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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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1歲的張學良在病危之際,用盡最後力氣吐露了一個藏了半個多世紀的秘密。他說,大家都以為是宋美齡保住了他的命,其實都搞錯了,真正救他的人,另有其人。這個驚人的訊息,瞬間讓一段塵封的歷史,掀開了完全不同的一角。

2001年,躺在病榻上的張學良已經一百零一歲了。彌留之際,他拼盡最後力氣,對圍在身邊的人說了幾句話。

話裡的意思很清楚:外頭傳了幾十年,都說他能活下來是靠宋美齡保著,其實,真正的救命恩人,根本不是她。

這個秘密,他守了大半輩子,直到生命的盡頭,才終於吐露。

歷史書上輕描淡寫的一筆,背後藏著另一個人長達半個世紀的守護。

時間倒回1990年,美國洛杉磯,一位九十三歲的中國老太太在病床上合上了眼睛。

她叫于鳳至,是張學良的原配妻子。

遺囑裡,她交代了一件事:存在倫敦滙豐銀行保險櫃裡的東西,必須等到國家統一,或者張學良百年之後,才能公開。

第二年,張學良終於重獲自由,他離開臺灣,第一站就飛到洛杉磯。

在聖蓋博墓園,他站在于鳳至的墓前,看著碑上妻子的照片,沉默了很久。

最後只說了一句:“鳳至,我來遲了。”這句話裡,藏了太多的虧欠,和說不出口的感謝。

1936年“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飛機一落地,他就被扣下了,生死全在蔣介石一念之間。

那時候,所有人都覺得他凶多吉少,沒人想到,救他命的轉機,不在南京,而在萬里之外的倫敦。

當時,于鳳至正帶著孩子在倫敦生活,得知丈夫被捕,她沒有哭天搶地,也沒到處求人。

她做了一件極其冷靜又大膽的事:走進倫敦滙豐銀行,租了一個保險櫃,櫃子裡放的,是幾份關鍵的電報原件。

據信,那就是“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的直接證據。

她在檔案旁留了張紙條,寫明如果張學良遭遇不測,這些檔案將立刻被送到當時的國際聯盟,向全世界公開。

緊接著,一封措辭直白的電報從倫敦發往南京。

于鳳至明確告訴對方:如果張學良出事,倫敦的檔案就會公之於眾。這封電報,像一把無形的匕首,抵在了蔣介石最痛的地方。

蔣介石一生極其看重自己的歷史名聲,這些電報一旦曝光,他將揹負丟失東北的千古罪名。

這個威脅,遠比任何人說情都管用。

為了確認虛實,1937年,蔣介石甚至讓宋美齡借“療養”之名去歐洲,暗中查找文件下落,結果自然是一無所獲。

從那時起,蔣介石再想動殺心,就得掂量掂量倫敦那些檔案了。

宋美齡的關照,或許讓張學良在幽禁中過得舒服些,但真正讓他活下來的,是于鳳至手裡那張看不見的“保命符”。

這還不夠,于鳳至知道,這是一場持久戰。

她帶著孩子遠走美國,一個從未經歷過風雨的大家閨秀,硬是在華爾街的股市裡殺出一條路。

她投資了像可口可樂、波音這樣後來成為巨頭的公司,攢下了驚人的財富。

她賺錢,不是為了自己享福,這些錢,透過香港的渠道,源源不斷地匯到被幽禁在臺灣的張學良手中。

歷史學者估算,前後總額超過五十萬美元,這在當時是天文數字。

這些錢不僅改善了張學良的生活,連看守他的人都得了好處,態度自然緩和不少。

她在洛杉磯買了兩棟別墅,一棟自己住,另一棟按東北老家的樣子裝修好,一直空著。

她說,那是給漢卿留的,萬一他哪天出來了,得有個家。

那棟空房子,就像她一生的等待,安靜又固執,蔣介石父子對此心知肚明。

1946年,國民黨在內戰戰場上連吃敗仗,焦頭爛額的蔣介石兩次想除掉張學良以絕後患。

可每次念頭一起,倫敦保險櫃的影子就壓下來,迫使他最終放棄了。

蔣經國後來也曾透露,他父親對涉及東北的歷史評價極為敏感。

這份來自最高層的“忌諱”,陰差陽錯成了張學良的護身符,晚年的張學良曾對身邊人感慨:“真要說救命,還是我那位大先生。”

2003年,張學良去世兩年後,倫敦的那個保險櫃被如期開啟。

裡面除了那些決定歷史的電文,還有于鳳至親筆寫的一張紙,上面只有一句話:“江山易改,史料不可滅。保夫君者,不在他人,於我自當。”

一段被誤讀了幾十年的歷史,至此終於清晰,所謂“紅顏知己”的庇護,或許是一段佳話。

但真正穿越生死、用智慧和決絕扛住命運重壓的,是那份沉默而堅韌的夫妻情義。

她不是歷史舞臺中央的主角,卻用自己的一生,在舞臺的陰影裡,改寫了主角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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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蔣經國看過的北京拍製電影後,滿臉淚水。 (背景資訊及完整電影) 轉發: 1986年蔣經國看完一部電影後流下熱淚,無數台灣老兵得回大陸探親 本文由徐涵蕾轉載 1965年李宗仁先生從海外歸來時,周恩來總理不僅親自到機場迎接,而且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在這次歡迎李宗仁歸國的宴會上,有一桌嘉賓是周恩來總理請來的新中國電影界人士。宴會時,周恩來總理特此來給電影界的同志們敬酒,並對著名導演、時任北京電影學院院長的成蔭同志說:成蔭同志,你拍過《西安事變》,今天李先生從海外回來,我看他有兩件事今後可以拍電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揮國民黨雜牌軍在徐州會戰中的台兒莊大捷,一個就是今天李先生歸根。 不久後,成蔭先生突然辭世,遺願未能實現。1985年就任廣西電影製片廠文學部主任的陳敦德就接過重擔,並取得了廣西自治區政府老主席韋純束及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大力支持。《血戰台兒莊》的電影劇本在經過多方研討,前前後後十七次修改定稿之後,終於投拍。 1985年夏末,李宗仁將軍唯一的兒子李幼鄰在美國得知中國大陸拍攝《血戰台兒莊》的消息後,馬上從美國趕回祖國探親。飛機一落地,李幼鄰先生就向來機場迎接他的陳敦德說:「我先不去賓館,你現在就帶我去看《血戰台兒莊》。」陳敦德告訴他:「電影正在最後製作之中,音樂還沒有最後合成。」李幼鄰急不可待地要求說:「沒關係,我就想馬上看到。」拗不過李幼鄰的執著和迫切,陳敦德只好請示國家電影局的領導石方禹。在得到同意之後,李幼鄰就在陳敦德的陪同下觀看了《血戰台兒莊》的「台詞雙片」(即沒有音樂剪輯合成的樣片)。看了不到十分鐘,李幼鄰的眼淚就嘩嘩地流下來了。 1988年6月11日,電影《血戰台兒莊》在香港首映,萬民爭看,轟動香港。台灣「中央社」在香港的負責人謝忠侯在看完影片後,當晚就給蔣經國打電話說:「我剛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戰影片,講的是國軍抗戰打勝仗的,名叫《血戰台兒莊》,裡面出現了令尊的形象,跟他們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戰台兒莊》中,蔣介石形象是這樣一個情節:國民黨師長王銘章在戰鬥中英勇犧牲後,蔣介石親自主持了追悼會。這時,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戰機飛來掃射轟炸。面對危險,蔣介石臨危不亂,發表講話,鎮定自若。陳敦德介紹,這場戲是根據歷史檔案拍攝的。而這個經典的鏡頭畫面,與大陸此前反映蔣介石的影片,確實有著顯著的不同。 蔣經國聽說後,很是震驚,馬上對謝忠侯說:「找一個拷貝來看看。」 於是,謝忠侯就找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華社立即報告了中央,並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於是,廣西電影製片廠就複製了一盤錄影帶,通過新華社送給謝忠侯。這樣,謝忠侯馬上帶著《血戰台兒莊》的錄影帶飛回台北。台灣方面收到拷貝後,宋美齡和蔣經國都很快地觀看了《血戰台兒莊》,並請國民黨中常委的全體人員觀看。蔣經國看完這部電影後流下熱淚,蔣經國說:從這個影片看來,大陸已經承認我們抗戰了。這個影片沒有往我父親臉上抹黑。看來,大陸對台灣的政策有所調整,我們相應也要作些調整。 不久後,蔣經國決定同意開放國民黨部隊老兵回大陸探親,海峽兩岸同胞在骨肉分離了37年後,終於把苦苦的鄉愁化作了喜悅的重逢,從而揭開了海峽兩岸公開互動往來的序幕。 ~~~~ 《血戰台兒莊》(1986年影片北京拍製,正面肯定國民黨政府)... https://youtu.be/pYT-0_kd7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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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段被淹沒的史實~~ 中國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如何得來的? 閒雲野鶴按語:我從未知曉這段歷史,當友人把此文轉發給我時,我立即閱讀,看到一半處時我已熱淚盈眶。看完後,我的雙眼模糊了,我站起來望著窗外,抬頭是藍天白雲,低頭是一片綠葉,一株玉蘭還在綻放,亭亭玉立。我默然站立,心潮起伏,想著中華男兒在二戰中遠渡重洋,參加了二戰中決定性的諾曼第登陸戰,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付出了死傷二萬餘人的代價。我的眼眶含著熱淚,低垂下頭,肅然向這二萬多名無名英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默哀致敬! 給所有的人回顧難以磨滅的中華民族血淚史,與曾經被扭曲的歷史真相....。 讓我們全體肅立,向這兩萬多名的無名英雄們敬禮!高呼〝中華民族萬歲!萬萬歲!〞 中國加油!中國人加油! 這一段有關國民政府第52軍的光輝歷史,是由大陸內地一位有心的學者,萬里追蹤所發掘出來,身在台灣國民政府治理下的學者、史家---官方的有關單位,特別是軍方的史政單位,真該汗顏啊! 二戰結束已經70多年了,東、西方對峙時的自由與共產世界也已改觀,所謂的「鐵幕」早已不復存在!雅爾達密約的幾個「巨頭」早已灰飛煙滅,誰還能有權「隻手遮天」?又有何理由去煙滅中國52軍兩萬多名英勇官兵的豐功偉業,為了中國人的榮譽與民族利益,犧牲性命,視死如歸,為美國陸戰隊(第一師)衝鋒陷陣,在他們之前第一波登陸,為他們打開血路,讓他們美國人去收戰果,當英雄!這些為解救歐洲人民,為民族利益而犧牲的英勇事蹟怎能讓它永被埋呢? 朋友!讓我們:讓我們透過所有工具-----包括網路----向全世界傳播,如果您的外語能力能夠表達,請您盡其所能用外文(不論任何外文都好)轉發,讓外國人也知道羅曼第豋陸的成功,中華的52軍是位居首功的! 當我們看到所謂的歐戰勝利「羅曼第豋陸」紀念活動,參戰國的國旗飛揚,碩果僅存的幾位參戰老兵,接受英雄式的歡呼時,我們不禁要為我們中國的52軍的烈士們抱屈-------當我們有一點能力為他們申張不平時,我們就盡些心力吧! 一段被淹沒的史實 中國52軍浴血奮戰諾曼第才使中國獲得聯合國常席位 根據最新美國解密的文件,經過有良心的歷史學家的發掘,發掘出不爲世人所知的過去。蔣公在二戰期間,不但把目光放在了中國戰場,更放在了歐州戰場,而這些史實卻被教科書埋沒在歷史中,很長一段時間裏,國軍一直被認爲是無能的代名詞。殊不知,在一九四四年的諾曼底戰場上,一支國軍部隊用鮮血告訴了世界,什麽是國軍的血性。在二戰之後成立的聯合國當中,中國取得了至關重要的五常席位,從而獲得了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世人都以爲這個席位只不過是羅斯福等巨頭們的施捨,殊不知,它卻是由幾萬中國軍隊戰士的鮮血換來的,在美國最近解密的二戰檔案中,這段歷史真相才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讓我們把時鐘調回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此時二戰已經進行了四年。在東歐,經過斯大林格勒戰役,蘇聯已經轉入戰略反攻,納粹德國節節敗退。在西歐,經過不列顛空戰失敗的德國空軍早已無力控制英吉利海峽的制空權。在這種有利形勢下,丘吉爾和羅斯福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同時,面對勝利的曙光,羅斯福初步提出了聯合國的構想,提議由英美蘇法中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但是這個建議遭到了丘吉爾的強烈反對。丘吉爾認爲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極其糟糕,讓中國成爲常任理事國簡直是在“開玩笑”。羅斯福很明白的告訴丘吉爾,讓中國加入安理會的目的就是爲了戰後鉗制蘇聯。丘吉爾的回答是“讓中國人鉗制蘇聯?你認爲中國人的戰鬥力比義大利更強嗎?”羅斯福沒有爲丘吉爾的無知而生氣,反而是列舉了國軍在淞滬戰役,台兒莊中的優秀表現,試圖讓這位不瞭解中國戰場的朋友改變主意。但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大英帝國所積累的對中國的蔑視感不是幾句話能消除的。爲此,羅斯福又拿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提出在第二年進行的開闢第二戰場的戰鬥中,讓中國軍隊參與進來,如果證明“其戰鬥力符合一個常任理事國的標準”,那麽丘吉爾就不得反對中國進入安理會。對這樣的折衷方案,二人達成拹議。 在與丘吉爾達成協議之後,羅斯福將此消息知會了正在美國進行第一夫人外交的宋美齡。蔣夫人雖然對丘吉爾的無理感到生氣,但是這位有著強烈政治直覺的女人知道,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好機會,一旦進入安理會,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就將確定。於是宋美齡在得知這一消息的第一時間就將其告訴了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正爲日本對重慶的轟炸心煩不已,但是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他難得的從躲了兩年的掩體當中走了出來。雖然正面戰場上日本給國軍的壓力依然很大,但是蔣介石還是決定抽調駐守雲南的五十二軍,爲即將到來的歐洲戰役做準備,幷且指示宋美齡爲這支部隊爭取到足夠的裝備。在宋美齡的斡旋下,羅斯福對蔣介石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幷且在運力吃緊的情況下,將五十二軍運往夏威夷,由美軍陸戰一師對其進行訓練,同時按照重裝部隊的指標,爲其配備坦克大炮等裝備。在半年的時間裏,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在陸戰一師嚴苛的教鞭下,進行著艱苦卓絕的訓練。首先一關便是體能訓練,要求所有人的萬米成績必須達到十八分鐘,否則就要淘汰回國。面對陸戰一師“東亞病夫”的嘲笑,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夜以繼日的訓練。幷且在隨後的兩軍運動會中,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陸戰一師。除此之外,戰術,武器的操練都堪稱魔鬼般,但是將士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在一九四四年初舉行的一次演習當中,五十二軍用了一個小時,就攻克了陸戰一師把守的灘頭。從此之後,陸戰一師再也不敢小看五十二軍的將士,甚至瓦胡島上的姑娘們,見到了五十二軍的將士們,也會送來飛吻,常常惹得害羞的中國小夥面紅耳赤。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和護士們舉行了最後一場party之後,將士們準備出發了。這一夜,軍長ShirWong中將特意爲士兵們放了一個晚上的假,因爲他不知道自己手下這些可愛的士兵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回到這些美麗的護士身邊。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大霧籠罩著諾曼底的海灘,五十二軍將作爲盟軍的先頭部隊,打響對德國作戰的第一槍。其中第二師在Wat-LongLim的帶領下,負責左翼突破,第二十五師在師長YuepShir帶領下,負責中路的攻堅,而195師的師長LimYoung則負責帶領本部對右側進行佯攻。和他們幷肩作戰的是美國的王牌部隊,也是他們的老師——陸戰一師。在炮擊和轟炸之後,慘烈的登陸戰開始了。 第一個登上灘頭的士兵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們只知道他有個很淳樸的外號“劉大棒槌”(WoodenClub,Liu),這應該是一個山東漢子。在他踏上灘頭的一瞬間,就被德軍的二十四磅榴彈炮炸飛,如今,世界忘記了他,中國也忘記了他,只是在塵封的文字裏,還有著零星的記載。負責中路的二十五師在德國的炮火之下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前面的一個碉堡吐出邪惡的火舌,吞噬著士兵的生命,師長石越見此,心急如焚。此時副師長Chung-GoSun主動要求組織一個十人的小隊,進行攻堅。在火力的掩護下,chung-gosun抱著炸藥包,匍匐前進,到了碉堡之下,一躍而起,托起炸藥包,高呼“爲了中華民國,前進”。一聲爆炸聲過後,橫在二十五師前面的攔路虎終於被拔掉,二十五師順利占領了灘頭,幷且建立起臨時陣地。左側突破的第二師在付出了五千人的代價之後也占領了灘頭,師長Wat-LongLim陣亡,由副師長Buk-Yee,Shar代理師長之職。 相比之下,負責佯攻的195師很輕鬆的就拿下了陣地。此後的幾個月時間裏,三百萬盟軍從五十二軍守護的陣地當中登陸,源源不斷的向前攻擊,像一把利刃,插入納粹德國的心臟。原本這支部隊在經過短暫的休整之後,將要和盟軍一起攻克柏林,但是由於豫湘桂會戰的爆發,國內戰事緊張,他們被緊急抽調回國,留下了未能攻克柏林的遺憾。 在得知五十二軍輝煌的戰績之後,丘吉爾終於不再反對中國成爲五常之一,於是在接下來的雅爾塔會議當中,確定了中國在聯合國當中的地位。抗戰勝利之後,五十二軍被調入東北,阻擊第四野戰軍。諷刺的是那位在諾曼底登陸戰中陣亡的Wat-LongLim師長,是林彪的表兄。手足相殘至於此,杜魯門也覺得很憤怒,隨著國軍內戰失敗,杜魯門對蔣介石極度不滿,於是將怒火發到五十二軍頭上,命令銷毀所有與五十二軍有關的公開資料,將五十二軍的功勞記在美國陸戰一師的頭上,因爲他認爲“這支軍隊已經喪失了他的血性,他不配擁有諾曼底戰役的榮耀”。在杜魯門的淫威下,西方國家也不再宣傳五十二軍的光輝戰績,敗退臺灣的蔣介石自顧不暇,而占領大陸的共産黨也不會允許對國民黨將士英勇抗戰的宣傳。在官方的記載中,只有“五十二軍在長沙會戰之後,駐防雲南,負責後方的安全”。 瓦胡島上,有一群姑娘,在戰爭結束之後,每天都會來到機場和港口等候,等候那些讓她們心動的中國小夥凱旋。一年又一年,姑娘變成了老太太,等候的人越來越少,最終一個也沒有了。而那場揮灑了中國人鮮血與榮耀的戰役也就此塵封在歷史的記憶中。 編者按:筆者在查閱二戰史料時,發現了史泰先生撰寫的一篇題爲《五十二軍浴血諾曼底,中國終獲五常席位》的文章,文中號稱根據美國最新解密檔,在六十多年前的諾曼底登陸戰中,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二軍用自己光輝的戰績向世界證明瞭中國軍人的實力和尊嚴,幷且爲中國爭取到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只是因爲政治和其他原因,這段歷史早已被故意淹沒在塵埃之中。筆者爲了查證那段歷史,決定遠赴臺灣和美國,尋找那個消失的真相。 啓程...... 在計程車上,司機很快就發現我是大陸人,在和他的聊天當中,知道他是榮民的後代,這也正好省去了打聽榮民村的煩惱。汽車在臺北的大街小巷之中穿行,這座城市完全沒有北京那種宏大而浮躁的感覺,有的只是民國的精緻和完美。半小時之後,我到達了目的地——榮民村。 行走在榮民村,耳邊傳過的是各種方言,四川話,湖南話,河南話。我不斷的向那些悠閑的老人們打聽,問他們是否認識五十二軍的士兵。終于,在一位老兵的帶領下,來到了一座小屋門口,老兵顫巍巍的敲門,用那鄉土味十足的四川話叫到“範伢子,有人要采訪你哦”。一會功夫,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打開門,當聽說我的來意之後,他先是警惕的看著我,但是隨後便露出了笑容,邀請我進去。 被采訪的老兵叫范閑,今年已經九十高齡,他曾經是二十五師警衛團的士兵。這段諾曼底登陸的歷史,因爲受到美國的壓力,蔣介石一直要求他們封口,所以老人一開始才會警惕。不過隨著老兵不斷逝去,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所以老兵雖然違背了蔣公遺願,但是爲了不讓戰友的功績被埋沒,他才決定接受采訪。從他的口中,我才知道原來解密文獻中的那位第一個沖上海灘的WoodenClub Liou的真名叫劉肖博,外號劉大棒槌。在說起戰友的時候,老兵起先笑的很燦爛,他在回憶那個美好的歲月,而說到劉大棒槌的陣亡時,老兵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劉大棒槌是個憨厚的山東漢子,在瓦胡島訓練的時候和范閑老兵住上下鋪。因爲他的憨厚,士兵都喜歡拿他打趣,瓦胡島上的護士見到大棒槌憨態可掬的笑容,也常常掩面而笑。 快樂的日子總是短暫。在那場著名的諾曼底登陸戰裏,劉大棒槌堅決要求打頭陣。大家都認爲這是十死無生的戰鬥,但是大棒槌還是一副憨態可掬的笑容,第一個沖上了灘頭,卻被飛來的炮彈炸倒。老兵沖下去,要將大棒槌扶上船,可是大棒槌已經不行了,只是笑著說“記得去看俺娘”。老人搖了搖頭,說“從諾曼底回來先是打日本人,接下來就是打TG,蔣公不忍中國人自相殘殺,來到臺灣,把TG封鎖在大陸四十年。 等到七十年(民國紀年)党國不再封鎖大陸的時候,我去了大棒槌家鄉,才知道大棒槌的娘三十四年就過世了,他還有個相好,叫陳萍萍,在三反五反中因爲“通敵”被打成殘廢。在見到她的時候,她坐在一輛木頭輪椅上,腿上還蓋了一塊破舊的毯子,似乎是在爲傷腿遮風,似乎又在遮掩著那張殘腿。她得知大棒槌的死訊後什麽也沒說,只是眼神中的希望變成了失望,我也不知道說什麽,給了他五百美金就走了。”聽到這裏,我不禁悲從中來。 采訪完之後,老人送我離開榮民村。在村口,老人依依不捨的向我揮手。在離開的路上,我在回味采訪老人時的每一個場景。不由得感慨老天對老兵真是不公,讓他離鄉背井六十餘年,讓英雄的事蹟埋沒了六十餘年,不過也許老兵又是幸運的,如果留在了大陸,他們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 字裏行間的回憶 依依不捨的離開了臺灣,下一站是弗吉尼亞,也就是“countryroad,takeme home”中描述的那片美麗土地,我們的目的是前往五角大樓,查閱解密的二戰資料。 五角大樓如迷宮一般,工作人員帶著我到了檔案室。指著一個書架告訴我,上面就是要找的資料。翻開已經泛黃的檔案,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一整天的時間裏,我都在查閱這些史料,幷且認真的做了筆記。通過史料,我得以知道一個個歷史的真相,一個個冷漠卻又觸目驚心的數字。 五十二軍滿員兩萬九千一百三十七人,在諾曼底登陸戰中,殲敵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一人,自身陣亡一萬零二百五十人,傷九千五百二十七人,這是多麽輝煌的戰績。但是戰後,因爲國民黨內戰的失敗和杜魯門的震怒,這段歷史被封存。不過我還是感謝杜魯門,沒有將所有資料全部銷毀,卻留下了這一份檔案,供後人評述。 檔案還記載,當時國民政府之所以調動五十二軍,就是因爲它強大的戰鬥力。但是五十二軍負責駐守雲南,保衛抗日的大後方,爲此,陳誠想了一個妙計,用一批新兵和五十二軍進行了掉包。爲了做到萬無一失,五十二軍的軍長和師長仍然呆在雲南,從其他部隊調來了一批新的少壯派軍官,包括軍長,也就是檔案中記載的Shir Wong,以及三位師長,和士兵一起遠赴重洋,前往瓦胡島。 ...... 年輕時的安吉麗娜是瓦胡島上人見人愛的美麗姑娘,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她才十八歲,剛從高中畢業,在亞歷山大醫院實習的時候,她結識了一位帥氣的中國軍官,幷且相愛。安吉麗娜只知道他來自遙遠的中國一個叫克拉瑪依的城市,大家都叫他“Shar”。 而快樂的時間是短暫的,一年之後,這批中國軍隊就要前往諾曼底,出發的前一夜,安吉麗娜毫不猶豫的將自己獻給了“Shar”,他也將自己掛的玉佩拿下,送給她,告訴她,等戰爭結束了就來娶她。但是六十多年過去了,她的Shar卻始終沒有回來。老太太拿出那塊玉佩,那是一個紅山玉龍的圖案。老太太說,自己不會中文,所以她也不知道shar的中文名,他們的女兒就跟她姓。 當女兒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後,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學習中文,按照父親姓的讀音,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姓名。她拿出女兒的名片,我才發現上面有個很雅致的中文名“肖青璿”。老太太說,自己的女兒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但仍然在中國的阿克賽欽地區一邊支教,一邊打聽“shar”的下落。我也答應老太太,回到中國之後,會幫助她尋找她的愛人。 尾聲 坐在瓦胡島雪白的沙灘上,翻開記事本,我的眼角濕潤了。還記得一位母親對她陣亡兒子所說的話,”對於世界,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對于我,你卻是全部“,對於母親如此,對于戰友,對于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逝者已去,唯望生者得安。 遙望如血的殘陽,我在想,也許六十多年前,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就是在這裏操練演習。而今物是人非,他們所保衛的祖國也走上了另一條歧途。希望他們的在天之靈保佑中華,保佑所有熱愛民主和平的中華兒女。 後記 十天的時間,從北京到臺灣,到弗吉尼亞,夏威夷,再回到中國,跨越半個地球的旅程讓我心力交瘁。但是還是覺得很值得,因爲我始終相信歷史的真相是不會被抹去的。最後我想向史泰先生表示敬意,雖然由於語言和時間原因,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錯誤,但是如果不是他嘗試著將英文文獻介紹給我們,我們不知道還要等到多久之後才會知道這段歷史。 (看完,我也已淚流滿面——想起了宏偉殘酷的武漢會戰,淞滬會戰,台兒莊會戰等,參加遠征軍的國民軍英雄將士們,鄙視掩蓋歷史欺騙人民的天朝統治者,尊敬還原歷史的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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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詩萍:給學姊蔡英文的一封公開信 〈歷史太弔詭了,蔡英文把自己推向了蔣介石的角色〉 教育部長吳茂昆決定「拔管」那一夜,我打開電腦回顧了關於「殷海光事件」。 純粹就是一種直覺聯想,管中閔適不適任台大校長,若最終成為民進黨全面執政下的政治事件,那唯有超越藍綠,才可能看清楚這件事倒底顯露怎樣的時代意義! 而我看到的超越藍綠的命題是,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自負,果真帶來絕對的傲慢! 民進黨從黨外時期開始,是靠著論述威權國民黨的胡作非為,一黨專斷,而一路壯大的。這種成長模式,最悲哀之處,是民進黨不需要太多「深度的思維」、「真切的反省」,只要壓著國民黨的威權歷史,便能一路順風的打! 證據之一,是阿扁時代的貪贓枉法,不僅未被綠營嚴厲譴責,尚且還可能被高度漠視或容忍。潛規則竟然是,國民黨都貪吃了數十年,阿扁偷吃一點,有那麼嚴重嗎? 反證之一,則是國民黨繼續不爭氣,同樣在阿扁喪盡民進黨民氣之餘,重返執政,卻白白浪費八年時間,不在黨產、不在轉型議題上深刻自省,積極掌握議題,結果仍舊給了民進黨反撲的機會,甚且,這次反撲,幾乎是抱著「抄你宅院、拆你神主牌」的準備而來。 歷史,給人的教訓,往往是隱喻的。兩黨政治,不爭氣的競爭,便是,無一政黨,可以爭氣的成長,反而,互相不爭氣的比爛,等對方凸槌。某種意義上,這或可解釋了何以「白目的」柯文哲,能以「白色力量」盡壓藍綠! 殷海光事件,發生在1966年,那真是威權國民黨全面壟罩的年代,黨、特務、教育部,聯手打壓了一位台大哲學系教授,讓他教不了書,寫不了文章,出書則被禁售,最終讓台大蒙塵,讓國民黨的威權、白色恐怕的紀錄,再添一筆。國民黨怎麼打壓、醜化殷海光的呢? 說他,「偽自由主義者」,(這是人格的謀殺); 說他「知識詐欺者」,(這是道德的清算); 最後祭出「紅帽子」,說他「煽動顛覆」(這是全面扼殺他的價值)。 殷海光事件時,蔡英文只有十歲,賴清德才七歲。他們不可能知道這事件,然而,隨著他們成長,隨著他們自己說的投入反對運動的歷程來看,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殷海光事件!至少,在他們口口聲聲,威權國民黨迫害台灣社會,打壓台灣民主自由之進程時,他們多少要從歷史檔案裡,找資源,找材料。 殷海光事件,是威權國民黨,迫害學術、侵犯校園、打壓異己、阻礙民主的關鍵證據。我從黨外時期,讀黨外雜誌開始,便一而再,再而三的,讀過太多這樣的黨外論述、民進黨批判了,蔡英文、賴清德自許反對運動血統純正,更沒理由不知道,沒讀過,不了解吧! 然而,歷史是弔詭的! 當民進黨全面第二次全面執政,且是完全執政之際,當蔡英文總統一再說要「謙卑」,要「再謙卑」之後,我們看到的,卻完完全全是反其道而行的,傲慢再傲慢! 什麼是權力的傲慢?就是自認自己是對的,而且,有權力作護身符!我說了,算數。正因為,權力是護身符,所以,超越了制度。超越了程序。超越了多元自主的尊重。 當年,蔣介石為了穩固的自己的政權,不惜打壓異己,伸手介入社會各個體系,包括學術與校園。他自已到底懂多少,介入多深,我不知道,但他身為最高的黨政軍特頭子,最終不能避免把權力黑手伸入校園,逼死殷海光,他終其一生,死後蓋棺,都得承受「迫害學者」、「侵犯台大」的惡名。 他也許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對的,於國民黨政權,於台灣社會、政治的穩定,是對的。但他,錯了,錯在他不該以政治權力人物的角度看待這一切。因為,社會應該多元,各個體系應該自主,多元就是有雜音,要整合;自主,就是要尊重其自行摸索、調整對或錯的尺度。 所以,當年的胡適才說出那麼有名的一句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有權力的人,要容忍自主的多元社會,民間體系,自己去解決問題,去承擔責任。民主家庭連大人都知道,給孩子犯錯的 空間,他才會成長。何況是,民主已然多元的社會呢! 不能容忍犯錯,不能容忍自主之民間出現與權力意志不相容的結果,動輒便出手干預,那就叫:專斷;那也叫傲慢! 台大好不容易走出威權政治的陰影,好不容易在過去數十年裡,戰戰兢兢,夾縫中維持自由主義的香火,因而才有後來黨外時期、民進黨成立後,眾多投身反對運動、民主運動、政黨政治,乃至於民間各種運動的領導先驅與精英。亦先後,在民選的年代,連續出了四位台大校友總統,論風光亦風光矣!沒想到,卻在「號稱最謙卑、最民主」的校友蔡英文總統手裡,出現了「撤換」準台大校長的事件! 要提醒的是,尊重民主、法治的作法,漂亮話講再多,實踐起來其實只有一種,就是「尊重」,徹底的尊重,即使不喜歡其結果。 但,藐視民主、做賤法治的理由,卻真的可以千千百百種,任你隨便挑,絕對不會找不到藉口。 我說歷史很弔詭,因為,當年一心一意反對威權國民黨的民進黨,在擁有絕對的完全執政的權力後,竟然,也在全面圍剿管中閔之際 (回想一下,這陣子慣見的手法,是不是也是謀殺學術地位、追殺道德人格、刻意戴紅帽子?) 不知不覺,步入了把權力之手,伸進台大,干擾自主,篡奪自治的傲慢。而最終高潮戲,是拔掉他「準校長的資格」! 歷史,會記下這一筆的。 我誠懇的向學姊蔡英文喊話,所謂「『尊重』教育部『專業』決定」,這真是一句鳥話,尤其出自黨政大權一把抓的總統之口。沸沸揚揚的「卡管」鬧這麼久,鬧掉一位教育部長,要說總統竟然感覺像置身事外,事後只回應一句空話,說真的,這擔當,太不像台大的傑出校友了! 不管是真的不作為,還是其實暗暗主導了事件整個始末,歷史將極為詭異的,把蔡英文推向了她一定不以為然的昔日蔣介石的位置上,只因為她也讓政治權力之黑手,伸進了台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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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年內讀不到的真正的歷史】 ——60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蔣介石動用70萬國民黨軍隊,發動了淞滬會戰。在會戰中,國民黨空軍炸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炸沉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國民黨陸軍為補充戰損,而五次發佈動員令,超過半數團職以上高級將領以身殉國。 淞滬會戰未能阻止日軍佔領上海,卻改變了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戰略部署,還為上海資本向重慶轉移,贏得三個月的寶貴時間。 ——60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最讓外國人刮目相看的不是葉挺的新四軍,而是孫立人的國民黨新一軍。 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10.9萬人。 在新一軍攻佔緬甸重鎮於邦的時候,下屬向孫立人詢問,如何處理日軍戰俘,孫將軍的回答是:“你去問問那些狗雜種,都誰到過中國,到過中國的就地槍斃,以後都這樣。” ——60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八路軍在平型關大捷中,只不過是消滅了一支日軍運輸隊。而平型關大捷,只是平型關戰役的一部分,平型關戰役又是太原會戰的一部分。 ——60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李向陽和他的遊擊隊是虛構的,真正讓日軍聞風喪膽的軍隊,是國民黨的委員長衛隊。這支軍隊使用德軍的裝備,甚至有德軍教官親手指導。 在南京雨花臺,委員長衛隊的兩個營,獨自阻擊日軍一個甲種師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一共只有六個甲種師團),平均每個士兵要堅守25米長的陣地,面對50名日軍精銳部隊的士兵,但勝利者依然是中國人。 ——60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影視作品中惡貫滿盈的張靈甫是抗戰英雄。在長沙會戰中,他率領敢死隊包抄小道,夜奪張古峰,為國民黨成功阻擊日軍,立下汗馬功勞。張靈甫還為抗戰丟了一條腿。 ——60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湖南常德(我們現在只關注那裡是快女曾軼可的故鄉)保衛戰中,國民黨74軍57師的8000名官兵,阻擊10萬日軍15天之久,最後只剩有200人還能夠戰鬥。 師長發出了74軍57師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74軍萬歲!" ——60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武漢上空爆發過持續時間僅次於不列顛空戰的武漢空戰。那場空戰中,國民黨空軍擊落日軍飛機78架,炸沉日軍艦艇23艘。 在那個時候,每當防空警報響起,很多武漢市民不是鑽進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頂,為的是能看到日軍飛機被擊落的場景。 ——60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重慶有17家軍工廠在敵機轟炸下堅持24小時不間斷生產。以金陵軍工廠為例,抗戰期間共生產迫擊炮7000門、重機槍1.8萬挺、步槍28萬支、手榴彈30萬枚、炸藥包20萬個。 ——60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日軍的投降書是什麼樣子。為什麼我們只知道9.18日軍侵華,而不知道8.15日軍投降的情況? 日軍投降書文中多次出現: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 要知道,偉大的中國衛國戰爭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戰爭之一!它並不是光靠小米加步槍,只用遊擊戰、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就能打贏的。它是用了重兵集團與敵人浴血奮戰,才打贏的! 戰爭期間,國民黨陸軍有321萬1418名官兵壯烈犧牲,其中包括8名上將,41名中將,71名少將。國民黨空軍有6164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國民黨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 民族的脊樑!民族的英烈!! 謹此向所有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而戰鬥過的先烈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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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 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的。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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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8年蔣經國離世,銀行存款公開,帳戶餘額讓蔣孝勇大吃一驚 1988年台北震動:蔣經國僅留 115 萬遺產,臨終卻托付三子一個俄式木盒。盒內藏著他 1936 年在蘇聯立下的血誓——「權力是毒藥,我絕不為家族謀私利」,揭示了強人一生清廉背後的終極真相。 引子 你是否想過,一位掌控某個地區數十年命運的強人,在生命的終點,會留下什麼財富? 金山銀山?還是遍布全球的秘密資產? 1988 年的台北,當蔣經國的私人帳戶被公開時,全世界都震驚了—— 區區 115.2 萬元新台幣,甚至買不起當時台北一套普通公寓。 這筆「寒酸」的遺產,不但粉碎了外界所有猜測,也在蔣家內部掀起一場無聲的風暴。 但外界所不知道的是—— 這 115 萬只是一道精心設計的謎面。 真正決定蔣家未來、並能解釋蔣經國一生行事邏輯的謎底, 不在銀行金庫,而藏在一份從未公開、來自冰天雪地蘇聯的秘密檔案, 以及臨終時那個看似尋常的托付。 01 「孝勇,過來。」 1988 年 1 月 13 日清晨,台北士林區七海官邸。 蔣經國的聲音微弱,彷彿風中殘燭,但在醫療儀器的蜂鳴聲中,卻格外清晰。 一直守在病榻前的三子蔣孝勇立刻俯身,想習慣性地握住父親的手,卻發現那隻曾經叱吒風雲的大手,如今插著輸液管,冰冷而無力。 病房裡瀰漫著消毒水與衰老的氣息;窗外是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 官邸上下,無數雙眼睛正緊盯著這座小小的院落,等待著一個時代的落幕。 「桌上那個小盒子,你收好。」 他示意床頭櫃。 一個極為陳舊的俄式木盒,漆皮剝落,看不出任何值錢之處。 那是他早年從蘇聯帶回,一直伴在身邊的物件。 「父親……」 蔣孝勇哽咽了。他知道,這可能是父親最後的清醒時刻。 「裡面的東西,比錢重要。記住,家……就交給你了。」 蔣經國說得緩慢而慎重。他沒有說「國」,只說了「家」。 蔣孝勇心狠狠一沉。他沒有追問盒裡是什麼,只重重點頭,淚水滑落。 他以為這只是臨終的家族信任。 卻不知道,盒中藏著父親一生最大的秘密—— 一個足以顛覆所有人對蔣經國認知的終極真相。 就在此時,門外傳來輕微騷動。 侍從與醫療小組低聲交談。 所有人都明白——時間不多了。 蔣孝勇握緊拳頭。 他知道,等太陽升起,他與他的家族將迎接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 02 蒋家的希望,本來不應落在性格內斂、長於經商的蔣孝勇身上。 在蔣經國、乃至整個國民黨高層的心中,蒋家的權柄,理當由長子一脈繼承。 這份希望,全都寄託在長孫蔣孝文身上。 蔣孝文,1935 年生於冰冷的西伯利亞,俄文名字叫「愛倫」。 是蔣經國與白俄妻子蔣方良的第一個孩子,也是蔣介石第一個孫子。 他的出生本身就帶著傳奇色彩。 蔣介石將這位混血長孫視為掌上明珠,認為他的異國血統預示蒋家未來的無限可能。 他確實聰明,語言天分極佳,但過度溺愛與「皇長孫」身份成了最甜蜜的毒藥。 在台灣,他成了無人敢管的「太子爺」: — 深夜開著罕見的進口跑車橫衝直撞 — 警察攔下後看到人立刻敬禮放行 — 流連豪華夜總會,身邊滿是逢迎之人 1964 年,他在高雄因爭風吃醋拔槍示威,鬧得滿城風雨。 最後由蔣經國親自出面道歉才壓下。 蔣經國恨鐵不成鋼,把他送入軍校磨練,結果又因行為不端被勒令退學。 蔣經國徹底失望,他曾在書房怒斥整個下午,最後疲憊地說出那句: 「孝文糊塗!沒救了!」 真正的悲劇發生在 1970 年—— 35 歲的蔣孝文因遺傳性糖尿病與酗酒,在晚宴後昏迷,雖救回性命,但腦部嚴重損傷,智力退化如孩童,終身坐輪椅。 蔣經國趕到病房,看著昔日英俊挺拔、如今眼神渙散的長子,這位鐵腕強人痛哭失聲。 他對妻子反覆說: 「是我害了他……是我沒有教好他……」 長子倒下,讓「蒋家王朝」的傳承出現第一道致命裂痕。 接著,目光轉向次子蔣孝武。 他精明果敢、心思縝密,在情治系統扶搖直上,一度掌控情報大權,是外界眼中最有可能繼承父位的人。 但權力讓他行事越加凌厲,最終釀成 1984 年震驚全球的「江南案」—— 美國作家江南在自家車庫遭槍殺,凶手竟來自台灣的竹聯幫,而幕後黑手指向情報局代理局長蔣孝武。 「蔣孝武就是元兇!」 消息引爆國際輿論,美台關係降至冰點,美國國會甚至揚言中斷軍售。 蔣經國震怒。他必須止血—— 他逮捕涉案高層,並把蔣孝武「外放」新加坡,實際上驅逐出權力中心。 在一次家庭會議上,他沉重宣佈: 「為避免再發生不幸,蒋家的人,不能也不會再競選『總統』。」 這是對兩個兒子的徹底失望,也是親手宣告蒋家政治王朝的終結。 在這凄涼的背景下,從未涉足政治、專注商業的三子蔣孝勇,成了父親唯一能依靠的人。 03 1980 年代末的台灣,正處在劇烈變革的十字路口。 蔣經國的身體狀況,是政壇最核心的祕密。 嚴重糖尿病的併發症讓他視力模糊、雙腿浮腫,需要依靠輪椅行動。 但他的頭腦依舊清醒—— 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不多。 他必須在生命最後的階段, 為他統治了數十年的島嶼, 也為自己的歷史定位, 完成最後的布局。 1987 年 7 月 15 日,他做出震驚世界的決定: 解除台灣實施 38 年的戒嚴令。 接著,他開放黨禁、報禁,並允許台灣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 政壇保守元老們憂心忡忡,紛紛到官邸進諫,認為此舉會動搖「國本」。 蔣經國以微弱卻堅定的聲音回答: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 我們不能再用過去的眼光看今天的問題。 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個。」 在這風雲變幻的時刻,他開始安排自己的身後事。 他多次召見蔣孝勇。 外人不知道兩人談了什麼, 但侍從回憶:那段時間,蔣孝勇每次走出書房,眼眶都是紅的。 蔣經國深知自己身後一定會出現「家族巨額財產」的傳言。 他決定用最決絕的方式,來堵住所有流言。 他請秘書拿來銀行存摺與帳戶資料。 那個下午,他把每筆收入、每項支出都親自與蔣孝勇核對: — 收入:主要是薪俸 — 支出:家庭日常與極少的個人用度 他一絲不苟,彷彿在處理重大國務。 核對完畢,他手寫遺囑: 全部遺產,由三子蔣孝勇全權處理。 沒有財產分割,沒有交代誰能拿什麼, 只有沉甸甸的信任。 對外人而言這是遺囑, 但對蔣孝勇而言, 這是父親的最後命令。 一場風暴,正在醞釀。 04 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病逝。 台灣社會陷入複雜情緒:哀悼、權力交接、對未來的迷茫…… 而在所有喧囂之上,有一個問題迅速浮現: 蔣經國,到底留下多少遺產? 權力交接如火如荼時, 蔣孝勇依遺囑,在律師陪同下,前往銀行核對遺產。 銀行貴賓室寂靜無聲。 銀行經理雙手奉上帳戶明細。 蔣孝勇愣住了。 總額:新台幣 1,152,045 元。 在 1988 年的台北,這筆錢只夠買一間小公寓。 對外界眼中「富可敵國」的蔣家領袖而言—— 這等於「一貧如洗」。 蔣孝勇要求反覆確認,結果仍一樣。 他走出銀行,冬日陽光刺眼,耳邊傳來記者湧上的喊問聲,他卻腦中一片空白。 他想起父親那件袖口磨破的舊夾克, 想起官邸那台 30 多年、門關不緊的冰箱, 想起父親的那句: 「老百姓能吃什麼,我就吃什麼。不要搞特殊。」 這筆遺產,是父親一生清廉的最後證明。 但這份「清白」,在那個社會氛圍裡, 沉甸甸得幾乎讓他喘不過氣。 消息公布,舉國譁然。 震驚之後,是無盡的質疑。 報紙標題寫道: 《清廉典範?還是更大的謎團?》 海外媒體更直接: 「真正的巨額財產在瑞士與美國!」 流言四起: — 「115 萬只是煙幕,真正錢已轉到子女名下!」 — 「蔣孝勇獨吞巨款!」 — 「這是政治算計!」 甚至遠在海外的親戚也紛紛來電試探。 家族內部也動搖了。 蔣孝勇成為輿論中心,被逼得幾乎喘不過氣。 夜深時,他走進父親原封未動的書房。 想找尋答案。 他忽然想起父親臨終交給他的——俄式木盒。 他打開木盒。 裡面沒有金條,沒有瑞士帳戶密鑰, 只有一本磨損嚴重的皮面日記和幾張泛黃信紙。 他打開日記—— 全是俄文。 翻到 1936 年的一頁時,他愣住了。 上面,用紅墨反覆圈出的字句—— 揭開了父親一生最大的秘密。 05 那段俄文誓言寫道: 「我,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葉利扎羅夫,立誓: 權力是毒藥,也是良方。 我親眼見到權力不受約束時的腐敗、特權與清洗。 有朝一日若手握權柄,我絕不為個人與家族謀取私利。 我願以一生清廉,對抗權力腐蝕…… 此誓,天地可鑑。」 這段文字像一道閃電,撕開了所有迷霧。 日記記錄了他在蘇聯的十二年「人質歲月」: — 1927 年因父親蔣介石清黨,被迫公開宣告與父親斷絕關係 — 在烏拉爾工廠做苦工,零下 40 度的嚴寒 — 親眼看到斯大林大清洗,同志一夜之間被帶走、人間蒸發 — 見識了權力的殘酷與特權的墮落 這些經歷深深刻在他的骨血裡。 他明白: 一個政權,不是被敵人打垮,是被特權與腐敗拖垮。 那 115 萬—— 不是作秀,不是巧合。 而是他在異國雪地裡立下的誓言, 並用一生履行的承諾。 蔣孝勇終於明白: 這,就是父親真正留給他的遺產。 06 遺產公布後,台灣政壇風雲驟起。 這筆「微薄遺產」成了強大政治工具: 李登輝陣營 利用它塑造蔣經國「親民、清廉」形象, 藉此穩定政局、強化自身正當性。 黨內「宮廷派」 卻極度不安—— 他們相信真正的巨額財產被藏起來了, 甚至懷疑蔣孝勇與李登輝達成某種「政治交換」。 元老們以「關心」之名暗示他, 家族資金應交給黨來「管理」—— 這其實是威逼。 甚至宋美齡也透過親信表達關注, 要他「澄清」家族名聲。 蔣孝勇成了風暴中心。 但他不能公開那本日記—— 在反共氛圍中, 蔣經國年輕時在蘇聯被迫「與蔣介石斷絕關係」的文件, 一旦曝光,後果不堪設想。 最終,他做出驚人決定: 「蔣家後人,不再參與政治。」 處理完父親後事、確認政局穩定後, 他移民加拿大,徹底退出政治。 他帶走的不是財富, 而是那個舊木盒—— 父與子的秘密。 07 命運的終局,充滿悲涼。 長子 蔣孝文 — 智力退化 19 年 — 妻子徐乃錦悉心照顧 — 1989 年因咽喉癌病逝,53 歲 次子 蔣孝武 — 被放逐海外 — 1991 年因心衰猝逝,46 歲 — 留下無盡謎團與遺憾 三子 蔣孝勇 — 遠離政治後成商人 — 罹癌於 1996 年病逝,48 歲 — 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父親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是清白。」 蒋家第三代三兄弟,無一人活過 60 歲。 那個家族的輝煌,就如此落幕。 更令人唏噓的是蔣方良—— 白俄女子,跨海嫁來中國, 最後看著丈夫與三個兒子接連離世, 在孤寂中度過漫長餘生。 08 多年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蔣經國日記》。 一位研究員在其中找到他對個人財務的記錄: 買書、買衣服都記得清清楚楚。 在日記末段, 他在解除戒嚴後寫下: 「余主政近十年,深知權力如無韁之馬。 今日行開放之策,非為一黨一姓,乃為還政於民。 身後家無餘財,唯有清名。 願後世子孫知公私之界線,則我願足矣。」 研究員闔上沉重的檔案, 陽光灑在桌面上。 他感嘆—— 蔣經國留給後世的, 不是完美藍圖,也不是財富, 而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背影。 他以威權統治數十年, 卻在生命最後親手推開通往新時代的大門。 那筆「寒酸遺產」, 彷彿沉默的座標, 標記著權力與財富、理想與現實之間 最難堅守的界線。 也成為理解台灣那段風雲歲月, 最耐人尋味的秘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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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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