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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回報1 則回應8 年前
當對岸發表惠台31政策時,首當其衝、最敏感的就是這群人了。教育部立刻定調,公私立大學專職教師到大陸任職,包括兼職,均屬違法!一下子把台灣老師推到兩岸政治交鋒的最前線。

根據《遠見》推估,目前至少已有1000位台灣教師在大陸,分成五種類型:

第一類,本土博士為終結流浪,只好去大陸;第二類,在職中壯年教授,為了更好的舞台,加上台灣退休金縮水,選擇去大陸;第三類,拿到海外一流名校的洋博士,因台灣高教三級三審制,聘雇過程冗長,早被大陸高校攔截,台灣搶不到人;第四類,已從台灣退休的教授,到對岸展開第二春;第五類,拿到大陸博士學歷或已在大陸任教,也回不了台灣,因為台灣不承認大陸的學術成果。

五大類型的台灣博士們,就這樣一批批去了大陸。對他們而言,回家真的很難了。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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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依據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而教育部在2009年公布的解釋函也規定:「現行與大陸地區公立學校交流政策,關於『研究、教學人員交流』部分僅限於一般交流常態之短期客座講學,請勿涉及聘任我方人員擔任教職

    不同意見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035069
    管中閔遭爆違法赴陸兼職
    8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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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貼: 當台灣朝野在討論雞毛蒜皮小事時,重要產業卻悄悄流失了... 郭董:今後想賺一塊錢都很辛苦! 澳門某賭王曾說;那一個人顧槍手殺我,槍手請殺回去,我用他兩倍價碼顧用你! 中國大陸半導體市場,就用此招領先全球。 2017年,臺灣從大陸賺了3.5兆台幣(7534億人民幣),將近一半是從半導體上賺的。比起這個「韓流」,招攬陸客在夜市買買幾百元一包的水果,那個小錢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這才是賺錢,但是,這種日子過不了太久了。 2019年年底,大陸的半導體產值將首次超過臺灣。 2018年,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退休,臺灣半導體領先全球的時代,可能也結束了。年產值超過2.28兆的半導體產業,是臺灣真正的金雞母。但是,這隻金雞母卻跑到別人家裡築巢了。 當然,這不是第一次了。 前幾年,三星的晶片制程一直被台積電壓著打。 直到重金挖來了台積電的二號人物梁孟松,三星才在14nm上翻了身。硬生生從台積電嘴裡,搶下了蘋果晶片的部分訂單。 而現在梁孟松,這個人又被中芯國際挖到大陸了去。梁孟松入職之後,僅用半年多就把中芯14nm制程試產良率,從3%提升到95%。 和梁孟松一樣為大陸所用的臺灣半導體人,大約還有3000名。這3000人,大概是整個臺灣最能賺錢頂尖的3000人了。 但是臺灣留不住他們了。因為大陸能給的,臺灣給不了高薪與平臺,政府跟企業、勞工永遠搞不定,這是吸引這群人到中國大陸的關鍵。 當年,三星挖梁孟松的時候,做足了誠意。除了薪水直接漲三倍之外,還出動行政專機,載他和其它台積電前員工定期往返臺灣和韓國,公私兼顧。 但是比起大陸的挖人手法,三星這個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三顧茅廬算是誠意滿滿了吧?但是大陸為了挖人,直接在『茅廬』住下了。 大陸廠商的代表,直接在新竹的高檔飯店住了半年,當作「挖角基地」。 他們先找獵人頭公司,開出條件,讓台灣人幫他們拼命挖人才。 條件是:『挖一個人,給跳槽者年收入的40%作為酬金』 也就是說,挖到一個資深工程師,獵頭公司就可以拿到百萬台幣的酬金。 如果挖到一個副總級的人才,那就等於撿到一台雙B車了。 一時之間,新竹工業園區的咖啡廳,各種高級人力仲介專員頻頻出沒。 他們的說法是:『去大陸吧』『3年就能就賺夠退休的錢。』『有小孩在念書是吧?』 『每年提供台商學校全額學費補貼。』『不忍心拋棄原來的同事?』 『那大家一起去吧』 在大陸的高薪攻勢下: 『南亞科一次流失了48名高級技術人才』 『華亞科兩年跑了約400人的高級工程師』 有的工廠受不了,派保全人員去轟走這些獵人頭的仲介,結果連保全都被挖了。 當然,這種挖牆角戰術是全面性的,不是只有這種單兵作戰…. 大陸是全力出手,把整個半導體產業鏈都挖走了…. 兩三年前,台積電在南京廠一動工,直接吸引台灣上下游約兩百家廠商跟著進駐,從IC設計、設備商到化學原料等等,應有盡有。估計所謂科技新秀走了上萬員。 上到荷蘭設備商ASML,下到靠台積電吃飯的臺灣半導體工程商:帆宣、亞翔、漢唐,全都形影不離的跟了過去。 從一個人,一座廠,擴散成一百家供應商,再擴散成一千個、一萬個人才。 在亞洲,只有具備了全產業鏈的中國大陸才具備這種吸引力。 大陸是直接三年複製了一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可是,2019年的第一個月已經過去了….臺灣從上到下,沒有人在討論…. 網路上,電視上,討論的是鋪天蓋地的雞毛蒜皮..... 未來,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之下,我們可能只剩下如何在夜市賣陸客高價水果的議題了…. 比起這個威脅,在機場阻擋中國大陸的豬肉入境,進賺個罰金,只能算是在傷口貼OK蹦... 只會從退休軍公教身上挖錢外,這個政府還懂什麼槌子? (轉傳之文章)
    3 人回報1 則回應7 年前
  • 楊志良:我們發現台灣似乎也可以沒有總統,日子反而過得更好。 楊志良/教授、前衛生署長 蔡總統說自己是改革者,做了前人不敢做的事。前人不敢做的事其實有三種,一種是興國利民,或者是禍國害民,也有可能二者兼具。 說到做前人不敢做的事,非提一下李師科不可。他是退伍老兵,開計程車為業,先於1980年元月殺警奪槍,過了2年,持槍闖入土地銀行古亭分行大喊「錢是國家的,命是你們自己的」,順利搶走531萬。在破案前,也是開計程車的王迎先,因為酷似搶匪,遭警方刑求逼供,跳入新店溪自殺身亡。李師科最後被他放置大部分贓款的朋友檢舉,判死刑後5天槍決。 此案暴露了底層老兵對貧富擴大社會的不滿,也因王迎先事件,立法院通過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7條,被告隨時可選任辯護人,俗稱「王迎先條款」,此後刑求情事大幅減少。他們二位的死,雖不能說重於泰山,至少可比千斤。李師科是惡人,王迎先無辜,卻都間接對社會做了善事。八百壯士倒不必做什麼前人不敢做的事,但到吳天禪寺(李師科廟)拜一下,倒是應該的。 回到真假改革的第一項指標,就是年改,蓋棺論定,是個大敗筆、大錯誤。先不論什麼信賴保護或《憲法》之爭,軍公教歷盡滄桑,再怎麼改,總是餓不死。以我為例,服務公教30年,二度任政務官,細節不談,砍前月退近8萬,砍完也有5萬餘元,對3、400萬月入不到3萬的年輕人,或平均薪資不到5萬的絕大多數上班族來說,再砍一點也應可接受,但為什麼對蔡總統的第一項改革說是大敗筆呢?這就要說一段千千萬萬軍公教的故事了。我在美留學,十分幸運,拿了4年的全額獎學金,最後一年,每月800美元生活費。拿到博士學位後,在美工作也有著落,但十分想家,聽了李雙澤低聲吟唱的《少年中國》「鄉愁是給不回家的人」,就回台大任教了,月薪4000元,合美元100元。 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系所,是台灣最重要的公共衛生研究及人才培育重鎮,但很多老師沒有電話,醫學院幫我從系所辦公室拉一條電鈴,若有電話便按電鈴通知,我再快步跑去系所辦接電話。1984年我擔任公衛系、所、科主任,協助各臨床教授從事資料統計分析,所得費用都入學校會計單位,我再領出,才終於替每位教師裝設專線電話及一把電風扇(包括陳建仁在內)。 至目前為止,和日、韓、香港及新加坡,甚至中國的一流大學相比,台灣教授薪資是最低的。就算當了肥貓,退休再任私大,拿了雙薪,也不及上述國家的教授薪資,更不及北農的吳總。大陸某些大學的教授,薪資和台灣教授金額相同,只是單位是人民幣。 台灣早年入行軍公教被認為是魯蛇,普遍低薪,這些都是自己選、甘願受,沒什麼好抱怨的。令人憤怒的是,台灣能夠錢淹腳目,成為四小龍之首,難道千千萬萬堅守崗位、努力不懈的軍公教,沒有功勞及苦勞?然而這些人日前卻被綠委及綠媒一再污辱為肥貓,連「不要臉」都罵出口了,整整2年。而身為總統及黨主席的小英,連出張嘴說一聲軍公教辛苦了,請綠營同志少說幾句酸話都沒有,等到正式實施年改,才向軍公教道歉。這就如同先罵人三字經,再讚你媽是賢妻良母。 蔡總統的道歉,只有更激怒軍公教。 她是一個完全沒把軍公教當人民,讓軍公教充滿憤怒的總統,僅這項,改革就是失敗的。第二項是任內是否能真正對最大窟窿──勞保,進行年改; 第三項是二代轉型正義。解嚴後,政治犯沒有了,但台灣的經濟及社會每下愈況,蚊子館及民粹民主更多;人民為養育子女、照顧長者、籌措學費、支付房貸而暗夜哭泣。若勞保年金及二代轉型不敢做,則將證明蔡總統任內是假改革、真鬥爭,是台灣近代最黑暗的時期。 做不敢做的惡事,也可能有一利。台大可以沒有校長,教育部可以沒有部長,我們發現台灣似乎也可以沒有總統,日子反而過得更好。 總統蔡英文(圖)稱自己是「改革者」,做了前人不敢做的事;惟論者認為近日引發反彈的「改革」──年金改革,卻是完全的失敗。資料照片 喜歡這篇文章嗎?歡迎按讚追蹤更多文章!
    10 人回報1 則回應8 年前
  • 台大教授:最難的一課,我們卻沒教給學生 作者/郭瑞祥 「老師,您可以幫我寫推薦信嗎? 這是我過去七個學期的成績單。」最近一位大四女同學來看我,希望我能為她撰寫申請研究所的推薦信。 看了她的成績,我嚇一跳,從大一到大四的過去七個學期,她每學期都是書卷獎得主! 在臥虎藏龍、會念書的學生比比皆是的台大校園,這並不容易,可見她多麼用功! 但我一開口,卻是潑了她一頭冷水,「同學,妳能不能不要繼續拿第一名?」「為什麼? 追求好成績有什麼不對嗎? 要申請國外的好學校念碩士、博士,難道不應該有好成績嗎?」面對她不解的神情,我請她在研究室坐下來,「讓我花一點時間,說個故事給妳聽好嗎?」 說實話,在台大教學十八年,我最擔心的學生,不是成績吊車尾的同學,反而恰恰相反,竟是每一科都拿第一名的傳統好學生,最讓我放心不下⋯⋯。 這個故事,就從多年前一個很認真、也常拿書卷獎的台大學生說起。 曾經,有一個高中念建中、大學讀台大,在別人眼中考起試來一帆風順的台灣年輕人,在長期努力不懈下,終於如願以償來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與博士。當時,在他心中,「成功」的人生像是一條有軌跡可尋的直線,從麻省理工以漂亮成績畢業,等於拿到「成功」的第一個入門磚。 他告訴自己:「我來美國可是來讀書不是來玩的,好好拚功課吧!」這個台灣學子,從小念理工科,愛運動,愛念書,但對於美國的流行文化、同學間多采多姿的社交生活,格格不入、甚至手足無措。於是他一心向學,果然,念碩士的兩年與博士第一年,每一個科目都拿下漂亮的A! 在麻省理工,A就是最高的分數了,科科都拿A,真是不容易的好成績。 他內心不免小小驕傲,頗以自己為榮,也一直以為,自己的指導教授,一定也為他高興,畢竟置身於一群天才學生中,他的好成績堪稱「第一名」呢。 全A成績,終於碰到大鐵板了。有一門陌生卻又必修的重要課程,他上了幾個月後,內心有數,成績大概不會太理想,雖然及格絕對沒問題,但A恐怕拿不到了。這個「好學生」乾脆壯士斷腕,期末考前,毅然退選這門課,避免成績單出現B的「恐怖」危機。 很多美國同學不理解,老師更覺得奇怪,學分費交了,也認真上了幾個月,為什麼他要退選?只為了避免成績單不好看?這個理由對美國人來說,太不可思議了!來年,他再度挑戰這門必修課,一路穩紮穩打,加倍用心,但期末成績出爐後,他,竟拿到了第一個不是A的成績!之前的退選,無異於一場時間與金錢的徒勞無功。 沮喪的他,有點難為情的去見了美國指導教授,甚至,帶著歉意去的。然而,指導教授卻十分開心的恭喜他!恭喜他沒拿到A!教授語重心長的說:「我真是太替你開心了! 你從今日起,再也不必為拿A、拿高分而念書,你總算可以放膽,去做更重要、更有價值的事情了!」 那,什麼才是更重要更有價值的事? 教授笑著回答:「去犯錯與創新吧!藉著課本教你的基礎,然後去有計畫的犯錯、嘗試創新。這才是有價值的!」 台灣小子,如當頭棒喝般醒悟:什麼才是追求知識的本質?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斷尋求突破,繼續為下一代累積新知,以創新動能造福人類社會,才是知識的本質。好吃的蛋糕是本質;而好成績,只是裝飾的美麗奶油花朵罷了。 「怕輸」心態造成保守的選擇 我,就是那上面故事裡的主角、曾經認錯方向的台灣小子。 當我被MIT指導教授,點出求學觀念上的根本錯誤後,其實是非常受用的。在此之前,我把所有的精神力氣、大概有九成,都放在完成作業、求取高分,而只拿一分的餘力,用以做研究。 但後來,我大幅度更改比例,變成了兩成力氣做功課,八成心思做新研究。以前,一拿到作業,就認真埋頭苦寫,確保盡善盡美以得好成績,後來卻變成了要交作業的前一天,才開始熬夜趕報告。 這並不是說我偷懶,而是我發覺,做新的研究才是更大的挑戰,收穫更多,所以我選擇先做研究。 研究的過程,其實是一個無底洞,回報會比較慢,不像考試成績馬上就出來,但這才是真正的學習過程,而且雖然回報慢,收穫卻是紮紮實實、屬於自己的,不是考完試就一半還給老師的表面好成績。可以說:那個當下椎心刺骨的B,釋放我長久以來讀書是為了追求漂亮成績的功利迷思,轉向真正的學習本質。 觀念一改變,學習反而突飛猛進。大多數人要念六年方能結束的博士班,我四年就畢業了;因為我把時間與精神,花在對的地方、並做出了新的研究成果,最終得到了教授的肯定,畢業論文順利通過。 「怕輸」文化造成保守的心態 回到台灣教書後,這些年來,我對當時的心情又有一層新的體悟。當年我對科科A的追求,除了從小相信認真念書就是為了追求好成績的迷思,背後,更深的原因是「怕輸」。怕輸、怕沒面子的心理框架,一直到現在,仍然在很多個體、甚至很多企業發展上看到,形成一種保守的文化,妨礙創新的嘗試。 台大管理學院每年都送很多學生到國外著名大學做交換學生。最近一個同學從北歐的大學交換半年回來,與我分享心得。 她的班上有一半是當地學生,另一半是來自義大利、法國、德國、韓國、印度等全球各地的交換學生,有很多分組討論和報告要做。她發現,台灣去的學生,理論學得很紮實,程度一點也不輸外國學生,但自信心明顯比較不足,即使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與觀點,但不那麼能夠系統化組織與勇於提出思辯討論。相較之下,「歐洲的年輕學生可能理論基礎比不上我們,但他們不害怕,很敢說出口,討論激盪,發現真的有興趣的地方,再去深入鑽研,很有創意和想像力。」 她的心得我完全瞭解。因為怕輸怕被別人笑的心理,出現在許多層面上,例如阻礙學習新語言(不敢開口怕被笑)、討論課上沉默者占多數,發言的永遠那幾個,但下了課大家卻七嘴八舌意見多多。 我曾經反省,為何必須到了美國求學、從別人的文化反射出來,才看清自己的迷思? 為什麼在台灣時,從來沒有發現過、從來沒有反省過? 答案很簡單。在台灣現有的升學制度下,包含高中基測、大學學測,我們的遊戲規則就是,誰會考試,誰就是贏家!30年前,我念書時如此,現在亦然。 或許,大學前的遊戲規則,真是如此,但是,我們的人生,從考完大學起,就再也不是科科得A者保證勝利了。 唯有能認清環境變化,敢於跨出舒適區,追求本質的創新,才能永保成長動能。從此刻起,掙脫只求第一的魔咒,擺脫怕輸的包袱,大步往前走吧! 最珍貴的一堂課,找尋自己的人生導師 我的前半生,在別人眼中,該也是標準的「金榜題名」、算得上是超級好學生。先後考取建中、台大,而之後的碩士、博士學位,則都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畢業後,在矽谷找到年薪數百萬的工程師職缺,然後娶回了美嬌娘、回台大擔任教授,也有了兩位小朋友。 我必須承認,有一段時間,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也深信只要自己夠努力,無論是「美國夢」、「台灣夢」,我都能美夢成真。 然而,從人生進入下半場開始,我陸續遭逢變故,終於明白了什麼叫做深深的無力感。 先是我自己在壯年之時,就得了癌症。跟死神第一次拔河,我雖僥倖得勝,卻也大傷元氣。而沒幾年後,我又遭逢中年喪妻!失去了最愛的人,心裡什麼也不剩,只有空空蕩蕩,整個人渾渾噩噩⋯⋯ 但卻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自怨自艾,因為我還得拉拔兩個正要經歷青春期的小男孩長大。 原來發生在我們意料之外的,才是真實的人生⋯⋯ 最難的一課,我們卻沒教給學生 看看自己走過的人生路,再想一想每一天,我在校園內觸目所見,年輕快樂、對未來滿懷想像與盼望的學生們。不禁感嘆:在我人生的求學過程中,大多時刻,學校只教如何考第一名、如何過關斬將在大小的考試中勝出? 幾乎沒有人告訴我,考不上「好」學校、「好」科系之後該怎麼辦? 如何勇敢站起來面對挑戰? 聯考制度強調的是,不管喜不喜歡,先搶第一志願就對了! 從來沒有人認認真真地鼓勵我們:尋找自己獨特的天賦能力,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再找出獨屬自己而非主流價值一致鍾愛的「第一志願」? 我們從小經常聽到的童話故事是,王子好不容易排除萬難與公主結婚,然後呢? 就沒了。從沒有告訴我們,王子公主可能吵架啊! 人生的本質就是無常的變動。如果有一天,公主離開了,王子該如何? 沒有人教過我們,我們也從來不會教學生,關於人生,種種的真實與艱難,種種的難堪與不堪。這些,反而是我在歷經人生後,最想要獻給學生的禮物。 人生總有悲歡離合,但我希望我的學生,都比我更有能力,去面對課堂以外的人生挑戰。 如何做? 其實很簡單,提前把這些人生問題,丟給學生去想,讓他們從年輕時就開始思索、有心理準備;提前為他們灌注一些力量,而不是哪一天他們突然面對了,竟只有手足無措的份。人生不會永遠順遂、悲歡離合總無情,畢業之後的人生更不會有標準答案,我想教會學生的,是他們如何為自己找尋答案? 甚至是,能不能在犯錯後,鼓起勇氣選擇補考,而不是沮喪放棄,勇敢做唯一的自己。 人生說穿了,就是由無數的大小考驗組合而成,懂得為自己找到「人生導師」,絕對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加分不少。 而什麼是人生導師?「他」,可能是一份信仰、一場演講、一部電影、一本好書,重點是裡頭的精神,能不能讓你在歷經悲歡離合時,多一點力量與勇氣,繼續朝能發揮自己最大價值的方向走下去? 我不是完美無缺的老師,但真心祝福每一位學生,打開心胸、主動出擊,每天都能遇見自己的人生導師、每天都能茁壯成長。 關於作者/ 郭瑞祥 1961年出生於台北,曾在台灣大學取得土木系學士,隨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土木工程碩士、機械工程博士,畢業後進入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擔任研究發展中心資深製程工程師,並在職進修取得加州州立大學聖荷西分校企業管理碩士。1995年到台大任教迄今,現任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商研所特聘教授。 做為一名大學教授,郭瑞祥認為除了知識的傳遞,人生智慧與經驗的傳承更為重要。中年經歷罹癌、喪妻等人生重大轉折後,深刻體悟人生有許多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於是他以讀書會形式,在台大開設一門結合管理與人生的專題類課程,希望學生提早知道,管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讓自己生命更幸福的關鍵能力,在面對人生大大小小的「管理任務」時,都能以智慧與勇氣做出發揮個人最大價值的判斷與抉擇。 課程推出後意外大受歡迎,也堅定他與更多人分享、用心貼近學生需求的決心。他認真的教學表現曾多次獲得校內教學優良獎肯定,並獲頒台大教學傑出獎,每年僅1%教師能獲此殊榮,係台大給教師的最高榮譽之一,也被學校評選為第一屆優良導師。 出處/《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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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世界上唯一的.危機化解大師) 這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讓負責台灣安全的國安會三大巨頭,三個鐘頭從頭到尾聆聽他一個人演講。 前不久,職掌台灣安全的最高機構國安會,透過管道安排,邀請美國一位具有特殊背景的神秘人物來台,對內部做了一場有關「台海危機處理及危機化解」的專題演講。 現場聆聽者有國安會秘書長莊銘耀、兩位副秘書長,以及海基會、國防部參謀總部等相關主管幹部。 兩個小時的專題演講結束後,與會的不少高階將官、重要幹部等,都對這個身高不滿一百六十公分,模樣並不顯眼的台灣學者充滿疑惑:「這個從英國請來的小個子到底是何來路?能令長官們這麼信他。」 這個人是邱強,道道地地的台灣人,認識他的人都稱呼他「危機處理大師」。拜科技之賜,美國近年冒出不少台裔億萬富豪不過,邱強是極少數不靠科技而能晉身億萬富豪的台灣人。 他的專長極為特殊:他開的公司全世界僅此一間,別無他 家!美國企業界封他為「危機大師」。他靠分析風險與化解危機致富,公司共有一千多名各種領域專家,工作只有一項:解決危機。 從三十五歲創立公司至今十四年。 邱強 博士的危機處理公司,總共在十幾個國家,處理過一千六百多個不同的危機,從美國三哩島核能掌故、大停電、波斯灣戰爭到俄國核能外洩、土耳其大地震都是這位蜚聲國際 危機 博士的代表作。 除了國際性的危機處理,美國企業家口中的Chung Chiu,更是許多跨國性集98遇到經營危機第一個想到的救世主:包括全球知名比爾.蓋茲的微軟公司、資本額高達兩千億美元猶太人開的石油公司Texaco等世界前五百大公司,都曾經委請這個來自台灣的「 小巨人」:幫忙化解各種經營危機為轉機,到現在,這些大企業的某些老闆仍然與邸強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雖然身為風險與危機處理公司的總裁,而且是美國知名的台籍億萬富豪,邱強一向很低調,沒必要不接受各種媒體的採訪。 本刊獲悉他應國安會邀請來台秘密演講,透過管道安排,在他離台飛美前夕,獨家採訪這位全球獨一無二專靠化解危機致富的億萬富豪。今年四十九歲的邱強,出生書香世家。 父親邱言曦(楠)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新聞系,一生任職公務員,幹到新聞局副局長退休、之後獲聘為美洲中國時報的首任發行人。 邱強高中考上建中,但他坦承年少輕狂,好玩不愛念書,邱強說:「我玩到連教科書都扔掉了,真是玩得很離譜!」 直到考前三個月,才重新買書苦讀,結果考上清大核子工程系。邱強說:「清華四年最大的收獲,是建立我思考邏輯的底子。」 當年,邱強是掛車尾最後一名考上:畢業時,卻是全班第一名。 之後,他跟一般念理工科的畢業生一樣申請留學,他以百分之一的幸運機率,竟然獲得麻省理工學院核能工程研究所的就讀許可,厲害的是學校還給他獎學金(只有一個名額)。能打敗那麼多的競爭者獨獲青睞,邱強自己也感到很驚訝。 第一天報到時,他大膽問系主任:「為何會選中我?」系主任笑著回答:「不是你特別優秀,也不是別的學生比較差,最主要的原因是你雖然最後一名考進清大,卻是第一名畢業,我們認為你有潛力!」 邱強念了一年就順利拿到碩士,指導教授認為他資質不錯,攻理工最好也要懂得企管,於是建議他到隔鄰的哈佛修商務管理。 邱強在哈佛念完八個月的課程後,獲益良多,他說:「麻管理工學院讓我學習數據分析:哈佛增強我的邏輯概念。還有認識了馬英九和他的老婆周美青,又碰上台灣退出聯合國,那真是一段令人動容的歲月。」 回到麻省理工學院,邱強轉攻機械工程博士,指導教授剛巧是系主任。邱強覺得很幸運,教授讓他率領一組十六名大學生協助做流體力學的實驗:他自謙運氣好,人時地都配合無間,竟然在八個月內,博士論文與實驗一氣呵成,又通過博士面試,使他打破以往紀錄,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在八個月就獲得博學位的研究生,當時,他才二十四歲(他因身體因素沒服兵役)。 由於表現特別優異,邱強一拿到博士學位,就進入全世界最大的燃燒工程公司當核工程設計師。他運用他博士論文發明的「邱氏定律」,幫公司提升三十%核能發電的功率,第二年立刻被破格拔擢為經理(通常須四十歲左右)。 二十七歲,這個身材矮小的「台灣囡仔」,已經被美國政府核能管制委員 9C 聘請為三哩島核電外洩首席調查員,帶領十六個核能專家,分析處理這次意外事故造成的危機,以及日後預防化解之道。 這是他第一次在大事故危機處理嶄露頭角,美國政府對這位年僅二十七歲的台灣小伙子,特別刮目相看。 邱強的優越表現,讓許多白人既欽羨又忌妒,在公司也受到一些排擠,因此,當他三十五歲當上有色人種最高職位資深經理,他決定離職。人才總是不會被埋沒的,市值達三百二十億美金的南加大電力公司,立刻聘請他當副總裁。 當時,南加大電力公司因經營管理不善,股價從二十一美元跌落至十四元,可是高層始終沒發現癥結, 邱強 博士當下向總裁提出,必須立刻做緊急危機處理,否則不僅股價持續下跌,甚至 會危及公司生存。 南加大電力公司總裁撥款四百五十萬美元,讓他成立危機診斷及化解小組,他用了十名各專業領域的精英,花了七個月時間研析處理,對症下藥,公司的營運獲得立即明顯的改善,股價也重新回升到二十一元。 他也因此發現,美國有許多跨國企業,卻沒有一家專門解決危機的公司,於是,他跳出來組成全球惟一的危機及風險管埋公司。 接下來,找上門的大企業是美國第二大的石油公司,當時市值達一千億美金的Texaco。 他們透過南加大電力請邱強幫忙把脈,當時Texaco碰到生產成本過高、銷售速度太慢,導致競爭力薄弱的問題,邱強花了五個月時間,透過科學的數據分析,發現最大的問題出在管理制度﹔而公司知道有危機,卻查不出危機的原因,以及化解的方法。 邱強因為成功幫這些跨國性集團解決危機,連世界猶太人首富開的市值達兩千億美金的Home Depot家具連鎖店,也來請他開藥方。 這次,因為遭逢美國經濟不景氣,存貨又過多,邱強整整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提升了四十五%的業績成長率,雖然時間長了些。猶太首富還是很感激他。 一九八六年,舉世最大的電腦軟體微軟公司,比爾蓋茲下面第四號人物科技執行長席思麥,也親自登門求診。 微軟的病灶跟一般公司不同,微軟的軟體雖然稱霸全世界,但卻有本土語言翻譯的障礙,也就是如何讓「產品當地化並被接受」,而且要比競爭對手快。 邱強透露,他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就解決了微軟的「速度危機」,至於是何妙方,他說基於職業道德與商業機密,無法洩漏,否則必須付出高額的賠償。 不過,這位國際公認的「危機化解大師」點出,處理各種不同類型的危機,有一個共通處,就是:什麼是危機?怎麼樣發現危機?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他目前接的case幾乎都是國際性的集團,而且並非來者不拒,有兩種情況他會婉拒﹔一種是已經病入膏肓﹔一種是因為股價跌落,大股東要求問診,執行者僅為應付做形式上的敷衍。 此外,如果遇上兩家同質性的公司,他一定堅守職業道德,只挑選一家。邱強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是一九九零的美國對伊拉克發動突襲,代號「沙漠風暴」的軍事行動。 邱強首度透露這段秘辛,邱強首度透露這段秘辛,一九九零年9月,他突然接到白宮首席安全顧問約翰史勒辛格的緊急電問他:「可不可以研擬伊拉克可能再度發動戰爭所造成危機的各種分析,並以科學客觀的數據研判哪些危機可能發生?」 五角大廈要他負責「沙漠風暴」行動的「危機數據分析及破解」,邱強立即招集危機處理及數據分析的博士精英,成立秘密七人小組,花了四個月時間,研擬出伊拉克可能對阿拉伯或美國發動戰爭的一百二十八種狀況,並針對每一種情況找出化解之道。 周詳的模擬計畫完成後,他親自飛往華盛頓DC,到白宮與約翰史勒辛格報告,並為此在白宮與其他專家開了三次冗長的機密會議。一九九一年一月底,美國決定在 二月二十三日 發動突襲。 約翰史勒辛格又打一通電話給他,請他研擬在發動戰突襲時可能導致的危機﹔這次,邱強的危幾處理小組研擬出五種可能情況,並提出破解之道。 這場驚動全球的「沙漠風暴」突襲行動,完全在美國的掌握之中,在七天之內迅速攻下伊拉克,美軍付出極少的代價,伊拉克卻死傷慘重。 邱強再度透露一個秘辛:「如果伊拉克也有做戰爭危機數據分析及破解」,邱強立即招集危機處理及數據分析的博士精英,成立秘密七人小組,花了四個月時間,危機處理,美國不可能在七日內打完而且美國最擔心的一種情況,伊拉克根本沒有想到。 如果,伊拉克用上這招,美國一定投鼠忌器,這場戰爭不見得會快速打贏。」 當然,美國政府付出一筆相當豐厚的酬勞,邱強在「沙漠風暴行動」的風險分析與危機處理,讓他不僅名利雙收,更提升他公司的國際知名度。 去年,台灣發生五十年來的七二九超級大停電,台灣透過美國政府能源總署找到他,由當時的經濟部長王志剛聘請他回台成立國際小組,調查大停電危機的原因。 邱強由於成為國際危機化解大師,忙的十年沒回台灣,自己又是台灣人,沒談酬勞就一口答應,而且還率領了十三個博士級精英來台調查。 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邱強與他的危機處理小組,終於找出為何只倒一個輸電塔就造成全台灣大停電的癥結。邱強說:「事關國家安全,而且我們也簽了保密協定,所以不透露。」 在國安會的內部演講中,他指出台灣當前有四大危機:軍事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及信心危機. 多數台灣民眾最擔心中共武力犯台﹔邱強卻認為,這種危機機率最小,因為,中共要付出最高的代價,獲益卻最低。 他覺得目前最大的危機反而是信心問題,信心危機台灣付出的成本最大﹔而中共卻不必動一兵一彈,就可輕易達成。 處理過各種不同型態與層面,幾位傑出危機大師說:「不管國家或台灣企業有需要,我一定回來為台灣打拼!」 PS.請大家努力傳送此文章,建立國人信心,台灣,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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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先賢”俞大维 抗戰期間的俞大維 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 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 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 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 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 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 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 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 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 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聲名顯赫 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 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 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 清正廉潔一心爲國 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 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 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 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 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 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 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 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 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 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 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 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 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 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 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 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 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 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 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 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 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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