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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回報・3 年前
打牌的時候,千萬不要小看任何人。
你的手怎麼被綁著了?
咱們就不要管這個了。
你以為我被綁起來了,就什麼都幹不了了嗎?
我只有兩個手指頭可以碰到這副撲克牌的話,
我就能輕易地做到我想做到的任何事。
比如說,我在一副牌當中,
你有什麼好問的?
切到四張,
一張,
還都不需要很整齊,
第二張,
三張,
第三張,
四張,
第四張,
很簡單。
四張,你怎麼不提前都好看去的。
隨便洗,洗得越爛越好。
好了,這就消了。
好的,
那我就不改編排的順序了。
咱們直接來了。
一張K,是你找到的。
那我要找到什麼才能贏你?
四張A。
是你洗的排,對吧?
一張,
一張不夠。
第二張,
再來,
七張,
七張,
第三張,
第四張就有點難了。
我們需要定位。
怎麼叫定位呢?
我們都不需要改編它的順序。
我們只需要把排合起來。
把它捋整齊。
這一次呢,
我只需要一個手指,
它就能找到它。
我的天啊!
全世界的人,
都認為玩排靠運氣。
你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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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回報・1 則回應・6 年前
  • 前言：此篇雖然主角是政治人物, 但不是政治文也沒有選舉目的, 因為我也不希望韓草包當總統．可以當成一個推理文看待． 然後也不是所謂”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而且剛好相反，因為我一開始是覺得怎麼可能有人能造假論文跟博士學歷, 但後來看到的太多矛盾的地方，讓我邏輯潔癖的頭快炸掉了，所以必須整理出來． 先不討論論文內容的問題，我只列出了簡單時間軸，把一些有紀錄的歷史、總統府說法、洋蔥炒蛋裡、賴幸媛受訪提到的都放進去，就已經有太多矛盾． 首先最大也最明顯的時間矛盾就是：蔡在東吳跟政大的第一個研究生(簡燕子、林恆)都是1981-1984畢業, 蔡說自己1984.02 才畢業，怎麼可能同時當他們的指導教授? 但是事實上, 83-84時候的蔡確實有可能人在台灣，因為蔡在1982.11因為Financial difficulties 退學 (根據LSE規定，withdrawal 是不可逆轉的「永久退學」，interruption才是暫時的「休學」) 國際學生沒有學籍以後應該很快就要出境回台灣了. 今年蔡在某次造勢場合中，脫口說出她當時從台灣去倫敦口試, 代表她確實當時人在台灣．後來沒有再復學的紀錄，可是沒有復學紀錄後來又怎麼畢業? 然後蔡在1983 的 6月跟8月就已經以”LSE經濟法學博士”的title 在政大法學評論期刊27期 28 期發表文章（他說自己1984.02畢業），後來又陸續發表了總共七篇，內容幾乎跟現在在LSE或國圖的論文有８０％以上一模一樣, 合理懷疑是先有中文 才翻成英, 因為英文論文８０％以上使用了1990年以後才發明的Microsoft Word 格式編輯(兩邊對稱)．只有不到２０％是確實以當年的打字機製作．這種自我抄襲的問題也違反學術倫理，嚴重情節可以取degree． 另外論文也有APA格式的規定，蔡英文聲稱畢業時間正好在第二版(1974-1983)跟第三版(1983-1994)的轉折點之間，也就是他的五篇小論文，包括在政大法學評論期刊的文章,都必須符合第二版APA格式. 但是論文必須以第三版APA格式撰寫，因為蔡聲稱他在1984年畢業，但是蔡英文所謂的論文用的是1994年 甚至2001年以後的APA格式, 當中應該有六種版本的演進． 再來，蔡在1983 的聯合報投稿上寫自己是 倫敦政經學院「國際經濟法博士」，事實上並沒有這種學位名稱，並且他說他1984才畢業． 蔡在「洋蔥炒蛋」裡說論文完成以後等了半年才能口試，如果照總統府說1983.10口試，那就是1983.04就寫完論文，但是1983.01 才被改了新題目，有可能只花了三個月就寫完論文了嗎？ 書裡又說蔡的姊姊來陪口試 ， 但書裡照片兩人跟路人都穿著夏天衣服, 又跟總統府的說法1983.10(冬天) 口試時間不合．賴幸媛在某次訪問裏說蔡在1981.10就已經在寫論文也快畢業了，然後在1983的夏天畢業，又是一個新說法… 後來蔡在政大期間， 1985就申請升等為副教授，這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她不滿３年就升等成功，這違反了大學法規定．第二，基本上她需要＂升等＂才能當上副教授，也就代表了蔡當時根本沒有博士, 因為當時只要有博士就是直接成為副教授, 如果需要升等就代表沒有博士畢業證書．另外，當年她在政大的升等資料，現在全部被她設成國家絕對機密, 封存30年才能在２０４９年解密，全世界我只想的到還有習近平也把自己的論文設成國家機密不讓人看． 紐約律師執照取得的時間點也有出入，他說自己1980年從康乃爾碩士班畢業以後，為了考律師執照，所以在紐約又多待了一年多，但是事實上她是1987才又回到紐約拿到律師資格, 並且是最高學歷寫的是「康乃爾大學法學院」，而不是「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 如果真的照她說的是在1984年拿到LSE博士資格, 不用最高學歷來申請律師資格不合理． 其他跟時間軸衝突比較無關的不合理的地方，也都是非常明確的證據： １、蔡的補發論文不是她一個人寫的，還有一位「共同作者」叫做Michael John Elliot，沒有一個論文有可能有兩個作者，這個事情被質疑以後，Elliot的名字就被移除了． ２、 Elliot同時也擔任她的advisor, 姑且不論Elliot只有學士學位, 重點是Elliot 在1983以後就離開學校, 蔡之後就再也沒有advisor, 怎麼可能博士生沒有指導教授可以獨力完成論文研究? ３、 所有LSE博士畢業, 當年論文就要交給三個圖書館, LSE、IALS、Senate House library．但LSE圖書館員跟IALS圖書館員都證實, 過去35年從來沒有出現在LSE圖書館, 也從來沒有出現在圖書目錄裡, 所以也並非遺失, 如果是遺失 目錄不會消失, 只會標註”遺失”. 反而在2009年送了要求”ProQuest”增加書目, 但不不送書本身， 並要求標註”非賣品”. 2011年試圖送了一本論文給Senate House library 然後就轉交給高等法律研究院, 但是高等法律研究院並沒有建立蔡的論文圖書書目． ４、 2019.06 才送了一本到LSE圖書館, 但是不能收納在專門放論文的地方, 只能當作一般圖書放在婦女圖書館 (Women’s library), 並且在上面印上 personal copy of Ing-Wen Tsai． ５、 口試通知沒有口試委員簽名 ６、 論文沒有學校版權頁　 ７、 論文其中有三百多頁 (~80%) 用了1990年以後才發明的電腦Word Justified對齊格式 ８、 註釋號碼不連貫 ９、 同屆同學的論文是單面印刷，她的是雙面印刷 １０、同屆同學的論文有防偽造抽換設計, 蔡的沒有 １１、論文充滿手改痕跡 (鉛筆. 立可白) 跟頁碼不完全 １２、沒有總結論, 只有每個單篇小結論 １３、畢業證書補發一次為限, 但蔡有三個版本的畢業證書, 三張都不一樣，其中一張的鋼印還歪掉． １４、 LSE在2019.10.08的所謂官方聲明是一個叫施芳隆台灣人的在”LSE台灣研究室”轉發的, 但是LSE台灣研究室已經在2016.03年被撤掉了, 並且2007~2014年施芳隆收了匿名捐款兩千多百萬台幣給她個人，還沒有任何單位出來說明這個捐款的來路． 反正關於蔡真的太多謎題, 沒有一個線索追得到最後找到答案, 不是不回應就是被機密。但至少我沒辦法騙自己她是正常管道取得博士跟後來的教授升。我甚至可以接受她說她是被頒發榮譽博士或者公關形博士, 但明明那麼多兜不攏的東西, 卻還要用更多的謊來包裝, 硬要我們相信, 我真的做不到。寫到這裡雖然不到臨表涕泣的地步, 但真的很沉重, 好像沒人關心這個事情, 反而每天更愛看另一個小丑蔣幹畫,覺得很好笑 唉阿 為什麼我們只有草包跟騙子可以選啊? 這是一個兩邊得罪的文章 ,但我還是想寫，不知道黑白可不可以高於藍綠。資料真的很雜，我整理的頭超昏，如果有不正確的地方歡迎指教．
    1 人回報・1 則回應・7 年前
  • 美國大紐約染上新冠狀病毒網友，詳盡分享真實經歷過程。希望對於沒有經歷過各位，對認識病徵能有些幫助。 以下是原文： 三月初的一天，當我無意中發現兒子在西班牙某地的時候，我知道我家這次在劫難逃了。 瘟疫已經在西班牙肆虐，嚴重程度當時在歐洲僅次於意大利，兒子這時候跑西班牙去幹什麼呀？ 去年夏天開始，兒子大學畢業後在美國西岸一人生活工作；我們住東部，來往自然大大減少。 多年來，我家一直可以用手機互相查找位置；但是誰去了哪兒，我們從不刨根究底。 兒子去西岸後，有時忽然關了手機定位，我們知道，兒子有時候喜歡做野地露營、攀岩等風險較高的事，很可能又哪裡冒險去了。 兒子知道分寸；我們擔心也沒用。 這次，兒子帶了太多的電器，只要有一樣忘了關定位，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位置。 得知兒子在西班牙後，我們決定： 一，不告訴他。 真玩起高科技，我們可不是他的對手。他會立即關閉所有定位，萬一他真出事，我們上哪裡找他？ 二，我每天留截屏，紀錄下他的行蹤，萬一他在一家醫院長時間停留，我就立刻飛去西班牙。 兒子並不是旅遊新手，已經幾次一人在異國他鄉闖蕩。 但是兒子畢竟大學剛畢業，還改不掉大學生的窮游習慣；他喜歡住青年旅館，便宜，又能遇到各種年輕人。 這次，他又是每天住青年旅館。那種集體宿舍型的地方呆久了，不得新冠病毒才是奇跡。 終於，三月中旬，兒子出現在西班牙某機場。 第二天早晨，兒子到了紐約JFK機場；不知道這是他的終點站，還是要轉機去西部。 太太裝著和兒子聊天，先發短信，再通電話。 兒子自己說出他已在JFK機場，準備從Airbnb 租個小房間，住幾天再回家。 「回家吧！在家裡隔離一樣的。」太太和我都這樣對他說。 掛了電話，我們迅速行動。 我家的主臥室大，不僅帶有獨立浴室，還帶個書房，我們放了健身器材。 我到地下室把一個折疊桌子和一張轉椅拿到主臥室。到時候，我們隨時送食物，兒子吃喝拉撒、上班、鍛鍊身體全都不用離開主臥室。 Airbnb 哪裡比得上！ 我家離JFK機場約兩個半小時至三小時車程。 我開車去接兒子，太太則在家打掃衛生、燒菜，做各種準備。 我開車到機場接人區後，戴上N95口罩，戴上醫用乳膠手套；兒子見到車來，戴上他自己準備的N95口罩後才上車。 沒有握手，沒有擁抱。 兒子坐到後座，我開車，回家。 近兩個星期的擔憂終於結束了！ 一路順利。 只是，一大段高速公路，不可能總開著窗；但是我還是過一段時間開一下窗，換空氣。 到家後，兒子立刻進主臥。 從那時起，我們把飯菜、水放在主臥門口的凳子上，兒子關禁閉，基本不出主臥室。 兒子承認有點不舒服，但是不願意詳細說，可能怕我們擔心；他不願意去檢測，說自己年輕，熬一下就好了，把檢測盒留給更需要的人吧。 美國的大學把孩子都教傻了；沒辦法，由他去吧。 畢竟，就在一個屋檐下，我們天天盯著問著，醫院又近，不怕。 發病確診 兒子回家後，我睡兒子臥室。 那裡的床墊最硬，腰酸背痛的時候去睡上兩天，自然就好。 可是，大概從第三天起，我早晨起床後就覺得腰酸背痛。 唉，大概真的老了，不適合再睡這種硬床了。不過，就幾天，忍一忍吧。 又過了一個星期左右，一天中午有點餓，我去凍箱打開了一盒從Costco 買的chicken pot pie，加熱後一嘗，怎麼這麼咸？吃鹽一樣！ 嗨，疫情期間，Costco 貨物的質量也不穩定了，肯定是這一大盒都有問題。 四月一日左右開始，兒子回家後的第三周，我感覺感冒了，有點發燒。 簡單，吃點DayQuils ，壓一下；好一點；過一會兒又不舒服，DayQuils 似乎不夠，那就晩上睡覺前吃NightQuils，睡個好覺。 等到四月六號，我知道自己抗不過去了，給家庭醫生打電話，醫生問了幾句，說你先自我隔離，看會不會自己好轉。 第二天，不見好轉，而且有加重的趨勢。我再打電話；這次，家庭醫生建議我立刻去醫院急診室。 我自己開車到醫院，停好車，戴好口罩，到醫院急診室。 門口兩個人不客氣地攔住我，問我要幹什麼？廢話，不舒服，家庭診所關門，只能上這裡來。 這門我過去進過多次，以前從來沒有人攔的。 待我報上姓名，兩人立刻語氣大變，熱情地指著地上的箭頭： 你的家庭醫生已經來過電話了，我們正在等你呢！ 你順著這個箭頭走，看那一大片帳篷，到帳篷門口等著。 一大片帳篷佔滿了一個停車場。 我進到裡面，發現才就我一個病人。 郊區有它的優勢，連醫院都總是半空的。 等做完各種檢查，一個醫生過來問我： 最近有沒有腰酸背疼？有沒有味覺變化？頭兩個問題就直擊要害！ 原來這幾天我的腰酸背疼與床無關，原來chicken pot pie沒問題，我冤枉了Costco! 醫生接著說，你的症狀很像新冠病毒，但是片子顯示你的肺沒有問題；你先自我隔離，如果呼吸困難立刻來住院；大約兩天後會有化驗結果。 醫生開了Plaquenil。 根據藥方，第一天吃兩次，一次兩片。 我剛吃了兩片就覺得不好，想吐，頭暈，反應太大。 一查，原來那就是川普總統推薦的藥。不吃那藥了。 不管醫生開的還是總統推薦的，副作用大，我感覺吃了簡直沒法活；再說，醫生開藥時一再強調現在所有治新冠的藥都是試驗性質，沒有把握；既然這樣，至少給我個副作用小點的。 第二天一早醫院來電話。 一聽到是醫院打來，沒等她開口，我就知道結果了。 美國的醫院從來這樣，化驗結果沒事，他們不急著告訴你；一旦確診什麼嚴重的病，他們會立即想方設法找到你；說好過兩天出結果，第二天一早就來電話，絕對不是好事。 果然，醫院護士說「你被確診了」！哦，從今天起，我正式進入官方統計數字。 居家抗疫 當天，兒子搬出主臥室，結束他的隔離；我搬進去，正式開始我家的第二輪抗疫。 確診之後電話一直不斷。 家庭醫生、醫院醫生、縣衛生局等等部門，都強調一點： 如果感覺氣急，馬上住院去！ 我要求醫生換個藥，自己建議開普通的消炎藥Z-pak。 那藥我過去用過幾次了，從來沒什麼不適反應，它也是治新冠的試驗藥；都是試驗用藥，自己指定藥物，至少不受罪。 醫生馬上同意換藥。 （當時還暗自決定，如果高燒不退要住院，我就立即要求用「人民的希望」。 不給？我會寫下：用了不好自己負責，不給死了家屬馬上告醫院！) 一次，家庭醫生跟我通電話後直接打我太太手機： 我聽著你丈夫的聲音不對，有點氣急，趕快去住院吧！ 我不去。 住院的最大好處是隨時監督呼吸，這我自己也能做到。 房間里多走幾圈，感覺一下不就測出來了？ 我覺得自己還是輕症，病床留給更需要的人吧！( （美國這些年把我也教育傻了。) 再說，萬一真需要住院，醫院也就十分鐘路，不怕。 確診後的三、四天是最難熬的。 渾身酸疼，頭暈，發燒不退，吃Tylenol 退燒藥，但是過一會兒體溫又到38.5度。 ）也許，Tylenol 讓我的體溫不超過38.5。不好說。) 病最重的時候，半夜起床，覺得家裡東西的形狀都變了。 水龍頭底下的水池，怎麼變淺了？去看電腦，屏幕的比例不對，變方些了。 打開電腦，字體的font 全變了。 我知道問題嚴重，趕緊繼續回床睡覺。 （後來一個醫生朋友告訴我，看來這病毒真是厲害，影響了整個人的神經系統，味覺視覺系統都受影響了。思維繫統呢？ 不知道。反正本來就不聰明，將來多一個反應遲鈍的藉口；先不去管它了。) 身體有時打寒戰，冷得渾身發抖。 馬上衝進浴室，哆嗦著衝淋浴(多年習慣，上床前洗澡)，哆嗦著擦乾身體，搖晃著跑上床，牙齒打架抱著厚被子想：會不會就這樣走了？ 這樣走不行！ 於是我把得病消息告訴了極少幾個人。 朋友太多，又不想發微信朋友圈，只能告訴幾個人。 所有朋友知道後肯定都會來問候的。怕回復，沒力氣；不回復，沒禮貌。 一個朋友立刻給我寄來測氧儀。 普通的儀器，現在是市場緊俏貨。 我當時就流了眼淚。如果肺功能發生問題，血液含氧會下降，要立即吸氧；隨時監測含氧度非常重要。 吃飯像戰鬥。 沒食慾，吃了想吐，雖然沒吐。 不吃，身體的免疫系統就會敗陣；逼自己吃，慢慢吃，一頓飯吃上兩個小時。 這樣過了三、四天，體溫下降了，正常了，雖然仍然頭暈，仍然渾身無力。闖過去了！ 四月十五日早飯，太太蒸了個雞蛋羹。 生病以來，第一次嘗到了鮮味！ 雖然菜還是太咸，水果還是太甜，但是味覺肯定在慢慢恢復正常。 謝天謝地！沒了味覺，這日子能有滋味嗎？ 從十六日起，我停用Tylenol ，盡量不用其他藥。 除了偶爾咳嗽，晚上有點頭暈等後遺症，身體基本正常了。 醫院說三天不用藥體溫正常就算康復了。 為了家人健康，我把三天改為十四天，到五一，身體沒事就自己解禁。 總結一下我的經歷： 一，這病的傳染力實在厲害。 從我發病的時間上推測，最大的嫌疑人是我兒子，雖然他從來沒有去看過病，從來沒有確診，連藥都沒吃過；可能是在我從機場帶著兒子往家開的近三小時車程里兒子傳給我的。 他到家後十四天里基本沒出主臥門。那三個小時，我們都戴著N95口罩(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合格產品)，兒子沒有咳嗽，沒有打噴嚏，我還是被傳染了。 二，這病有兩個星期左右的發病過程(病毒慢慢繁植)。 忽然覺得腰酸背疼床墊不適，忽然覺得菜太咸水果太甜，都是早期症狀，要警惕了。 一般認為感染後十四天內發燒，這未必可靠。(兒子到家大約十六天後我開始感覺發燒。) 三，我只用了Tylenol (一個鄰居朋友送的，市場脫銷，真心感謝！)、Z-Pak 消炎藥，粉色的Pepto Bismol 對付偶爾的拉肚子，加上偶爾的咳嗽藥。都是最普通最便宜的藥。 最後感謝我的太太和兒子，感謝他們悉心照顧！ 我隨時一個短信一個電話，他們馬上滿足我的各種要求。 感謝各位朋友，在我最需要的時候送來了各種關懷！祝大家健康平安！ 2020年4月18日記於美東一小鎮的禁閉室
    12 人回報・1 則回應・6 年前
  • 2018年最感人的一個真實故事（薦讀） 國學與智慧文化 10月10日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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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的是大陸的狀況，在台灣何嘗不是這樣？謹供參考： 在孤獨中，人的尊嚴也會喪失殆盡” 李老今年七十歲，老伴兒六十八歲。 退休前，李老夫婦都是省城電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李老的兩個兒子，一個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一個畢業於清華大學， 之後繼續深造，取得了高學歷後，如今都在北京定居。 李老夫婦的老年空巢生活，過了將近有十年了。起初， 一切似乎都還和諧，充裕的養老金足夠老兩口安度晚年，那段時間， 兩位老人還經常出門旅遊，過著逍遙自在的日子。但是， 隨著時光的流逝，這對在撫養子女上「功德圓滿」的老人， 卻越來越感受到了垂暮生命的重荷。兩位老人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尤其到了最近兩年，更是每況愈下。李老患有嚴重的心臟病， 老伴患有嚴重的高血壓，日常生活中，老兩口是彼此的醫生， 一個替另一個量血壓，一個監督另一個按時服藥。 老兩口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心裡都很清楚， 一旦其中的一個倒下了，另一個都沒力氣將對方背出家門，而且， 另一個也勢必會跟著累倒。這種擔憂在今年年初得到了證實。 當時李老的心臟病突發，幸虧鄰居幫忙，打電話叫來了 120 急救車。老伴也想跟著急救車一同上醫院，被鄰居好說歹說地勸住。 鄰居也是好心，擔心老太太跟到醫院去只會把自己也急出毛病來。 老伴留在了家裡，可是當天晚上， 一個人在家的老太太突然感到天旋地轉。依靠平時掌握的醫療常識， 老太太理智地沒有進行多餘的掙扎，而是就地躺在了地板上。 躺下後老太太就感覺到完全動彈不得了， 整個身子已經完全不受自己的支配。她說，那一刻， 她認為自己要完了。就這樣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直到黎明時分， 老太太的病情才漸漸緩和。她始終不敢動，更不敢睡著， 她怕自己一旦睡著了，就再也不會醒過來了。等到第二天， 鄰居發現了，也是喊來了 120，後腳跟著前腳，把老太太也送進了醫院。 這件事情發生後，李老夫婦的空巢生活正式敲響了警鐘。 我們不是沒有想過去北京和兒子一起生活。以我們倆的收入， 即使生活在北京，也不會給孩子們增添太多的負擔。 但是北京的情況太特殊了。孩子們除了「北上廣」， 在任何一座城市生活， 我和老伴兒的晚年都不會遇到今天這樣大的困難。 兩個孩子目前在北京生活都算穩定，也都買了自己的房子， 買的房子，都是一百五十平米左右，合計下來， 這兩套房就將近一千萬了。買完房子， 他們的人生基本上就被套死在那一百五十平米上了。 他們各自的一家三口，也夠住下我和老伴兒了， 但孩子們誰都不主動開口請我們去住。 有一年過年，全家人都在，兩個兒媳婦用開玩笑的方式互相說： 現在國家人均居住面積的小康標準是三十平米， 如果咱們誰家再擠進兩個人去，立刻就生活在小康線以下了。 也許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和老伴當時只能相視苦笑。 若是我和老伴兒在北京租房住，即便我們住在北京了， 兒子就在身邊，可日子一樣是我們老兩口自己過，還是空巢家庭， 頂多週末的時候孩子們能過來看一眼。 這樣就等於是白白花了一筆冤枉錢。 思前想後，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兒獨守空巢。 對於暮年的生活，我們不是沒有做過設計。可現在看， 事情沒有發生之前，我們的想法都太過樂觀了些。 當年我們退休的時候，想著自己老了，絕不拖累孩子們， 我們老兩口和孩子之間的關係，自從他們考上大學那天起， 就已經是“功德圓滿”了，從此，在彼此的義務上，都不做強求。 那時我們想，我們在自己的老年，依靠自己不薄的退休金， 可以遊山玩水，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懷抱中去， 直到老的哪兒也去不了的時候，就找一個小保姆伺候我們。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們的計畫進行著。 我和老伴兒退休後年年去外地旅遊，在麗江，我們還租了一間民房， 連續三年都在那邊過的夏天，自己買菜做飯，就像居家過日子一樣。 我們自得其樂，孩子們也很高興，都說自己的父母真是瀟灑。 因為彼此無擾，我們老兩口和孩子們的關係處理得非常融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這樣的日子沒有過上十年， 計畫就完全被打亂了。 我們沒有料到，自己的身體垮得會這麼快。 只能終止雲遊四方的日子了，提前進入請保姆的程式。 可是，真的開始請保姆時，我們才發現自己太幼稚了。 在我們的思想裡，花錢請人為自己服務，就是一個簡單的雇傭關係， 只要付得起錢，一切就會水到渠成。誰能想到，如今請保姆難， 居然已經是一個社會問題了。我們最先找了家政公司， 伺候兩個老人，對方給出的要價是每月三千元。 這個數目雖然也在我們能夠承受的範圍內， 但還是讓我們有些小小的驚訝。在心理上，我們認為價錢是高了些。 老伴有些想不通，我還給她做了做思想工作。我說既然是市場化了， 這個定價一定就是市場自我調節出來的，是被供求關係所決定的， 通過這個價格，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今老人對保姆的需求有多大， 供不應求，所以才導致出了這樣的價格。你看， 我們研究所剛剛畢業的研究生，一個月的工資也就是三千塊錢， 可是一個不用受太多教育就能勝任的保姆崗位， 也開出了和一個研究人員同等的薪酬標準， 這個價格不能說沒有一些扭曲。但這就是現實， 我們處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購買服務，只能接受如此的定價。 好不容易，老伴兒的思想工作做通了，第一個小保姆被請進了家門。 但購買保姆服務的交易方式，遠遠不像我們購買其他商品那麼簡單。 購買其他商品，基本上還有個公平原則、誠信原則在裡面， 但購買家庭養老服務，這裡面的不確定因素就太多了。 這個小保姆為我們提供的服務品質，遠遠和我們的預期不相吻合。 我們老兩口也是自認有修養的人，但是的確難以容忍。 於是又換了一個，每個月還多給出五百塊錢。 但是隨著付出的價格抬高， 獲得的服務品質與預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 就這樣接二連三換了四個保姆，最終不約而同， 我和老伴都決定不再嘗試這條路了。我們決定， 在我們還能動的情況下，彼此照顧對方。這裡面沒有不理性的因素， 我們都是學理科出身的，不會感情用事，任何決定， 都是經過理性推理出來的。但是現在不得不承認， 我們的理性思考的確有僥倖的成分在裡面。老年人的身體狀況， 更是個不可估算的變數。 發生在老伴身上的危險，讓我知道了， 現在身邊有個人還是非常必要的， 起碼不會讓我們在突發險情的時候坐以待斃。上次老伴被救， 是因為我們防患於未然，留了一把鑰匙在鄰居家裡。鄰居很負責任， 我住院後，就擔心我老伴一個人會有什麼不測，一大早敲門問安， 沒人應門，這才開門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老人。 這種僥倖的事還敢再重演嗎？不敢了。 現在我和老伴又有了一個共識，那就是住院兩個人必須一同去， 反正以我們現在的身體狀況，任何時候都夠得上住院的條件。 我想啊，也許我們最終的那個時刻，會是雙雙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彼此看得見對方，一同閉上眼睛。 如果真是這樣，那可的確就是功德圓滿了。 現在孩子們當然很著急，可也只能勸我們再去請保姆。 他們總以為我們是捨不得花那份錢， 根本體驗不到這種買賣關係如今的混亂——不是你支付了金錢， 就一定能夠換來等值的服務。他們不知道，這種「等值」的要求， 更多的還是指人的良心，是良心和良心之間的換算， 可如今人的良心，是個最大的不確定值，最難以被估算和期待。 我們住院後，兩個孩子都回來了，當孩子們出現在病房門口的時候， 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滿足。那一刻，我居然有些傷心， 就好像自己受了什麼天大的委屈一樣。老伴兒更是哭得一塌糊塗， 孩子們越安慰，她哭得越凶。好在我還算比較克制，如果我也落淚， 孩子們會感到震驚的。我從來沒有在兩個兒子面前掉過淚。 孩子們不會理解他們的父母怎麼會變得如此脆弱， 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一樣，也一定是難以理解如今的自己。 在醫院陪了我們幾天，看我們的病情都穩定下來了， 孩子們就回北京了。他們太忙。是我讓他們回去的，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時候，感到這麼違心。 孩子們走後，我和老伴突然變得特別親。不是說我們以前不親， 是這次事情發生後，我們之間那種相濡以沫的情緒變得空前濃厚。 我們倆的病床挨著，各自躺在床上，伸出手， 正好可以牽住彼此的手，我們就這樣躺在病床上手拉著手， 連護士看到都笑話我們，說我們比初戀的情人還要親密。 護士說得沒錯，我和老伴兒年輕的時候， 好像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情重。這就是相依為命啊。我們手拉著手， 各自還吊著液體，我覺得液體滴進我們的血管裡，就融合在了一起， 這種感覺真好！ 在醫院裡，我和老伴商量了下一個決定——我們住進養老院去。 出院後我們立刻考察了一下，有幾家養老院還是不錯的，比較正規， 主要是管理相對嚴格，畢竟是有那麼一個機構， 為老人提供服務的人員，有組織的管理，這樣一來， 就杜絕了老人在家養老，保姆關起門來稱王稱霸的可能。你要知道， 老年人的狀態決定了，在私密的空間裡，相對身強力壯的保姆們， 他們絕對是處於弱勢地位的。 我們看中的那家養老院還提供家庭式公寓，就是一個小家庭的樣式， 廚房、衛生間一應俱全，我們並不需要過集體生活， 每天服務員會送來三餐，自己願意的話，也可以自己做飯， 醫務人員會隨時巡視老人的身體狀況。當然，收費比較高， 一個月我們兩個人需要交納六千塊錢。這個價格我認為是合理的， 吃住、醫療保健都在裡面。 入住手續我們已經辦好了，現在只等養老院的通知。 這家養老院的公寓房很緊張，需要排隊。去養老院， 看來就是我和老伴兒的最後一站了。 也許真的是走到人生的盡頭了，這段日子在家， 我和老伴兒總覺得是在和什麼告別，情緒上不免就有些低落。 收拾收拾東西，每天夕陽落山的時候， 我們老兩口就坐在陽臺上說一些過去的事情。 這套房子我們住得並不是很久，退休前才換的， 也就住了十年左右的光景， 可是如今就好像是人生前一個階段的最後一個驛站了， 從這個門走出去之後，我們的人生就該進入落幕的倒計時了。 我們這一輩子，傳統觀念不是很重， 自認為我們的生命和孩子們的生命應當是各自獨立的， 可是如今看來，人之暮年， 對於親情的渴望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這是我們獨有的民族性格，而現代性，說到底是一個西方觀念， 所以，當我們國家邁向現代性的時候，獨有的這種民族性格， 就讓我們付出的代價、承受的撕裂感，格外沉重。 老伴兒現在特別思念孩子們，我也一樣， 這些日子突然想起的就總是兩個兒子小時候的樣子了。 有時候還會有些錯覺，好像看到他們就在這套房子裡玩耍。實際上， 我們搬進這套房子的時候，他們早已經在北京落戶了。 這種視覺上的位移，在物理學上也許都能找到符合科學的解釋吧， 就像海市蜃樓，我想也許不完全是個主觀上的錯覺。 前兩天我和老伴兒做了一個大工程， 就是把孩子們從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來，分門別類， 按照年代的順序，掃描進電腦裡，給他們做成了電子相冊。我還買了兩部平板電腦，分別給他們儲存了進去。我想，有一天， 孩子們也會開始追憶自己的童年吧。 這也是給我們進養老院做的準備工作。 要離開家了，我和老伴兒想了想，需要從這個家帶走的， 好像並沒有太多的東西。除了我們的養老金卡、身份證件， 好像唯一值得我們帶在身邊的，就只有孩子們的照片了。 人生前一個階段積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們都帶不走， 也不需要帶走了！ 請孩子們和兄弟姊妹們好好看幾遍這個文章，不多年後，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早做打算和規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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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欽泰，把「桃花源」從遁世變現世（上） 沈珮君 文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開路先鋒 雖然歷史沒有what if，但是從頭覆按時，關鍵時刻若作出不同決定……？細思極恐。 「如果沒有台積電，2026年以後，所有的自動駕駛都會不見。」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今春台大EMBA演講時，描述一個不能想像的世界。何僅自動駕駛會不見，蘋果手機升級也沒辦法那麼快，AI可能仍只存在科幻電影裡。 「如果沒有台積電……」，人類文明史會改寫。 台積電現在似乎等同「張忠謀」三個字。他說，他建立台積電，充滿酸甜苦辣。他的酸甜苦辣中沒有多所著墨或者他不盡知道的是，當他還在美國「德儀」為自己墜落的職涯力挽狂瀾時，貧困的中華民國政府已憑藉海內外幾個人的毅力，以莫名的信心，克盡萬難說服立委、建立工研院體制、擠出鉅款，派出四十多位工研院同仁去美國半導體大廠RCA付費學習（不是川普說的「偷」），1976年起連續三年，每年付給RCA一百萬美元。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群平均二十八歲的台灣工程師，回來試產，良率就超過美國師父，RCA驚訝之餘，想把這座台灣第一家半導體示範工廠買下。 當年如果賣了，後來就沒有聯電、台積電及一連串科技大廠，這些如地殼運動一般一個一個拱起、聳立、綿延的護國山脈了。 RCA想把工研院第一座示範工廠買下，並聘用全數員工，這是很好的條件，也是對台灣才剛踏入半導體的成績很大的肯定。工研院時任院長方賢齊在工研院成立二十五周年時回憶此事，坦言「當時很多人很心動」。怎能不心動呢？七、八○年代，台灣面對聯合國、美、日、韓接二連三的背棄，如翻騰在巨浪的孤舟，當時很多人千方百計移民，第一目標就是美國──流著奶與蜜的夢土。何況台灣這座官方出資的工廠，只是「示範」，還常遭杯葛，充滿不確定性，若見好就賣給美資，豈不甚好？ 但是，這第一座半導體廠的第一位廠長史欽泰卻有不同看法。他一向溫良恭儉讓，那天卻罕見地以沉重語氣告訴方賢齊：「如果把這座廠賣給美國人，我當年回台灣貢獻國家IC（積體電路）計畫的意義就沒有了，我會辭職。」他明確表示不會跟著工廠轉移到RCA旗下去。 方賢齊很感動，另一方面也覺得「當頭棒喝」。是啊，我們所為何來？只是要做一家工廠賣掉？還是要為台灣發展產業、提升台灣電子業？政府派人赴美學習半導體技術的初衷是什麼？ 史欽泰孤臣孽子的心情，敲醒了正作著「美」夢的人。 史欽泰，台糖子弟，高雄茄萣漁村之子，在美國普林斯頓以全額獎學金拿到博士學位後，在聖地牙哥一家電腦公司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是，「我一心一意要回台灣」。他必須回來，因為他要直面自己的土地、回答自己：「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1969年他赴美留學，1970年日本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1972年美國將二戰後占領的「琉球群島」（含釣魚台列嶼）交給日本，掀起華人憤怒。普林斯頓台灣留學生組成「保釣行動委員會」，聲量很大，是保釣大本營之一。史欽泰雖未直接參加，但在同學聚會中，不斷聽到保釣運動的消息，群情沸騰，而他相對沉默：「我從小個性就不會很強烈，沒有情緒。我碰到問題不會著急，不會生氣，我只是想：應該怎麼解決？我能為台灣做什麼？」 從此，「我能為台灣做什麼？」成為他一生的功課。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 史欽泰出生在台灣光復第二年（1946），當年年底，世界第一個電晶體誕生，而台灣的戰後嬰兒潮正才一個個呱呱墜地，赤腳長大。 史欽泰生長在漁村、蔗田，曾與阿嬤住在茄萣海邊，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一下雨，家家戶戶土糊的地都是黏黏的泥水。他小學三年級搬去父母住的台糖農場宿舍，上學必須搭乘台車，一搖一晃離開遼闊的蔗田，再走路到學校。 他台南一中畢業後，保送台大電機，北上租了一間兩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每天三餐最多十元，從未感匱乏。 畢業退伍，赴美深造。出國的那一年，正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那一年，而史欽泰才第一次搭飛機。他踏上美國的土地，正是晚上，燈火燦爛，他用shock（震撼）形容自己受到的衝擊：「美國怎麼這麼亮？」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我的故鄉，為什麼這麼暗？ 當時台灣街燈不多，昏昏滅滅，連電扇也才普及不久。 史欽泰從未覺得自己貧窮，但踏上他鄉的第一步，他深深體會到，我們國家落後太遠了。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他本來拿到博士就想回台灣，他跟住在普林斯頓附近的潘文淵先生面談、討教。潘文淵是RCA研發主管，1974年被政府請回評估如何提升台灣電子業，他建議我們發展積體電路，並閉門在圓山飯店十天，替台灣擬出「積體電路計畫草案」，早上十一點交給經濟部長孫運璿，下午兩點就通過了，孫運璿並保證負責籌措一千萬美元經費。 ▋「三不」之約 一個多月之後，就在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知名的「電子所」前身），這是後來驅動台灣電子業轉型的強勁引擎。 又過一個多月，孫運璿飛到美東，叩開潘文淵家大門，懇託他為台灣組成一個「科技顧問團」。潘⽂淵立刻請來在美七位華⼈專家，到家裡與孫運璿晤談，當天 ，台灣半導體史上居功厥偉的「技術顧問委員會」（TAC，Technical Advisory Council）就非正式地正式成立了。這真是超級效率。 這些科技顧問每周六到潘府聚會討論獻策，潘文淵並為大家擬定「三不」之約： 一，不拿台灣政府一毛錢。參加此事，是為國家，不是為錢。（潘文淵更決絕，從台灣決定派人去RCA學習之後，他即提早兩年自RCA退休以避嫌，潘夫人也辭去美國教職，伴他頻頻來回美台，她說「成全他的愛國心」。潘文淵即使退休後也未拿台灣一毛薪水。） 二，不能占用上班時間。大家必須用個人時間為台灣奉獻。所以，周末開會。 三，不能洩漏在職公司的機密。 這群科技顧問的「三不」原則，大公無私，讓自己既做母國義工，也未背叛美國雇主，忠義兩全。數十年來「三不」一以貫之，連在第二年才加入的重量級半導體專家、中研院院士虞華年去年九十歲回憶此事時，對「三不」仍然倒背如流，尤其強調：「你不能為錢而來。」 史欽泰是TAC在美面試的學人，他聽了潘文淵建議，先在美國工作汲取經驗，一年多後，知道台灣的IC計畫已確定，立刻辭職返台，連老家都沒回，直接進入工研院。 ▋不進企業，留守工研院 史欽泰是第一波赴美RCA學習的十九人之一，他是製程部分領隊兼司機（只有他有留美經驗，會開車），同行的還有曾繁城、曹興誠、劉英達、陳碧灣、倪其良、戴寶通等人，這群不到三十歲的小伙子，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將成為未來台灣半導體界明星，而台灣從此將成為世界半導體界的喜馬拉雅山。史欽泰當然也沒想到他後來在電子所長任內、親手衍生出去的台積電，將成為全球半導體業的聖母峰，他國可望不可及。 工研院是孵育半導體業的溫床，更是台灣科技人才的養成地，它鄰近清華大學，大樹林立，現代化建築錯落其間，儼若一座大學城。當年這附近都是稻田，根據工研院二十五周年「回首來時路」的訪談，第一任副院長顧光復回憶他和經濟部次長張光世一起到新竹尋找工研院用地的時候，「走的是狹窄坎坷的田間小路，張光世還摔了一跤」。與史欽泰先後回台報到的同學章青駒在電子所成立三十周年受訪時，回憶對工研院第一印象，也恍若隔世：「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到新竹，走過一些從美國標準看來破破爛爛的建築，見了兩位穿著隨便的人事人員，這在當時讓我詫異極了。」 不僅地方破，薪水也爛。史欽泰生動地形容：「我在美國繳的稅，比工研院薪水還多。」他回台那年薪水一萬四，這已是相對高薪，一般教授才八千元。 史欽泰所為何來？ 曾做過工研院董事長的張忠謀，在自傳中對工研院頗有一些「責之切」的批評，其中一點是：工研院的人只想做「研究人」，不想做「工業人」。 其中最知名的當然就是在工研院堅守二十七年的元老「老史」。史欽泰堅持不進企業，他以自己個性不適合為由，頑固地留守工研院，收入遠遠不如科技公司。 這是他的選擇。 「我不是只要做一家『企業』，我想做一個『產業』，我要做一個『生態系』。」史欽泰相信：「這才能確保國家獲利。」他認為台灣不僅要建立半導體業，整個電子業都應該要升級，他的夢想只能在工研院完成。 「半導體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生態系」，聯電、台積電、台灣光罩、世界先進這些有上下游關係的上市半導體公司，都是先後自工研院衍生出去的，史欽泰是創建人、督導人、催生人。還有更多與工研院直接間接相關的公司。 他也帶領工研院著力個人電腦，電子、電信、通訊、航太、生醫。他興趣廣泛，喜歡跨領域，峰峰相連。而每次技術成熟、商機出來、民間搶入時，他就帶領工研院退出，他的名言是：「創新不易，策略性退出更難」，但唯有策略性退出，台灣中小企業才能一個個蹦出來，而工研院可把資源再投入新領域。 史欽泰是工研院年紀最輕、任職最久的院長，他在此落實夢想中的「科技桃花源」。 「桃花源不應該是遁世的，應該是現世的」，他不僅帶領同仁深耕研發，他還吸引外界有志之士進來，讓他們利用工研院的資源、光環，更快地實現科技理想。 「工研院沒有圍牆」，這個桃花源不會讓你找不到入口，史欽泰擔任院長時，建了開放實驗室及創新育成中心，史欽泰希望「這就是各種領域人才可以相遇、碰撞的平台，讓交流和火花自然產生」。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奠基者 人，有進有出。工研院成立五十年來，員工轉戰民間科技大廠的，至少兩萬人，「小魚進了大池塘立刻變大魚」，其中有一百多人出任科技大公司CEO或高階管理人員。此外，自1996年工研院育成中心成立以來，共有478家廠商進駐，其中三十一家在離開育成中心後成功進駐竹科、三十三家成功上市或上櫃。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史欽泰在院長任內，不斷提醒同仁：「工研院沒有『自己』。我們唯一的『自己』就是台灣。」廠商壯大，就是台灣壯大；廠商需要工研院，就是工研院的成就。 史欽泰認為工研院的角色就是：「成就廠商，幫助廠商成為明日之星。」 無名，無利，無我，有人因此認為工研院是「悲劇英雄」。對史欽泰來說，「無私」、「利他」是明確的自我定位。 史欽泰自美回台更新身分證時，工研院因是財團法人，戶政事務所在他的職業欄寫著「社會服務」，他覺得對極了：「是呀，工研院就是社會服務。」他很高興自己的工作是「社會服務」。 史欽泰堅守在工研院「社會服務」，全力貢獻科技業，沒有分到一張股票，甚至為了避嫌，在職期間也要求太太絕不能買股票，「因為我太了解這些產業，這有利益衝突」。他認為「錢夠用就好」。 他很富足，他擁有的最大「紅利」是：台灣半導體成為一個生態系完整的產業，台灣電子業從一般裝配升級到多項世界第一第二，這是台灣真正的用實力走出去。有什麼能比夢想實現更富足？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曾說，全球有兩個研究機構，世界應該重視：一個是德國的Fraunhofer Institute，另一個是台灣的ITRI，即工研院。 這應該是對工研院最大的肯定了。 史欽泰充滿感恩：「我的一輩子就是跟著台灣半導體業一起發展。」他說得太客氣了，他的主管胡定華，也是開創台灣半導體業的元老功臣，曾經讚美史欽泰：「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上，史欽泰是真正帶兵領將、創造契機的人。」 帶兵領將，他不罵人，不摔公文，工研院曾用「柔性革命」來形容史欽泰的領導風格及成就，而他把功勞推給每一位共同奮鬥的人：「我是偷懶的人，喜歡拉著大家一起做。」他認為，「我們的寶島變成閃亮的鑽石，是很多人的貢獻」，不是一個人。 曹操註《孫子兵法》：「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史欽泰印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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