生素D和COVID-19的恢復 但是，除了維生素D水平與COVID-19風險之間的相關性外，許多人還在研究它如何保護人們或幫助他們從疾病中康復。 該研究的共同作者說：“一種方法是識別和治療維生素D缺乏症，尤其是在老年人，合併症患者和療養院居民等高危人群中，這些人群是COVID-19的主要目標人群。”西班牙桑坦德坎塔布里亞大學的何塞•埃爾南德斯（JoséL.Hernández）博士。 他說，患有COVID-19的高風險人群-老年人，患有潛在疾病的人群以及療養院的人們-可以使用維生素D治療。 ‘’在血液中循環的維生素D水平低的COVID-19患者中，建議維生素D治療，因為這種方法可能對肌肉骨骼和免疫系統都有有益的作用，”埃爾南德斯在一份聲明中說。 保護自己 許多美國人維生素d缺乏，根據以前的研究。這是全球性的健康問題，其他研究可信來源 筆記。 您是否應該檢查維生素D水平？服用補充劑是否足以保護自己，或者至少降低您獲得COVID-19的機會？ 研究維生素D並領導波士頓大學骨骼保健診所的Michael F. Holick博士說，《內分泌學會實踐指南》不建議對所有人進行篩查。 Holick告訴Healthline，合理地控制那些患有脂肪吸收不良綜合徵，肥胖症患者或其他醫療問題的人的維生素D水平。 內分泌學會建議，嬰兒每天應攝入400-1,000 IU，兒童每天應攝入600-1,000 IU，成人每天應攝入600-2,000 IU。所需的數量取決於您當前的水平或您是否嘗試提高它們。 Holick指出，肥胖的成年人可能需要增加2至3倍。 Biesalski同意，如果維生素D含量低，補充可能會有所幫助。 Holick解釋說，有幾篇出版物建議維生素D缺乏與上呼吸道感染（包括流感和冠狀病毒）的風險增加有關。 他的團隊的研究可信來源 在191,000名COVID-19陽性患者中，維生素D缺乏症使罹患該疾病的風險增加了54.5％。 Holick說：“在所有50個州和所有種族中都觀察到了這種情況。” 在 另一個小書房可信來源 Holick指出，維生素D水平足夠的COVID-19患者死於疾病的風險降低了51.5％，並發症的風險也大大降低了。 對於患有COVID-19的人，霍里克說，除非一個人患有罕見的疾病，例如結節病和其他肉芽腫性疾病，否則增加維生素D的攝入就沒有任何弊端。 根據文獻和他自己的經驗，按照內分泌學會的建議，兒童和成人合理攝取足夠量的維生素D有助於降低感染病毒的風險，並降低兒童或成人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他說，它開發了COVID-19。 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兒科學教授史蒂文•艾布拉姆斯（Steven Abrams）博士指出，我們不知道維生素D對身體有預防作用。 他告訴健康熱線說：“非常低的維生素D狀態會帶來很多負面後果，COVID-19可能就是這種情況，但這與說常規補充維生素D可以預防嚴重感染並不相同。” 展望未來 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更好地了解維生素D和COVID-19之間的聯繫。 已經有證據表明攝取足夠的維生素D可以調節免疫系統，從而實現最佳健康。霍利克說，知道與疫苗一起服用維生素D是否會提高疫苗的有效性將是很有趣的。 他說，比薩爾斯基想知道維生素A和D的平衡將如何影響疫苗的成功，正如針對流感和麻疹所顯示的那樣。 三.Medscape. 維生素D可以預防COVID嗎？我們之前被燒死了 2020年10月28日 在Medscape的冠狀病毒資源中心中找到最新的COVID-19新聞和指南 。 為了清楚起見，此成績單已經過編輯。 歡迎使用影響因子，這是您對新醫學研究的每週評論。我是耶魯大學醫學院的F. Perry Wilson博士。 我和維生素D有點愛恨交織的關係。 簡短搜索我的博客將顯示我如何質疑維生素D與多發性硬化症，腎臟疾病，精神分裂症，跌倒和童年受教育程度之間的關係。 因此，在COVID時代，維生素D再次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安東尼•福西博士（Anthony Fauci博士）在這次大流行期間曾有過清醒而負責任的聲音，報告了他個人使用維生素D的情況，這讓我很感興趣。維生素D也是特朗普在沃爾特•里德（Walter Reed）逗留期間收到的總統雞尾酒的一部分。 我決定在這裡研究數據。但是在我們這樣做之前，我想告訴你為什麼我天生對維生素D研究持懷疑態度。有兩個主要問題： 1.維生素D含量低與許多因素有關。維生素C缺乏會引起壞血病-很好。但是，低維生素D與從阿爾茨海默氏症到百日咳的一切因素都有關係。它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維生素，又是其他重要事物的替代品。 2.當我們通過隨機試驗測試了所有這些引人入勝的聯繫時，給了一些人維生素D和一些安慰劑，它們幾乎總是沒有效果。 我有點喜歡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在這裡踢足球。維生素D曾經燒過我們。幾個例子： 多項觀察性研究發現，維生素D含量較低的人更容易患上癌症和心血管疾病。這些都是不錯的研究，適合於適當的混雜因素-整個交易。 然後，我們進行了26,000名患者的隨機臨床試驗。兩種結果均無影響。 觀察性研究表明，低維生素D水平與糖尿病的發展有關。然後，我們進行了2400例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試驗。補充維生素D無效。 觀察性研究發現，維生素D含量低與摔倒有關。在隨機試驗發現沒有這樣的效果。（不過，運動確實可以防止摔倒。） 維生素D是否能拯救生命？並不是的。該婦女健康倡議試驗隨機36000絕經後婦女維生素D與安慰劑並沒有看到生存利益。 我並不是說維生素D沒有用途，或者它的益處有限。隨機試驗很少像觀察數據那樣具有戲劇性。但是我想不出另一種在觀察數據和隨機數據之間有如此大的脫節的情況。 這是為什麼？ 因為您的維生素D水平是您生活類型的標誌，因此很難，真的很難適應。當然，您可以詢問人們獲得了多少陽光和運動，飲食有多變化，賺了多少錢，但是這些都是很鈍的工具。 好的。牢記所有這些，我們對COVID中的維生素D了解多少？ 就在本週，在《臨床內分泌與代謝雜誌》上，我們從西班牙進行了這項研究，發現在216名住院的COVID-19患者中，有80％缺乏維生素D。僅有40％的對照品缺乏。當然，這些控件沒有住院。實際上，還是生病了。 但是，好的，更好地學習。早在9月份，即截至10年前的記錄時，我們就從芝加哥進行了這項研究，結果表明，在489位接受過維生素D測試的患者中，維生素D缺乏症的患者患COVID-19的風險高1.77倍。 在PLOS One中進行的這項研究發現，在235名住院患者中，維生素D含量低於30 ng / mL的患者死亡率為20％，而維生素D含量較高的患者為9.7％。我應該指出，對於某些數據怪異，本文標記為“關注表達”。 好吧，所以我們進行了多次觀察性研究-安東尼•富奇（Anthony Fauci）大聲喊叫-說我們應該考慮維生素D。 為什麼不呢？很便宜 它具有相當不錯的副作用（儘管我的腎髒病專家擔心腎結石）。 但是當涉及到COVID時，與低維生素D水平相關的多種因素也與COVID-19感染和嚴重程度有關：年齡較大，BMI，黑人，貧困，合併症。從統計上適當地考慮所有這些東西真的很困難。 所以我對維生素D不太滿意。我希望進行一次隨機試驗。現在，我們有一個。二，如果你斜視。 來自西班牙的一項隨機試驗是該試驗。 一項小型研究（76例住院了COVID-19的患者）被隨機分配為2：1的維生素D +阿奇黴素+羥氯喹（不讓我開始服用）與阿奇黴素+羥氯喹的比例。維生素D組的50人中只有1人去了ICU。將其與非維生素D組的26種藥物中的13種進行比較。 維生素D組的死亡人數為零，非維生素D組的死亡人數為2。我應該注意，非維生素D組在基線時風險較高，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的人群更多。但老實說，正是這種效果的大小令我感到驚訝。我的意思是將入ICU的風險從50％降低到2％？這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因此，我們處於以下情況：這是一種奇蹟藥物，還是我們不知道的研究存在問題？如今，奇蹟供不應求。 只是為了給該研究加些冷水，我們有一個仍在預印本中的研究，該研究使用孟德爾隨機法研究了維生素D是否可能與400,000多人的COVID嚴重性有因果關係。 在本研究設計中，您將遺傳上傾向於維生素D水平較低的人與非維生素D較低的人進行比較。這將生活方式的東西排除在外。有趣的是，遺傳上註定維生素D水平低的人不太可能因COVID-19住院或發生嚴重疾病。尚未經過同行評審，鹽粒等。 底線？我們知道維生素D水平低的人在COVID-19中有不良結果的高風險。我們仍然不知道補充維生素D是否會改變這種風險。這裡有一些希望，但是生活方式維生素早已燒傷了我們，因此請繼續謹慎使用400個國際單位。 F. Perry Wilson，醫學博士，MSCE，醫學副教授，耶魯大學應用翻譯研究計劃主任。他的科學傳播工作可以在《赫芬頓郵報》，NPR和Medscape上找到。他發了@methodsmanmd的推文，並在www.methodsman.com上託管了他的交流工作的資料庫。 參考文獻與資料： 1.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456194/ 2.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40965 3.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20-10/qmuo-ctt101320.php 4.https://clinicaltrials.gov/ 5.https://www.webmd.com/vitamins/index 6.https://www.researchsquare.com/article/rs-21211/v1 7.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4.08.20058578v4 8.https://www.webmd.com/diet/guide/vitamin-d-deficiency 9.https://imj.ie/vitamin-d-and-inflammation-potential-implications-for-severity-of-covid-19/ 10.https://www.bmj.com/content/356/bmj.i6583 11.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0592793/ 12.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1402120301156?via%3Dihub 13.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4536298 14.https://www.webmd.com/lung/news/20200518/more-vitamin-d-lower-risk-of-severe-covid-19?ecd=wnl_cvd_102820&ctr=wnl-cvd-102820_nsl-LeadModule_cta&mb=hxEvbwELBF19ah1Iz%2fe9viGBU564IW3UVodLxPg2KGo%3d 15.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networkopen/fullarticle/2770157 16.https://academic.oup.com/jcem/advance-article/doi/10.1210/clinem/dgaa733/5934827 17.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68797/ 18.https://www.healthline.com/health-new 19.https://academic.oup.com/jcem/advance-article/doi/10.1210/clinem/dgaa733/5934827 20.https://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93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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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 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 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 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 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 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 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 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 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 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 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 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 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 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 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 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 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 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 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 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 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 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 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 吉布尼。 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 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 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 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 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 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 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 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 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 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 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 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 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 波特。 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 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 他搖頭。 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 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 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 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 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 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 夢想家的邏輯 接下去的情景。 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 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 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 他談比爾 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 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 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 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 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 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 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 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 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 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 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 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 後來他過世了。 我說。 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 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 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 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 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 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 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 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 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 中產階級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 約翰 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 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 再看本傑明 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 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 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 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 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 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 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 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 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 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 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 說完，我樂，他也樂。 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 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 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 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 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 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 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 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 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 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 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 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 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 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 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 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 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 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 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 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 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 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 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 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 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 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 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 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點吃驚。 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 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 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 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 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 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 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 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 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 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 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 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 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 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於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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