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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很好的一段话:

「人不敬我,是我無才;我不敬人,是我無德。人不容我,是我無能;我不容人,是我無量。 人不助我,是我無為;我不助人,是我無善!」

凡事,不以他人之心待人,你會多一份付出,少一份計較;

凡事不以他人之举對人,你會多一份雅量,少一份狭隘;

凡事不以他人之過報復人,你會多一份平和,少一份纠结;

坚持内心的平和,不急、不躁、不驕,多一份雅量,一切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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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文字與名人的關係誤植,非本人所撰寫。

    出處

    https://kknews.cc/zh-tw/essay/6b4v2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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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人之惡,不上我心] 這是一篇非常棒的學習哦!與您分享,希望您能受用無窮,幸福美滿哦。 學會「正念」療法, 提升免疫力。 作者:洛桑加參。 我從醫的初衷源自父親, 我來自雲南香格里拉藏區, 是西藏人, 曾在拉薩出家2年, 自幼即對源於佛學的藏醫藥學特別感興趣。 13歲離開青山環抱的家鄉到外地求學, 曾至印度聖菲洛梅娜大學(St. Philomena College)攻讀物理系, 後來以交換學生的身分, 前往文藝復興時期創建的德國佛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進修, 也是學物理。 2000年因緣際會來到台灣, 實現兒時的從醫夢, 考上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學習西方醫學知識的同時, 也繼續研究東方的藏醫藥學與中醫養生概念。 輾轉流連許多地方之後, 希望能建立一座 結合西醫、中醫、藏醫的教學醫院, 這一切皆源自父親對我的影響。 唐朝文成公主入藏, 帶來中國儒家文化與印度佛學, 直至今日, 9成以上西藏人篤信佛教, 一舉一動、一言一行 都脫離不了佛法; 而我也是出生在以和為貴的佛教家庭, 父親常常提醒我: 「做人不光只是自己開心就好,要讓大家都開心,對社會有貢獻。」 家裡有些親戚是藏醫, 小時候看他們幫助 許多愁苦的病人恢復健康、笑容, 讓我心生崇拜, 那時候我就很單純地想: 「我也要當醫生,這樣可以讓大家都開心,父親也會因此感到高興。」 積怨, 對自己二次傷害。 印象中, 我從沒見過母親生氣、 不曾被父親罵過, 甚至我還懷疑, 他們夫妻倆根本沒吵過架。 兩老整天笑咪咪, 不像是有本事吵架的人。 認識我的人 也幾乎沒看過我發脾氣, 很多人覺得很神奇, 「如何能一直心平氣和?」 其實來台灣之後, 我才覺得大家更「厲害」, 情緒 起伏大、衝動、 容易生氣, 難道不覺得累嗎? 對我而言,生氣超累的, 不但耗損精力, 還會降低智商。 聽著病患訴苦, 我常納悶, 大家到底哪來這麼多事 可以煩心、煩到晚上睡不好? 看新聞, 現在的小朋友被同學打一下,家長馬上氣沖沖怒告學校, 嚷嚷著要討公道, 要求老師道歉、 對方家長認錯, 在我的家鄉幾乎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西藏小孩很頑皮, 平常在外面玩得一身土、 一身泥, 男孩子追逐打鬧稀鬆平常, 甚至還拿石頭丟來丟去, 我現在手上還有小時候被石頭劃到留下的疤痕呢! 由於家訓之一為 「他人之惡,不上我心」, 所以當時我手流血了, 跑回家「哀爸叫母」, 還來不及說玩伴的不是, 父親便先趁機教我 「如何原諒」, 沒有顧好自己 是自己要負責, 不能隨便怪別人; 就算別人 有心或無意 做了不好的事情傷害到你, 你也沒必要往心裡去。 積怨 是對自己的二次傷害, 真的沒必要跟人家 生氣、賭氣, 還不如包一包傷口, 趕緊繼續去玩。 樂觀, 提升身體免疫力。 念了醫學院、 讀了許多論文後, 我才知道積怨真是要不得, 很多病都是積怨而來的, 煩人、惱人 傷的是自己的身體。 為什麼你討厭的人沒事, 自己的健康反而出問題呢? 要從免疫力說起, 樂觀、懂得轉念的人, 確實可以轉病為福, 因為他們體內 有較多的輔助T細胞( Helper T Cells), 是一種在人體免疫反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淋巴細胞。 樂觀的人, 輔助T細胞消滅癌細胞的效能強大; 悲觀厭世、長期壓力大且不懂得釋放的人, 往往免疫力低下, 一旦生病、開刀, 不僅復原速度不如樂觀的人,疾病復發機率也較高。 大我與小我無二  因果終將回歸自身 佛教哲學 把繁雜的宇宙萬物 簡化為最基礎的5種元素, 將人(小我) 視為由 地水火風空5元素構成的小宇宙, 包含萬物的大宇宙(大我) 也由相同的5元素組成, 大我與小我的基礎「成分」 其實無二, 大我有的東西, 小我通通有, 並且會互相影響。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從一粒微塵中 能看到整個世界, 也能看到自己, 就是這樣來的。 然而,哲學的話語 對一個還沒開智慧的小孩來說, 實在艱深, 父親嘗試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我: 「如果你對每個人都很好,那每個人都會對你很好。」 自我與他人之間 是雙向的動, 你對人生氣、罵人、打人, 這些氣、難聽的話 最終都會回到自己身上, 就是因果; 相反的, 如果你放生、用仁慈的心 去做一件事, 自然會得到好的果。 「菩薩畏因,凡夫畏果」 用正確的想法 去做正確的事, 就不用擔心壞事厄運纏身。 利他, 受益最多的是自己。 我現在出書,在廣播、電視、演講場合中, 經常告訴 大家的「利他」觀念 就是父親教我的。 研究預防醫學後, 我發現只治療 某個生病的器官, 是「見樹不見林」的作法, 只能暫時救急、治標; 若要讓人的身心靈 得到完美的健康平衡, 學會「利他」 才是治本的關鍵。 從預防醫學的角度來看, 人我關係的緊繃、 疏離對養壽不利; 而感覺被愛、願意付出愛, 尤其是不求回報的老人家, 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比例特別低。 研究證實, 付出愛心、利他、交朋友 能保護大腦、避免早衰。 從前父親叫我利他, 我調皮回嘴: 「我什麼都沒有啊! 怎麼利他? 還是等我發達了, 再來好好利他吧!」 見我耍賴, 父親依舊笑咪咪、 不慍不火地回答: 「不一定要給人家很多錢、 很多好吃的, 講一句好話就是利他, 跟人家分享 你會的事就是利他。」 「正念」療法 做自己的良醫。 這幾年我接觸至少上千名病患, 根據我的臨床經驗, 大膽地 把「健康」、「快樂」、「利他」之間畫上等號。 除了正規的醫療流程外, 我還加上「正念」(Mindfulness)療法, 讓病患 每天做一點小改變: 愛心多一點、 情緒少一點、 多講一句好話、 少吃一碗白飯、 多為自己做件開心的事、 少抱怨他人一句、 多睡好覺、 少煩工作、 多原諒一個人、 少罵人幾句、 多分享知識、 少說八卦……等。 讓情緒轉好、 保持心情愉悅、 使快樂指數升高, 能大幅提升 免疫細胞的活性。 用正念、正思維過生活, 只要願意每天改變一點, 6個月後 再來看, 心寬, 身體自然而然放鬆, 因長期壓力累積出來的慢性病, 皆能獲得良好控制。 利他不難, 想要不生病 更是一點都不難, 透過身心靈 全面關照的預防醫學, 從學習利他做起, 人人 皆能成為掌握 自身健康與幸福的良醫! 他人之惡,不上我心!
    19 人回報1 則回應2 年前
  • 好文分享~ 《愛上你自以為的敵人!》 學會「正念」療法提升免疫力 作者:洛桑加參 父親把一顆小石頭扔進湖裡,激起陣陣漣漪,他說:「你看,最中央是你,第1圈是我跟你媽、你的弟妹,第2圈是鄰居叔叔、阿姨,第3圈是賽馬節上那些你沒看過的人,一直往外拓展出去。你就照這個順序,等哪天佛寺裡那個老愛捉弄你的人,你也能愛他,這樣就很好!」 愛人要怎麼愛?從小,父親就教我,先愛自己,再愛家人、親戚、朋友,接著擴及到素未相識的人,最後、也是最難的……愛你自以為的那個「敵人」。能做到最後一點,你會發現所謂的「敵人」,根本是帶禮物來給你的「聖誕老人」! 「讓大家都開心」 從醫的初衷源自父親 我來自雲南香格里拉藏區,是西藏人,曾在拉薩出家2年,自幼即對源於佛學的藏醫藥學特別感興趣。13歲離開青山環抱的家鄉到外地求學,曾至印度聖菲洛梅娜大學(St. Philomena College)攻讀物理系,後來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前往文藝復興時期創建的德國佛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進修,也是學物理。 2000年因緣際會來到台灣,實現兒時的從醫夢,考上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學習西方醫學知識的同時,也繼續研究東方的藏醫藥學與中醫養生概念。輾轉流連許多地方之後,希望能建立一座結合西醫、中醫、藏醫的教學醫院,這一切皆源自父親對我的影響。 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帶來中國儒家文化與印度佛學,直至今日,9成以上西藏人篤信佛教,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脫離不了佛法;而我也是出生在以和為貴的佛教家庭,父親常常提醒我:「做人不光只是自己開心就好,要讓大家都開心,對社會有貢獻。」 家裡有些親戚是藏醫,小時候看他們幫助許多愁苦的病人恢復健康、笑容,讓我心生崇拜,那時候我就很單純地想:「我也要當醫生,這樣可以讓大家都開心,父親也會因此感到高興。」 積怨,對自己二次傷害 印象中,我從沒見過母親生氣、不曾被父親罵過,甚至我還懷疑,他們夫妻倆根本沒吵過架。兩老整天笑咪咪,不像是有本事吵架的人。 認識我的人也幾乎沒看過我發脾氣,很多人覺得很神奇,「如何能一直心平氣和?」其實來台灣之後,我才覺得大家更「厲害」,情緒起伏大、衝動、容易生氣,難道不覺得累嗎?對我而言,生氣超累的,不但耗損精力,還會降低智商。聽著病患訴苦,我常納悶,大家到底哪來這麼多事可以煩心、煩到晚上睡不好? 看新聞,現在的小朋友被同學打一下,家長馬上氣沖沖怒告學校,嚷嚷著要討公道,要求老師道歉、對方家長認錯,在我的家鄉幾乎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西藏小孩很頑皮,平常在外面玩得一身土、一身泥,男孩子追逐打鬧稀鬆平常,甚至還拿石頭丟來丟去,我現在手上還有小時候被石頭劃到留下的疤痕呢! 由於家訓之一為「他人之惡,不上我心」,所以當時我手流血了,跑回家「哀爸叫母」,還來不及說玩伴的不是,父親便先趁機教我「如何原諒」,沒有顧好自己、是自己要負責,不能隨便怪別人;就算別人有心或無意做了不好的事情傷害到你,你也沒必要往心裡去。 積怨是對自己的二次傷害,真的沒必要跟人家生氣、賭氣,還不如包一包傷口,趕緊繼續去玩。 樂觀,提升身體免疫力 念了醫學院、讀了許多論文後,我才知道積怨真是要不得,很多病都是積怨而來的,煩人、惱人傷的是自己的身體。 為什麼你討厭的人沒事,自己的健康反而出問題呢?要從免疫力說起,樂觀、懂得轉念的人,確實可以轉病為福,因為他們體內有較多的輔助T細胞( Helper T Cells),是一種在人體免疫反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淋巴細胞。 樂觀的人,輔助T細胞消滅癌細胞的效能強大;悲觀厭世、長期壓力大且不懂得釋放的人,往往免疫力低下,一旦生病、開刀,不僅復原速度不如樂觀的人,疾病復發機率也較高。 《大我與小我無二,因果終將回歸自身》 佛教哲學把繁雜的宇宙萬物簡化為最基礎的5種元素,將人(小我)視為由地水火風空5元素構成的小宇宙,包含萬物的大宇宙(大我)也由相同的5元素組成,大我與小我的基礎「成分」其實無二,大我有的東西,小我通通有,並且會互相影響。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從一粒微塵中能看到整個世界,也能看到自己,就是這樣來的。 然而,哲學的話語對一個還沒開智慧的小孩來說,實在艱深,父親嘗試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我:「如果你對每個人都很好,那每個人都會對你很好。」 自我與他人之間是雙向的動,你對人生氣、罵人、打人,這些氣、難聽的話最終都會回到自己身上,就是因果;相反的,如果你放生、用仁慈的心去做一件事,自然會得到好的果。 「菩薩畏因,凡夫畏果」用正確的想法去做正確的事,就不用擔心壞事厄運纏身。 利他,受益最多的是自己, 我現在出書,在廣播、電視、演講場合中,經常告訴大家的「利他」觀念就是父親教我的。 研究預防醫學後,我發現只治療某個生病的器官,是「見樹不見林」的作法,只能暫時救急、治標;若要讓人的身心靈得到完美的健康平衡,學會「利他」才是治本的關鍵。 從預防醫學的角度來看,人我關係的緊繃、疏離對養壽不利;而感覺被愛、願意付出愛,尤其是不求回報的老人家,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比例特別低。研究證實,付出愛心、利他、交朋友能保護大腦、避免早衰。 從前父親叫我《利他》,我調皮回嘴:「我什麼都沒有啊!怎麼利他?還是等我發達了,再來好好利他吧!」見我耍賴,父親依舊笑咪咪、不慍不火地回答:「不一定要給人家很多錢、很多好吃的,講一句好話就是利他,跟人家分享你會的事,就是利他。」 「正念」療法 做自己的良醫: 這幾年我接觸至少上千名病患,根據我的臨床經驗,大膽地把「健康」、「快樂」、「利他」之間畫上等號。 除了正規的醫療流程外,我還加上「正念」(Mindfulness)療法,讓病患每天做一點小改變:愛心多一點、情緒少一點、多講一句好話、少吃一碗白飯、多為自己做件開心的事、少抱怨他人一句、多睡好覺、少煩工作、多原諒一個人、少罵人幾句、多分享知識、少說八卦……等。 讓情緒轉好、保持心情愉悅、使快樂指數升高,能大幅提升免疫細胞的活性。用正念、正思維過生活,只要願意每天改變一點,6個月後再來看,心寬,身體自然而然放鬆,因長期壓力累積出來的慢性病,皆能獲得良好控制。 利他不難,想要不生病更是一點都不難,透過身心靈全面關照的預防醫學,從學習利他做起,人人皆能成為掌握自身健康與幸福的良醫!
    2 人回報1 則回應4 年前
  • 早安!昨天我和一個開老人安養中心的朋友泡茶聊天,我問他老人安養中心每個月費用多少,他說標準不同,我們一個月至少3.5萬元,他們定位比較高擋。 我不禁感嘆,富老頭的錢真好賺。 我說你們一個月收這麼多錢,提供的服務能值這個價錢嗎? 朋友猶豫了一下,說這個問題不好講,能花錢買到的基礎設施我們一定是沒問題,但說個不該說的吧,很多事情也不是錢能解決的。 你想,老人真正的體驗是來自床有多貴設施有多完善嗎,其實不是,真正的體驗來源於人。 一個是老人和老人之間,老人也需要社交,安養中心的老人之間一樣會吵架,會拉幫結派,老人會為了老太太爭風吃醋,這還是小問題。 另一個更重要的是,護工的服務精神是個大問題,不是虐待的問題,有監視器在一般也不敢欺負老人,但是他們優先照顧誰,忽視誰,故意引導別人孤立誰,這些東西就直接影響老人的生活品質。 我說你開老人安養中心的你不管嗎? 他說就算我想管,我管得了嗎?你別看這些老人每個月給安養中心兩三萬,我們運轉也是需要成本的,退一萬步講我自己也是要賺錢的,能給到護工手裡的還不就是每個月幾萬元。 你能指望這些每個月領幾萬元的護工真把每個老人都當自己父母伺候?久病床前還無孝子呢。 我說那你們不能多給點薪水嗎? 他說已經給的不少了,我孫子現在讀幼兒園,我就發現很多私立幼兒園收得比安養中心貴,裡面的老師薪水比我們的護工還低。 我根本不敢指望這些老師能為這一點錢把我孫子照顧得多好,照顧得好是人家的情份,沒照顧好也是人家的本分。只要小孩安全不出問題,我們還能要求幼兒園老師做什麼? 老人給安養中心的錢多,我給幼兒園的錢也不少,但是你看護工也好老師也罷,都是上班族,你不能指望人拿四萬元幹四十萬的工作,我要有這能耐還開什麼老人安養中心。 他喝了一口茶,感嘆說,所以還是要生小孩,養兒防老還是有必要的。 我說你這個話就有問題了,護工照顧老人會不周到,但你自己的孩子就能更好嗎?就算真的孝順,也不代表就能一直悉心照顧你,如你所說,久病床前無孝子,你孩子將來也會有自己的事業和家庭要忙,能貼身照顧你一年,還能管你五年十年嗎? 朋友笑了,我並不指望孩子照顧我,我老了必定也是去老人安養中心。孩子存在的意義在於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威懾。 這是一個讓你不至於成為別人關注鏈條最底層的保障,有孩子不一定能讓你的晚年生活過得好,但至少能讓你活得不算太差。 我不太理解,他給我講了一段話,讓我冷汗直冒。 他說我開安養中心你以來,發現一件事情,安養中心是一個半封閉的環境,除了安養中心裡老人的孩子會來看望以外,幾乎沒有外界輿論和道德的監督。 而且由於老人需要休息的原因,大多數安養中心是不歡迎無關人士參觀的,那麼問題來了,在這樣一個幾乎與外界隔絕的小社會裡,除了基本的法律,起作用的規律是什麼,是 善良和光明嗎? 不。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在養老院裡什麼叫弱,什麼叫強,不是看你年輕的時候在社會上多有地位,賺了多少錢,而是看別人欺負了你以後會不會有人來找他算賬。 人生到了這個階段,會失去和大部分社會關係的聯繫。 你老的時候,你的同學朋友同事也差不多都在安養中心裡了,有的可能還已經在骨灰盒裡,除了你的孩子,你被欺負了誰還能幫你討公道? 誰又還有能力幫你討公道? 你也別問我安養中心裡不是有監視器嗎,這是人的問題,不是設備的問題。 第一,冷暴力你算不算欺負,而且在安養中心幹久的護工有一千種監視器留不下證據的辦法不讓你找麻煩,而且也不用找麻煩,不理會你的需求就好了。 第二,監視器也需要有人去調記錄才有意義的,安養中心的管理人員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了你自己的小孩,還有誰會願意幫你去調記錄。 我說一個道理,你別說我冷血。對我們開安養中心的人來說,我們真的關心老人開心不開心嗎? 我們只關心老人是否安全活著就好,因為只要老人活著我們就能收錢,就算死也別死在我的安養中心裡。 這時候你看,如果沒有孩子,你在安養中心裡遇到委屈的時候能向誰告狀? 你和護工的矛盾也好,和其他老人的矛盾也好,大部分的時候你自己也解決不了,就只能尋求外部力量,這個時候有孩子你就有外援,即使這個外援不一定孝順,不一定會 出面,但是如果你沒有孩子,你就一定孤立無援。 我說,那要是孩子不給你出頭呢? 他拍拍桌子,說林北不用他出頭,我只需要他存在。 這個後盾不是給你靠的,而是給別人看的,靠不靠得住都無所謂,關鍵是一定要存在,因為他的存在本身就能讓別人斟酌斟酌後果。我還有孩子在外面,你對我不好會有麻煩,大家都怕麻煩。這就是一種制約。 你的身體已經生活不能自理了,但你的思維意識又還沒有到不清醒的地步,你能很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被欺負甚至被侮辱,你很委屈很憤怒,但是你沒有任何辦法。你能向誰求助呢? 你沒有孩子,也沒有穩定聯繫的社會關係人,你就像一個小孩在學校裡被欺負了一樣無助。 就連報警都沒用,你說警察怎麼管這個? 也許沒生孩子省下了不少錢,也許直到這個時候你依然還有很多很多錢,但是你甚至找不到人能幫你把錢花掉。 錢在年輕的時候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是到了某個時期,你會發現錢連尊嚴問題都解決不了,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只有血緣關係。 他接著說,我還真不覺得血緣關係就有什麼神奇的力量,我也不確定我自己的小孩在我老了以後還能依然愛我,但這不重要,因為他的存在也會受社會監督。 也許他不一定是一個好兒子,但他肯定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一個不孝子,所以就算是裝,也得裝出最低限度的對我的保護動作,我說的是最低限度。 我這安養中心真是見識到了很多東西,我的要求不高。 我算是看明白了,這安養中心裡其實和幼兒園裡沒什麼區別,小孩子有爸爸有媽媽,哪怕他在自己家被自己的父母打到飛起來,但是在幼兒園裡他就是能直起腰,因為他有人可以告狀,因為別人知道欺負他會有後果。 但是沒父母親的小孩,我不說別人會不會欺負他,老師會不會忽視他,哪怕有一個同學說他是個沒父沒母的小孩,他也等於受到了欺負。人家也沒打他沒罵他,但是他心底能好受嗎? 我付錢送我孫子去幼兒園,還要恭維著幼兒園老師,你認為是為什麼,不就是因為在人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時候,身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對你合法迫害嗎? 他沒做違反規則的事情,你抓不到他任何把柄,但他就是能讓你很不舒服。 你現在是一個在安養中心的老人,你想吃什麼東西,其他老人提出來了護工馬上就去拿了,你說了護工就推說他還有事讓你等著。 你行動不便,和護工說想去廁所,護工裝作沒聽到,聽到了也說要你先等著,然後去做其他事,過個半小時再來管你。或者隨口指桑罵槐一句斷子絕孫的老東西,都沒說是誰,但你知道。很多事情傷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極強。 他們也不會管老人說什麼,他們覺得老人已經沒有了自尊心。但實際上,很多老人只是身體不便,但是思維仍然清醒,而且正因為他們的世界裡已經失去了對大部分物質享受的需求,所以他們的自尊心會變得比過去更加強烈。只是他們說了也沒用。 老人能尋求幫助的只有子女,他們在世界上的關係被時間逐漸斬斷,只留下和子女最終也是最親的關係。 這種關係可能薄弱,可能靠不住,但是這就是他們在和安養中心,和其他老人,和護工,和這個世界博弈的時候,手頭最後的籌碼。 如果連這個關係都沒有了,他們就一無所有了,沒有牌可以打,徹底失去主動權了。 他們的餘生能不能活得像個人,只取決於身邊的陌生人能不能把他當個人。 你還年輕的時候,錢可以交換一切。但當你老的時候,錢真的只是錢了。 你有沒有感覺到,你小時候,父母對你是強勢的,你到了現在這個歲數,父母對你其實是弱勢的? 博弈這東西真的是方方面面。 生不生孩子都是自己的選擇,衰老畢竟是未來的事情,未來的事情誰說得準呢,可能等我們老了以後世界就進入全機械化了,到時候也許就不需要養兒防老了。 也有可能哪天就世界大戰了,全人類都玩蛋了,你養兒防老也沒意義了。在明天到來之前,一切皆有可能。別人怎樣我不管,生不生導致社會少子化我也不在乎,我就是想在老的時候給自己多一個籌碼。不是我壞,真是我見識的壞東西有點多。 我聽了他這句話,沉默了很久。我想反駁,但他真的見識過這種生活。 最後我想喝一杯茶,一抬頭他也剛好舉杯。我們碰杯,一起心碎。 愉快的小週末,順心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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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 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 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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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 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 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 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 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 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 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 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 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 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 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 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 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 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 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 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 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 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 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 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 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 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 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 吉布尼。 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 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 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 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 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 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 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 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 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 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 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 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 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 波特。 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 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 他搖頭。 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 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 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 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 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 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 夢想家的邏輯 接下去的情景。 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 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 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 他談比爾 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 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 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 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 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 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 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 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 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 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 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 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 後來他過世了。 我說。 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 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 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 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 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 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 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 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 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 中產階級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 約翰 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 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 再看本傑明 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 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 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 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 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 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 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 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 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 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 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 說完,我樂,他也樂。 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 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 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 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 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 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 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 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 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 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 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 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 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 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 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 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 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 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 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 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 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 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 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 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 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 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 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 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點吃驚。 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 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 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 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 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 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 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 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 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 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 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 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 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 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於洛杉磯
    15 人回報1 則回應3 年前
  • 一直想花時間好好聊聊柯P,現在總算有點時間了。很多人說柯P變了,他的行為和言論已跟他第一任任期時不同,不過,在我的認識裡,柯P始終是那個樣子的。 為免有人要起底,我就先自爆了。一直以來我都不是認真的學生,也不是典型的好學生,我當年就是靠幸運上了台大醫學系。進去之後,能翹的課我絕對翹,不能翹的課我也想辦法翹,以至於我大四之前的出席率,大概兩成不到,成績很爛,差點被退學,當然也經歷過休學。畢業那年,我母親得了重病,爾後過世,讓我重新思考,醫生是不是我這輩子追求的目標?所以最後我拿到台大的畢業證書後,決定不從醫,也別害人,畢竟,以前某老師說過,沒醫術等於沒醫德。 在2014年以前畢業的台大醫學系學生,一定有被柯P教過,我當然也不例外。比起許多人,我對柯P的認識可能沒那麼深,不過既然曾在台大醫院實習過,那就或多或少會聽過柯P的事蹟,也會有『交手』過的情形。一些小的事情我就不提,聽聞來的軼聞也不說,我只提一件我親眼目睹的事情。 當時我在外科加護病房實習。加護病房,是個管制嚴格的單位,通常每天探病時間只會開放兩到三個時段,每次約一到兩個小時,每個病床只會配置兩件隔離衣,也就是,如果同時有三個人要來探視同一個病人,很抱歉,你們得輪流進去,同時也會要求所有探視者要戴口罩與使用乾洗手,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感控(感染控制)。 那天早上,我在護理站打著藥單,在剛開放探視的時間,突然衝進來十幾個人,未依規定穿隔離衣,在我們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時,他們拿起了手機和相機在拍照。當下所有人都很錯愕,包括同時來探視的家屬,我們護理長理所當然的跳出來制止,大罵,將他們全數趕了出去。別說感染控制出現漏洞了,還拍照,病人隱私要不要顧?別忘了加護病房很多病人身上只有一件輕薄的手術衣。 以為這事就這樣落幕了,結果下午時,柯P獨自來到我們單位,對著護理長破口大罵,把人都罵哭了,理由是「妳不給我面子」。原來那群人是中國來的參訪團,說是學者,但這麼不重感控,不重隱私,真的是學者嗎?柯P是否有認真確認每個人的身份,就讓助理帶他們進來?更糟糕的是,這麼重視SOP的柯P,未申報,也未事前知會我們單位,憑什麼要我們放行?然後,加護病房的管制出了這麼大漏洞,你生氣的點竟然是,「不給你面子」? 這事情後來當然傳到了我們單位的長官耳裡。台大每個外科加護病房單位,會配置兩位主治醫師輪班,而這兩位就是我們的長官。當時值班的女老師,是一位台大很嚴厲(學生私下稱為『太后』,我後來申請台藝研究所的推薦信,正是找她,和婦產科的施景中醫師,一位精神科主任),教學認真,但同時人很好的女醫師(我們每個人都被電得不要不要的,但老師常常會在休息室幫我和值班的學長準備宵夜和早餐)。自己的護理長被罵,而且還是對方無理,老師當然無法接受,便直接找柯P理論去了。為什麼我之前從沒在臉書提過這事?我承認我之前也對柯P有所期待的,所以不願去戳破。 回來聊柯P。眾所皆知,他是台大醫學系第一名(國考第一)畢業的『外科』醫師,而外科醫師的主戰場是哪?絕對是在開刀房。在柯P那個年代,沒有健保,前幾名的醫學生志願都在外科(跟現在皮膚科,眼科當道不同),尤其,心外,胸外這種開『大刀』的,更是搶破頭(當時還沒有內視鏡手術。以前林靜芸醫師就跟我們分享,她跟丈夫,前台大醫院院長林芳郁醫師畢業後,兩人都走外科,可是她在住院醫師期間懷孕了,加上醫院的重男輕女,她就被『下放』到整形外科,孰不知風水輪流轉,現在整外成了最夯的外科)。 而第一名畢業的柯P,可以優先選擇,他自然選了外科。那麼為何一位外科醫師,後來沒在主戰場開刀房發光發熱?或許是柯P也自認為,自己的技術不夠好,不要開刀害人(就像我也決定不從醫一樣)。必須說,柯P這個決定是良善的,我們以前也跟過一些名醫大P們的刀,技術真的點點點,只因為他資歷夠久了,加上會社交,跟病人關係好,就一路升上去。不過大家也別太害怕,這樣的人滿少的,大部分我在臺大接觸的老師們真的都很厲害(我爸爸大腸癌也是在臺大開的)。 如果說開刀房是外科醫師的主戰場,那加護病房就是麻醉科的領地。然而一位外科出身的醫師,被放在滿是麻醉科醫師為主的外科加護病房裡,自然是滿滿的不得意。外科思維和麻醉科是非常不同的。對外科來說,就是一和零,我要開刀,就是要把你問題徹底解決,而你往後的生活品質,才是我次要考慮的。但麻醉科,主要是做支持性的治療,控制你的疼痛,以你的生活品質為優先。我曾經遇過一個病人,在開完某大P的刀後,短短三天,輸了13袋血,台大該血型的血庫因為他而沒有庫存,當時值班的麻醉科主治,跟我們說,「他應該撐不過去」,畢竟看他懨懨一息的樣子,任何人都不覺得有希望。然而幾天後他的主刀外科醫師來,對他在床邊精神喊話,病人的眼神中散發著我從未看過的光芒,他整個人『活』過來了,甚至說服他開第二次刀,只可惜依舊沒能找到出血點,不過至少在一週後我離開該單位,病人都還繼續撐著。 在某個程度上,一位外科醫師被放在加護病房,而非刀房主戰場,那就猶如是在邊疆了,即使你是將軍,但你手下的麻醉科醫師,就彷彿是跟你不同宗不同族的人,某些時候彼此觀點是很難在同一頻率,所以2014年才有傳聞說,柯P在臺大被排擠。 然而在臺大不得志的柯P,在媒體這裡得到了另一種光環。頂著台大創傷醫學部主任的名號,外界自然將柯P捧得高高的,柯P在醫院的不如意,此時得到了釋放,因為媒體「很喜歡聽他說」。大概是自從2006年邵曉鈴車禍後,柯P和他的葉克膜團隊一夕之間變得全台知名了。確實以邵曉鈴當時的狀況,是很難救了,然而柯P推廣的葉克膜卻讓她撐了過來,即便後來留下嚴重後遺症,讓她智力退化,是否值得?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她確實活過來了。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柯P成了全台神醫,加上媒體對他的提問,他幾乎有問必答,爾後不管是哪個名人明星住院,你去問柯P,他都會透露,然後,媒體就更愛問他,柯P就更被民眾認識,享受這份光環。不過台大醫院當然有自己的公關體系和發言人,然而在那之後,柯P儼然就是台大的發言人了,也確實讓台大感到有些困擾,畢竟,這牽涉到病人隱私。 然後,就是連勝文的槍擊案。在2014年連與柯對擂時,很多人罵連,說柯救了他,他卻恩將仇報。這事情對也不對,柯P是創傷醫學部主任,連勝文的醫療小組,自然跟他有關,但,連勝文跟邵曉鈴當時狀況不同,連的槍傷並未危及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柯P不是當時主刀醫師。連勝文後來的開刀與治療,當然是整個醫療團隊的功勞,可是我想,最關鍵的還是當時主刀的醫師吧?然而,2014年市長選舉,當媒體把『連勝文救命恩人』這球做給你柯P時,你竟然就這麼吃了下來,不去提及整個醫療團隊,甚至不去提及連勝文主刀醫師是誰(連我現在去查wiki都查不到)?不說出實情,跟說謊當然不同,前者並沒有任何錯或犯法,只是給人觀感不佳。我當時當然也很不以為然,但我也沒在臉書評論過這件事,原因是,我也實在很不喜歡連勝文擠下丁丁,選市長。可是我們這些鄉民不去戳破這件事,不代表柯P你不用去解釋,倘若你那時大器的將功勞歸給團隊,歸給主刀醫師,對你反而是加分的,可是你沒有那麼做。 2014年選舉,我剛好有些朋友分別在柯和連的競選團隊,都是年輕人,但你可以感覺他們的態度不同。幫連勝文的人,多半也對連勝文無感,只是國民黨給的經費和資源多,很多人也不看好連,所以就當來打一份薪水不差的工,「我們只是來工作,但他上不上就與我們無關」。而柯這邊的人很不同,很多人不去計較薪資,而是真心希望柯P上,常常是一人當兩人用,也可以發現,柯P2014年的競選團隊,多半是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可是你也會注意到,這些人在柯競選第二任時,幾乎不在了,包括當時為他操盤網路宣傳,為他安排各投開票所監票的小尖兵,現在都紛紛跳出來喊不支持柯P(以柯現在的標準,這些人也是收了錢的網軍,可是別忘了,他們曾經是為你立下戰績的人)。 在草創時期永遠是最辛苦的,跟著你打天下的這群人,等於在一個未知的未來上下賭注,這些人也是最衷心希望你能闖出頭,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畢竟,要貪利益,去找線上最有資源的政黨即可,何必幫你『個人』,還不確定你未來能不能成功)。然而,在幫助你上位後,卻在四年期間,這些人紛紛走人,這是否意味著你的領導出了問題?而當你已飛黃騰達時才來蹭的人,不能說全部,但多多少少是有些要貪圖你能施予的利益的。 我前面說了,某種程度上,柯P在醫界當時確實是有些不得志的(要說排擠也可以啦),但不得不說,當他2014決定參選時,醫界還是非常欣喜的,也期待他帶來些改革,希冀他是政壇清流。這情形一直到2018他競選連任時都沒變,我身邊許多醫師友人,老師,捐款給他,我相信他的捐款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醫界。可是為何2019年之後,這些人幾乎都不支持他了?包括我最敬重的施景中老師。 只要曾經在台大待過,或多或少會聽老師們聊起柯P的一些事,有些好笑的,也有些荒謬的,然而,我只能說,醫界的老師們還是滿仁慈的,或者說,他們仍對柯P有些期待,所以在柯P進入政壇,甚至讓大家失望後,依然沒有人跳出來翻出柯P的過往。而我自己本身對柯P進入政壇的兩個期待,是希望他對酒駕和健保制度發聲。 大家應該有印象,2013年柯P的愛徒女醫生遭酒駕撞死的事吧?當時柯P積極奔走,成立酒駕防治協會。然而在2014年,柯當上市長後,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卻幾乎不再為此事發聲了?就連去年過年孝子被酒駕撞死,行政院長,總統都發聲了,也不見柯的粉專有任何動靜(我只觀察頭一兩天,後續沒追蹤)。或許有人說,酒駕又非首都市長管的,但,外交議題,兩岸議題又豈是台北市長範疇,柯不也頻頻發表意見?在柯的第一任任期,柯P享受著全台的焦點,幾乎從未有任何政治人物這樣受『所有』媒體,不分藍綠的愛戴,那時候你柯P要講話,誰不會拿麥克風給你?可是你卻沒趁著這份光環尚在,去為酒駕的事情多做點什麼 而另一個議題,健保,更是沒看到柯P有去想改變環境。只要在醫界待過,不可能不知道健保制度的問題,健保對全台人民絕對是個最好的福利政策,但不代表它不需要改革。在我在台大實習的時候,應某位老師要求,去試算了健保比例,也才發覺這套制度存有很大的問題。 當時某一個華僑,十幾年來沒回台灣,更沒繳健保費(傳聞他在泰國因吸毒後恍神,引發火災),導致全身80%燒燙傷。他回台灣後,只補繳了幾個月保費,就恢復了健保身份(每年乖乖繳保費,一年又只看一兩次醫生的我們,顯得很蠢)。住在台大醫院一個多月,每天早上要兩到三位醫護人員幫他換藥一個多小時(其他病人約一位實習醫師,十幾分鐘即可換完),期間進開刀房手術三次,住院期間總共花費五十萬台幣,而因為健保,他竟然只需要負擔不到五千元出院費用,也就是不到1%!住在台北市蛋黃區,一間雅房租金也不只五千了,什麼時候我們的醫療服務比最廉價的旅館都不如?當然,他是病人,他不是自願生病,可是這比例也絕對不合理。我相信柯P對健保制度一定比我更熟,但,他也從未把握他的光芒,去做些什麼改變和聲援。 2018年我也曾跟我爸大吵過(我爸偏綠,我媽那邊家族則是以軍公教為主的鐵藍),他認為柯P反過來咬民進黨,是背骨,而我認為民進黨這三年做不好,一直抓著柯打很煩。我也曾經為器捐的事,跟一位堅信柯P有到中國賣器官的護理師吵過。即使我知道柯P一些事,他稱不上好人,但也絕對不是壞人。那麼為什麼柯給人感覺立場跟四年前不同?等我最後來解釋,先來說說柯給自己貼上的標籤,也是最為人所知道的,他的特質,『台大醫科』和『亞斯伯格』。 說真的,台大是個很大的包袱,又是醫學系(當然,享受的資源也很多。資源?受人關注本身就是資源啊,以柯P為例,他如果不是台大醫院主任,參選時受到的注意會這麼多嗎?)。例如在朋友聚會自介時,當你說你是清大,成大,大家會「哇」,但你說台大時,得到的反應會更大(我沒有要戰學校,清大成大各大學校都很好,可是也不可否認,各類組第一志願都剛好在台大)。明明只是在講自己學校,但你講「我們成大」,和「我們台大」,後者聽起來就是格外刺耳,彷彿你在『強調』什麼。以至於我連在家,提學校的事,都是用「我們學校」取代「我們台大」,因為連我爸都在吵架時嗆過「你台大了不起?」(自己兒子讀台大,卻被拿來當攻擊點是滿怪的)。 然而柯P本人倒是完全不避諱,而且一直強調。如果是一個毫無知名度的素人,或新人,需要點話題,可能需要強調自己學歷,但,全台灣有誰不知道柯P是台大的?而他往往在說話時,很愛去強調「我們醫界都balabala」,台灣政壇,曾經是醫生的並不在少數,可是只有柯P會在說錯話時,拿整個醫界來幫擋箭牌。一再的強調自己的學歷,也是在樹立高旗,「我跟你們思維不一樣,我比較聰明」,也就可以感覺得出,他言語中流露的傲慢和自戀,跟他不願採納別人意見的特質(可以對照後面形容的亞斯伯格)。 柯P的另一個大標籤,就是亞斯伯格症。這彷彿是他的免死金牌,每當他說錯話時,他和他的支持者就會用這個病症去為他開脫。要說亞斯伯格,我絕對能來好好說明,因為在我最親的家人中,就有兩位,其中甚至有我打從出生就接觸的人。當然,不是每個亞斯伯格症狀都一樣,就像憂鬱症一樣有個體差異,然而它能被歸類在同一病症,絕對是有某些共同性,所以從我家人身上,也能看到與柯P類似的狀況。為了個人隱私,我不說明是誰,也很抱歉,為了讓大家了解,我必須舉例說明。 亞斯伯格的人,很常關注在一些小事情上,然後就『黏』住了。上個月才發生一件事,當時我們一家人,開著七人座的廂型車,要去祭拜我媽。小亞斯(我某位亞斯格症的家人),在出發前,我們答應他,會繞去消防局看消防車(他『黏』住的事物,就是各式車子)。然而開車的人忘了,過了紅綠燈,沒右轉,直接往目的地開去。小亞斯提醒了我們跟他的『約定』。一般的孩子,你這時候繞個路,繞去消防局就沒事,可是他無法接受,「車子開回B2,車子開回B2」,他不斷叫嚷著,他沒辦法接受路線不是照他原本的『預期』,所以他要求車子回到原點,也就是開回我們住家大樓的B2停車場,重新出發。就這樣,我們照他的『期待』做了,多花了二十分鐘,開回B2停車場,然後右轉去看消防車。如果你不照做呢?那就是一整個早上的不安寧,因為他『黏』住了。 像柯P這樣的人,不是不會說謊,而是他們說謊很容易被拆穿,他們難以隱藏情緒,所以當你感覺他在說謊,別懷疑,他十之八九真的在說謊。因此當柯P『失言』講出那些話時,別懷疑,他是真心這麼想(包括她所有歧視言論也是)。亞斯伯格的人,常會因『黏』在小事情上,而失去耐性,甚至忘了看整個大局(如我上面的例子)。當他在憤怒的情緒時,很抱歉,不管周遭的人在做什麼,都必須停下來,『處理』好他的情緒,在他們的觀點裡,天塌下來的事,都沒有他現在這個情緒重要。說真的,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都說是『症』了啊,你也不會叫一個憂鬱症的人,不要憂鬱吧?某方面來說,亞斯伯格的人自己也很痛苦,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但他們就是很容易『黏』在這些雞毛蒜皮的事,然後情緒也『黏』在這,走不開。例如,我上面說的那個小亞斯,除了車子外,他還愛星星和數字『8』。買滿天星的餅乾給他,其他的樣式你可以吃,但如果星星樣式的你拿走了,他會崩潰一個小時。某次他兩歲的妹妹『誤拿』了星星的吃,他崩潰了,明知道不可能,但他要求妹妹吐還那顆餅乾給他,即使我們拿出其他十幾顆星星樣式的補給他,他也不接受,他只要被妹妹吞下肚的那一顆。 這樣的人,可能很聰明,很有智慧,但絕對不適合當領導人,因為,所有的決策都必須以他的情緒為第一優先考量。而亞斯伯格看事情的『標準』,也不見得與一般人一樣,例如,他可能很討厭煙味,所以覺得抽菸該判刑(我講得比較誇張),但他又覺得偷竊沒什麼,只因為在他的『標準』裡,抽菸是比偷竊更嚴重的罪。不過,我還是自次強調,不管任何病症,都無法完全解釋每個患有此病症的病人的狀況,其中還是有很大的個體差異。 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為何說柯P自始至終都沒變呢?你從他2014年參政以來就可發現,他的某項『標準』從來沒變過。「說我柯P壞話的,就是壞人」,這就是柯P最高的標準,也可以說是民眾黨的圭臬。2014年,國民黨打他打得兇,然後民進黨禮遇他,不提名候選人,所以他覺得你國民黨好壞,民進黨是我友邦,我還幫你立委助選。然後,2018年,民進黨開始打柯,國民黨樂見你鷸蚌相爭,所以柯P改變了態度,說我壞話的民進黨才是壞人。中共從沒批評過我,所以中共在我眼中也不是壞人了,這就是柯P的『標準』。這標準是不是很符合我最前面提的,「你不給我面子」的加護病房事件?因此,也不用期待,將來民眾黨內會有持跟柯P不一樣的聲音,會有持跟黨主席柯P不一樣意見的人,不然你就是我柯P眼中的壞人。很幼稚嗎?對,在跟亞斯伯格相處的經驗,我覺得他們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掌握,也相對容易操控,只要你抓對他的『標準』,和讓他『黏』住的是什麼。 還有,別再1450,網軍網軍的叫,我還真沒收到任何政黨的錢和指示。如果不認同你,你就要認為他是收了錢幫敵方陣營做事,我只能說,你會少聽見很多聲音。你可以試試拿錢給我,我一定收,但不會幫你說話,謝謝。 最後補充一點,很多人覺得柯P第一任市政不錯,為何現在變這樣?就如我說的,他前後兩任身邊走了很多人。當初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夠強,也真的是衷心為他打拚。而這也是柯P人格特質最要小心的一點,他的所有政策,會被周遭的人左右(如我前述,說我好話我就覺得你是好人,所以我就採納你的意見)。所以柯P將來還是有機會成為好市長的,只要圍繞著他的人,心態夠良善,但,他的高度也差不多到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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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昨天,2020年7月27日,星期一,美國三大社交媒體平臺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油管(YouTube)聯手與線民展開了一場空前激烈的發帖-封貼大戰,帖子的內容不是兇殺,不是暴力,不是色情,不是謠言,而是一群來自全美各地有良心的臨床第一線醫生,站立在首都最高法院大門前,憑著自己親身的臨床實踐, 向美國人民來證明:一個已經被使用了60年的老藥,可以用來有效地醫治去年12月以來令人聞風喪膽、幾乎摧毀了全球經濟的新冠病毒。 這個藥品就是川普總統親自服用並曾經大力推薦的Hydroxychloroquine --- 羥氯喹。 來自南卡羅萊納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拉爾夫·諾爾曼(Ralph Norman)參加了醫生的發佈會。 川普總統昨晚與他的8400萬推特關注者分享了該視頻的多個版本。 該視頻被刪除之前,在臉書上的觀看次數超過了1400萬,被分享了60萬次;在油管上的觀看次數也超過了4萬次。 川普總統發的推特同樣遭到刪除。 根據各地疫情統計,新冠病毒已經造成近15萬美國人死亡。 然而這批醫生卻斬釘截鐵地告訴大家:這款廉價的老藥羥氯喹可以有效地使幾乎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完全恢復健康。 來自加州Santa Monica的兒科醫生羅伯特·漢密爾頓(Bob Hamilton)說:"總體而言,兒童能夠比較好地應對這個病毒。 很少有兒童被感染,那些被感染而需要住院治療的是極低的數位,而且幸運的是病亡率大約在0.2%。 " 他還指出:「兒童不會傳染給父母,也不會傳染給老師。 " 他援引蘇格蘭的一位兒童傳染病專家馬克·伍爾豪斯(Mark Woolhouse)醫生的話說:"全世界還沒有發現到任何一個由學生把新冠病毒傳給老師的病例。 " 氯喹和羥氯喹均已獲得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FDA)批准用於治療或預防瘧疾。 羥氯喹還被批准用於治療自身免疫疾病,例如慢性盤狀紅斑狼瘡,成人系統性紅斑狼瘡和類風濕關節炎。 兩種藥物都已開處方多年。 2020年3月28日FDA曾經頒發了硫酸羥氯喹HCQ和磷酸氯喹CQ的緊急使用授權書(EUA)。 但是6月15日,FDA撤銷了EUA。 FDA表示:根據對EUA的持續分析和新興的科學數據,FDA確定氯喹和羥基氯喹不太可能有效治療EUA中授權用途的COVID-19。 另外,鑒於持續的嚴重心臟不良事件和其他潛在的嚴重副作用,氯喹和羥氯喹的已知和潛在益處不再超過授權使用的已知和潛在風險。 臉書發言人向CNN表示:「我們已刪除了該視頻,因為它們分享有關COVID-19的治療方法的虛假資訊,"他補充說,該平臺正在"在新聞摘要中向那些對有害,已發表評論或分享有害資訊的人顯示消息 我們已刪除了與COVID-19相關的錯誤資訊,將其與WHO揭穿的神話聯繫起來。 " 醫生們無非是在證明:第一,少年兒童幾乎不會感染新冠病毒,更不會傳染給成人。 第二,羥氯喹可以有效治療新冠病毒感人者。 如果這些醫生說得不對,你們可以用相反的證據來駁斥。 作為媒體平台,你們既沒有一線臨床經驗,又沒有第一手科研數據和疾病統計數據,憑什麼刪掉一線醫生敘述親身經驗的視頻? 你們到底是FDA或WHO的官媒,還是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這三大媒體平臺都自稱是"公眾平臺",人們可以在這些平臺上自由發表意見和觀點,只要這些意見和觀點不是鼓勵暴力兇殺、宣揚色情、傳播謠言。 然而現在,他們居然向專制國家看齊,聯起手來封殺與他們不同的觀點。 這是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原則的公然踐踏! 是任何一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所不能接受的! 下面是記者會醫生講話和與聽眾問答的全部內容: 漢密爾頓醫生:新冠對兒童的致死率是0.2%,而且通常無癥狀。 孩子不是這個病毒的傳輸者。 蘇格蘭兒科傳染病專家和流行病學家伍爾豪斯(Mark Woolhouse)醫生指出全世界目前沒有一例學生把新冠傳給教師的記錄,全世界! ... 阻礙孩子們去學校的不是科學,是教師工會和美國教育協會,他們就是想要錢。 要些錢添加個人防護用品和設施是可以的,但有些要求太荒唐。 我從加州來,洛杉磯教師工會(UTLA -United Teachers Los Angeles)要求解散員警! 這和教育有什麼關係?! 他們還要關閉所有的私立學校,而這些學校才是真的在教育孩子。 所以,阻止開學的不是科學,也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某些成人,教師,和工會。 伊曼紐爾醫生(Stella Emanuel):我在德州休斯頓做內科醫生。 我在奈及利亞讀的醫學院,在那裡我用羥氯喹治療過瘧疾病人,所以很了解這個葯。 我來這裡是因為過去幾個月我自己治療了350多位新冠病人。 他們當中有的有糖尿病,有的有高血壓,有的有哮喘。 年紀最大的是92歲,還有87歲,但結果是一樣的。 我給他們用羥氯喹,用鋅,用阿奇黴素,現在他們都很好,沒有一個去世。 而且,我給自己和我的職工,以及很多我認識的醫生用羥氯喹作為預防,因為早期效果最好。 我們每天要看10-15個新冠病人,要給他們輸氧,我們只戴著外科口罩,卻沒有一個染病的。 羥氯喹是有效的! 我在治療一個不停呃逆的病人時,查了些資料。 我發現國家衛生院(NIH -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最近就有研究。 他們不僅在2005年研究了氯喹的有效性,最近還研究了打嗝和新冠的關係。 你可以自己去看,搜索'打嗝和新冠(hiccups and COVID)'你就看到了。 他們用羥氯喹治療了打嗝的病人,還證明瞭不停打嗝是新冠的癥狀之一。 所以國家衛生院知道羥氯喹對新冠是有效的。 我很生氣,因為看到病人痛苦地不能呼吸,認為自己快死了。 我擁抱他們,告訴他們一切都會好起來。 他們一個都沒死去。 所以如果一些偽科學,一些藥物公司資助的人跑出來說,我們做了研究,羥氯喹無效,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那是偽科學。 我想知道是誰資助的研究,誰是後台。 如果無效我治療的350多位不可能一個都沒死,而他們都好轉了。 我跑到華盛頓DC這裡來,就是要告訴美國人民,這個病毒可以治好,用羥氯喹+鋅+阿奇黴素。 可以預防,可以治癒! 那些偽醫生們,別跟我說什麼雙盲試驗,雙盲雙盲,你們聽起來像個機械出了故障。 但我是真正的醫生。 你們這些放射科醫師,外科整形醫師,還有CNN的神經外科醫師古普塔(Sanjay Gupta),說什麼羥氯喹無效,會導致心臟病。 我問你古普塔醫生,你聽著,你治療過一個新冠病人嗎? 你給誰用了羥氯喹導致了他死於心臟病嗎? 當你有了再來跟我說。 每天我在診所里,看到驚恐萬分的病人,有的開車兩三個小時來找我,因為他們那裡的急診醫生很懼怕或不給他們開藥。 我告訴你們這些醫生,你們就坐在那裡看著美國人死去,你們就像是那些'好'納粹,所謂的'好'是指那些'好'德國人看著猶太人被殺而不發一聲。 我收到了各種威脅。 他們威脅我,還說要向醫學委員會舉報我(以取消其行醫資格),我說我不怕! 我不會讓美國人死去。 如果我要被釘在這座山上那就釘吧,我不在乎,你可以舉報我,你可以殺了我,但我不會讓美國人死去。 我要告訴美國人民,可以治癒,可以治癒! 所有這些愚蠢的決定和事,都不應該發生。 人一旦死去就回不來了。 等著數據的醫生們,如果6個月後數據證明這些藥物是有效的,那死去的人們呢? 該怎麼說? 當人們馬上要死去時,你還在要雙盲試驗? 這是不道德的! 主持醫生:我希望所有在聽的醫生都對自己的病人像伊曼紐爾醫生那麼熱情。 另外她談到的國家衛生院的研究,是在病毒學上對當年中國SARS的研究。 研究顯示了氯喹的有效性。 15年前當福奇(Anthony Fauci)是國家衛生院院長時發表的。 我們現在用的羥氯喹有同樣效果但更安全。 新冠與SARS有78%的相似度。 艾瑞克森醫生(Dr. Dan Erickson):我來講講關閉隔離,除了對經濟的影響之外其它方面的影響。 它導致一些公共健康問題,有關自殺的熱線電話增加了600%,家暴,酗酒都在上升,不止是人們失去工作。 我們應該有一個能長期持續下去的辦法,比如社交距離,口罩等,同時也要開學,要經營業務。 我這兒不是沒根據的瞎說,瑞典的死亡率是每一百萬有564人,英國完全關閉隔離,死亡率是每一百萬有600人,說明關閉隔離並沒有大量減低死亡。 " 主持醫生:大家有問題嗎? 聽眾中有人提到南達科他州。 主持醫生:是的,南達科他州長沒有限制人們獲取羥氯喹,應該是美國唯一的一個州。 有些研究說羥氯喹無效,那是不準確的,因為羥氯喹被他們用在了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劑量給了錯誤的病人。 南達科他州疫情很輕,因為人們可以很容易買到羥氯喹。 聽眾中有人說要找政府。 另一位女主持:對。 你們需要打四個電話:給你們的州長,你們的兩位參議員,和你們的國會議員。 問他們為什麼你們得不到羥氯喹,醫生說這葯可以減低住院率和死亡率,敦促他們讀一讀耶魯大學的傳染病教授瑞實(Harvey Risch)的研究。 聽眾中有人問各種數據到底該信哪個。 主持醫生:新冠病例數幾乎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很多測試並不准確,還有很多是無癥狀或輕微癥狀的。 只有死亡數值得關注。 如果你在60歲以下,沒有其他疾病,這個病的致死率低於流感。 聽眾:如果你們有資訊給福奇醫生,你們要說什麼? 另一位女主持:聽取前線醫生的意見,和他們見面開會。 還有很多醫生不是急診科的,他們在做預防,預防病人進急診。 如果你只聽急診和ICU的醫生,而那都是不幸發展成了重症的患者,這樣你並沒有得到資訊的全貌。 你應該聽一聽早期的部分。 你還應該明白,關閉隔離和恐懼對民眾產生了什麼影響。 伊曼紐爾醫生:我要對福奇醫生說的是,上一次你把聽診器放在一個病人身上是什麼時候? 當你像我們一樣每天面對病人時,你就會明白我們的煩惱。 你需要有對美國人民的同情和憐悯之心,就像我們這些前線醫生一樣。 他們聽你的,那你就應該給他們希望,你應該給我你已經知道的資訊,就是羥氯喹是有效的。 聽眾:請問伊曼紐爾醫生,你打算發表你治療新冠的顯著效果嗎? 伊曼紐爾醫生:是的我們在做發表數據的事。 但我要對醫生們說,是數據讓你去看病人的嗎? 現在病人正在死去,有數據當然好,但別整天數據數據數據。 主持醫生:已經有很多數據了,但主流媒體不報。 我們的網站www.americasfrontlinedoctors.com(譯者注:這個網站在我們翻譯時已經和本視頻一起被封殺。 )上有很多數據。 所有羥氯喹的治療結果,死亡率,在7月4日那個星期在底特律發表的。 重症病患死亡率降低一半,早期用了羥氯喹的估計有一半到3/4的病人不會死。 如果都用了這個策略。 可以挽救多少生命! 伊曼紐爾醫生:瑞實教授最近發表了數據。 他們不需要我的數據做決定。 同一聽眾:幾天前有個9歲女孩死於新冠,據說她沒有其他疾病。 你認為這個女孩是死於其他原因嗎? 是不是錯的宣傳? 伊曼紐爾醫生:我無法猜測。 我沒見過她,沒看過她的病歷所以說不好。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 漢密爾頓醫生:在15歲及15歲以下的年齡段死於covid19的人,他們常常是患有心臟病、哮喘、其他肺部疾病等合併症,所以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這個不幸過世的九歲女孩,她不再和我們在一起,但是可能 ...... 如果你深入研究,背後可能有一個原因。 聽眾 :漢密爾頓醫生,你有見過任何因學校關閉而引發的副作用如抑鬱或自殺的嗎? 漢密爾頓醫生:我的意思是我認為這是常識,當學校不開放時,回憶高中的經歷,你想到聚會,足球賽、社交 ... ... 想想這些,這些都被關閉了。 所有的快樂都不見了, 這至關重要的幾年,無法與其他孩子,其他人一起,因為全部關閉了, 隨之引發很多併發問題,我們在談論焦慮,我們在談論沮喪、孤獨、虐待正在發生,以及有特殊情緒的孩子, 孩子也做得不好, 隔離關閉會引發一長串 的併發症的。 。 聽眾: 你知道我們聽到的所有這些研究 ... 母親也不能回去上班了因為不敢讓孩子上學,孩子本來就不應該留在家裡,但如果母親回去上班,那麼年老的祖父母就要 ... 漢密爾頓醫生: 是的,這是個大問題,因為人們害怕。 並不是說他們的孩子會特別容易染病,因為我認為他們正在瞭解真相。 孩子們對感染的耐受性很好。 但他們肯定也會考慮到他們的環境,他們獨特的家庭,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這是一種正當擔心的理由。 但是作為常規,國家的常規,孩子們應該回到學校。 也許有些孩子由於各自的居住環境可能帶來潛在的問題,但對於年幼的孩子,他們並不是將疾病傳染給成人的根源。 至於羥氯喹,這是可以使用的。 伊曼紐爾醫生: 好吧,我們談論的是我們不能開門經營我們的企業,我們不能去上學,父母害怕接受治療,我個人已經讓一百多人接受羥氯喹預防治療了,醫生、老師、普通人、醫療工作者、我的員工、還有我自己 !  我有時一天接待超過15到20個病人,或一天20、15、10位病人,我戴一個醫療口罩,我周圍沒有一個人被感染。 這個就是答案。 你要重開學校的話,用羥氯喹預防covid-19,每隔一周用一粒葯就足夠了。 這就是我們需要讓美國人民瞭解的。 我們可以預防,也可以治療的。 我們不需要關閉學校,我們不需要關閉我們的生意。 有預防,可治療,與其去談論口罩,與其去談論封閉,與其去談論這些東西,倒不如讓老師用羥氯喹。 讓那些高風險的、願意用羥氯喹的人用吧。 如果你想染上病毒,很酷呀,但是你應該被允許得到這種藥物來預防的權利。 所有我們正在經歷的本都是不必要的,因為羥氯喹有預防作用,它叫做羥氯喹,可以預防covid-19。 聽眾:較早之前,我聽你說藥物是使用過的,但是他們以錯誤的劑量使用了藥物,所以我一直在聽,但是,什麼是正確的劑量? 伊曼紐爾醫生: 是的,您要去問您的醫生,我再請一位醫生也談一下 。 爾佐醫生(Dr Urzo) :這個問題問得好。 因為對這種藥物的恐懼已經影響了整個政治局勢,這種恐懼已經影響到了這種藥物,所以讓我們重申一點,這種藥物是超級安全的。 它比阿司匹林、布洛芬、泰諾更安全。 它是超級安全的! 問題是,在這些研究中,他們在全國範圍內用了非常高的劑量, 用的劑量非常大。 他們做了重新定義式的研究,一致性的試驗,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試驗。 還有康復試驗,第一天他們就使用2400毫克的劑量,其實預防性你只需要200毫克,每周兩次。 而他們使用了過量的中毒式的劑量,猜猜他們發現了什麼? 當你使用過量的中毒式的劑量,那你必然會得到中毒式的結果,當你使用引發中毒式劑量時,藥物當然不會起作用,好吧! 這是一種非常安全的藥物。 它集中在肺部,在肺部的濃度是其他部位的200到700倍。 它是一種神奇的藥物,在血液中不會去到那個高水準,但肺部會,所以你會發現自己獲得了預防性,一旦病毒到達那裡它將很難通過,因為羥氯喹阻止它了。 一旦病毒進入,它就不會會讓病毒複製。 實際上,當服用鋅時,鋅就會攪亂被稱為RDRP的複印機制所以結合藥物,它本身在早期疾病中非常有效。 它在預防方面非常有效。 所以我希望這回答了你的問題。 戈爾德醫生(Dr Gold):是的,我想強調爾佐醫生所說的,因為我喜歡這個問題。 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治療方案,它應該讓美國人使用。 目前困難的就是因為政治,醫生不能給它開處方,藥劑師也不能釋放它。 他們有權否決醫生的意見,這就是為什麼你在櫃臺上買不到它。 你可以在世界幾乎所有的地方買到,在拉丁美洲、伊朗、印尼、撒哈拉以及南非,你都可以自己去買。 我的朋友,用量是200毫克,一星期兩次,然後每天服用鋅,就是這個劑量! 我贊成在櫃臺上就可以買到(非處方),把它給人民,把它給人民! 聽眾:再問兩個問題,誰可以將訊息準確回答我? 詹姆斯醫生(Dr. James):我是詹姆斯醫生,我想對戈爾德醫生剛才說的做一些補充:似乎有一種針對羥氯喹的精心策劃的攻擊。 你什麼時候聽說過一種藥物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 一種有65年歷史的藥物,多年來一直屬世界衛生組織安全基本藥物的清單,是的,這在許多國家/地區遇到了麻煩,我們看到的是很多錯誤資訊。 所以我與人合作撰寫了第一份關於羥基氯喹作為冠狀動脈潛在療法的檔。 這是在3月份,這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一系列的風暴。 從那以後,對像我們這樣的醫生進行了大量的審查。 我說的是,我們中的一些人已經被審查了。 我們共同撰寫的那個google文檔,實際上,是被google刪除的。 現在很多研究已經表明它是有效的,安全的,但你還是看不到那篇文章。 還有一個錯誤的資訊,不幸的是這已經達到了醫學的最高等級。 在五月,有一篇文章發表在《柳葉刀》上,這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醫學雜誌之一。 因為這項研究,世界衛生組織停止了所有羥氯喹的臨床試驗。 只有像我們這樣的獨立研究人員才會關心病人,關心真相,深入研究並確定,實際上那些數據是偽造的,不真實的。 所以我們做得非常有說服力,以至於這項研究在發表后不到兩周就被《柳葉刀》撤銷了。 這幾乎是聞所未聞的! 尤其是對於這麼大規模的研究,所以我向所有人道歉,因為那裡存在著太多的錯誤資訊, 不幸的是,尋找真相困難重重,我們需要在其他地方尋找真相。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組建一線醫生組織,以設法幫助獲得真實資訊的原因。 我是詹姆斯·塔塔羅博士。 是的,我大部分的想法都是在推特上發表的,這個推特最近很不錯,但我也有一個網站。 medicineuncensored.com 它包含了很多關於羥氯喹的資訊,我認為比其他媒體管道的報導更加客觀。 聽眾:這很重要,因為我不僅從醫生那裡瞭解到,而且從其他媒體人士那裡得知,YouTube實際上是遮罩了許多特別是關於羥氯喹的資訊的。 詹姆士醫生:讓我簡明地重申這個問題,我要說的是Facebook和YouTube採取了最嚴厲的措施來壓制和審查人們。 這是來自YouTube的首席執行官和馬克·紮克伯格,發表任何與世界衛生組織言論相悖的言論都會受到審查,我們都知道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次大流行中犯了很多錯誤。 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是完美的。 Twitter雖然有一些缺陷和缺陷,並也標記某些內容,但仍是最自由的對話平臺之一,我們對這些資訊進行了明智的討論,今天在座的許多人實際上通過這樣的社交平台媒體聯繫在一起的。 聽眾:您能談談您之前提到的藥物治療嗎? 它已經存在有多久了? 喬-拉塔坡醫生(Dr. Joe Latapo):當然,我是喬-拉塔坡醫生。 我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名內科醫生,同時也是一名臨床研究人員。 我只是代表我自己,而不是代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所以我想說的是,我想到的是那些正在幕後看此廣播的人們,我想與大家分享。 因為存在著太多爭議,氣氛充滿了衝突 。 現在,這群醫生正在嘗試做的事情, 從根本上講,是為了讓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我們是如何應對covid19這個巨大的挑戰,這就是我們的最終目標,併為事物帶來亮光,意味著更多地考慮取捨。  我的一個同事說意外後果,實際上我認為那甚至不是正確的詞,正確的詞是"未預料的後果"。 真的,想想我們在這個特殊的時代所做的決定的影響,我相信人們聽到了一些關於羥氯喹的討論並好奇這些醫生在說些什麼? 他們是照顧病人的醫生,有醫學認證,醫學院,很棒的醫學院。 所有這些,他們怎麼可能這麼說? 我可是收看CNN和NBC的,這些媒體對此隻字未提啊。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有些問題是道德問題,那真的應該有一個單一的聲音,你知道! 所以對我來說,關於人們是否因性別、種族或性取向而受到不同對待的問題,我認為這些都是道德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只有一種立場。但Covid-19不是一個道德問題,Covid 19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複雜問題,我們可以從多角度來看待它。 所以,當每個人都只能從一個渠道聽到一種觀點時,這對美國人民是不好的。 這樣做毫無預警,大多數人聽到的觀點是羥基氯喹不起作用。 是的,這是大多數人在主流電視上聽到的觀點。 聽眾:所以我的問題 ... 我仍然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我想知道關於您的同事所說的,由於學校關閉和政府關閉而導致自殺性上升、焦慮、濫用和其他各種問題的增加。 我想知道是否應該將聯邦資金分配給一線工人、社會工作者、心理健康治療師。 醫生:問題的答案是:傷害已經來臨,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種傷害,我不知道政府的內部運作方式,但實際上傷害已經來臨了,我們必須要做些有意義的事,所以對我來說,作為一名醫生,如果你和我都知道我們已經被車碾過了,當然是要先去醫院,所以以我的職業來說 ... 聽眾:是的,能夠幫助這些孩子,我認為這很有意義。 記者:大家好,這裡是《布萊特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我們將繼續為您帶來"醫生小組"的發言。 感謝你收看。 請繼續關注,我們遲點回來。 抱歉有點過度曝光,扯掉我的麥克風了。 但是我們將回來。 請關注Facebook上的《Breitbart News》,關注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Twitter,當然還有我們的網站 Breitbart.com,當然還有YouTube,請繼續關注。 我們很快就會回來。 祝大家好。 https://mp.weixin.qq.com/s/fbVO06Ldg0Gege7bub7H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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