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所有的綠營政客，放下仇恨！ 放下偏見！放下所有的分別心！」 我與管中閔老師的因緣_做為一個學生的證言。 （林珈慧2018.04.07） 其實我從臺大畢業16年了，除了ㄧ次研討會場合與老師匆匆打過一次照面外，我沒有再見過中閔老師。 但這輩子從小到大受教的老師無數，管中閔老師絕對是影響我最深遠的老師。 不是因為他在學術上斐然的成就，也不是因為他後來成為中研院院士或擔任國發會主委。 而是他，一個對上課學生無任何義務的大學教授，卻對什麼都沒有的年輕學子如我付出真誠的關懷，分享成長的挫折，提點人生的堅持。 那是1997年秋天臺大經濟系大二開學的一個悶熱午后，步入先選好的熱門統計學教室已找不到座位，厭倦總是擠着上百人的無感學習，決定冒險轉去另一班新開的統計學看看。 悄悄走進去，偌大的教室只有五、六位小貓學生，我看到一位穿着厚重西裝的年輕老師正在黑板前揮汗如雨地講課，那就是我對中閔老師的第一印象，究竟是什麼內容早已忘記，我只記得下課時我立刻拿選課單請老師簽名加選。 那一年，管老師在臺大經濟系開的第一堂統計學課程，只有六、七個學生選課，何其有幸我是其中一員。 如果坐着時光機回到那一年，我會在那個19歲的我旁邊開心的大叫：「妳知道妳特別選的老師是未來中研院院士耶，妳被院士教到了耶！」 這種慧眼識英雄的感覺，真是比中樂透還開心。 但當時，管中閔老師什麼title都沒有。 他上統計學，我們沒買過任何教科書，他都上他自己寫的英文講義，他自己對統計學要教給入門學生的邏輯、體系與見解。 相對於龐雜的統計學方法，他用原創的講義用自成一格環環相扣的架構教我們，在那時候是非常非常與眾不同的。 老師在當時就對原創非常重視，他常在課堂上鼓勵我們，縱然是碩士論文一定要嘗試在理論上提出創見， 即使只有一點點，不要再寫一篇用台灣的data跑別人所提的模型出來的結果充數。 後來我的碩士論文口試結束後，口試委員陳昭南院士問我要不要來念博士。 那一刻起我發現上開管式哲學非常有效，這麼多年過去，這個態度已深入我的DNA中。 老師那一年教我們，也算是私塾的編制了，所以他當年的青春血淚成長史，我們有幸是首映場的聽眾。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描述那時候在美國做研究到清晨要回家，積雪卡住他的車門，冰天凍地裡他還要努力地剷雪才能回家。 另外還有他提到拿到美國大學終身聘的第二天，二話不說就決定回台灣。 在我當時聽來覺得不可思議，這麼辛苦做研究好不容易拿到終身聘又是比台灣高好幾倍的薪水，竟然選擇回台灣，這老師有沒有點經濟理性啊！但同時對我又是很有共鳴的，那種拼勁，那種超越經濟價值的熱誠。 近年來管老師成了社會公眾人物，他也講了好多當年的事，但有一件事他從未講過，就是他對家人的愛。 有一次老師講到，他現在最疼愛的就是他的女兒，如果以後有人敢追求他的女兒，他一定要跟那個人打一架。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常常想到， 到底那一架打了沒？ 統計學課程一年很快就結束了， 但我與管老師的因緣仍然繼續着。 大四我準備研究所甄試， 拜託老師寫推薦函，老師一口答應， 什麼資料都沒跟我要， 也沒叫我擬草稿，就幫我寫好推薦函。 我什麼身家背景也沒有， 他的推薦函幫助我。 他的研究室的門永遠是開着的， 我是見證者之一。 不但如此，碩二那年， 埋首論文研究之餘， 找到中研院有個打打字的打工機會， 剛好可以賺點生活費。 過不久， 時任中研院經濟所所長的老師 竟然發了一封email給我: 「我不知道妳有打工的需要﹐ 妳當初應該先來找我或者至少問我一下。 妳實在太見外了。 」 這些事過了二十年了 點點滴滴我都記在心上， 老師就是這麼幽默、真誠、熱情， 對家人如此，對學生更是如此， 不論何時何地都準備行俠仗義拔刀相助！ 而且不論他的title是否已經愈來愈大， 他對學生這一份愛心，「真啊！」。 後來，2013年底老師 擔任經建會主委風雨之際， 我發了email給老師表達我的支持： 「存心俯仰天地無愧，足矣！」 老師親自回信： 「即使知道非常困難，還是想有些改變。 如果實在改變不成，也只好放棄。」 又後來2015年初， 老師辭任國發會主委， 我又發信支持老師： 「我也是獅子座的， 深知獅子座的人要放下他心血大業， 是要下多大的決心。 人生的故事沒有the end， 只有to be continued... 共勉之！！」 老師仍然親自回信： 「未來我還會有很多事可做， 而且在民間， 說不定可做的事情更多。」 去年底，看到管老師 參加臺大校長遴選的宣言， 我再次發了email支持老師： 「對學生、社會、國家的 這一份熱情未曾消減， 永遠訴諸理性，不搞政治操作， 永遠不會被打倒。 您的這份堅持， 永遠是指引我心方向的阿拉丁神燈！」 再次收到老師的回信： 「我很認真面對這次的競爭， 這也是我離開政府公職後， 唯一還能激發我熱情的工作。 但是以現在政治和社會氛圍， 我想我當選機率很低，我只能盡力而已。」 後來中閔老師在今年1月5日獲選， 我回信恭禧：「老師，You did it! 淪為遊樂園的台灣大學有救了！」 但從那一天開始，我完全沒預期到， 為何對管中閔老師不實的攻詰一波波發動， 而且竟然是由國家政府帶頭行惡。 我不解，為何砲口竟是對着 一個光明磊落的院士級 優秀學者、人師之表率？ 這有任何一絲公理、 正義、大學之精神嗎？ 翻開中外歷史，一言以蔽之， 不就是奸臣小人 對所有仁人志士的迫害史嗎！ 冒着未來也會被迫害的風險 （其實也不用多慮， 臺灣的人才不斷在出走）， 身為台灣人的基本良知， 身為臺大人的基本尊嚴， 我能做的，就是在老師風雨飄搖、 人人喊曾參殺人時刻，公開地， 用一個學生的經歷， 來充份支持與證明， 回歸大學傳道授業， 立國立人的精神與本質， 臺灣大學遴選委員會 （也是唯一有法定資格與 權限的遴選校長之實體)， 的確獨立且正確地做出決定。 此一決定即有其立即的實體效力， 不會因為教育部 違法怠於聘任程序而動搖！ 最後，請所有臺灣人放下仇恨！ 放下偏見！放下所有的分別， 管中閔老師2007年2月 「世界遺忘台灣！台灣遺忘世界！」一文， 讓我們深切的自省， 我們要帶領臺灣走去哪個方向？ 「世界遺忘台灣與台灣遺忘世界， 兩者其實相互關聯。 當世界忽視台灣， 我們對這個世界就越來越覺得陌生， 於是選擇逃避。 中國大陸的打壓， 固然是造成世界遺忘台灣的主因， 但我們是否坦然面對過問題的徵結， 然後尋求解決的方式？ 若我們自己都不曾 窮盡一切努力去扭轉趨勢， 世界自然會繼續遺忘台灣， 台灣也將“日蹙國百里”， 最終退縮到無人聞問的角落。 我們耽于內鬥久矣， 因此看不見世界各地政經勢力的消長 與它們之間的合縱連橫， 也看不清自己地位的變化。 世界或許忽視了台灣， 然而台灣不能沒有世界。 所以我們不能再自甘鎖國， 而必須更務實的面對海峽兩岸的關係， 與亞洲各國的關係， 乃至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 在追求台灣總利益最大的目標之下， 唯有放下虛妄的意識型態包袱， 知所取舍， 台灣才可能有更寬廣的未來。 讓台灣能夠重新迎向世界， 讓世界不致遺忘台灣。」 (旺報)

分享了台大張文亮教授的貼文。 臺灣到底有沒有前途?有沒有希望? 那是必修課，開學的第一堂， 我剛介紹課程概要，就有個學生舉手問： 「老師，你認為台灣有沒有前途？」 「這門課不談政治，只教環境保護。」我冷冷說道。 那個學生也冷冷反問：「如果台灣沒前途，保護台灣環境有什麼屁用？」 我走了幾步，心裡才平靜。 愈想所問，愈覺有意思，乾脆大聲宣佈道： 「好問題。各位同學，現在讓我告訴你們，台灣有沒有前途？」 忽然間，所有同學們坐直，全看著我， 連坐在邊排，有個打瞌睡的，都抬頭。 我朗聲道：「台灣的未來，是大有希望。而且往前一看，前途是一片明亮。」 全班嘩然，紛紛說道：「為什麼？為什麼？…」 我揮手叫他們安靜下來，冷靜地環視每一位同學， 才緩緩地說出答案：「因為有我在！」 忽然全班拍手、頓足、鼓掌、大笑… 聲音大到能將教室的屋頂給翻了。 我等一切歸平靜，才問道：「有疑問嗎？」 那學生問道：「老師，為什麼有你在，台灣未來就有前途、有希望呢？」 我說道：「注意聽，以下的內容，是你們在所有的報章、雜誌都沒有看過；所有call in的節目都沒聽過的。台灣像是一幢房子，你們看到房子大門有點斜，窗戶破幾片，屋簷殘幾角，屋瓦也缺一些。你們不要慌，不必擔心房子的安危。房子裡面還有幾根柱子，站得非常穩。只要柱子不會倒，房子還不致會倒。 至於我，我就是裡面的一根柱子啦！」 講了之後，全班一片安靜。同學與我對視一陣， 有個同學用微顫聲問道： 「老師，你怎麼知道，你是一根柱子？」 我說道：「因為，我在專業，與愛你們的事上，深深的委身。二十年來，都站得很穩。對你們而言，我是路邊的一盞燈。你們是路過的人，剛好經過我身邊，我就為你們照亮前面的一點路；你們累的時候，還可以靠著燈柱休息，而後往前走。不過，若有一天，你們聽說，那根燈柱漸老舊，在傾倒。你們要記得，千萬不用回頭來扶持。」 「為什麼呢？」許多同學一起問道。「因為你們已經成為新的燈柱，照亮你們週圍的人。當我站在這裡，似乎已經遠遠地看到，未來的台灣有更多柱子豎起來，台灣的前途將會一片明亮。」我望向窗外說道。 「謝謝你，老師。」第一個舉手的學生回答道。 問問題時，那個學生坐在最後排，第二堂時，他已坐到前排。(本文，原登在臺大校刊上)

薛子隨筆》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論文抄襲 作者/薛中鼎 2022-07-12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那年，我結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在朋友引介之下，在台灣某大學，任專職副教授。 我一直在企業界工作，不算是“正統學界”的人士，我也沒有所謂的 SSCI 期刊論文著作。我在企業界工作多年經驗，讓我認識到，管理學界的論文，與企業實務，根本是兩回事。 總之，我任職的學校，是所謂的“後段班”大學，與“跑抄公”林智堅獲得碩士學位的“中華大學”，是同一個級別。 我那幾年任教經驗，讓我充分認識到，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在玩些什麽“鬼把戲”。 1.大學教育的演化 早年台灣的大學教育，各個學校的“分工特色”是很清晰的。 當時的台大，是綜合大學；中興大學是農業大學；成大是工科大學；政大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幹部學校”的延續，是培養政治幹部的大學；師範大學，是爲了替台灣培養師資。 所謂的專科，是爲了培育“專職人才”。當時的臺北工專（現爲臺北科技大學），為台灣的製造業，培育了很多人才；而銘傳商專（現爲銘傳大學），爲台灣企業提供了，稱職的秘書行政助理人才。 這些專科大學的畢業生，都能學得一技在身，無需擔心就業問題。 兩蔣政府，規劃台灣未來發展，大陸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在台灣復校。當時的清華大學，具有國防任務，甚至要研發與核子彈有關的科技；交通大學，則以民生實業為目標，尤其致力於電子半導體科技。 清華與交大在新竹復校，配合當時的十大建設，南北高速公路、桃園機場、新竹科學園區、乃至於新竹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龍潭的中科院等。這些建設，都有清晰的連結性、總體性、與前瞻性。 當年的高等教育，既有個體分工，也有總體效益考慮，爲台灣的經濟與國防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蔣之後，李登輝主政，李遠哲掛帥，實行教改。教改的一個主要精神，就是强調人民有《受教權》。 實行教改之後，台灣廣設大學。據我所知，目前一共有 167家大學，可以授予大學學士學位。在台灣任何的地點，以十公里為半徑圈地，就一定可以圈到某家大學。台灣的大學密度，居世界第一。 大學太多了，各個大學的辦學特色與目標，只能以“渾沌不清”四個字來形容了。 更準確的説，台灣大多數的大學，其實都是“學生在混學位，老師在混薪水”。 2. 我的一些經驗 台灣教改，强調人民有《受教權》。主張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接受大學教育。 爲了幫助學生能讀大學，政府也訂定了“助學貸款”的辦法。學生只要拿到了學校的在學證明，就可以到台灣銀行，申請助學貸款。 因爲大學太多，學生進大學，變得極爲輕鬆。有人説，“七分進大學”，或是“大學錄取率，超過百分之一百”，都不是笑話。 我在任教授時，只要有個身份證，就可以進大學了。學生拿著身份證與學校給的在學證明，可以去辦助學貸款。隨隨便便混個四年，就拿到大學學位了。 一年貸款十萬元，四年畢業，共欠台灣銀行四十萬元。四十萬元貸款，換了張沒什麽價值的畢業證書。很多學生，到了三十幾歲，銀行助學貸款都還不清。最後也只有靠政府出面協商，“注銷銀行壞賬”，結案了事。 我在此說幾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2.1校長的教誨 某次學校期末考剛過，老師還沒有送出成績，學校召開了全校校務會議。全校老師都要參加，校務組會來點名。 校長苦口婆心的跟全體老師們説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 校長説： “各位老師，如果因爲你們出題不當，造成學生被當，你們一定要再給學生一次機會。” 校長是個好人，他有他的難處，我對他沒有任何不滿。我很清楚，如果老師把學生當了，對學生不好、對老師不好、對校長不好、對學校也不好。 造成學生被當，其實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因爲不管我出什麽題目，結果不會不同，很多學生一樣答的很差。 所以不是“出題不當”的問題，而是“給分不當”的問題。 解決之道，就是不管學生如何答題，一概給高分就好。 我注意到，系上有位老師，給學生打的學期成績，大多是給了“一百分”的滿分。 學生“評鑑”老師，也同樣會給他高分。系裏給這位老師的“考績”，也挺好。 我想後來很多老師，都會走上這條路。 2.2 學生很忙的 我剛到學校任教，教的是“國際企業系”二技專職班的同學，也就是三年制專科畢業的，到大學再讀兩年，就可以得到大學的學位。 這班同學，大多已在就業。他們再回大學的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學歷。他們的心態，與“跑抄公”林智堅，應該差不多。 我當時教的是畢業班。我想象，既然是“國際企業系”的畢業班，總該讀讀英文吧。於是我挑了一篇英文文章 “McDonald’s in Moscow”（探討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店面臨的問題與應對），請學生閲讀，並且寫個報告。這篇文章不長，只有一頁。 過了兩天，教學組長打電話給我，要找我談話。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告訴我，有學生打電話給教學組，說“他們很忙，老師給他們的課業壓力太大”，希望教學組長能幫忙反應。 既然學生强烈反應了，我也無話可説，撤回了我給的作業。 後來學校成立了“企管碩士班”，我再試了一次，拿出一篇英文文章，請他們讀讀看。我發現，英文文章的第一段句子，帶有複合子句的英文句型；外加兩三個生字，學生就無法消化了。 從此，我不再請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閲讀英文文章。要求他們讀英文，太强人所難。 2.3學生的想法 我也會跟學生談談他們的想法。有次我問學生： “你們沒興趣上課，爲什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時間，來讀大學？這張文憑，我看對你們，也不上幫什麽忙。” “老師，我知道這個文憑沒什麽價值，可是大家都有，我沒有更糟。現在連在機場推車的，都需要大學文憑。”學生說。 另一次在麥當勞，我跟學生聊天，問學生對學校的看法。學生的回答很直接。 “我到學校，就像是到麥當勞點套餐。我付錢，學校提供套餐。” “老師就像在櫃檯賣套餐的服務生？”我指著櫃檯問他。 “我是這樣想的。”學生説，似乎爲自己的直言，還略感靦腆。 我笑了笑，沒有再説什麽，明白了他們的想法。 還有一次，我看學生一上英文課，就趴在桌上睡覺，我就問他： “你爲什麽不努力一下，也許可以學到點東西？” “我從國中開始，就決定對英文完全放棄，再也不想學了。” “爲什麽要放棄？” “沒興趣，學也學不會。”學生理直氣壯的說。 2.4. 我的感想 我在學校任教，明白了一些事。我任職的學校， 最早的名稱是“某某工專”；後來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學院”；後來又升等了，叫做“某某科技大學”。 早年報考的學生多，學校少，學生的相對程度還好。學校在不斷升等的同時，學生的水準，也在急速下墜。 到了後來，學生的程度，只能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一篇完整的文章，都寫不出來。英文大概只限於念念26個英文字母，其他的無法要求。 台灣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名稱越來越“好聽”，内涵越來越“糟粕”。外在的制服，穿的是越來越“漂亮”；内在的體質，卻是越來越羸弱。 系上經常開“系務會議”。“系務會議”永遠只有兩個重點。一是如何應對教育部的“大學評鑑”;一是如何得以順利“招生”。 教育部的“大學評鑑”極爲重要，評鑑甲等，學校可以獲得升等，學系可以擴大招生名額等。評鑑不好，可能會被迫“減招”，乃至於被迫“裁系”。 我任教數年，“系務會議”從來不曾討論過，如何真正做好教育工作。 爲了應付評鑑，系上經常造假，胡説八道。譬如畢業同學的就業率，平均薪資等，都是在隨意編寫，反正沒有人會去查核，也無法查核。 再舉例説，教育部鼓勵學校召開“國際會議”，並且可以申請經費補助。學校就請旅行社找了菲律賓的朋友，談談菲律賓的旅游景點，將有關文章匯編成冊，就算是“很成功”的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可以向教育部請領經費了。 幾年下來，我對台灣的高等教育界，已是毫無敬意。最後，我決定不再跟著學校瞎耗，選擇辭職不幹。 我的大學任教經驗，已是十多年前了。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比以前更爲嚴重。我相信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與我那個時候相比，今天只會更壞，不會更好。 我離開教職時，寫了兩句話明志： “願以牛勁開新頁，不把鷄肋度餘生” 3.談《跑抄公》林智堅事件 關於近日喧喧嚷嚷的《跑抄公》林智堅事件，我依據我自身的高教職業經驗，邏輯推理，加上多方面的觀察、了解與認知，我可以確定，事情發展，是符合一個簡單而準確的規律的。 這個規律如下： “台灣的這類問題，只要是往壞的地方去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對《跑抄公》事件的解讀是這樣的： 1)林智堅的碩士論文，其實不是“抄襲”，而是找他的助理“複製”加“剪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花時間，好好閲讀他的論文。論文口試，就像是在茶館泡茶聊天。所有的口試委員，都不是“外人”。林智堅相信，他這樣拿學位，風險很低。不會有人真正追查他的論文内容。就算有人追查，他可以運用他的政治關係，擺平問題。 2)所謂的中華大學與台大國發所，其實都是在“量販”學位。指導教授，也無非就是拿學校的學位，來做“交易”。其中規律是，我護航你拿學位，你要懂得“尊師重道”，要懂得適時做出回報。 主子照顧後輩，後輩要效忠主子，這是個很容易理解的雙邊關係。 3)整個系所，多少有點幫會的味道。只要是這個系所畢業的，就應該相互提携，親愛精誠，互助共榮。 4)系所的首腦，要負責打點好與政府高層的關係。譬如中華大學的首腦，是民進黨發言人，打點政府高層，得心應手。台大國法所的首腦，是塔綠班政府國安局長，負責全國國安。 首腦可以通天，學生自然恭順撫貼。一個人指導幾百個碩博士，隨意剪貼複製，就有如在高速公路順次開車，各個依時到站，通暢得很。而且前車與後車之間，如生產流水線，講究效益，一個接一個，不留空檔。 5)中國字“黨”者，“尚黑也”。換句話説，所謂的“黨”，就有“黑道”的含意。這次“跑抄公”被抓到了紕漏，黨主席、行政院長、國安局長，所謂的“一國三公”，通通跳出來，不問是非，就是要幫“跑抄公”護航，充分展現了這個黨的 “黑道本性”。塔綠班的精誠團結，令人佩服。 6)這個具有濃厚“黑道本性”的民進黨的護航策略，很清楚。可以分四項説明： 第一，移轉問題焦點，把“抄襲是非問題”，移轉為“政黨口水問題”。 第二，塔綠班的一國三公，總統、院長、國安局長、傾巢而出，以官大權威大的聲勢，集體為“跑超公”造勢護航，是採取了以“權”與“勢”，來壓制對手的策略。 第三，大力報導新的新聞，譬如安倍被刺的新聞，來稀釋掩蓋“跑抄公”林智堅欺世盜名，矇混學位的新聞。多來幾次，就沒事了。 第四，選舉在年底，民衆一般善忘，只要能撐過一陣，也就沒事了。譬如説萊豬進口案，當時塔綠班信誓旦旦，一定會追蹤萊豬的銷售通路走向。風潮過了，塔綠班也就安了。現在已如塔綠班所願，每個人都在悶聲不響的啃吃，來自於各個管道的萊豬，再也不聞異聲。 4.結論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 “很多問題，只要憑藉常識與邏輯，就能知道正確的答案”。 台灣的情況更有趣，我發現的規律是： “台灣的事情，只要是往壞的地方想，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大家不妨注意檢驗一下，我的規律，是否正確。

分享好文～ 《當自由變成自私》 作者：洪蘭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一位朋友正值盛年，拿過師鐸獎，又無病痛，突然申請退休，令我們好生驚訝。我們這群做科學的朋友，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有職業上的毛病，會追根究柢，在我們的盤問下，她說出了申請書上冠冕堂皇理由下面的真正原因。 她的學校是所私立高中，跟國外姐妹校的關係很好，時常互訪。在三月學運發生前，她帶了十個學生去國外訪問。這些學生家境都很好，都有出國的經驗，所以在轉機時，她並不擔心，只囑咐她們登機前一定要準時回來，學生便快樂的去買免稅商品了。等到登機時，有三個學生沒到，她開始著急，又不敢派學生出去找，怕找了這個、丟了那個。她像無頭蒼蠅似的到處奔跑尋找，機場的廣播又一直催：某某航空公司的旅客XX、XX、XX…，她急得心臟病都要發作了。 最後櫃台人員告訴她，不等了，她們要清艙，把未登機者的行李拿下，怕有炸彈，要她負延誤起飛的責任和損失，當她含淚點頭時，那三個學生拎著大包小包，慢條斯理的走過來了。她趕上前去，氣急敗壞的問她們：「你們到哪裡去了，為什麼不準時回來？」一個學生說：「老師你急什麼，我們不回來，他們不敢起飛，因為我們的行李都在飛機上，他們絕對不敢不等我們的。」她一聽，當場氣昏，我們怎麼教出這麼自私的學生來？全飛機二百五十六人等你們三人，別人的時間都不是時間嗎？ 她正在說時，另個學生拍拍她肩膀說：「老師，不要激動，你多出國幾次，就不會這麼緊張了。」學生居然把她的焦急當作沒見過世面，這樣羞辱她。她當下決定退休，不再為這樣的學生貢獻她的青春。回台後又看到學生霸占立法院、攻進行政院，她說最後一根稻草是某國立大學法律系教出來的市議員罵大學校長妓女。她認為事已不可為，便遞出辭呈了。 我們聽了都默然，事實上，老師的地位在台灣已經低微很久了，我小時候那種村裡有任何喜事，老師坐首席的尊師重道精神已經看不見了。二十年前，我就曾被一位作弊學生的家長質問：你一個月賺多少？我一天的收入比你一個月的薪水還多，你憑什麼記他過？我很驚訝，錢多不代表可以犯法，聲音大也不代表理就正，但現在這個歪理已形成風氣，大家見怪不怪，學生也就有樣學樣了。 台灣的教育真是出了問題，孩子有知識、沒有常識，口口聲聲爭自由，自己的行為卻很自私，家長想要信任孩子，卻演變成放任，學校想要給孩子自信，卻演變成自大。幾年前，曾有個國立大學去美國念MBA的學生，要從波士頓轉機到紐約回台灣，因未趕上飛機，便謊稱行李有炸彈，她以為這樣飛機就會飛回來，她就可以登機。 結果她被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抓起來，罰了五千美元還吃上官司。她說她只是開玩笑，但是一個念到碩士的學生卻連開玩笑的時機和輕重都分不出來，她如何出社會承擔家庭、社會和國家給予她的重任？更糟的是，他們念了十幾年的書，卻未學到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每天安於一點點的小確幸，沒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負。 朋友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但一葉知秋。最近某雜誌有一篇「放狗出來，台灣年輕人也會跳牆」的文章，這位教授認為台灣學生是有潛力的，但須逼他們振作。看來現在或許是到了該放狗出來的時候了。 洪蘭教授的文章太好了，她點出了我們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在「自制」和「自由」的拿捏出了很大的問題。 大約在20年前，一句「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至今真是不知道害死了多少青年學子！ 2020、06、28 https://youtu.be/WkBBP3J98X0 https://youtu.be/HIb8_R3GzPI

早安好友：週三愉快！ 分享好文～ 《當自由變成自私》 作者：洪蘭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一位朋友正值盛年，拿過師鐸獎，又無病痛，突然申請退休，令我們好生驚訝。我們這群做科學的朋友，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有職業上的毛病，會追根究柢，在我們的盤問下，她說出了申請書上冠冕堂皇理由下面的真正原因。 她的學校是所私立高中，跟國外姐妹校的關係很好，時常互訪。在三月學運發生前，她帶了十個學生去國外訪問。這些學生家境都很好，都有出國的經驗，所以在轉機時，她並不擔心，只囑咐她們登機前一定要準時回來，學生便快樂的去買免稅商品了。等到登機時，有三個學生沒到，她開始著急，又不敢派學生出去找，怕找了這個、丟了那個。她像無頭蒼蠅似的到處奔跑尋找，機場的廣播又一直催：某某航空公司的旅客XX、XX、XX…，她急得心臟病都要發作了。 最後櫃台人員告訴她，不等了，她們要清艙，把未登機者的行李拿下，怕有炸彈，要她負延誤起飛的責任和損失，當她含淚點頭時，那三個學生拎著大包小包，慢條斯理的走過來了。她趕上前去，氣急敗壞的問她們：「你們到哪裡去了，為什麼不準時回來？」一個學生說：「老師你急什麼，我們不回來，他們不敢起飛，因為我們的行李都在飛機上，他們絕對不敢不等我們的。」她一聽，當場氣昏，我們怎麼教出這麼自私的學生來？全飛機二百五十六人等你們三人，別人的時間都不是時間嗎？ 她正在說時，另個學生拍拍她肩膀說：「老師，不要激動，你多出國幾次，就不會這麼緊張了。」學生居然把她的焦急當作沒見過世面，這樣羞辱她。她當下決定退休，不再為這樣的學生貢獻她的青春。回台後又看到學生霸占立法院、攻進行政院，她說最後一根稻草是某國立大學法律系教出來的市議員罵大學校長妓女。她認為事已不可為，便遞出辭呈了。 我們聽了都默然，事實上，老師的地位在台灣已經低微很久了，我小時候那種村裡有任何喜事，老師坐首席的尊師重道精神已經看不見了。二十年前，我就曾被一位作弊學生的家長質問：你一個月賺多少？我一天的收入比你一個月的薪水還多，你憑什麼記他過？我很驚訝，錢多不代表可以犯法，聲音大也不代表理就正，但現在這個歪理已形成風氣，大家見怪不怪，學生也就有樣學樣了。 台灣的教育真是出了問題，孩子有知識、沒有常識，口口聲聲爭自由，自己的行為卻很自私，家長想要信任孩子，卻演變成放任，學校想要給孩子自信，卻演變成自大。幾年前，曾有個國立大學去美國念MBA的學生，要從波士頓轉機到紐約回台灣，因未趕上飛機，便謊稱行李有炸彈，她以為這樣飛機就會飛回來，她就可以登機。 結果她被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抓起來，罰了五千美元還吃上官司。她說她只是開玩笑，但是一個念到碩士的學生卻連開玩笑的時機和輕重都分不出來，她如何出社會承擔家庭、社會和國家給予她的重任？更糟的是，他們念了十幾年的書，卻未學到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每天安於一點點的小確幸，沒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負。 朋友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但一葉知秋。最近某雜誌有一篇「放狗出來，台灣年輕人也會跳牆」的文章，這位教授認為台灣學生是有潛力的，但須逼他們振作。看來現在或許是到了該放狗出來的時候了。 洪蘭教授的文章太好了，她點出了我們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在「自制」和「自由」的拿捏出了很大的問題。 大約在20年前，一句「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至今真是不知道害死了多少青年學子！ 2019、06、12 ^_^西班牙女郎^_^ 輕快的舞曲、帶您渡過歡樂愉快的一天！ 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 https://youtu.be/Zjc4tpXTzU4

【英國已將佛法列入學校課程】 ■緣起 1994年，英國各州郡教育部門議決公佈，指示轄區內中小學校，選擇佛教為第二宗教必修科（基督教是當然的第一必修科）。在以基督教為國教的英國，佛教能得到承認，並由政府立法，列為全英國中小學校之正修課，不但是在英國，就是在全世界（除東方的泰國與斯里蘭卡以外）尤其是西方國家，也是史無前例的創舉。中國是世界上擁有佛教徒最多的國家，佛教在中國傳承二千餘年，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結合最近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總部發表的演講中，更是提到佛教文化是中華文明復興的中流砥柱，都已充分說明了不論是全球文化交融的時代背景下，還是中國自身的文明進程，佛教文化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和推崇，承擔著重大而深遠的責任。面對來自英國中小學學習佛教文化的最新報導，除了令網友感歎中華文化的精髓反而至今未列入我國國民教育，相信亦為我們重新審視佛教、關注我國佛教未來發展的人們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有益參考。 ■打坐調息 英國公立中小學將教導學生打坐、調息，以幫助學生面對壓力。英國一所私立學校的校長非常推崇靜坐。他們學校每天都會有一段“靜坐時間”。據瞭解，實施以來，學生的焦慮減少了，注意力卻增加了。 英國教育部主管中、小學的次長羅斯也認為，靜坐可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學習動力。所以，將在公立中、小學全面推廣。靜坐原來是佛教的一種修持，一九七零年代美國研究人員開始用靜坐消除壓力，效果不錯。 ■列入教程 英國政府現在已經將佛法列人中小學學校課程，他們何以會有這種智慧與認識？追究其原因，可能是受到世界著名的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博士的影響。他於七十年代在歐洲一個國際會議上，宣稱能夠解決二十一世紀人類問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這是一個世界權威學者說出來的話。而且上一屬的教皇下命令，鼓勵天主教神父訪問佛教，並與佛教對話。這都是受了湯恩比博士的影響。 而且英國政府也認識到，當今世界的兩大危機：生態危機與社會危機，日益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要化解劫難，只有從青少年抓起，通過宗教教育，改善人的道德素質。佛教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慈悲的教育，愛的教育，教導大家捨棄自私自利，放下財色名位、貪嗔癡慢，無條件的犧牲奉獻，幫助社會，幫助一切苦難人民。哪一個人明白了，真正肯依教奉行，這個人就脫離了煩惱痛苦，也真正能夠造福社會、造福人群，這就是佛陀的教誨。 英國官方對推行宗教教育不遺餘力，曾辦過為時二周的佛教文物展覽，由國家出錢，讓英國學童及民眾參觀，這個展覽非常殊勝。 英國中學教育在宗教比較上，主要是討論不同宗教對相同問題的看法。例如基督教和佛教對婚姻觀的比較；孝順父母方面，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等各宗教的說法有什麼不同等等。老師在學校也會帶領這樣的討論，以教育的方式來進行文化交流與人倫教育。英國教育政策高明的地方，在於無論學生信什麼教，除自己的宗教外，一定要學習其它宗教，五大宗教任選兩種。 ■沙漠中的綠洲 國會立法，佛教成為英國各中小學校正修課，史無前例！ 有史以來，英國的教育政策，針對宗教教育方面作了空前之改革。傳統唯一基督教之教育法令已由“修改教育法令1988年法令第九條之第三款代替，改為中小學宗教教育”這不僅反映了大英王國以基督教為主的傳統，且顧及與實行了其他各大宗教教育。自此教育法令立法後，因無增上緣之助，而此法令亦默默無聞。 直到1994年7月5日，英國的教育部長、大英王國大主教與全英國科教書決策委員會主席三人，招集了全英國各大宗教代表會議，正式推廣與促進此新教育法令之實施，宣佈政府主辦之公費學校的所有學生由五歲至十六歲，在中學(GESC)會考之前，必須研讀五種宗教科目，即基督為必修科外，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猶太教、錫克教等，由各地方教育部與學校磋商，選讀其中之四科。 據知中學會考之宗教考試，最少要考其中二科，即基督教必考科與另外任何一宗教科，所以各私立學校亦不能例外。 1994年，全英國教科書決策委員會公佈了二種模範教科書與課目選擇之指南，以資促進與協助輔導各學校對此新教育法令之實行。 全國一百零八個大小州郡以此為依據，分別制訂出各自的宗教教學大綱，譬如肯特郡(Kent Country)為全英國最大之州郡，亦擁有最多學校（共有六百三十所中小學校)。此郡之教育部(地方教育部)已議決公佈，並指示其所管轄之所有學校，選擇佛教為第二宗教必修科(基督教是當然的必修科)。 據主管肯特郡宗教教育的韓利普先生(Mr. Hannibal)所言，佛教以緣起法、四聖諦為基石，符合當今科學，易為西方人所接受；宣導五戒、十善、四攝、六度；又主張和平、非暴力，對提升社會道德、維護社會安定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肯特郡教育部宗教組的官員，尤其是他本人都非常樂意，並積極促成佛教在每一所學校成為正修科。 在以基督教為國教的英國，佛教能得到承認，並由政府立法，列為全英國中小學校之正修課，不但是在英國，就是在全世界(除東方的泰國與斯里蘭卡以外)尤其是西方國家，實為史無前例的創舉。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英國將成為西方佛教沙漠中的一片綠洲，而這對整個西方社會又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耿耿》 https://youtube.com/watch?v=nnyRV_bIeH8&lc=Ugyj9g30JqiSws7CDxN4AaABAg&si=dabEmjekF006oYxq 【關於這首歌】 靈感來自楊渡老師的節目。聽完那兩期講孫運璿與李國鼎的故事，我久久不能平靜。 我們現在都在談台積電、談晶片、談股價，甚至把這座「護國神山」當成地緣政治獻媚的籌碼。 但很少人知道，這座山的地基，是用什麼樣的「血肉」填起來的。 這首歌裡有三個真實的歷史典故，希望大家聽歌的時候，能讀懂這裡面的痛： 1. 一口冷麻油（李國鼎的胃） 李國鼎（KT Li）曾是劍橋大學著名的凱文迪許實驗室的高材生，師從「核子物理之父」拉塞福。1937年抗戰爆發，他毅然放棄諾貝爾獎等級的學術前途，回國共赴國難。 在流亡大後方的歲月裡，生活極度貧困，肚子裡長期沒有油水，腸胃乾澀到無法運作。為了活下去，他省吃儉用買到一點麻油，不是拿來炒菜，而是直接仰頭喝下去潤腸胃。 就是這個喝著冷麻油、在廢墟裡修車的留學生，後來一手建立了台灣的科技產業。 2. 十三次流亡（搬家搬出來的護身符）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裡，李國鼎與新婚妻子宋競雄為了躲避戰火，同時堅持在後方進行科學與工業建設，兩人曾創下**「一年搬家4次，抗戰期間總共搬家13次」**的紀錄。 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逃難，家當越來越少，但他們保護國家的決心卻越來越重。這「十三次流亡」沒有把他們打垮，反而煉出了一種打不死的韌性。這份韌性跟著他們渡海來到台灣，最終變成了保護我們至今的半導體產業。 3. 豆漿店的早餐會（孫運璿的局） 1974年2月7日，台北南陽街的「小欣欣豆漿店」。 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召集了潘文淵等七位關鍵人物。在那個台灣外交最孤立、風雨飄搖的年代，這七個老男人擠在一張油膩的小圓桌旁，吃著燒餅油條，在一片熱豆漿的蒸氣中，拍板決定了台灣未來五十年的命運——發展積體電路（IC）。 沒有豪華的國宴，沒有媒體的作秀，只有一群「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孤臣孽子，為這個國家賭上了一切。 為什麼歌名叫《耿耿》？ 白居易詩云：「耿耿星河欲曙天」。 那是長夜將盡、天快亮時，依然孤獨閃爍的星光；也是成語「忠心耿耿」的那個耿。 他們燃燒自己像星河一樣，換來了台灣經濟的黎明（曙天）。但天亮之後，太陽出來了，星星的光芒反而看不見了，被遺忘了。 謹以此歌，獻給孫運璿、李國鼎，以及那個回不去的、有骨氣的年代。 這家國還安好嗎？

絶食4天價值3,000億， 國運衰敗的第一根稻草。 當我們遇到跳電或者停電很熱時，心情煩躁因為生意不好，甚至倒閉，生計無以為繼，生活難過了⋯ 何妨請來了解下列文章⋯ 作者是王伯輝廠長，清大核工碩士畢業，他全家都是深綠支持者，但請看他這篇文章，值得大家深思！ 最近打開電視，最常聽到的討論議題都是「論文抄襲否？」。 事實上，學位或那個學校畢業並不重要，重點是這個人是否有「誠信」？ 1990年代，已逝的朱高正先生挾著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光環，從德國哲學家康德「國家是一群惡魔的組合」的思考脈絡中，道出了「政治是高明的騙術」這個經典名言。 多少年來，臺灣選民不相信政治人物，台灣政治人物有了參與政治是高明騙術的藉口，忘了做為一個人最基本的「誠信」；也忘了政治是服眾人之務的理想目標。 2014年4月22日，民進黨的神主牌林義雄先生 絶食四天，翻轉了台灣的能源規劃。封存了核四，好不容易訓練的核四團隊也因此而四散。 林義雄絶食4天，換取了台灣花費了3,000億，多少台灣年輕工程師離鄉背井，犠牲他們黃金歲月努力的成果，克服種種困難興建幾近完成的第四核能發電廠。 政治凌駕專業，莫此為甚！ 悲哀啊！台灣。 2018年10月，縣市長選舉期間，政治人物也在一夕之間翻轉了深澳電廠的興建案。 林義雄、人民作主、反核、反核四、反核電。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改變核四的命運，也是讓台灣國運衰敗的第一根稻草。 一個社會、政府及政治人物，為了選舉可以超越專業。 最近，幾次大停電，2017年的815，2021年的513及517，2022年的303，都和能源規劃亂套有關係。 如今，歐洲議會已經將穩定便宜核能發電定調為「綠色能源」。 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核四團隊已經四散，若需要，如何重新建立才是關鍵。事實上，我們已喪失了國際競爭力。 為了政治，創造一些非專業的術語「用愛發電」及「會做事比較重要」而避開了「誠信」及「專業」問題。 所以說：這個國家社會，假如政治可以超越專業，拋棄誠信，那我就真不知道，我該相信誰了？ 是否我們該重拾初衷，培養社會上「誠信」才是人和人的相處的基本，也是政治人物參選公職的必要條件。 誠信，是可以培養的、是可以敎育的。 以個人成長過程為例： 我民國58年，在清華大學讀大二，當時我們有一位「工程力學」的老師是義大利神父叫梅德純，他用英文及不太流利的北京話上課。 當時，我們這一批清華大學核工系的學生，從小到大習慣於台灣老師上課的方式，老師賣力的講，學生在台下丶拚命做筆記，老師考試大概不會超出筆記的範圍。 梅老師是歐洲來台灣傳教的神父，為人正直、風趣。用歐洲啓發式的教學，課本只是參考用。考試時，更從未出過「考古題」，甚至都是伸論題。 因為，他是神職人員，所以非常重視誠實，考試時，都會找一個全系可容納二百多人的大講堂，每一個人的座位都是他指定，你的旁邊一定是空位，而且，那一個人坐那個位置也一定要記起來。 甚至，考卷上，他發現，你和附近的同學答案或想法、寫法有點類似，他會在考卷上寫上「 come to see me」。意思是說，這份考卷暫不給分，他要再口試。繳交作業時，他說，可以集體討論，但，必須把參與討論的同學名字一起寫上。這本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但，當年20出頭的小伙子，而且同學又集體住校，感情很好，有些人做完功課，大家好同學，就順便掛個名。 就這樣繳了上去，沒想到，梅老師，又來一招…...把簽名的人一起找來，在房間分別口試。這下，真的穿幫了，他直接把作業撕掉，再出幾個，每個人都不一樣的題目。也因為如此，我們養成了，不要依賴別人。考試一定要靠自己。誠誠實實的習慣。也因為如此，雖成績各有高低，但很紮實。這是一個比較嚴格的方式。 另兩個是同學自動自發的學習，考試根本不會去做弊，覺得我們若不誠實會對不起老師，他們是敎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的曾老師，及敎應用電子學的唐老師。 他們都是軍方轉任，在極端困難的情況做研究，取得學位的好老師。深知「專業」對學生的重要性。 曾老師，三學分，一定教六小時，甚至晚上也加課，他的研究室，永遠敞開大門，晚上也在研究室，隨時歡迎學生問問題。 唐老師，教應用電子學，也是三學分，上六堂課，再加上一個下午的實驗課。 這二位老師的考試，都在晚上，因為如此才不會衝堂。而且，考試也沒有時間限制，也不監考，老師就在他們的研究室做他們自己的事，答完卷，自己把考卷放在前面的講桌，吃宵夜去。 老師，這樣待我們，我們怎麼好意思做弊呢？ 兩個不同的情境，一個讓你「死了抄襲這條心」。一個讓你感動到覺得「作弊」對不起老師。這些教育給予我們這些學生很大的啓發，甚至我的同學回到清華當老師時，也是用同樣的態度。 2022年民進黨桃園市長提名人林智堅被揭發學歷作弊(論文抄襲)，全黨護航，葬送的不只是民進黨，而是台灣。 當今社會，我不敢妄加評斷，但是，勉勵自己做好「誠信」才是正道。然而，政治凌駕專業，在臺灣似乎已經視為正常。 網路上流傳：1970年代，台灣正經濟起飛，是時，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打電話、寫信或拍電報，希望各位優秀的留學生能回國進入公部門任職。 而且說上這句話⋯⋯ 如果你們不進入公部門任職，將來三流的人制定的政策，你們這些一流的人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如今~ 五十年前的話竟然應驗了。 1970年代，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孫先生、李先生及趙先生等前輩之言，我無從驗證。 但，有兩件親自體驗之事，必須要講： 民國55年，我在台北建國中學讀高二，當年高一不分組，高二分理組班及文組班，建國中學一個年級有25班，當時僅有兩班文組班，我們的導師苦口婆心的勸班上同學，儘量選擇文組(法律系/政治系/公行系)；他說，文組的同學將來都是做官、制定政策的，而理工科的辛苦學成後，也只不過是個埋頭苦幹的實踐者罷了。 當然，同學仍不為所動。 50年了，也驗證當年，我們同年不同班的馬英九同學，當上了總統，當時他有權制定更正確的政策，而非一昧討好政敵/討饒式的妥協。 民國57年我大一，有一次在導師/導生的聚餐中，突然來了一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王企祥先生，他是蛇毒結晶蛋白的國際性專家，他對我們這些大一生，劈頭第一句話就是「most scientists are stupid」他要我們，除了做學問之外，更應該要以專業實力參與公共政策。 四天絶食，是用惡意政治 (意識形態) 凌駕、顛覆掉全島電源電力的專業佈建。 他們試圖不負責任翻轉臺灣的能源政策。也間接導致目前全台缺電 (挖東牆補西牆) 的窘境。 現代化生活，不可一日無電，不可時不時缺電，更不可無預警斷電。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正一步步逐漸侵蝕著臺灣人心。 這幾年來，活生生的惡例罄竹難書，且歷歷在目，若再繼續這樣操弄下去，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真的是Bar B Q (完了)。 盼望~ 由這次的論文事件，讓台灣人仔細思考~ 難道我們還要再繼續沉淪下去嗎？

台大教授：最難的一課，我們卻沒教給學生 作者／郭瑞祥 「老師，您可以幫我寫推薦信嗎？ 這是我過去七個學期的成績單。」最近一位大四女同學來看我，希望我能為她撰寫申請研究所的推薦信。 看了她的成績，我嚇一跳，從大一到大四的過去七個學期，她每學期都是書卷獎得主！ 在臥虎藏龍、會念書的學生比比皆是的台大校園，這並不容易，可見她多麼用功！ 但我一開口，卻是潑了她一頭冷水，「同學，妳能不能不要繼續拿第一名？」「為什麼？ 追求好成績有什麼不對嗎？ 要申請國外的好學校念碩士、博士，難道不應該有好成績嗎？」面對她不解的神情，我請她在研究室坐下來，「讓我花一點時間，說個故事給妳聽好嗎？」 說實話，在台大教學十八年，我最擔心的學生，不是成績吊車尾的同學，反而恰恰相反，竟是每一科都拿第一名的傳統好學生，最讓我放心不下⋯⋯。 這個故事，就從多年前一個很認真、也常拿書卷獎的台大學生說起。 曾經，有一個高中念建中、大學讀台大，在別人眼中考起試來一帆風順的台灣年輕人，在長期努力不懈下，終於如願以償來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與博士。當時，在他心中，「成功」的人生像是一條有軌跡可尋的直線，從麻省理工以漂亮成績畢業，等於拿到「成功」的第一個入門磚。 他告訴自己：「我來美國可是來讀書不是來玩的，好好拚功課吧！」這個台灣學子，從小念理工科，愛運動，愛念書，但對於美國的流行文化、同學間多采多姿的社交生活，格格不入、甚至手足無措。於是他一心向學，果然，念碩士的兩年與博士第一年，每一個科目都拿下漂亮的A！ 在麻省理工，A就是最高的分數了，科科都拿A，真是不容易的好成績。 他內心不免小小驕傲，頗以自己為榮，也一直以為，自己的指導教授，一定也為他高興，畢竟置身於一群天才學生中，他的好成績堪稱「第一名」呢。 全A成績，終於碰到大鐵板了。有一門陌生卻又必修的重要課程，他上了幾個月後，內心有數，成績大概不會太理想，雖然及格絕對沒問題，但A恐怕拿不到了。這個「好學生」乾脆壯士斷腕，期末考前，毅然退選這門課，避免成績單出現B的「恐怖」危機。 很多美國同學不理解，老師更覺得奇怪，學分費交了，也認真上了幾個月，為什麼他要退選？只為了避免成績單不好看？這個理由對美國人來說，太不可思議了！來年，他再度挑戰這門必修課，一路穩紮穩打，加倍用心，但期末成績出爐後，他，竟拿到了第一個不是A的成績！之前的退選，無異於一場時間與金錢的徒勞無功。 沮喪的他，有點難為情的去見了美國指導教授，甚至，帶著歉意去的。然而，指導教授卻十分開心的恭喜他！恭喜他沒拿到A！教授語重心長的說：「我真是太替你開心了！ 你從今日起，再也不必為拿A、拿高分而念書，你總算可以放膽，去做更重要、更有價值的事情了！」 那，什麼才是更重要更有價值的事？ 教授笑著回答：「去犯錯與創新吧！藉著課本教你的基礎，然後去有計畫的犯錯、嘗試創新。這才是有價值的！」 台灣小子，如當頭棒喝般醒悟：什麼才是追求知識的本質？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斷尋求突破，繼續為下一代累積新知，以創新動能造福人類社會，才是知識的本質。好吃的蛋糕是本質；而好成績，只是裝飾的美麗奶油花朵罷了。 「怕輸」心態造成保守的選擇 我，就是那上面故事裡的主角、曾經認錯方向的台灣小子。 當我被MIT指導教授，點出求學觀念上的根本錯誤後，其實是非常受用的。在此之前，我把所有的精神力氣、大概有九成，都放在完成作業、求取高分，而只拿一分的餘力，用以做研究。 但後來，我大幅度更改比例，變成了兩成力氣做功課，八成心思做新研究。以前，一拿到作業，就認真埋頭苦寫，確保盡善盡美以得好成績，後來卻變成了要交作業的前一天，才開始熬夜趕報告。 這並不是說我偷懶，而是我發覺，做新的研究才是更大的挑戰，收穫更多，所以我選擇先做研究。 研究的過程，其實是一個無底洞，回報會比較慢，不像考試成績馬上就出來，但這才是真正的學習過程，而且雖然回報慢，收穫卻是紮紮實實、屬於自己的，不是考完試就一半還給老師的表面好成績。可以說：那個當下椎心刺骨的B，釋放我長久以來讀書是為了追求漂亮成績的功利迷思，轉向真正的學習本質。 觀念一改變，學習反而突飛猛進。大多數人要念六年方能結束的博士班，我四年就畢業了；因為我把時間與精神，花在對的地方、並做出了新的研究成果，最終得到了教授的肯定，畢業論文順利通過。 「怕輸」文化造成保守的心態 回到台灣教書後，這些年來，我對當時的心情又有一層新的體悟。當年我對科科A的追求，除了從小相信認真念書就是為了追求好成績的迷思，背後，更深的原因是「怕輸」。怕輸、怕沒面子的心理框架，一直到現在，仍然在很多個體、甚至很多企業發展上看到，形成一種保守的文化，妨礙創新的嘗試。 台大管理學院每年都送很多學生到國外著名大學做交換學生。最近一個同學從北歐的大學交換半年回來，與我分享心得。 她的班上有一半是當地學生，另一半是來自義大利、法國、德國、韓國、印度等全球各地的交換學生，有很多分組討論和報告要做。她發現，台灣去的學生，理論學得很紮實，程度一點也不輸外國學生，但自信心明顯比較不足，即使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與觀點，但不那麼能夠系統化組織與勇於提出思辯討論。相較之下，「歐洲的年輕學生可能理論基礎比不上我們，但他們不害怕，很敢說出口，討論激盪，發現真的有興趣的地方，再去深入鑽研，很有創意和想像力。」 她的心得我完全瞭解。因為怕輸怕被別人笑的心理，出現在許多層面上，例如阻礙學習新語言（不敢開口怕被笑）、討論課上沉默者占多數，發言的永遠那幾個，但下了課大家卻七嘴八舌意見多多。 我曾經反省，為何必須到了美國求學、從別人的文化反射出來，才看清自己的迷思？ 為什麼在台灣時，從來沒有發現過、從來沒有反省過？ 答案很簡單。在台灣現有的升學制度下，包含高中基測、大學學測，我們的遊戲規則就是，誰會考試，誰就是贏家！30年前，我念書時如此，現在亦然。 或許，大學前的遊戲規則，真是如此，但是，我們的人生，從考完大學起，就再也不是科科得A者保證勝利了。 唯有能認清環境變化，敢於跨出舒適區，追求本質的創新，才能永保成長動能。從此刻起，掙脫只求第一的魔咒，擺脫怕輸的包袱，大步往前走吧！ 最珍貴的一堂課，找尋自己的人生導師 我的前半生，在別人眼中，該也是標準的「金榜題名」、算得上是超級好學生。先後考取建中、台大，而之後的碩士、博士學位，則都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畢業後，在矽谷找到年薪數百萬的工程師職缺，然後娶回了美嬌娘、回台大擔任教授，也有了兩位小朋友。 我必須承認，有一段時間，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也深信只要自己夠努力，無論是「美國夢」、「台灣夢」，我都能美夢成真。 然而，從人生進入下半場開始，我陸續遭逢變故，終於明白了什麼叫做深深的無力感。 先是我自己在壯年之時，就得了癌症。跟死神第一次拔河，我雖僥倖得勝，卻也大傷元氣。而沒幾年後，我又遭逢中年喪妻！失去了最愛的人，心裡什麼也不剩，只有空空蕩蕩，整個人渾渾噩噩⋯⋯ 但卻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自怨自艾，因為我還得拉拔兩個正要經歷青春期的小男孩長大。 原來發生在我們意料之外的，才是真實的人生⋯⋯ 最難的一課，我們卻沒教給學生 看看自己走過的人生路，再想一想每一天，我在校園內觸目所見，年輕快樂、對未來滿懷想像與盼望的學生們。不禁感嘆：在我人生的求學過程中，大多時刻，學校只教如何考第一名、如何過關斬將在大小的考試中勝出？ 幾乎沒有人告訴我，考不上「好」學校、「好」科系之後該怎麼辦？ 如何勇敢站起來面對挑戰？ 聯考制度強調的是，不管喜不喜歡，先搶第一志願就對了！ 從來沒有人認認真真地鼓勵我們：尋找自己獨特的天賦能力，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再找出獨屬自己而非主流價值一致鍾愛的「第一志願」？ 我們從小經常聽到的童話故事是，王子好不容易排除萬難與公主結婚，然後呢？ 就沒了。從沒有告訴我們，王子公主可能吵架啊！ 人生的本質就是無常的變動。如果有一天，公主離開了，王子該如何？ 沒有人教過我們，我們也從來不會教學生，關於人生，種種的真實與艱難，種種的難堪與不堪。這些，反而是我在歷經人生後，最想要獻給學生的禮物。 人生總有悲歡離合，但我希望我的學生，都比我更有能力，去面對課堂以外的人生挑戰。 如何做？ 其實很簡單，提前把這些人生問題，丟給學生去想，讓他們從年輕時就開始思索、有心理準備；提前為他們灌注一些力量，而不是哪一天他們突然面對了，竟只有手足無措的份。人生不會永遠順遂、悲歡離合總無情，畢業之後的人生更不會有標準答案，我想教會學生的，是他們如何為自己找尋答案？ 甚至是，能不能在犯錯後，鼓起勇氣選擇補考，而不是沮喪放棄，勇敢做唯一的自己。 人生說穿了，就是由無數的大小考驗組合而成，懂得為自己找到「人生導師」，絕對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加分不少。 而什麼是人生導師？「他」，可能是一份信仰、一場演講、一部電影、一本好書，重點是裡頭的精神，能不能讓你在歷經悲歡離合時，多一點力量與勇氣，繼續朝能發揮自己最大價值的方向走下去？ 我不是完美無缺的老師，但真心祝福每一位學生，打開心胸、主動出擊，每天都能遇見自己的人生導師、每天都能茁壯成長。 關於作者／ 郭瑞祥 1961年出生於台北，曾在台灣大學取得土木系學士，隨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土木工程碩士、機械工程博士，畢業後進入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擔任研究發展中心資深製程工程師，並在職進修取得加州州立大學聖荷西分校企業管理碩士。1995年到台大任教迄今，現任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商研所特聘教授。 做為一名大學教授，郭瑞祥認為除了知識的傳遞，人生智慧與經驗的傳承更為重要。中年經歷罹癌、喪妻等人生重大轉折後，深刻體悟人生有許多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於是他以讀書會形式，在台大開設一門結合管理與人生的專題類課程，希望學生提早知道，管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讓自己生命更幸福的關鍵能力，在面對人生大大小小的「管理任務」時，都能以智慧與勇氣做出發揮個人最大價值的判斷與抉擇。 課程推出後意外大受歡迎，也堅定他與更多人分享、用心貼近學生需求的決心。他認真的教學表現曾多次獲得校內教學優良獎肯定，並獲頒台大教學傑出獎，每年僅１％教師能獲此殊榮，係台大給教師的最高榮譽之一，也被學校評選為第一屆優良導師。 出處／《商業周刊》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 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 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