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傳： 台灣教育的失敗，首推二大功臣， 其一: 李遠哲。 其二: 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史英先生 合理的管教 是訓練,不合理的管教是磨練, 不要總是認為自己的孩子是寶,以後就是社會的毒瘤 ！ 現在的學校生態，好像如這位老師說 的一樣。將來的台灣怎麼辦？ 一位老師的沈痛心聲！ 我的心中非常沈痛，教書近十年了， 一直以身為老師為榮， 但是最近一年來卻深感心痛與無能為力。 今天上課時，一位學生趴在桌上睡覺，於是我說：某某同學，你生病了嗎？ 如果沒有生病，請你不要趴在桌上。 然後那位學生連甩都不甩我。我又說 了一遍，他回答：我高興！ 於是我請同學請班導師來，等班導師來時，我說明了原因， 那位學生對我回嘴說：你哭夭〈台 語〉喔。 我說：是你還是我？ 學生馬上又回：我又不夭，你哭爸咧 ！〈台語〉 然後大搖大擺地跟著導師出去，導師 在場卻沒有任何制止的行動， 後來我詢問了導師的處理情形，導師也無能為力，只能記過處理，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位學生是學生中的老大，後面總跟著一群僂儸，平時打人鬧事恐嚇樣樣精通， 記過對他來說其實不痛不癢，他的母親是從事特種行業， 所以根本無法管教他， 我曾經親眼隔著一棟樓看過這位學生去 恐嚇其他學生，那種狠勁，我心中在滴血。 史英先生，因為人本主張學生不可以打罵、不可以管教、不可以處罰， 一有學生家長宣揚說老師處罰學生，這位老師馬上陷入眾聲撻伐的境地， 所以誰不自私，明哲保身要緊，何必去管別人的小孩？所以我們只能以記過處理， 史先生， 您聽過報紙曾報導一位國中生被記18支大過，卻洋洋得意嗎？ 我們的學生也是如此，反正又不會少 一塊肉，照樣可以畢業。 但是各位人本的大學者，你們都是高級知識份子，高所得、高生活環境的人， 但是，不要忘了，台灣有許多鄉下學校，父母鎮日忙於 掙一口飯吃，肚子沒有填飽前， 誰有精神餘力去陪孩子管教孩子？ 或許我比較白目，我總希望能憑自己微弱的力量去喚醒這些迷途的孩子， 但是我所得到的是屢次在課堂上學生以哭爸、哭夭罵我， 其實我知道這種話是學生次級文化的 語言，我傷心的是有誰願意去管教這些迷途的孩子呢？ 老師不應該體罰學生，我贊成，但是，親愛的人本學者們，請你們到鄉下的學校去教看看! 不要老是以高姿態說那番大道理，人本太過的主張只會使所有的老師灰心， 使中低階層的孩子更無人管教而已。 學校一位老師在上課時，一群學生連甩都不甩他，聚在一堆玩撲克牌， 那位老師也很白目 〈因為我現在覺得去管教學生的人實在是太不識相〉， 開口制止學生不要玩認真上課，當然學生不會理會他，繼續玩撲克牌 ，於是這位白目的老師走下講台抽起一張牌走回講台，一回頭， 一位比他高壯的 學生也走向前抓起他的衣領，劈頭就是甩老師兩巴掌， 老師當場傻掉，事後校方聯絡兩天才找到這位學生的家長出面處理，學生勒令轉學處置。 校長還當全校老師的面誇讚這位老師沒還手，真是好老師，事情也較好處理， 等於! 送走了一顆不定時炸彈。原來老師處罰學生會被告上法庭， 可是學生打老師可以完全沒事，而且被學生打不出手的才是好老師， 學生依舊可以在另一個學校悠遊自在， 我茫然了……原來人本所要的就是一 個打壓老師、提升問題學生權力的教育環境啊! 一個遍體鱗傷的老師 一項需要你在『明哲保身』與『責 任』之間做選擇的工作。 「人本」在一昧訴求人權應被尊重的 同時，卻未對社會環境做評估。 當學生的人權被尊重，卻未被告之，他也應尊重他人的人權時，學生只得到放任與無知。 試問：如果再繼續惡性循環下去，台灣勢將沉沒！？台灣的孩子要在哪立足.生存.面對人生? 不良學生→不良少年→不良青年→不良中年→不良老年 搞成這樣這兩人現在怎麼不出來說明？ 錯誤的政策會讓台灣翻不了身 請給他用力的轉出去，讓大家都知道 ！

“我殺了十萬日本人。”1993年，97歲的薛嶽被告上法庭。面對法官的詢問，他沉默了許久，然後說道：“我殺了十萬日本人。”話音一落，全場頓時停了下來。 這是1993年的臺灣。一個97歲老人，站在被告席上，面對法官的質問，突然丟擲這麼一句話。 全場愣住了。法官的筆停在半空，書記員忘了打字，旁聽席上有人眼眶紅了。 這個人，叫薛嶽。 很多年輕人可能不認識他，但你爺爺如果還在，肯定知道這個名字。 長沙之虎，抗戰名將，中國抗戰史上殲日軍最多的指揮官之一。 可誰能想到，他晚年居然因為欠房租，被銀行告上法庭。 這事聽著荒唐，但真不是段子。 其實早在1980年代，他就已經過得很拮据。沒權、沒錢、沒資源，連每月的補貼都被政府停了。 原因很簡單，他反對“臺獨”。 李登輝不高興了，卡他經濟。他當時住在嘉義竹崎鄉一個小屋，種菜、洗衣、自己煮飯，過得像個老農民。 可就是這樣一個人，一輩子從沒對國家伸手要過一分錢。 直到1993年，臺灣銀行起訴他，說他拖欠公房租金。 他沒找關係，也沒喊冤，就這樣一個人站到了法庭上。 法官問他：“你知不知道自己欠了多少？” 他沉默了很久，然後說了那句話：“我殺了十萬日本人。” 這不是炫耀，也不是威脅，這是他一生的總結。 說到底，這事得倒回幾十年講，那時候他還在戰場上。 1938年江西萬家嶺，薛嶽帶著大軍，把日軍106師團整個包了餃子。 那可是日本的精銳，戰鬥力強，裝備齊全。可他硬是靠地形、靠人心、靠那股子不服輸的勁，把這支部隊幾乎全殲。 這是抗戰裡第一次中國軍隊把日本一個整個師團吃下來，震動中外。 打完萬家嶺，他沒歇著，緊接著就是長沙。 三次長沙會戰，他一仗比一仗兇。第一戰，他用“天爐戰法”把日軍引進來，再一口氣合圍，殲敵三萬。 第二戰，敵人換打法，他又變招，打得對方退回去的路都找不到。 第三戰更狠，日軍投了五萬六千人，全被他吃下來了。 那時候，日軍情報部直接給他起了個外號：“長沙之虎”。 可問題來了，這麼能打的人，怎麼後來卻被邊緣化？ 說白了，他太倔，不會拍馬屁。蔣介石下命令，他要是覺得不合理，敢當面頂撞。 長沙會戰時，蔣本來想守不住就退，他偏不退，堅持打，結果贏了。 別人都說他是“百戰名將”，他自己卻說：“我只不過是個盡責的士兵。” 1949年，他被安排守海南。他搞了個“伯陵防線”，想死守到底，結果被解放軍打垮。 他沒再爭辯，帶著殘兵坐船去了臺灣。 從那以後，他就沒再指揮過一場仗。職位雖然有，但都是些聽起來嚇人、實則無權的顧問頭銜。 時間一晃幾十年。 他每天早起讀《詩經》，練字，寫完就燒掉，不留一張。 子女九個，他嚴格得要命，連戒菸都能一刀切。長子說：“他腦子裡只有國，沒有家。” 可國家還記得他嗎？ 晚年，他連溫飽都成問題。公家不給補貼，房租交不起，只能靠朋友接濟。 那時候他已經97歲，一個人坐在院子裡曬太陽，沒人陪，沒人問。 直到那天，他被告上法庭。 那句“我殺了十萬日本人”，不是炫耀，是控訴。 不是對法官說的，是對這個社會說的。 話一齣，全臺譁然。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誰，更不知道他幹過什麼。 可這一句話，把他這輩子的血和火，全都壓成了一聲嘆息。 事後，有人發起募捐幫他交房租，還有人跑到他家送吃的、送錢。 可他都婉拒了，只收最基本的生活費。他說：“國家還在，我就不餓死。” 這樣的老兵，已經不多了。 1998年，薛嶽去世，終年102歲。 葬禮上，棺木蓋著一面國旗，很多人自發前來送行。 可老將軍生前的故事，早已被塵封。 有人說他是戰爭機器，有人說他敗於內戰。但不管怎樣，他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站了出來，打出了實打實的勝仗。 這是個不完美的人，但他幹了一輩子實事。

《孩子，外面世界絕不會輕易原諒你！》 很不錯的觀念文章。（轉傳) 這是一個真實的事情： 兩名高中男生圍毆老師，還對著鏡頭嘶吼：“我是學生，你們能把我怎樣？” 這就是被《未成年人保護法》餵得無知無畏的學校學生！ 本文是一位老師講述的四段小故事，告訴各位家長及孩子， 親愛的孩子，老師是不能把你怎樣，但外面的世界可以把你怎樣。 （一） 我有一個學生，喜歡鑽研數理，卻走路慢慢吞吞總愛遲到，同學給他起了個雅號叫“愛遲到”。後來他被父母送到英國念高中。 有一次回國，他給我們講了個經歷，卻對自己感觸很深。 原來他假期去一家華人開的中餐廳打工，結果第一天上班就遲到了五分鐘，於是直接被解僱了。 他沒有想到，第一次因為遲到所受到的嚴厲懲罰，竟是丟了飯碗。 而最令他醍醐灌頂的，是那個華人老闆的最後忠告： [小夥子，如果我不解僱你，你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殘酷！] 在台灣式教育的嬌寵之下，連讓學生罰站也如走鋼絲，遲到自然可以逍遙法外。 但多年以後，因一種積習所引發的重創，這該是多麼深刻的領悟啊！ （二) 前幾日有個新聞： 一名台灣留學生為了和女友約會，未經同意，私自闖入女友的寄宿家庭，被警察以“私闖民宅”的罪名逮捕了。 這個熱戀中的大孩子怎麼都沒有想到，一次浪漫的約會竟會約來荷槍實彈的警察。 校園裡的溫和與包容，讓我們已經習慣了肆無忌憚地侵犯別人的領地， 可以把同桌的課本藏起來， 可以在別人的背後畫烏龜。 但外面世界的秩序和文化卻各不相同，所以，這次你不是被警告，是你被捕了！ （三） 記得很多年前當班主任時處理過一起校園單車失竊案，案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主角就是班上的一個”媽寶”孩子。 單車物歸原主後我將他和他的家長叫來，準備和犯錯的孩子和家長好好聊聊， 他的父親卻說：“我們家不差錢，孩子就是一時貪玩而已，說多了會傷害他的自尊。” 也許，這位天真的爸爸認為，有錢即不算竊，貪玩就不犯法。 這孩子前年發財了,開名車,出手闊綽 , 原因是幫朋友運毒兼販毒,後來被印尼政府抓到判死刑,還沒執行就在牢裡被凌虐而死,他的父母到他死後還是認為他的孩子很乖只是愛玩而已。 (四) 台灣小孩常常隨手一杯泡沫茶飲,喝完了就隨手一丟,丟山邊,丟海邊,在社區, 想到就丟,就是不丟在垃圾桶, 不信請到各大景點看看周邊的垃圾和菸蒂, 開車族及吸菸族也一樣,垃圾想到就往外一丟,反正罰很輕,又沒人舉報,也不管清潔人員的辛勞, 殊不知每年掃馬路的清潔人員被撞死的很多位,慘死的比率又是世界第一, 反正跟詐騙案件一樣,沒什麼罪,也沒自己的事, 友人的朋友拿國際駕照去加拿大國外自助旅行, 習慣沒變,垃圾隨手搖下車窗就向外一丟,後方車輛為了閃避,2死2重傷, 上了法院,跟法官說人又不是我害的,不過是隨手丟個垃圾罷了,有那麼嚴重嗎？ 最後被被害家屬請人”私刑處理",目前已經不在人世。 其實，我只是想叮囑一句~~孩子，長大之後沒有兒戲，校園之外沒有溫室！~~ 請記住，外面的世界絕不會輕易原諒你！ 是的，親愛的孩子，老師是不能把你怎樣，但外面的世界可以。 家長，你可以原諒孩子，但外面的世界不會輕易原諒，孩子的成長裡沒有兒戲。 我們總希望孩子學習學校考試的東西，但不重視家教和門風，連做人的常識與底線都不知。 有一次聚餐，朋友帶著孩子，孩子爬上桌，像飛輪一樣轉動菜臺，什麼好吃就往自己嘴裡搶，大人根本沒辦法伸筷子。 我問朋友，你為何不管管孩子？ 他說，現代教育要讓孩子自由，不能拿老一套束縛孩子 他沒有想過，一個孩子最後是要成為公民的，是要進入社會的，如果漠視別人的存在，當別人的權利受到傷害的時候，他的天性能保證他一生的幸福嗎？ 如果一個孩子沒有被自己的爹媽管教，那他被社會修理的時候會付出怎樣的代價？ 所以說， 好門風能教我們做人的涵養。 好門風一代一代的傳承，能讓我們在這個迅疾變化的時代裡，找到內心不變的溫暖，找到屬於自己的真正的人生價值和秩序。 假如你自己看完後有感觸也認同！一起分享吧！ 一起為臺灣未來的希望而努力，因為這裡是我們的家！

原來李家同院長有這樣的過去，我感動得流下淚來。 車票 撰文:李家同 我從小就怕過母親節，因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親遺棄了。 每到母親節，我就會感到不自然，因為母親節前後，電視節目全是歌頌母愛的歌，電台更是如此，即使做個餅乾廣告，也都是母親節的歌。 對我而言，每一首這種歌曲都是消受不了的! 我生下一個多月，就被人在新竹火車站發現了我，車站附近的警察們慌作一團地替我餵奶，這些大男生找到一位會餵奶的婦人，要不是她，我恐怕早已哭出病來了。 等到我吃飽了奶，安詳睡去，這些警察伯伯輕手輕腳地將我送到了新竹縣寶山鄉的德蘭中心，讓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傷腦筋。 我沒有見過我的母親，小時候只知道修女們帶我長大。 晚上，其他的大哥哥、大姊姊都要唸書，我無事可做，只好纏著修女，她們進聖堂唸晚課，我跟著進去，有時鑽進了祭台下面玩耍，有時對著在祈禱的修女們做鬼臉，更常常靠著修女睡著了，好心的修女會不等晚課唸完，就先將我抱上樓去睡覺，我一直懷疑她們喜歡我，是因為我給她們一個溜出聖堂的大好機會。 我們雖然都是家遭變故的孩子，可是大多數都仍有家，過年、過節叔叔伯伯甚至兄長都會來接，只有我，連家在那裡，都不知道。 也就因為如此，修女們對我們這些真正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特別好，總不准其他孩子欺侮我們。 我從小功課不錯，修女們更是找了一大批義工來做我的家教。 屈指算來，做過我家教的人真是不少，他們都是交大、清大的研究生和教授，工研院、園區內廠商的工程師。 教我理化的老師，當年是博士班學生，現在已是副教授了。 教我英文的，根本就是位正教授，難怪我從小英文就很好了。 修女也壓迫我學琴，小學四年級，我已擔任聖堂的電風琴手，彌撒中，由我負責彈琴。 由於我在教會裡所受的薰陶，所以，我的口齒比較清晰，在學校裡，我常常參加演講比賽，有一次還擔任畢業生致答詞的代表。 可是我從來不在慶祝母親節的節目中擔任重要的角色。 我雖然喜歡彈琴，可是永遠有一個禁忌，我不能彈母親節的歌。 我想除非有人強迫我彈，否則我絕不會自已去彈的。 我有時也會想，我的母親究竟是誰,看了小說以後，我猜自己是個私生子。 爸爸始亂終棄，年輕的媽媽只好將我遺棄了。 大概因為我天資不錯，再加上那些熱心家教的義務幫忙，我順利地考上了新竹省中，大學聯招也考上了成功大學土木系。 在大學的時候，我靠工讀完成了學業，帶我長大的孫修女有時會來看我，我的那些大老粗型的男同學，一看到她，馬上變得文雅得不得了。 很多同學知道我的身世以後都會安慰我，說我是修女們帶大的，怪不得我的氣質很好。 畢業那天，別人都有爸爸媽媽來，我的唯一親人是孫修女，我們的系主任還特別和她照相。 服役期間，我回德蘭中心玩，這次孫修女忽然要和我談一件嚴肅的事，她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請我看看信封的內容。 信封裡有二張車票，孫修女告訴我，當警察送我來的時候，我的衣服裡塞了這兩張車票， 顯然是我的母親用這些車票從她住的地方到新竹車站的，一張公車票從南部的一個地方到屏東市。 另一張火車票是從屏東到新竹，這是一張慢車票，我立刻明白我的母親應該不是有錢人。 孫修女告訴我，她們通常並不喜歡去找出棄嬰的過去身世，因此她們一直保留了這兩張車票，等我長大了再說。 她們觀察我很久，最後的結論是我很理智，應該有能力處理這件事了。 她們曾經去過這個小城，發現小城人極少，如果我真要找出我的親人，應該不是難事。 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見一次面，可是現在拿了這兩張車票，我卻猶豫不決了。 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有大學文憑，甚至也有一位快要談論終生大事的女朋友，為什麼我要走回過去，去尋找一個完全陌生的過去？ 何況十有八九，找到的恐怕是不愉快的事實。 孫修女卻仍鼓勵我去，她認為我已有光明的前途，沒有理由讓我的身世之謎永遠成為心的陰影，她一直勸我要有最壞的打算，既使發現的事實不愉快，應該不至於動搖我對自己前途的信心。 我終於去了。這個我過去從未聽過的小城，是個山城，從屏東市要坐一個多小時的公車，才能到達。 雖是南部，因為是冬天，總有點山上特有的涼意，小城的確小，只有一條馬路、一兩家雜貨店、一家派出所、一家鎮公所、一所國民小學、一所國民中學，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在派出所和鎮公所裡來來回回地跑，終於讓我找到了兩筆與我似乎有關的資料，第一筆是一個小男孩的出生資料，第二個是這小男生家人來申報遺失的資料，遺失就在我被遺棄的第二天，出生在一個多月以前。 據修女們的記錄，我被發現在新竹車站時，只有一個多月大。 看來我找到我的出生資料了。 問題是：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母親幾個月以前去世的。 我有一個哥哥，這個哥哥早已離開小城，不知何處去了。 畢竟這個小城，誰都認識誰，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員告訴我，我的媽媽一直在那所國中裡做工友，他馬上帶我去看國中的校長。 校長是位女士，非常熱忱地歡迎我。 她說的確我的媽媽一輩子在這裡做工友，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我的爸爸非常懶，別的男人都去城裡找工作，只有他不肯走，小城做些零工，小城根本沒有什麼零工可做，因此他一輩子靠我的媽媽做工友過活。 因為不做事，心情也就不好，只好借酒澆愁，喝醉了，有時打我的媽媽，有時打我的哥哥。 事後雖然有些後悔，但積習難改，媽媽和哥哥被鬧了一輩子，哥哥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後，索性離家出走，從此沒有回來。 這位老媽媽的確有過第二位兒子，可是一個月大以後，神秘地失蹤了。 校長問了我很多事，我一一據實以告，當她知道我在北部的孤兒院長大以後。 她忽然激動了起來，在櫃子裡找出了一個大信封，這個大信封是我母親去世以後，在她枕邊發現的，校長認為裡面的東西一定有意義，決定留了下來，等他的親人來領。 我以顫抖的手，打開了這個信封，發現裡面全是車票，一套一套從這個南部小城到新竹縣寶山鄉的來回車票，全部都保存得好好的。 校長告訴我，每半年我的母親會到北部去看一位親戚，大家都不知道這親戚是誰，只感到她回來的時候心情就會很好。 母親晚年信了佛教，她最得意的事是說服了一些信佛教的有錢人，湊足了一百萬台幣，捐給天主教辦的孤兒院，捐贈的那一天，她也親自去了。 我想起來了，有一次一輛大型遊覽車帶來了一批南部到北部來進香的善男信女。他們帶了一張一百萬元的支票，捐給我們德蘭中心。 修女們感激之餘，召集所有的小孩子和他們合影，我正在打籃球，也被抓來，老大不情願地和大家照了一張像。 現在我居然在信裡找到了這張照片，我也請人家認出我的母親，她和我站得不遠。 更使我感動的是我畢業那一年的畢業紀念冊，有一頁被影印了以後放在信封裡，那是我們班上同學戴方帽子的一頁，我也在其中。 我的媽媽，雖然遺棄了我，仍然一直來看我，她甚至可能也參加了我大學的畢業典禮。 校長的聲音非常平靜，她說︰「你應該感謝你的母親，她遺棄了你，是為了替你找一個更好生活環境，你如留在這裡，最多只是國中畢業以後去城裡做工，我們這裡幾乎很少人能進高中的。 弄得不好，你吃不消你爸爸的每天打罵，說不定也會像你哥哥那樣離家出走，一去不返。」 校長索性找了其他的老師來，告訴了他們有關我的故事，大都恭喜我能從國立大學畢業，有一位老師說，他們這裡從來沒有學生可以考取國立大學的。 我忽然有一個衝動，我問校長校內有沒有鋼琴，她說她們的鋼琴不是很好的，可是電風琴卻是全新的。 我打開了琴蓋，對著窗外的冬日夕陽，我一首一首地彈母親節的歌，我要讓人知道我雖然在孤兒院長大，可是我不是孤兒。 因為我一直有那些好心而又有教養的修女們，像母親一般地將我撫養長大，我難道不該將她們看成自己的親母親嗎？ 更何況，我的生母一直在關心我，是她的果斷和犧牲使我能有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和光明的前途。 我的禁忌消失了，我不僅可以彈所有母親節歌曲，我還能輕輕地唱，校長和老師們也跟著我唱，琴聲傳出了校園，山谷裡一定充滿了我的琴聲，在夕陽裡，小城的居民們一定會問，為什麼今天有人要彈母親節的歌？ 對我而言，今天是母親節，這個塞滿車票的信封，使我從此以後，再也不怕過母親節了。

《什麼是法律？原來是掌權者訂的標準叫法律》-陳文茜 *我在台大法律系是一個鬼混學生：但這個系教會我一件事，有些法律很合理，有些很荒謬，有些根本迫害人權：守法不是最高道德，不斷地思辯其錯誤及進步性，法律體系才會更完備。 *我大四還沒有畢業，上學期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下學期美麗島軍法大審。我的台大法律系教授們除了零星人數之外，幾乎全部具名登報聲明：美麗島大審是一個公平又公正的審判。 哈！那天一早起來看報，差點沒有吐出來。我心想或許在學識上他們是我的老師：但在良知勇氣上：我是他們的老師。 還沒有畢業，我在某種狀況下，開始協助受難家屬。 *四十年過去了，法律依然有它的「權力」詭譎性。 例如：依法現在誰先打國際疫苗？尤其AZ與Moderna ？ 當疫苗採購不足、這種攸關人命的事，卻由一個單位指揮中心説了算。由他們訂規範。 而依其所定的法律除了醫療人員之外，全國第二最優先：居然是總統府，行政院疫情指揮中心，國安單位，金融單位⋯⋯（族繁不及備載）共約萬人。 他們不在醫院，不直接接觸確診患者，他們為什麼列為優先第二類？和救護車人員一樣危險？ 更荒謬的是：他們正是此次做決策，導致我們採購國際疫苗不足的「高端人士」。 在巴西，他們可能被移送彈劾：在美國，科學界醫學界會群起而攻之。 在台灣，他們叫民眾耐心支持等候國產疫苗，然後自己伸出手臂，優先接種國際疫苗，而不是他們認為足夠防護力的國產二期高端疫苗。 這樣的「低端」法律，你服氣嗎？ 然後，他們還不放手。 這幾天幾個單位紛紛被鬥臭，罰款，甚至檢調加入傳喚。 連一生救人救世的許金川教授，都被檢調約談。 根據什麼？法律！ 誰訂的法？ 買疫苗不力的疫情指揮中心！ 疫情中心好似謙卑的苦苦希望民眾了解政府已經盡力：卻另一個臉孔重重懲罰依比例原則，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醫療院所志工疫苗接種。 當權者少少地買了國際疫苗，偷偷地把自己納入原本只應是第一缐中央防疫人員如海關，救護車人員⋯⋯的名單中。 之後又大大挑撥人民之間，誰？誰？誰？為什麼那些人打了？ 太誇張！ 重辦！ 咦，軟弱無能的權威者復活了。 於是一生行醫行善積德的許金川，甚至在不知那來的後輩有組織網軍的追討之下，有了新封號：黑心肝。 而他可能一生救治福澤至少上萬人。 所謂好心肝基金會事件的事實是什麼？ 「殺人」「滅口」總要聽聽他的説法吧？ 依據許金川教授聲明： 1）台北市衛生局6 月7日和8日要求給我們疫苗必須當日施打完畢，尤其這些疫苗8月即將到期。 2）因為新冠疫情突然猖獗，我們判斷現在或未來即使疫情受控制，但這些協助老年肝功能疾病服務的志工，因大量的人際接觸，仍然暴露在風險中。 3）我們根據台北市醫師公會的函文通知：台北市的醫事人員6 月4日前到指定地點完成疫苗的施打。 4）因此我們認為台北市的醫事人員大致已經施打完畢，我們也知道包括大部分的「醫院志工」都已施打完畢。 5）根據施打疫苗優先順序規定的第一類「醫事人員」及「醫療院所非醫事人員」（包括志工）的分類辦法，我們開始為三大協助肝病老人的志工施打疫苗。 6）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創立已27年，宗旨是結合社會愛心力量消滅肝病。創辦人是台灣肝病研究鼻祖宋瑞樓教授，於民國73年推動全國新生兒注射B肝疫苗之創舉。自從成立以來，工作同仁帶領大批義工全國走透透，為民眾做肝炎、肝癌的篩檢活動，至今已嘉惠六十多萬人。即使在去年疫情期間，仍然在嚴峻的環境中服務了兩萬人次的民眾。 好心肝基金會延續其理念而成立，其下設好心肝診所，本諸「視病猶親」之宗旨，從事醫療公益事業，故與一般地方診所之規模及經營理念有所不同。 多年來，基金會為國人健康而努力，除了醫護同仁的付出，大量的志工也是重要的動力。 基金會及診所固定工作同仁三百多名，此外，還有經常性的志工六百多名，及非經常性的協力志工參與推動肝病防治。 志工大部分為退休的醫護人員及愛心人士，還有經常義務支援社區服務的志工家屬。 另外，有很多經常在基金會進出的工作夥伴，例如清潔人員、水電工人、大樓保全。還有經常性參與我們的活動作為專業顧問的好夥伴。 好心肝診所正是這些志工及醫護合作夥伴主要的工作及進出地點，他們就是這一次施打疫苗的對象。 7）基於「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基金會精神，我們的初衷出於善意，然可能是做法不夠周延而造成爭議，為各方所關切，謹此致歉！ 8）感謝社會民眾一直以來對基金會的支持，希望各界一本過去對台灣肝炎防治公共衛生的支持，繼續一起努力。 *今天又來了另一個被處罰的單位： 國軍醫院也私打疫苗　國防部：調整分院長職務 https://news.tvbs.com.tw/life/1525924 六月九日，新竹國防醫院加開夜診幫醫院員工施打疫苗，由於莫德納打了35劑後有1瓶已開封，還剩下8針可以打，且需在6小時打完，否則就要丟掉，但全院醫護人員都已經打完了。因此，院方聯繫衛生局與北區衛生所，告知有意願者都可來打。然而，經市府調查發現，其中「5位」因非醫事人員，不符疫苗接種資格，市府對參與並知情的衛生所吳姓主任做出處分，並將她調整為非主管職務。 ⋯⋯⋯⋯ *所以依據到處抓包的法律，因為此醫院多打了五位非醫事人員，重罰200萬，主管自請處分。 但神不知鬼不覺，若非中央政府對台北市政府以「好心肝基金會」當祭品昨日對柯P開大炮，柯文哲為了自保於是反擊公佈公開了總統府等至少八千人，早已列入國際疫苗優先名單。 如果不是這場鬥爭，我們還不知道這個真相。 我的疑問有二： 1）這個法律合理嗎？ 2）自訂法律把自己先列入保護優先名單，這個「低端法律」可不可以「公民不服從」？ 3）把千萬人民搞到為求活命，搶疫苗，誰來重罰他們？誰來自請處分？檢調，檢調，您在何方？ 4）還有：我們現在到底是在防疫？還是已經在進行2024總統大選防柯P前哨站？ 政治，可不可以不要這樣殘忍？可不可以暫時放下，在人民的生命權之前。 許金川教授即將至調查站，他的太太也是醫生私下說：不懂政治。沒圖利沒賺錢，如果因為幫助人而被抓去關，也是後者之師啦。😅據說施打的醫護手都酸得快斷了！感謝🙏 大家放心，會給他送藥及換洗物⋯😁 諸佛菩薩護持沒事沒事！😇 ⋯⋯⋯⋯ 我則建議他，到了檢調單位，鞠躬禮，然後說：抱歉！我只是⋯⋯#超前佈署 了！

從張大千女兒的角度看張大千(!) 值得細細一看的好文(!)。。 。。。。。。。多美. 爸爸最值錢的遺產 張心慶 今年4月，一些媒體刊登了一條消息：國畫大師張大千 的一幅畫《愛痕湖》，在北京嘉德拍賣公司拍出 1億元人民幣的天價，這在中國繪畫史上是空前的。 當時，我正在美國休斯頓探望大女兒。說實話，我心裡也很激動。 爸爸的畫價值連城，能為中國、為東方甚至全世界所認可，是值得慶幸的。 此畫如此昂貴，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也有人對我說：“張心慶，你是張大千的女兒，肯定有他的畫，不說多，兩三張總是會有的……”我哭笑不得。 我不可能逢人就解釋，“文革”期間，這些畫早就被抄了……過去的事，老重複說也沒有意思。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真的，我現在也算得上是個“無產者”。 我後悔嗎? 怨恨嗎?不，什麼都不。 人不能抱著過去的恩恩怨怨不放手。 爸爸曾教育過我：“好女不穿嫁時衣，好兒不吃分家田”，人總得自力更生，獨立堅強地生活。 這些(畫) 是有形資產，損失了不算什麼。 我心靈的財富，那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珍寶。 很多年前，我就想寫寫爸爸張大千，讓世人知道，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在一張張絢爛畫作的背後，他有著一顆怎樣的心靈; 作為一位享譽東方的繪畫大師，除了有爐火純青的繪畫技藝，他的心中又蘊藏著哪些秘密。 我想，這些才是爸爸留給我最寶貴的遺產。 爸爸教我做人道理 1930 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時，爸爸31歲。 我們家祖籍廣東番禺。這事兒，爸爸說過不止100 遍。阿公( 祖父) 原來是個小鹽官，阿婆(祖母) 是位大家閨秀，聰明能幹，詩、書、畫、刺繡都很在行，是方圓幾十裡有名的繡女。阿婆什麼都好，就是愛包辦子女婚姻，子女都很孝順她，也不反抗。 我父母的婚姻就是阿婆包辦的，以致他們之間沒有感情。 母親曾正蓉結婚11年，才生了我一個女兒，爸爸的事業心特別強，時常在外東奔西走，很少在家，更何況他們兩人是包辦婚姻呢。 我一生有過4位母親。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爸爸既然組織了這樣一個家庭，我也感受到它的溫暖，那就接受它吧! 我愛我的爸爸，也愛他身邊的人，就像我媽媽說的：“我愛我的丈夫，也愛他的父母以及每一位家庭成員。” 爸爸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播下的第一顆種子，就是“孝敬老人、關愛老人”。 我現在已經是一位81 歲的老人了，但5歲時的一個場景，我至今還記得。 1935 年，我家住在安徽省宣城市郎溪縣，阿婆臥病在床，爸爸從北京特意回來看望她。 一進門，爸爸就給阿婆磕頭，說：“您老人家病了，我沒有回家伺候您，是最大的不孝，請您想開些，不要生氣……”爸爸急急忙忙去了廚房，端來一大盆熱水，他把阿婆抱起來，給她洗臉、洗手、剪指甲，然後把阿婆腳上的襪子脫掉，我一看，驚呆了，阿婆竟有一雙被扭曲的小腳。 爸爸耐心地將裹腳布一圈一圈地解開，給奶奶輕輕地洗腳，慢慢地按摩。 那時候，爸爸在中國已是小有名氣的畫家，可是回到老家，他竟然還能為阿婆洗腳……我對爸爸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爸爸是一個很重情誼、懂得感恩的人。 他不止一次對我們幾個孩子說：“我幼年時，家裡貧寒，你們的奶奶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常給別人繡花、做嫁妝; 家裡的事情全靠你們的三伯母照應，她把我拉扯大，我永遠忘不了長兄為父、長嫂為母。” 因此，爸爸成年後努力畫畫，把這個家的擔子擔起來。 每當爸爸開了畫展回家，總是買最好的東西送給哥哥嫂嫂，然後才是自己的妻子。 對我們小一輩的子女也是如此，把好的先給侄兒侄女，最後才是我們。 爸爸有兄弟四人，加上下一輩的子女總共有二三十人，有困難，大家一起想辦法，誰有能耐，誰就多擔一點。 爸爸不但管家裡的人，還主動幫助他的學生甚至學生的家屬。 有一次，一位師兄的妻子生病住院，家裡沒錢，爸爸便拿出我和妹妹上學的學費，交了住院費。 我曾經寫過一首小詩：“……爸爸的手是畫畫的手、神秘的手，可以呼風喚雨，改天換地。想什麼，畫什麼，要什麼，有什麼。爸爸的手是平凡的手、勤勞的手、智慧的手。給奶奶梳頭、洗腳、剪指甲，把病中的女兒從深夜背到黎明，給朋友燒菜、做飯、燉雞湯……”他教給我許多做人的道理。 “畫美，心靈更美” 1943 年，我剛上初中，已經有了基本的是非觀念。我們家裡兄弟姐妹上學，爸爸從不 視。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張家的子孫後代有三戒：戒菸、戒酒、戒賭。 因此，我們的大家庭中，沒有一人敢抽煙、喝酒、賭博。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報紙上看見一則有關爸爸的小故事，標題是《張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窮人》，我打心眼裡贊成這一點。 上世紀30年代到40 年代末，爸爸常在各地開畫展，收入不菲，但奇怪的是，我們家並不富裕。 根據爸爸的收入，我們家完全可以購置田產，住豪門大宅，可我們的家卻“富可敵國，窮無立錐之地。”家裡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 錢究竟去了哪裡? 大部分用來買古畫。 爸爸不斷地鑽研、臨摹，特別喜歡一些藝術大家，如石濤、八大山人、唐伯虎、鄭板橋等人的作品。 只要喜歡的，是真跡，爸爸就不惜重金買下收藏。漸漸地，他成了古畫的專家、收藏家和鑑定家。 爸爸為了畫出自己的風格，大膽向古人學習，向民間學習。 臨摹敦煌壁畫時，他不知花了多少財力、物力，還向銀行貸款，聽說把一家私人銀行都拖垮了。 他日以繼夜地在敦煌洞子裡畫呀畫，進敦煌時滿頭青絲，出來時兩鬢斑白，那時他才40多歲。 爸爸以畫畫謀生，但從不吝嗇。 無論是達官貴人、平民百姓，只要喜歡爸爸的畫，向他開口，他都痛快應允，不取分文。 1940 年抗戰時期，我們家住在四川青城山上的青宮廟，爸爸經常要帶許多畫具和紙張上山寫生，他請了一位叫王青雲的人抬滑竿。 一天，王青雲提出請爸爸給他畫個像，爸爸答應了。第二天，王青雲大清早來到我們家，手上還提著一隻山雞。 爸爸說：“老王啊，你怎麼不給我抓一隻活的來，這麼美的山雞，畫下來多好呀! 真可惜……”老王看著自己的畫像，高興極了。 1963 年，爸爸和我有一次去香港。 我們住的酒店有兩位負責打掃衛生的服務員，他們怯生生地對爸爸說：“我們想請您畫一張畫。” 沒想到爸爸笑了，“你們怎麼不早說呢? 我還以為你們不喜歡我的畫。你們每天為我做這麼多事，我怎麼能不感謝你們呢? 我馬上動手畫。” 那天，爸爸給他們畫了一張松下老人，一張花卉。旁邊一位客人看得入神，要出高價買這兩幅畫，爸爸不給，說早有主了。 客人一看是服務生，驚訝地說：“我還不如他們? ” 爸爸生氣了：“你有錢可以在我畫展時買，我對朋友一視同仁，我們只是工作職業不同，沒有貧富貴賤之分，你好自為之吧! ” 爸爸把畫交給服務員時，他們激動地說：“ 張老先生，您的畫美，心靈更美。”他們深深地向父親鞠躬，表示感謝。 爸爸最值錢的遺產 爸爸是一個精力充沛、勤奮努力的人。 每天有畫不完的畫，寫不完的字，吟不完的詩，爬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 每次他外出遊覽回家，不管多少天的長途跋涉，必定把當天的“功課”做完，畫畫、寫字直到黎明。 童年時，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幾個兄弟姐妹晚上圍在爸爸的畫桌旁，跟他聊天。 記得有一次，我傻乎乎地問爸爸：“徐伯伯( 徐悲鴻)的馬畫得好還是你畫得好? ” 爸爸沒理我，我又問：“齊伯伯(齊白石) 的蝦畫得好還是你畫得好? ” 爸爸瞪了我一眼說：“你真沒禮貌，小小年紀，不能隨便評論老一輩。徐伯伯是專門畫馬的，當然比爸爸畫得好，齊伯伯畫蝦也比爸爸畫得好，我是向他們學習的。爸爸知道自己很笨，所以很勤奮。” 爸爸為人謙遜，常說自己是最笨的人。 他在50 歲之前，遍遊祖國名山大川，50 歲之後周遊歐美各洲，先後在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國等地居住，遊遍歐洲、美洲、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地的名勝古蹟。 所到之處，他寫了大量的詩詞和寫生稿，積累了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 自從1949 年爸爸離開大陸，寓居海外，到他去世的數十年間，我們只見過一次面。 但我知道，爸爸像個“ 萬能博士”，不僅藝術有所成就，還會搞園林、雕刻、烹飪……無論身在何處，他宴請賓客都在家裡，還是親自動手。 當年在臺北，爸爸和張學良，還有當時的台政府高官張群是至交，大家稱他們“三張”。 他們在爸爸家聚會，飯還沒吃完，爸爸發現張學良將軍不知什麼時候出去了。 後來才知道，他跑到廚房裡，去揭牆上的菜單。 原來，他見爸爸的菜做得精緻，想拿去收藏。 這秘密被大家發現後，都爭先恐後去拿爸爸的菜單。 凡是在爸爸家裡裡過差的廚師，離開後去開餐館，生意都火得要命。 有的餐廳連名字都是爸爸給取的 ，其中一家叫“青城山”，招牌菜取名“大千雞”、“大千魚”…… 爸爸為了追求藝術，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1956年，他在巴黎時，主動要求與西方藝術大師畢加索見面，連翻譯都不贊成，認為如果畢加索不見，豈不是丟了你東方大師的面子。 爸爸為了東西方藝術交流，多次請見，最終見到了畢加索，他和爸爸談得很好，畢加索說：“繪畫藝術，在你們東方。” 爸爸一生沒有什麼豪言壯語，但我理解他是熱愛祖國的。 1952年，爸爸離開香港赴海外僑居時，正是他經濟上最困難的時期。 他把身邊最珍貴的古畫《韓熙載夜宴圖》、《瀟湘圖》、《萬壑松風圖》，及一批敦煌卷子、古代名畫，以極低的價格半賣半送給了祖國。 當時，美國人出高價要買，爸爸沒有答應。 他說：“這三幅古畫是中國的珍寶，不能流入外國人手中，我不能做遺臭萬年的事。 誰叫大陸是我的母親、我的祖國，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這是我的選擇。” 爸爸離開大陸後，1954年，我母親曾正蓉把爸爸臨摹的敦煌壁畫279 幅捐獻給了四川省博物館，爸爸非常支持。 1983 年4 月2 日，爸爸在臺北因心臟病發，醫治無效病逝。 爸爸過世那年，海峽兩岸局勢不穩定，兄弟姐妹只能望洋興嘆，沒能在爸爸墓前叩拜。 爸爸生前留下許多的畫和古蹟，都捐給了海峽兩岸的博物館，就連他的住所“摩耶精舍”都捐獻了，這些就是他對祖國的奉獻，對祖國的愛。 直到今天，爸爸的教導仍常在我耳邊迴響： “一個人沒有開闊的心胸，怎畫得出雄偉壯麗的山河; 不喜愛動物飛禽，怎畫得出奔騰的駿馬，可愛的小鳥; 不熱愛大自然，怎畫得出參天的大樹，美麗的花朵……” 我在心裡不止一次地說： 爸爸，這些才是您給我最最值錢的遺產， 我深深地愛著您，永遠愛您。

澳大利亞侮辱日本方式 值得借鑒 進館先踩日本旗 胖少女雜談 2025-08-05 00:15湖北 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國家戰爭紀念館裡，二戰展廳入口處放著一面旭日旗作為腳墊。 2013年，改為投影，凡是進入參觀的遊客必定要踩著「日本軍旗」過去，算是十分記仇了。 日本外務省多次抗議澳大利亞的「侮辱」行為，甚至安倍晉三也提出了抗議，但澳方置之不理。 日本人跳腳就跳腳好了，自己乾過什麼自己心裡沒數？裝什麼純。踩一下怎麼了，日本人配講什麼素質？ 澳大利亞國家戰爭紀念館，還有一點也讓日本人受不了。通常這類紀念館都會傳遞一種觀念--「永不再戰」。 但澳大利亞可沒有這樣的「高度」，它不僅不體現「永不再戰」，而且還接受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波音等軍火商的贊助。 2023年2月14日，英國《衛報》發文批評澳大利亞的戰爭紀念館與「永不再戰」理念背道而馳。 《衛報》為什麼會注意這些事情？這最好去問問日本外務省給了多少稿費。 日本犯下的罪行可謂罄竹難書，在中國之外，還有很多國家也是受害者。 即便是遠離大陸的澳大利亞，也沒有能逃過日軍荼毒。 1942年2月19日，日軍對達爾文港發動了毀滅性空襲，造成上千名澳大利亞軍民遇難。 日本海軍飛行員淵田美津雄還囂張地說，這是「大錘砸雞蛋」 。 兩周後，日軍對布魯姆發動空襲，造成88人死亡。 隨後幾個月，湯斯維爾、凱瑟琳、溫德姆、德比和黑德蘭港等澳北地區連續受到日軍空襲。 悉尼和紐卡斯爾在1942年5月和6月遭日軍潛艇攻擊。 直到美軍趕到，澳大利亞局勢才緩和下來。 日本在東南亞開戰的三個月內，有22376名澳大利亞軍人（21649名士兵和護士、354名海軍、373名空軍）成為戰俘 。 在新不列顛、安汶、新加坡、帝汶和爪哇被俘的澳大利亞人，有超過8000人被日本人殺害或虐死。 對澳大利亞人刺激最大的就是這張照片。 1943年10月24日下午3點，在新幾內亞被日軍俘虜的澳大利亞陸軍中士倫納德·西夫利特在艾塔佩海灘被日軍斬首。 揮刀日本軍官下令讓一名士兵在現場為他拍照。 1944年4月，美軍在一具日軍屍體上發現了照片，這也是唯一一張澳大利亞戰俘被日軍虐殺的照片。 當這張照片被刊登在了澳大利亞的報紙上後，這個人口只有700多萬的國家，竟有100多萬人要求上戰場消滅日本鬼子。 該照片現收藏於澳大利亞國家戰爭紀念館，參觀者看了無不感到震驚。 難道在某些人眼中，澳大利亞組織中學生參觀紀念館，看看日本人的罪行，這也是「仇恨教育」？ 戰後，日本人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才被大量發現。 它們用砍頭、活埋、挖心的手段屠殺戰俘，受害者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 甚至還有日本食人事件-- 1945年2月23日至3月25日期間，駐守父島的日軍殺害了八名美國海軍飛行員戰俘，並肢解、烹食了其中五具屍體，用來「鼓舞士氣」。 父島離東京約980公里，是小笠原群島主島，早在1921年，日軍就在父島建設炮台。 與其它島嶼上糧草斷絕、餓殍遍野的日軍不同，父島和日本本土的運輸線一直暢通狀態，它也不在美軍跳島戰術路徑之上。 該島守軍不僅糧食充足，還能得到蔬菜、肉類，甚至清酒。 但駐軍司令立花芳夫中將等人卻想吃人肉，將戰俘當成「下酒菜」。 9月3日，立花芳夫向美軍投降時，隱瞞了日軍吃人肉的罪行。 1946年1月，日本少佐堀江芳孝在審訊中交代了食人行為，美軍這才展開了對失蹤飛行員的全面調查。 1946年8月5日，戰犯審判開庭。 法官們卻在《日內瓦公約》找不到如何懲罰食人的條款。 也就是說，日本人的暴行之殘忍程度超出人類設定的戰爭罪行。 25名日軍被告，最終立花芳夫等5名主犯被判死刑。宣判時，扒光了他們的衣服，只剩一條兜襠布，以示羞辱。 日軍對其它盟軍戰俘的虐殺手段也是極為殘忍。 在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的坤甸、泗水、巴釐巴板等地，日軍瘋狂屠殺華人、荷蘭人、澳大利亞人和盟軍戰俘。 日本潛艇擊沈荷蘭商船後，把船員和護士集中潛艇甲板上射殺，剩下的人用繩子綁在甲板上跟著潛艇下潛，以此取樂。 1971年裕仁天皇訪問荷蘭時，其座車被荷蘭人潑糞潑尿，擋風玻璃被砸碎，裕仁種下的「友誼之杉」被荷蘭人砍倒，根部灑上濃鹽酸。 荷蘭人這麼恨日本人，還有慰安婦的問題。 柏西·科維納斯女士（左二的小女孩），她生於1938年。她的父親是荷蘭皇家東印度陸軍牧師，隨軍駐紮在印尼爪哇島。 1942年，日本兵抓走了她的家人。她的父親被關進了萬隆日軍戰俘營。母親、姐姐和她被送到爪哇島戰俘家屬集中營。當時，她才4歲。 荷蘭人統計，當時共有4.2萬名荷蘭軍人被捕，近10萬名家屬被關押在集中營。 日本兵每天從集中營女眷當中帶走50名白人婦女，進行輪姦，每次還要換人。 有一次，日本兵要帶走兩名十二歲左右的女孩，她們嚇得跪在地上哭。 兩位「阿姨」主動站了出來，要求替換她們。 科維納斯女士回憶，第二天，一名「阿姨」回來後，眼眶淤青，臉被打腫，身上的衣裙被撕破，手臂、腿上全是傷痕，精神崩潰…… 另一位「阿姨」卻再也沒有回來，日本人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人敢問。 後來，她才知道，失蹤的「阿姨」成了慰安婦，送給各地給日軍享用。 而無恥的日本人卻說她們是「主動」要當慰安婦的。 她的母親也曾當著她的面被日本兵糟蹋過，這些童年陰影伴隨著她的一生。 令科維納斯女士感到憤慨的是，當這些二戰老人陸續去世後，現在的荷蘭人似乎忘了這一切。 她說，「日本人在二戰時對戰俘及其家屬做出慘絕人寰的事，我不能再保持沈默，這段歷史要讓全世界的民眾都知道。」 西方人的歷史記憶為什麼被一點點抹去？ 舉個例子，2021年，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馬克·拉姆塞耶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將「慰安婦」受害者稱為「自願賣淫女」。 他就是日本外務省資助的學者，為了點津貼，不惜出賣良知，為日軍罪行洗白。 這種被收買的，對歷史信口雌黃的學者在西方還大有人在。 而西方政客，尤其是美國，為了當下的「美日同盟」需要，縱容日本人將自己打扮成原子彈「受害人」 澳大利亞還是挺執著的。 荷蘭裔澳大利亞人奧赫恩（Jan Ruff-O'Herne）。就是當年的白人「慰安婦」之一，澳大利亞媒體也願意為她發聲，控訴日本。她一直跟日本人鬥爭到了2019年（96歲） 去年，澳大利亞拍攝了電視劇《深入北方的小路》，取材於同名小說。 小說講述澳大利亞醫生多里戈·埃文斯在二戰中成了日軍的俘虜。 他每天要在戰俘營被迫幫助日本人挑選規定人數（有勞動能力者），去修建泰緬鐵路。 在這條「死亡鐵路」的修建過程中，每天都有澳大利亞戰俘因為毆打、飢餓、熱帶疾病而死去。 如果不是像埃文斯這樣的一百多名醫生在暗中救治傷員，澳大利亞戰俘死亡人數將遠不止8000多人。 支持他活下去的動力是，他與叔叔的妻子艾米的愛情通信。 小說作者理查德·弗蘭納根的父親是日軍戰俘營中的第335號戰俘。 當年在日軍投降後，澳大利亞還拒絕接受投降，澳軍用極端手段報復了日軍戰俘，甚至動用了火焰噴射器。 但即便是這樣，也抵償不了日本人對世界所犯下罪行之萬一。 而日本人卻在不停地歪曲歷史，顛覆歷史，篡改歷史，毫無懺悔之意。 所以澳大利亞人將日本旭日旗放在戰爭紀念館門口踩踏，有什麼不對嗎？ 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電影《南京照相館》上映以來，引發了觀影熱潮。 然而，網上的魑魅魍魎卻慌了，在各大平台網暴這部電影，將銘記歷史歪曲為「仇恨教育」，揚言抵制。 其實，中國哪有什麼仇恨教育，我們只不過是將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講給下一代聽，讓他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否則，我們就是失責。 我們在銘記歷史的時候，澳大利亞的做法，或許值得借鑒。

一直想花時間好好聊聊柯Ｐ，現在總算有點時間了。很多人說柯Ｐ變了，他的行為和言論已跟他第一任任期時不同，不過，在我的認識裡，柯Ｐ始終是那個樣子的。 為免有人要起底，我就先自爆了。一直以來我都不是認真的學生，也不是典型的好學生，我當年就是靠幸運上了台大醫學系。進去之後，能翹的課我絕對翹，不能翹的課我也想辦法翹，以至於我大四之前的出席率，大概兩成不到，成績很爛，差點被退學，當然也經歷過休學。畢業那年，我母親得了重病，爾後過世，讓我重新思考，醫生是不是我這輩子追求的目標？所以最後我拿到台大的畢業證書後，決定不從醫，也別害人，畢竟，以前某老師說過，沒醫術等於沒醫德。 在2014年以前畢業的台大醫學系學生，一定有被柯Ｐ教過，我當然也不例外。比起許多人，我對柯Ｐ的認識可能沒那麼深，不過既然曾在台大醫院實習過，那就或多或少會聽過柯Ｐ的事蹟，也會有『交手』過的情形。一些小的事情我就不提，聽聞來的軼聞也不說，我只提一件我親眼目睹的事情。 當時我在外科加護病房實習。加護病房，是個管制嚴格的單位，通常每天探病時間只會開放兩到三個時段，每次約一到兩個小時，每個病床只會配置兩件隔離衣，也就是，如果同時有三個人要來探視同一個病人，很抱歉，你們得輪流進去，同時也會要求所有探視者要戴口罩與使用乾洗手，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感控（感染控制）。 那天早上，我在護理站打著藥單，在剛開放探視的時間，突然衝進來十幾個人，未依規定穿隔離衣，在我們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時，他們拿起了手機和相機在拍照。當下所有人都很錯愕，包括同時來探視的家屬，我們護理長理所當然的跳出來制止，大罵，將他們全數趕了出去。別說感染控制出現漏洞了，還拍照，病人隱私要不要顧？別忘了加護病房很多病人身上只有一件輕薄的手術衣。 以為這事就這樣落幕了，結果下午時，柯Ｐ獨自來到我們單位，對著護理長破口大罵，把人都罵哭了，理由是「妳不給我面子」。原來那群人是中國來的參訪團，說是學者，但這麼不重感控，不重隱私，真的是學者嗎？柯Ｐ是否有認真確認每個人的身份，就讓助理帶他們進來？更糟糕的是，這麼重視SOP的柯Ｐ，未申報，也未事前知會我們單位，憑什麼要我們放行？然後，加護病房的管制出了這麼大漏洞，你生氣的點竟然是，「不給你面子」？ 這事情後來當然傳到了我們單位的長官耳裡。台大每個外科加護病房單位，會配置兩位主治醫師輪班，而這兩位就是我們的長官。當時值班的女老師，是一位台大很嚴厲（學生私下稱為『太后』，我後來申請台藝研究所的推薦信，正是找她，和婦產科的施景中醫師，一位精神科主任），教學認真，但同時人很好的女醫師（我們每個人都被電得不要不要的，但老師常常會在休息室幫我和值班的學長準備宵夜和早餐）。自己的護理長被罵，而且還是對方無理，老師當然無法接受，便直接找柯Ｐ理論去了。為什麼我之前從沒在臉書提過這事？我承認我之前也對柯Ｐ有所期待的，所以不願去戳破。 回來聊柯Ｐ。眾所皆知，他是台大醫學系第一名（國考第一）畢業的『外科』醫師，而外科醫師的主戰場是哪？絕對是在開刀房。在柯Ｐ那個年代，沒有健保，前幾名的醫學生志願都在外科（跟現在皮膚科，眼科當道不同），尤其，心外，胸外這種開『大刀』的，更是搶破頭（當時還沒有內視鏡手術。以前林靜芸醫師就跟我們分享，她跟丈夫，前台大醫院院長林芳郁醫師畢業後，兩人都走外科，可是她在住院醫師期間懷孕了，加上醫院的重男輕女，她就被『下放』到整形外科，孰不知風水輪流轉，現在整外成了最夯的外科）。 而第一名畢業的柯Ｐ，可以優先選擇，他自然選了外科。那麼為何一位外科醫師，後來沒在主戰場開刀房發光發熱？或許是柯Ｐ也自認為，自己的技術不夠好，不要開刀害人（就像我也決定不從醫一樣）。必須說，柯Ｐ這個決定是良善的，我們以前也跟過一些名醫大Ｐ們的刀，技術真的點點點，只因為他資歷夠久了，加上會社交，跟病人關係好，就一路升上去。不過大家也別太害怕，這樣的人滿少的，大部分我在臺大接觸的老師們真的都很厲害（我爸爸大腸癌也是在臺大開的）。 如果說開刀房是外科醫師的主戰場，那加護病房就是麻醉科的領地。然而一位外科出身的醫師，被放在滿是麻醉科醫師為主的外科加護病房裡，自然是滿滿的不得意。外科思維和麻醉科是非常不同的。對外科來說，就是一和零，我要開刀，就是要把你問題徹底解決，而你往後的生活品質，才是我次要考慮的。但麻醉科，主要是做支持性的治療，控制你的疼痛，以你的生活品質為優先。我曾經遇過一個病人，在開完某大Ｐ的刀後，短短三天，輸了13袋血，台大該血型的血庫因為他而沒有庫存，當時值班的麻醉科主治，跟我們說，「他應該撐不過去」，畢竟看他懨懨一息的樣子，任何人都不覺得有希望。然而幾天後他的主刀外科醫師來，對他在床邊精神喊話，病人的眼神中散發著我從未看過的光芒，他整個人『活』過來了，甚至說服他開第二次刀，只可惜依舊沒能找到出血點，不過至少在一週後我離開該單位，病人都還繼續撐著。 在某個程度上，一位外科醫師被放在加護病房，而非刀房主戰場，那就猶如是在邊疆了，即使你是將軍，但你手下的麻醉科醫師，就彷彿是跟你不同宗不同族的人，某些時候彼此觀點是很難在同一頻率，所以2014年才有傳聞說，柯Ｐ在臺大被排擠。 然而在臺大不得志的柯Ｐ，在媒體這裡得到了另一種光環。頂著台大創傷醫學部主任的名號，外界自然將柯Ｐ捧得高高的，柯Ｐ在醫院的不如意，此時得到了釋放，因為媒體「很喜歡聽他說」。大概是自從2006年邵曉鈴車禍後，柯Ｐ和他的葉克膜團隊一夕之間變得全台知名了。確實以邵曉鈴當時的狀況，是很難救了，然而柯Ｐ推廣的葉克膜卻讓她撐了過來，即便後來留下嚴重後遺症，讓她智力退化，是否值得？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她確實活過來了。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柯Ｐ成了全台神醫，加上媒體對他的提問，他幾乎有問必答，爾後不管是哪個名人明星住院，你去問柯Ｐ，他都會透露，然後，媒體就更愛問他，柯Ｐ就更被民眾認識，享受這份光環。不過台大醫院當然有自己的公關體系和發言人，然而在那之後，柯Ｐ儼然就是台大的發言人了，也確實讓台大感到有些困擾，畢竟，這牽涉到病人隱私。 然後，就是連勝文的槍擊案。在2014年連與柯對擂時，很多人罵連，說柯救了他，他卻恩將仇報。這事情對也不對，柯Ｐ是創傷醫學部主任，連勝文的醫療小組，自然跟他有關，但，連勝文跟邵曉鈴當時狀況不同，連的槍傷並未危及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柯Ｐ不是當時主刀醫師。連勝文後來的開刀與治療，當然是整個醫療團隊的功勞，可是我想，最關鍵的還是當時主刀的醫師吧？然而，2014年市長選舉，當媒體把『連勝文救命恩人』這球做給你柯Ｐ時，你竟然就這麼吃了下來，不去提及整個醫療團隊，甚至不去提及連勝文主刀醫師是誰（連我現在去查wiki都查不到）？不說出實情，跟說謊當然不同，前者並沒有任何錯或犯法，只是給人觀感不佳。我當時當然也很不以為然，但我也沒在臉書評論過這件事，原因是，我也實在很不喜歡連勝文擠下丁丁，選市長。可是我們這些鄉民不去戳破這件事，不代表柯Ｐ你不用去解釋，倘若你那時大器的將功勞歸給團隊，歸給主刀醫師，對你反而是加分的，可是你沒有那麼做。 2014年選舉，我剛好有些朋友分別在柯和連的競選團隊，都是年輕人，但你可以感覺他們的態度不同。幫連勝文的人，多半也對連勝文無感，只是國民黨給的經費和資源多，很多人也不看好連，所以就當來打一份薪水不差的工，「我們只是來工作，但他上不上就與我們無關」。而柯這邊的人很不同，很多人不去計較薪資，而是真心希望柯Ｐ上，常常是一人當兩人用，也可以發現，柯Ｐ2014年的競選團隊，多半是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可是你也會注意到，這些人在柯競選第二任時，幾乎不在了，包括當時為他操盤網路宣傳，為他安排各投開票所監票的小尖兵，現在都紛紛跳出來喊不支持柯Ｐ（以柯現在的標準，這些人也是收了錢的網軍，可是別忘了，他們曾經是為你立下戰績的人）。 在草創時期永遠是最辛苦的，跟著你打天下的這群人，等於在一個未知的未來上下賭注，這些人也是最衷心希望你能闖出頭，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畢竟，要貪利益，去找線上最有資源的政黨即可，何必幫你『個人』，還不確定你未來能不能成功）。然而，在幫助你上位後，卻在四年期間，這些人紛紛走人，這是否意味著你的領導出了問題？而當你已飛黃騰達時才來蹭的人，不能說全部，但多多少少是有些要貪圖你能施予的利益的。 我前面說了，某種程度上，柯Ｐ在醫界當時確實是有些不得志的（要說排擠也可以啦），但不得不說，當他2014決定參選時，醫界還是非常欣喜的，也期待他帶來些改革，希冀他是政壇清流。這情形一直到2018他競選連任時都沒變，我身邊許多醫師友人，老師，捐款給他，我相信他的捐款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醫界。可是為何2019年之後，這些人幾乎都不支持他了？包括我最敬重的施景中老師。 只要曾經在台大待過，或多或少會聽老師們聊起柯Ｐ的一些事，有些好笑的，也有些荒謬的，然而，我只能說，醫界的老師們還是滿仁慈的，或者說，他們仍對柯Ｐ有些期待，所以在柯Ｐ進入政壇，甚至讓大家失望後，依然沒有人跳出來翻出柯Ｐ的過往。而我自己本身對柯Ｐ進入政壇的兩個期待，是希望他對酒駕和健保制度發聲。 大家應該有印象，2013年柯Ｐ的愛徒女醫生遭酒駕撞死的事吧？當時柯Ｐ積極奔走，成立酒駕防治協會。然而在2014年，柯當上市長後，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卻幾乎不再為此事發聲了？就連去年過年孝子被酒駕撞死，行政院長，總統都發聲了，也不見柯的粉專有任何動靜（我只觀察頭一兩天，後續沒追蹤）。或許有人說，酒駕又非首都市長管的，但，外交議題，兩岸議題又豈是台北市長範疇，柯不也頻頻發表意見？在柯的第一任任期，柯Ｐ享受著全台的焦點，幾乎從未有任何政治人物這樣受『所有』媒體，不分藍綠的愛戴，那時候你柯Ｐ要講話，誰不會拿麥克風給你？可是你卻沒趁著這份光環尚在，去為酒駕的事情多做點什麼 而另一個議題，健保，更是沒看到柯Ｐ有去想改變環境。只要在醫界待過，不可能不知道健保制度的問題，健保對全台人民絕對是個最好的福利政策，但不代表它不需要改革。在我在台大實習的時候，應某位老師要求，去試算了健保比例，也才發覺這套制度存有很大的問題。 當時某一個華僑，十幾年來沒回台灣，更沒繳健保費（傳聞他在泰國因吸毒後恍神，引發火災），導致全身80%燒燙傷。他回台灣後，只補繳了幾個月保費，就恢復了健保身份（每年乖乖繳保費，一年又只看一兩次醫生的我們，顯得很蠢）。住在台大醫院一個多月，每天早上要兩到三位醫護人員幫他換藥一個多小時（其他病人約一位實習醫師，十幾分鐘即可換完），期間進開刀房手術三次，住院期間總共花費五十萬台幣，而因為健保，他竟然只需要負擔不到五千元出院費用，也就是不到1%！住在台北市蛋黃區，一間雅房租金也不只五千了，什麼時候我們的醫療服務比最廉價的旅館都不如？當然，他是病人，他不是自願生病，可是這比例也絕對不合理。我相信柯Ｐ對健保制度一定比我更熟，但，他也從未把握他的光芒，去做些什麼改變和聲援。 2018年我也曾跟我爸大吵過（我爸偏綠，我媽那邊家族則是以軍公教為主的鐵藍），他認為柯Ｐ反過來咬民進黨，是背骨，而我認為民進黨這三年做不好，一直抓著柯打很煩。我也曾經為器捐的事，跟一位堅信柯Ｐ有到中國賣器官的護理師吵過。即使我知道柯Ｐ一些事，他稱不上好人，但也絕對不是壞人。那麼為什麼柯給人感覺立場跟四年前不同？等我最後來解釋，先來說說柯給自己貼上的標籤，也是最為人所知道的，他的特質，『台大醫科』和『亞斯伯格』。 說真的，台大是個很大的包袱，又是醫學系（當然，享受的資源也很多。資源？受人關注本身就是資源啊，以柯Ｐ為例，他如果不是台大醫院主任，參選時受到的注意會這麼多嗎？）。例如在朋友聚會自介時，當你說你是清大，成大，大家會「哇」，但你說台大時，得到的反應會更大（我沒有要戰學校，清大成大各大學校都很好，可是也不可否認，各類組第一志願都剛好在台大）。明明只是在講自己學校，但你講「我們成大」，和「我們台大」，後者聽起來就是格外刺耳，彷彿你在『強調』什麼。以至於我連在家，提學校的事，都是用「我們學校」取代「我們台大」，因為連我爸都在吵架時嗆過「你台大了不起？」（自己兒子讀台大，卻被拿來當攻擊點是滿怪的）。 然而柯Ｐ本人倒是完全不避諱，而且一直強調。如果是一個毫無知名度的素人，或新人，需要點話題，可能需要強調自己學歷，但，全台灣有誰不知道柯Ｐ是台大的？而他往往在說話時，很愛去強調「我們醫界都balabala」，台灣政壇，曾經是醫生的並不在少數，可是只有柯Ｐ會在說錯話時，拿整個醫界來幫擋箭牌。一再的強調自己的學歷，也是在樹立高旗，「我跟你們思維不一樣，我比較聰明」，也就可以感覺得出，他言語中流露的傲慢和自戀，跟他不願採納別人意見的特質（可以對照後面形容的亞斯伯格）。 柯Ｐ的另一個大標籤，就是亞斯伯格症。這彷彿是他的免死金牌，每當他說錯話時，他和他的支持者就會用這個病症去為他開脫。要說亞斯伯格，我絕對能來好好說明，因為在我最親的家人中，就有兩位，其中甚至有我打從出生就接觸的人。當然，不是每個亞斯伯格症狀都一樣，就像憂鬱症一樣有個體差異，然而它能被歸類在同一病症，絕對是有某些共同性，所以從我家人身上，也能看到與柯Ｐ類似的狀況。為了個人隱私，我不說明是誰，也很抱歉，為了讓大家了解，我必須舉例說明。 亞斯伯格的人，很常關注在一些小事情上，然後就『黏』住了。上個月才發生一件事，當時我們一家人，開著七人座的廂型車，要去祭拜我媽。小亞斯（我某位亞斯格症的家人），在出發前，我們答應他，會繞去消防局看消防車（他『黏』住的事物，就是各式車子）。然而開車的人忘了，過了紅綠燈，沒右轉，直接往目的地開去。小亞斯提醒了我們跟他的『約定』。一般的孩子，你這時候繞個路，繞去消防局就沒事，可是他無法接受，「車子開回B2，車子開回B2」，他不斷叫嚷著，他沒辦法接受路線不是照他原本的『預期』，所以他要求車子回到原點，也就是開回我們住家大樓的B2停車場，重新出發。就這樣，我們照他的『期待』做了，多花了二十分鐘，開回B2停車場，然後右轉去看消防車。如果你不照做呢？那就是一整個早上的不安寧，因為他『黏』住了。 像柯Ｐ這樣的人，不是不會說謊，而是他們說謊很容易被拆穿，他們難以隱藏情緒，所以當你感覺他在說謊，別懷疑，他十之八九真的在說謊。因此當柯Ｐ『失言』講出那些話時，別懷疑，他是真心這麼想（包括她所有歧視言論也是）。亞斯伯格的人，常會因『黏』在小事情上，而失去耐性，甚至忘了看整個大局（如我上面的例子）。當他在憤怒的情緒時，很抱歉，不管周遭的人在做什麼，都必須停下來，『處理』好他的情緒，在他們的觀點裡，天塌下來的事，都沒有他現在這個情緒重要。說真的，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都說是『症』了啊，你也不會叫一個憂鬱症的人，不要憂鬱吧？某方面來說，亞斯伯格的人自己也很痛苦，那也不是他們願意的，但他們就是很容易『黏』在這些雞毛蒜皮的事，然後情緒也『黏』在這，走不開。例如，我上面說的那個小亞斯，除了車子外，他還愛星星和數字『8』。買滿天星的餅乾給他，其他的樣式你可以吃，但如果星星樣式的你拿走了，他會崩潰一個小時。某次他兩歲的妹妹『誤拿』了星星的吃，他崩潰了，明知道不可能，但他要求妹妹吐還那顆餅乾給他，即使我們拿出其他十幾顆星星樣式的補給他，他也不接受，他只要被妹妹吞下肚的那一顆。 這樣的人，可能很聰明，很有智慧，但絕對不適合當領導人，因為，所有的決策都必須以他的情緒為第一優先考量。而亞斯伯格看事情的『標準』，也不見得與一般人一樣，例如，他可能很討厭煙味，所以覺得抽菸該判刑（我講得比較誇張），但他又覺得偷竊沒什麼，只因為在他的『標準』裡，抽菸是比偷竊更嚴重的罪。不過，我還是自次強調，不管任何病症，都無法完全解釋每個患有此病症的病人的狀況，其中還是有很大的個體差異。 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為何說柯Ｐ自始至終都沒變呢？你從他2014年參政以來就可發現，他的某項『標準』從來沒變過。「說我柯Ｐ壞話的，就是壞人」，這就是柯Ｐ最高的標準，也可以說是民眾黨的圭臬。2014年，國民黨打他打得兇，然後民進黨禮遇他，不提名候選人，所以他覺得你國民黨好壞，民進黨是我友邦，我還幫你立委助選。然後，2018年，民進黨開始打柯，國民黨樂見你鷸蚌相爭，所以柯Ｐ改變了態度，說我壞話的民進黨才是壞人。中共從沒批評過我，所以中共在我眼中也不是壞人了，這就是柯Ｐ的『標準』。這標準是不是很符合我最前面提的，「你不給我面子」的加護病房事件？因此，也不用期待，將來民眾黨內會有持跟柯Ｐ不一樣的聲音，會有持跟黨主席柯Ｐ不一樣意見的人，不然你就是我柯Ｐ眼中的壞人。很幼稚嗎？對，在跟亞斯伯格相處的經驗，我覺得他們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掌握，也相對容易操控，只要你抓對他的『標準』，和讓他『黏』住的是什麼。 還有，別再1450，網軍網軍的叫，我還真沒收到任何政黨的錢和指示。如果不認同你，你就要認為他是收了錢幫敵方陣營做事，我只能說，你會少聽見很多聲音。你可以試試拿錢給我，我一定收，但不會幫你說話，謝謝。 最後補充一點，很多人覺得柯Ｐ第一任市政不錯，為何現在變這樣？就如我說的，他前後兩任身邊走了很多人。當初圍繞在他身邊的人夠強，也真的是衷心為他打拚。而這也是柯Ｐ人格特質最要小心的一點，他的所有政策，會被周遭的人左右（如我前述，說我好話我就覺得你是好人，所以我就採納你的意見）。所以柯Ｐ將來還是有機會成為好市長的，只要圍繞著他的人，心態夠良善，但，他的高度也差不多到這了。

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彭明輝 這是一篇非常有深度的好文章，值得海內外所有中國人（不論你是紅、藍或綠）仔細閱讀！如果你認同，請轉發給你的網友。 Albert 清大 彭明輝 在國民黨的遮掩與扭曲下，我那一個世代的「台灣人」很難了解真正的台灣史；後來，在綠營各路人馬的遮掩與扭曲下，野百合和太陽花世代很難了解另一面的台灣史。 當我看到年輕一代對日據時期的瘋狂愛好時，心裡很悲哀：⬛台灣人似乎永遠脫離不了「認賊作父」的史觀，永遠被愚弄，永遠感謝、崇拜剝削我們的「賊」。 當媒體與大學教授紛紛成為政黨的爪牙時，台灣人永遠只有知的權利，⬛而沒有知的機會。 ⬛"別把日據時期浪漫化" 年輕一代紛紛想要了解被國民黨遮掩掉的歷史，而瘋狂地迷戀跟日據時代有關的故事。在海角七號等一系列「懷日」電影裡，台灣人跟日本人只剩浪漫或淒美的情感，⬛而徹底忘記慰安婦的故事，⬛也忘記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 但是，容我跟你講幾個很簡短的小故事。我媽在日據時代拿到新竹州（桃竹苗）國小畢業考第一名，而成為新竹州畢業生領證代表，⬛日本人群起抗議——台灣人不是「二等國民」，而是「被殖民者」，所以不可以當日本國小畢業生的「領證代表」。 日治時代台灣的治安很好，是的。但是這故事沒講另一半。我爸在日據時代當學徒，因送貨而返店時間較晚，在街上被日本警察毫無理由地懷疑是賊，就被逮進警察局，毒打一頓到皮綻肉開，然後才開始問話，並打電話到店裡求證——⬛台灣人是沒有基本人權的「被殖民者」。 ⬛請你記得這些事實，然後再去看看近年流行的「瘋日據」電影，看看他們多麼歪曲史實，多麼地認賊作父。我沒有要鼓勵仇日，我只希望台灣人可以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 ⬛"被浪漫化的日據史" 我很早以前就聽過社會學界與人類學界的說法：日本人比國民黨更認真地建設台灣，日據時代的台灣遠比中國更進步，日據時代的台灣有很多項目甚至比日本本國更進步。我不否認這些事件，但是很難認同這個「史觀」。 日據時代的台灣是全球熱帶流行病學最出色的地方，或許是事實，但是動機呢？我相信是因為日本處心積慮地要進犯中南半島，因此他需要研究熱帶流行病學，而「熱帶流行病學研究中心」當然不適合設在酷冷或溫帶的北海道與東京。 日據時代台灣有好幾個城市的都計規劃水準遠超過日本本土（譬如台中市）。或許這也是事實，⬛但是原因呢？盡管日本政府從明治維新就開始積極引進西方的學術、技術與制度，但是日本民間的既得勢力一直都排斥自行流洋的學生（政府派出國考察者例外），因此很多留歐的建築師與都市規劃專家在日本本國被排擠或找不到發揮機會，只好到台灣來發揮，不是因為「愛台灣」。 "日本積極地建設台灣的農業、礦業與經濟" 是的，但是你聽說過這個俗諺嗎：「第一憨（傻），種甘蔗去給會社（株式會社）磅。」——國民黨以「肥料換穀」、「青果合作社」等手段剝削農村應得的經濟回報，其手段與日本如出一轍，甚至可以說是「以日為師」。 日本建設台灣，⬛是把台灣當標準的殖民地去建設，⬛目的不是「平等對待台灣人」，而是把台灣當作「香蕉共和國」一樣地供養日本，⬛支持日本去侵略中國與東南亞——⬛台灣是日本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我爸媽都對「外省人」心結甚深，也都常講日語，⬛但是他們從來不曾說「日據時代我很幸福」，更從沒跟我說過「我是日本人」。我媽倒是跟我講過：她跟日據時代的老師通信（用日文），老師很得意地拿給他身邊的日本人看，並說：「你看，這是我在台灣教出來的學生。」 上面這一句話什麼意思？在日本人的心裡，⬛台灣人就不是日本人！ ⬛「日本人李登輝」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念頭。台灣人是不可能跟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所以不可能有「日本人李登輝」，「日本人李登輝」只存在於幻想或妄想的世界，而不可能存在於現實世界，所以光復之初才會有全省同胞歡天喜地地到碼頭迎接國軍這樣的事。 ⬛ " 誰在殘害當今的年輕人?" 我爸討厭外省人，因為他在法院工作的數十年內老是受到外省同事的欺負。不過，⬛他一輩子銘記在心並每年去探候的恩人也是外省人。我外祖父原本富甲一方，卻因三七五減租而家道中落，所以我媽討厭外省人，但她也沒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外省人中有好人，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就是全新竹人敬重至今的外省人。反過來說，⬛本省人中有漢奸與台奸，他們危害台灣之慘烈，猶遠遠超過外省人。 我爸媽曾告訴我們，今天台灣最著名的十大本省家族有哪些人是日據時代當漢奸，而得到日本政府經商的特許權，從而發跡致富；又有哪些家族在蔣氏王朝裡利用特許權來擴張財富。 外省權貴令人不恥與厭惡，⬛「本省」權貴又好到哪裡？⬛解嚴之後「專業退位」與「黑金政治」傳聞甚囂塵上，使得黑道勢力大舉進入農會、漁會、地方議會與國會，其危害台灣政治與經濟發展之深，至今猶深入骨髓而難以治療。 ⬛陳水扁當權期間，各種綠營的新舊權貴以「小蝦米吃大鯨魚」之姿侵佔公股銀行，⬛趁著WTO逼迫台灣，「公營事業私有化」的過程「賤賣國產」，以及通過「股票分紅費用化」和「內線交易」的模式，進一步癱瘓台灣產業界「優勝劣敗，多元競爭」的市場機制。這些作為不但是貪污，甚至更扭曲了台灣的產業發展路徑，⬛毒害台灣的產業體質，⬛導致今天台灣經濟疲軟無力，全台灣人看不到未來。其為害，遠遠超過蔣氏王朝。 自從解嚴以來，⬛綠營奸商、權貴與政治人物相互勾搭成一個權勢龐大的集團，集媒體、金融、房地產、新興科技產業於一爐，⬛以媒體的扭曲報導、名嘴的巧辯歪曲和網軍的力量愚弄選民和無知的大學教授（包括很多形象良好的綠營教授），以便從房地產、金融、行政院國發基金的補助、扭曲的產業政策等各種手段，侵佔國產，榨乾政府的錢，更無法無天地炒作房地產。 平心而論，⬛蔣氏王朝對台灣人的傷害是一時的，隨著他們的逝去而煙消雲散；⬛解嚴以後綠營政治人物、教授、奸商、權貴對台灣的傷害，卻是與時俱增，禍害無窮。 今天台灣的非典就業已經高居就業者的7%，幾乎都集中在年輕人；此外，全台灣除極少數人之外都深受高房價之害。這兩條大罪，⬛完全跟蔣氏王朝無關，⬛全部是解嚴以後綠營政治人物與教授縱容（甚至勾結）奸商、權貴的結果。 可悲的是，許多年輕人卻誤把這些奸商、權貴、爛政治人物當作偶像，誤把殘害自己的賊人當恩人，這不也是另一種「認賊作父」？ "坦然面對自己的歷史" 柏林有猶太博物館，因為德國人願意面對醜陋的歷史；波蘭把最血腥的Auschwitz集中營改建成博物館，⬛因為他們願意面對自己曾經既被納粹蹂躪又曾協助迫害猶太人的歷史。 人必須坦然面對自己過去所有的歷史，⬛不被仇恨蒙蔽地面對過去所有的歷史。 然而，蔣氏王朝遮掩了一部分台灣的歷史，⬛解嚴以後的綠營教授和媒體則以另一種手段扭曲、遮掩了台灣的另一部分歷史。 先是為了「去中國化」，而故意美化日據來醜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接著，年輕一代因為「去中國化」，⬛竟然把一切「非中國」的東西都當作台灣史的珍貴過去，肆意美化而歪曲日據時代的事實。綠營老是把政治、文化與血統三個問題混為一談，搞到最後，年輕人根本就不認識真正的台灣和自己的血脈、文化。 ⬛絕大部分「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是漢人和平埔族（原住民）的後代，我們不該否認自己血液中的漢人成分。⬛「撿骨」的風俗反應的是（國民黨治台以前）台灣人都自認為故鄉在中國的事實（鍾理和就曾把大陸當「原鄉」），我們也無法否認我們使用漢文，深受漢文化影響的事實（而且漢文化確實是值得我們珍惜與傳承的可貴人類文化）。 我們不該美化國民黨治台史，我們可以在政治上主張台灣獨立，卻不該因而否認我們血液中和文化中的漢元素。 我們是不該否認日本建設台灣的事實，但同樣地也不該忘記我們是被當作殖民地的事實。 一味排中、反中與去中的結果，年輕人搞不清楚自己血液與文化中的漢元素，甚至還把日據時代美化、浪漫化。這真的是我們所要的「台灣史觀」？ "被埋葬掉的「後解嚴台灣史」" 綠營為了激勵年輕一代的仇中意識，來滿足自己對外省人的仇恨，或者作為選戰中廉價地賺取選票的噁心手段，⬛不但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許多大學教授都被愚弄而不自知，甚至甘為犬馬供人役使。 解嚴後，綠營媒體變成「本土」政治人物鞏固政治勢力的關鍵工具，他們用扭曲的報導來跟本土政治人物交換炒地皮等牟取暴利的手段；⬛當綠營官商勾結以侵吞公營銀行、賤買國產時，⬛他們也以扭曲的報導、以偏概全的攻擊等手段，為本土政治人物的貪污腐敗遮掩，至於換取到的是什麼利益，一般人更加難以耳聞。 當年輕世代把綠營政治人物不分賢愚不肖地當英雄崇拜時，我很心痛；當綠營大學教授跟我說：「民進黨沒有黨產，所以不會貪污」時，我更為他們的幼稚感到痛心。 一位年輕人看完我寫的「了解時事與政治人物的幾個要領：一個教案」後，義憤填膺地寫信來譴責學術界沒有盡責協助台灣大眾釐清真實的台灣史，並且欣慰地寫下幾位「有良心」的「學者」，而我卻發現這份名單裡至少有一半是「深綠教授」——這些人觀點偏頗， ⬛只會挖藍營的瘡疤，而不願意客觀地看見綠營的醜陋，因此只能阿為「教授」，而沒被稱為「學者」。 ⬛當媒體與大學教授偏頗到這種程度時，⬛要期待綠營粉絲的年輕世代去了解台灣史，⬛恐怕永不可能。而在綠營教授不顧一切地去中與排中之下，⬛年輕世代難道真的要學「日本人李登輝」一樣地去歌頌日據時代？ '結語' 國民黨開始走入歷史，這是咎由自取。但是，⬛如果台灣人不去認識解嚴以來綠營政治人物、媒體、名嘴、教授、奸商、權貴如何相互勾結魚肉台灣人，⬛則台灣將永遠走不出經濟與政治的黑暗期。 清大 彭明輝 老編西歪

《落花生的女兒 》 ---梁淑珍 撰文 「不相信愛情，不談戀愛，結婚三十多年不生孩子，做一對合作夫妻。我生活在動盪的歲月，被時代的浪潮從高山捲入海底：國家幹部變成了鐵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給了目不識丁的老農，其間的艱辛曲折、酸甜苦辣，稱得上傳奇⋯。」 這是許燕吉女士在回憶錄《我是落花生的女兒》一書中的一段話，直白地總結了自己可泣的人生，她以近百年的人生體驗， 告訴你一個真實得近乎殘酷的 20 世紀中國史。同時也讓讀者窺視了中國共產黨文革時代 至暗的時刻，而許燕吉就是那個激盪時代的縮影。 許燕吉祖父～許南英中過舉人，派至台灣當官，父親～許地山生於台灣台南。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後，許地山隨家人遷回福建龍溪落籍。 1917 年考入燕京大學，五四運動時辦 「新社會」刊物。畢業後先至英國牛津大學獲碩士學位，回國途中短期逗留印度，研究梵 文及佛學。 後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宗敎史。1927 年起任教於燕京大學，並在北京和 清華大學授課。 許地山一生創作，以閩、台、粤和東南亞、印度為背景。他有一篇很出名的散文～《落花生》，文章作者筆名也是「落花生」，入選了小學國語課本。 這篇《落花生》文章圍繞「種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論花生 」而寫，是一幅令人神往、充滿著溫馨的闔家歡樂圖；這裏有母親的慈愛、嚴父的期盼、兄姊弟的手足之情，真實記錄了作者小時候的一次家庭活動。這篇文章陪伴了台海兩岸幾代人的成長： 《落花生》許地山 著 我們家的後院有半畝空地，母親説：「讓它荒著怪可惜的，你們那麼愛吃花生，就開闢出來種花生 吧！」我們姐弟幾個都很高興，買種，翻地，播種，澆水，施肥，没過幾個月，居然收穫了。 母親説：「今晚我們過一個收穫節，請你們父親也來嘗嘗我們的落花生，好不好？」 母親把花生做成了好幾樣食品，還吩咐就在後園的茅草亭過這個節。晚上天色不太好，可是父親也來了，實在很難得。 父親説：「你們愛吃花生麼？」我們爭著回答：「愛！」「誰能把花生的好處説出來？」姊姊説：「花生的 味兒美。」哥哥説：「花生可以榨油。」我説：「花生的價錢便宜，誰都可以買來吃，都喜歡吃。這 就是它的好處。」 父親説：「花生的好處很多，有一樣最可貴：它的果實埋在地裏，不像桃子、石榴、蘋果那樣，把鮮紅嫩綠的果實高高地掛在枝頭上，使人一見，就生愛慕之心。你們看它矮矮地長在地上，等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來它有沒有果實？必須挖起來才知道。」 我們都説：「是。」母親也點點頭。父親接下去説：「所以你們要像花生一樣，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 用。」我説：「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 父親説：「對，這是我對你們的希望。」 我們談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親的話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文章主旨由「我」領悟出：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花生深埋在土中，以 自己的「犠牲」而使自己有用。借物喻人，揭示了花生不圖虛名，默默奉獻的品格。提醒我們看到樹上漂亮的果實，也要看看下面那些不甚好看的根。 許燕吉曾有過幸福快樂的童年。1933 年生於北京故取名「燕」，「吉」沖晦氣也。 1935 年，許地山受胡適推薦，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是著名才女張愛玲的恩師。那時候許燕吉三歲， 一家人在香港，生活很優渥，住在一幢兩層小樓上，一樓租給英國人做生意，家裏有一部轎車，父親不會開車，車子都是母親開的。這樣的生活在一個戰亂的時代，雖然美好，但也難以持久。 1941 年，許地山因心臟病不幸猝死。在香港大學為他舉行的葬禮，宋慶齢第一個送來了花圈，那時許燕吉才八歲。 接著而來災禍不斷，日本人佔據了香港。母親帶著一家人逃亡， 一路輾轉廣西、貴州、四川，最後才逃至南京。許燕吉在父親生前好友的幇助下，進入南京明德女中就讀，哥哥周仲苓就讀弘光中學。哥哥姓周，是從母姓，因外公家無男丁。 1950 年代初，許燕吉考上了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上大二那年，和同學吳富融談上了戀愛。經過黨組織同意後，兩人於 1955 年畢業後結婚，許燕吉也順利地分配到了工作。這對許 燕吉來説，是個好的開端；書讀完了，人也嫁了，工作也有了。 不幸，1958 年，共產黨在全中國如雪崩似的，展開了反右運動，許燕吉被打為右派，開除公職。 那時許多人都莫名其妙地被扯上了右派的關係，尤其像許燕吉這種「多嘴」的人，她心直口快是出於父親的性格。「我父親如果活到現在，也肯定沒好日子過。⋯要麽，他閉嘴；要麼，蹲監獄！」 許燕吉被逮捕時，她已懷有身孕。肚子裏的孩子還未出生，就胎死腹中，得知是一個女孩，許燕吉想看一眼，但醫生勸她別看，以免留下陰影。「假如當時知道：她是我唯一的孩子，無 論如何，我都要看看她的。」因為此後她這一生，再也沒生下過孩子了。 同年，許燕吉被判有期 6 年，管制 5 年。入獄後兩個月，許燕吉收到一張夫婿吳富融的訴狀紙，訴吿目的是離婚。短短一年，經歷入獄，孩子夭折，丈夫提出離婚，彷彿人生所有的苦難，都一次劈頭蓋臉向許燕吉砸來，毫無準備，就跌入了萬丈深淵。 第二天，許燕吉一字一淚寫了一封長信給吳富融，求他念惜夫妻三年來感情融洽，不要跟她離婚，倘若他日出獄，她會用一生來報答他。 人生到了最艱難的時候，怎樣都是求人。「我就像個無助的溺水者，救助爛泥塘邊的一棵小草，想挽回還有溫度的愛情，想留住和社會 的聯繫⋯」判決下來，離婚核准。 60 年初，大飢荒吞噬了整個中國大陸，赤地千里，餓殍遍野。許燕吉曾對著一塊發黑有毒的紅薯，瞪了五分鐘，難以下口，後來還是吃了。 在獄中，許燕吉與妓女做朋友，她也認為 殺人犯不是那麼壞。 1969 結束了長達 11 年的監獄生涯，接著中蘇「珍寶島」事件爆發，全國進入戰備狀態。許燕吉被疏散到河北一個貧困的小山村裏。她拼命幹著又苦又累的農活，卻依然無法果腹。 她實在撐不下去了，決定千里尋兄，投奔了 17 年未見的哥哥。周仲苓在陝西眉縣馬場工作， 同樣被管制，已經 40 多歲了，仍是獨身。自顧不暇，想幫妹妹卻有心無力。為了討口飯吃，許燕吉最後聽從哥哥的建議～「嫁人」，因為那是唯一的活路！ 村裡聽説有個外地姑娘要嫁人，村裏的光棍都跑來相親，後來知道背景有問題，全都嚇跑了。只剩下個大許燕吉十歲，目不識丁，叫魏兆慶的農夫，家裡還有一個九歲的兒子。 婚前，兩人有段談判對話： 「我成分不好，嫁到你家，你兒子將來參軍招工都有麻煩，希望你慎重考慮⋯」 「參軍招工不重要，我就這麼一個兒子，我還指望他留在身邊養老呢！」 「我不會做飯，不會針缐活，你可不要嫌棄。」 「不要緊，你只要照顧好兒子就行！」 「你蹲著吃飯，我得坐著吃飯，你可別叫我跟你一樣蹲著吃。」 許燕吉出嫁前，哥哥周仲苓極其煎熬；他無法想像妹妹一個讀過大學的知識份子，要嫁給一個目不識丁的老農。「生活在我們那個年代的人，説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歷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如同摔碎在地上的泥娃娃，黏都黏不起來。」 向來不喜歡哭泣的許燕吉，承認在嫁魏兆慶前夕，她流下了眼淚！也許在許燕吉心中，她要吶喊：「為什麼時光不能停留在那一天，爸爸不要走！我也永遠不要長大⋯。」 就這樣子，在魏兆慶旱煙袋的烤味中，許燕吉成了黃土高原上道道地地的農婦，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許燕吉形容她的人生命運如「擰麻花」；「本來兩條平順的麵粉條卻被扭曲 放下油鍋，我看見的處處都是悲劇，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為這就是命運！」 魏兆慶有什麼好吃的總是留給她，許燕吉又把好吃的悄悄地塞給了孩子，後來孩子也願意喊她「媽媽」。1978 年，兒子魏忠科剛上高中，老師批改他的作業時，發現他的英語底子不簡單，一問之下，知道是媽媽敎的。老師意識到農村不可能會有懂英語的農婦，若有的話，肯定是知識份子。於是申報上級，1979 年，許燕吉在嫁給魏老八年後被平反。 1981 還職南京，許燕吉身份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留在鄉下的丈夫成了親朋好友討論的對象。大家催促她趕緊結束這場荒謬的婚姻。「給他一筆錢，離了吧！」幾個月後 ，許燕吉回陝西，村子裏的人以為她回來辦離婚。沒想到她卻拉著魏老頭來到了南京，辦了 戶口。 一個是名人，忙著接客；一個則喜歡蹲在馬路邊，抽著旱烟，看著汽車跑來跑去。許燕吉認為：我們文化水平有高低，而人格標準是一致的。我當初被踹了一腳，現在我不能傷他的心啊！兒子魏忠科大學畢業，成家之後，也到南京媽媽處落籍。許燕吉説：我的家庭是我努力經營，爭取來的。 許燕吉幫魏老找了個傳達室的工作，一個星期不到，因為不識字，無法幹下去，只好回家裏蹲。許燕吉也不在意，後來又幫他在農科會，找到一份養羊的工作，魏兆慶養了一百多隻肥羊，有多開心就不提了！ 這對真情風雨三十多年的老夫妻，晚年時，你為我打水，我為你穿衣，平淡中流露著關愛。 2004 年，許燕吉的大學同學召集畢業 50 周年同學會。為了避免前夫吳富融怕見她的尷尬場面，她還特意打電話給吳富融：「有聚會你就來，不要躲著我，別人還以為我給你壓力。」吳富融出席了同學會，贈送同學們自己出版的詩集，也給許燕吉送了一本，扉頁上寫著:「許燕吉老同學指正」許燕吉當場在紙上，回了一首小詩： 五十流年似水， 萬千恩怨已灰。 萍聚何需多諱， 鳥散音影無回。 2006 年，魏兆慶過世，許燕吉開始拿起筆來，細敍滄桑，記數流年；寫下了《我是落花生的女兒》，這是一本沒有「王公將相」，也沒有「英雄美人」，更沒有「春秋大義」的書；卻是一 本令人唏噓不已，刻骨銘心的回憶録。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飄零史；為一個民族百年史提供了無可替代的注腳。 許燕吉曾説：「父親養育我只有八年，而他給我的精神財富，讓我享用終身。」許燕吉 81 歲生日那天，平靜安祥地結束了她傳奇的一生。遵照她的意願，後事從簡，遺體捐贈醫學。她用自己最後的一份力量，再次堅守父親的教導，發輝「落花生」精神：要做個有用的人。 文革時，紅衛兵迫害善良，摧殘人性，誅殺千萬，造成許燕吉坎坎坷坷的一生。可貴的是：她並沒有把她經歷的痛苦，變成摧殘自己的枷鎖；反而把她一生的苦楚，變成了一種「財富」；勇敢地向世人宣告：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不可以在中國社會再次發生！ 謹藉此文，我們向許燕吉女士，致上最高的敬意！